在中国，没有真正的“信”而“从”，只有“怕”与“利用”，最多的是“做戏的虚无党”，所谓“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是写尽了中国的特点的，这是一个“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
和《示众》不同：《孔乙己》是有故事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由谁来讲这个故事？也就是选择谁做“叙述者”？这是每一个作者在写作时都要认真考虑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孔乙己的故事，可以由哪些人来讲？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孔乙己自己讲，作者直接出面讲，或者由咸亨酒店的掌柜、酒客来讲；但出乎意料，作者却选了一个酒店的“小伙计”（“我”）来讲故事。——这是为什么？
这显然与他的追求、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有关系。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小说中的一段叙述：孔乙己被丁举人吊起来拷打，以致被打断了腿，这自然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它血淋淋地揭示了爬上高位的丁举人的残酷与仍处于社会底层的孔乙己的不幸，一般作者都会借此大做文章，从正面进行渲染；但鲁迅是怎么写的呢？——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鲁迅着意通过酒客与掌柜的议论来叙述这个故事，这是为什么呢？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侧面描写”的写作技巧，而是表明，鲁迅所关注的不仅是孔乙己横遭迫害的不幸，他更为重视的是人们对孔乙己的不幸的态度和反应。掌柜就像听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再追问：“后来怎么样？”“后来呢？”“打折了怎样呢？”没有半点同情，只是一味追求刺激。酒客呢，轻描淡写地讲着一个与己无关的新闻，还不忘谴责被害者“发昏”，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谁晓得？许是死了”，没有人关心孔乙己的生与死。在这里，掌柜与酒客所扮演的正是《示众》里的“看客”的角色：他们是把“孔乙己被吊起来打折了腿”当作一出“戏”来“看”的。孔乙己的不幸中的血腥味就在这些看客的冷漠的谈论中消解了：这正是鲁迅最感痛心的。
这背后仍是一个“看＼被看”的模式。鲁迅把他的描写的重心放在掌柜与酒客如何“看”孔乙己。于是，我们注意到小说始终贯穿一个“笑”字——
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
……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孔乙己已经失去了一个“人”的独立价值，在人们心目中他是可有可无的，他的生命的惟一价值，就是成为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甚至他的不幸也只是成为人们的谈资。——这正是鲁迅对孔乙己的悲剧的独特认识与把握。
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当我们看到孔乙己“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时，是不能不感到心灵的震撼的。并且不禁要想：究竟是谁“杀死”了他？——鲁迅在同时期写的杂文中，正是这样写道：中国的看客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但鲁迅还要进一步追问：孔乙己是怎样“看”自己的呢？于是，我们又注意到这一句介绍：“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孔乙己不肯脱下“长衫”是因为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面对酒客的嘲笑，他争辩说：“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并大谈“君子固穷”，也就是说，他要强调自己是“读书人”，是有身份的人，是国家、社会不可缺少的“君子”。鲁迅于是发现了：孔乙己的自我评价与前述社会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也即孔乙己的实际地位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鲁迅看来，这也是孔乙己的悲剧所在。而我们却要问：这样的悲剧难道仅仅属于孔乙己一个人吗？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鲁迅为什么要选择“小伙计”作为叙述者。小伙计的特殊性在于，他既是酒店的一个在场者，又是一个旁观者；他可以同时把“被看者”（孔乙己）与“看客”（掌柜与酒客）作为观察与描写的对象，可以同时叙述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掌柜与酒客的残酷与麻木。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孔乙己被掌柜、酒客与小伙计（叙述者）看，掌柜、酒客又被小伙计看。
但进一步细读小说，我们又发现了小伙计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他与孔乙己、掌柜、酒客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他的角色的相应变化。开始，他确实是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但随着不断“附和着笑”（这是掌柜允许，甚至鼓励的），他的内心自我感觉与对孔乙己的态度，就逐渐发生了变化，终于出现了小伙计与孔乙己的这场对话：孔乙己既想在孩子面前炫耀一番，以获得些许慰藉，又不无好意地要教小伙计识字；而小伙计呢，开始心里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继而“懒懒的答他”，最后“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这位天真的小伙计就这样被酒客和掌柜同化，最终成为“看客”中的一个成员。——这也是小伙计自身的悲剧。于是，我们发现：在小伙计的背后，还有一个“隐含作者”在“看”，不仅冷眼“看”看客怎样看孔乙己，而且冷眼“看”小伙计怎样看孔乙己和看客，构成了对小伙计与掌柜、酒客的双重否定与嘲讽。
同时发现的是，我们读者自己，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自身立场、态度、情感的变化：开始，我们认同于叙述者，对孔乙己的命运采取有距离的旁观的态度；随着叙述的展开，隐含作者，他的眼光、情感逐渐显现、渗透，我们读者就逐渐与叙述者拉开距离，而靠拢、认同隐含作者，从孔乙己的可笑中发现了内在的悲剧，不但对掌柜、酒客，而且对小伙计的叙述也持批判、怀疑的态度，引起更深远的思考，甚至自我反省：我怎样看待生活中他人的不幸？我是不是也像小伙计这样逐渐被“看客”同化？——这也正是鲁迅的目的。
如果说，《示众》的“看＼被看”的模式相对明晰、简略，那么，在《孔乙己》里，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结构：先是孔乙己和掌柜、酒客之间，也即“小说人物”之间的“看＼被看”；再是“叙述者”（小伙计）与小说人物（孔乙己、掌柜、酒客）之间的“看＼被看”；最后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看＼被看”。实际上，“读者”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又形成与隐含作者、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看＼被看”。在这样的多层结构中，同时展现着孔乙己、酒客与掌柜、小伙计三种不同形态的人生悲喜剧，互相纠结、渗透、影响、撞击。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处于如此复杂的关系中，就产生了繁复而丰富的情感与美感。但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全篇的文字却极其简洁，叙述十分舒展，毫无逼促之感。——鲁迅自己也说，他喜欢这篇小说，就因为它“从容不迫”。这样寓“繁复”于“简洁”之中，寓“紧张”于“从容”之中，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
我们还想强调一点：《孔乙己》所提供的是“看＼被看”模式的一种类型，其特点是处于“被看”地位的是下层社会的不幸的人，这是鲁迅最为关注的，他说过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看客”现象正是这“病态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加深了不幸者的“病苦”，这就自然成为鲁迅表现下层人民不幸命运的小说的重要内容。《孔乙己》之外，还有《祝福》、《阿Ｑ正传》诸篇。这里再略说几句。
请读《祝福》里的这段描写：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人们如何反应呢？
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这些乡下老女人“特意寻来”，与《示众》里的胖小孩、胖大汉们赶去看白背心一样，都是“看客”，是在无聊的生活中来寻求刺激的。请注意“故事”这两个字：她们根本不关心祥林嫂的不幸，不去体察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内心的痛苦，尽管她们自己也是母亲，但她们已经麻木了，现在需要的是把他人的不幸当作供消遣的“故事”来听，径直说，她们是来“看戏”的：一面将祥林嫂痛苦的叙说、呜咽，都当作演戏来鉴赏；一面自己也演起戏来：“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又“叹息一番”，其实就是表演“同情心”，以获得自我崇高感，终于“满足”地去了：她们本也是不幸的人，也有自己的真实的痛苦，但已在鉴赏他人的痛苦的过程中得到宣泄、转移，以致遗忘，那无聊的生活也就借此维持下去，在“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的不死不活的状态下苟活偷生。但她们也还在“纷纷的评论”着，要充分地“利用”祥林嫂的不幸，做鲁迅所说的“饭后的谈资”。如果可利用的价值也丧失了呢？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与文字——
……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
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这里有一种真正的残酷。
在《阿Ｑ正传》的结尾，我们又看到了这样一个令人恐怖的“示众”场面——
阿Ｑ被抬上了一辆没有篷的车，……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
……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马蚁似的人……
“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阿Ｑ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看＼被看”的模式在这里已经转化为“吃＼被吃”的模式，而后者正是前者的实质。
被看客的“眼睛们”咀嚼着灵魂的，岂止是阿Ｑ、祥林嫂、孔乙己，连鲁迅自己，以及我们读者也在内……
“救命！……”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有一系列的概括与发挥。他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这里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坚定的信仰，“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对于所想与所说、所写，都“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鲁迅说“玩玩笑笑，寻开心”这几个字“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因此，在中国，没有真正的“信”而“从”，只有“怕”与“利用”，最多的是“做戏的虚无党”，所谓“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是写尽了中国的特点的，这是一个“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不但自己做戏，也把别人的言说与作为都看做做戏。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游戏场，大剧场”，一切真实的思想与话语一旦落入其中，就都变成了供看客鉴赏的“表演”。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反复描写的“看客”现象，就是一种全民族的“演戏”与“看戏”。这样的全民表演，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消解力量：下层人民（祥林嫂、孔乙己们）真实的痛苦，有理想、有追求的改革者、精神界战士（夏瑜们）真诚的努力与崇高的牺牲，都在“被看”的过程中，变成哈哈一笑。正是这全民的狂欢，“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得以继续排下去，“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这些“看客”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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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理群。来源：节选自《鲁迅作品十五讲》第三讲（二）。责编：畢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