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给刘日新打电话,我问他身体状况,他说不好,但重点是说憋不住小便,不能出门等,我没有太在意。看到李甲才的文章,才知道他已经离我们而去!
刘日新主编《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
我早就听说老刘写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文章,但是,真正认识是一次讨论会,在一起吃住了几天。以后他把写的书寄给我,我不时也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比我大几岁,从年龄上讲是我的兄长;从学历看,我们都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专业的先后同学,我上本科时,他就是研究生了,也是我的学长。我以有这样的兄长、学长而自豪!我们都是毛泽东主义哺育下成长的。
当修正主义集团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时,祖国大地刮起了否定计划经济的妖风,狂风大作,风沙弥漫,刘日新挺身而出,高举计划经济优越性的大旗,傲然挺立,他是勇士!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邪说出现时,我国的官方舆论一片赞扬,有人还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刘日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明确指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他是战士!
在一些权高位重的大人物说毛泽东时期我国经济存在严重问题时,刘日新用准确的事实和数据,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谰言,澄清了事实,证实了毛泽东时期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刘日新是马列毛主义的经济学家,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我为有这样的好兄长、学长而骄傲!放心地去吧,会有更多的年轻同志,在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下,在马列毛主义哺育下不断成长,祖国大地必将再次高高飘扬起马列毛主义的红旗!
刘日新,1929年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现为涟源县)。中国人民大学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在国家计委工作四十年,参与过起草国民经济发展和计划体制改革文件,写过大量理论文章,对国家经济建设提过若干建议,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多次表扬。曾应邀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务院办公厅专题汇报过研究心得,在有关部委及省市,多所大学讲过课、作过报告。参加过中日、中美经济研讨会。职称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祖孙三代赤心革命
祖父刘立堂是个贫农,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运动兴起时被推选为乡农民协会会长;父亲刘丘文是个穷苦知识分子,是乡农会的秘书。他们带领当地的农民打土豪劣绅。刘丘文抗日战争初期,在陕西榆林曾运用《鬼谷子》《六韬》《三略》等兵法,写了《抗日战略策略》小册子,1938年冬寄呈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竟亲笔回信:
丘文先生:去冬接获手教,并得大著,深感盛意。……先生深研韬略,曷胜欣佩,已将原著交付此间军事机关研究。俟有心得,当进而请益。专覆。顺颂道安!
毛泽东上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
当地国民党政府以通匪罪将刘丘文逮捕入狱,关了一年多。以后他设法逃跑至绥德王震同志处,把毛主席给他的信请王震看了。王震领他到延安见毛主席,毛主席在枣园接见了他。刘丘文说:“对兵法我才懂一点皮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韬略才博大精深,我要拜毛主席为师!”毛主席说:“你这个学生,我收下了。”从此他参加了革命,进了延安大学,参加了大生产运动。
刘日新在家乡村子里上初小,因为穷,没钱到外地去上高小,辍过学。经过补习,考上了全县最好的湘乡县立初级中学。一年级时,因交不起饭费,训育主任让他们穷学生排队站在食堂里,看着交了钱的同学吃饭。这对他是个莫大的刺激。他于是发愤读书,终于考上了不交学费、全省最好的湖南第一师范。
在湖南一师的三年,是决定他人生命运的时期。这里是毛主席的母校,毛主席的同班同学周世钊、一师附小的同事魏先朴(曾两次任一师校长)是他们的语文老师。还有李淑一老师,经常给他们讲毛主席当年在一师的故事。刘日新受这些革命传统教育的影响,走上人生的正确道路。当时,他们正十几二十年华,曾发问:人为什么活着?人活几十年,到底要干点什么?有的说,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不流芳百世,便遗臭万年,才有意义。有的说,理想不要太高,还是做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一师毕业,当个好小学教师,教育救国嘛!听了老师讲毛主席的故事,许多人觉得还是学校友毛主席,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艰苦卓绝地干革命,从江西打到陕北,现在又要解放全中国了,为老百姓打天下,人生的价值没有比这更伟大、更有意义的了。于是他们组织社团“改造社”,看进步书籍,如《新民主主义论》等,还向苏联大使馆索要材料。这些书和材料学校不让看,就打着手电在被窝里看。他们还经常开讨论会,交流读书心得。大家还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等歌曲。
他刚入一师,叔叔向他透露,父亲向往共产党,到延安干革命去了。叔叔提醒他在政治上不要走偏了。其实,那时他已看清了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充满了仇恨。
在一师,他们也学毛主席“野蛮其身体”,经常打篮排球,爬岳麓山,登爱晚亭,下桔子洲,到湘江游泳。经过锻炼,体质有所增强。
1949年5月,他们即将毕业。当时白崇禧坐镇长沙,学生地下组织布置护校,迎接解放。同学们有点耐不住了,说与其坐等解放,不如拿起枪杆子早日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他们决定去宁乡,找地下党领导的姜亚勋游击队。于是刘日新陪宁乡同学周宇清去他老家,找到了姜亚勋部队,返回长沙,率领约20个同学,乔装打扮,到宁乡参加了游击队。在政治部下成立巡回宣传队,向群众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刷标语、印传单、唱歌、演戏。解放后,游击队的领导许多进了省委,有的当了省长,姜亚勋也当了水利厅长。
刘日新著
2003年底,刘日新写完《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回湖南重游岳麓山,在山下远望一师旧址,赋诗一首:
旧地重游岳麓来,一师培育栋梁材。了却文章天下事,暮年又上赫曦台。
此诗收入第一师范编的《湖南一师颂》,与毛主席、周谷城、周世钊等人的诗并列于一书。
毛主席给刘日新父亲的信(抄件)
刻苦研读打好基础
湖南解放后,刘日新的父亲从北京中财委写信回家。年末刘日新和叔叔即匆匆来京,在首都过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父亲说:“我离家时,你才七八岁,现在已经是二十岁的青年了。你们现在来到党中央所在地,是毛主席、共产党给我们家带来的幸福,我们都要热爱毛主席,他太伟大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1950年初,刘日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被编入经济系。
第三次中日经济研讨会留影(前排左三为刘日新)
1952年转到计划系,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1954年本科毕业,组织上要他留校读研究生,到1957年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在人大共学习八年,打下较好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他被评为模范生,校长吴玉章命令授予奖状。吴老请朱德总司令授奖,奖给刘日新一大摞马恩列斯毛著作。
审时度势推动前进
1957年刘日新调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后,在第一线工作了近四十年。20世纪60年代起,参与起草五年计划、年度计划和专项规划等文件,并在报刊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
1961年,在大跃进以后,农业经过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制度变化后,在社科院《经济研究》发表关于改进当前农业计划制度的文章。1963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探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文章。文章提出农业现代化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主要是人多地少,耕作制度复杂,集体所有制经济力量薄弱,不能照搬苏联或美国模式。农业“四化”(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要贯彻多快好省,注意经济效果。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看到此文,在中央领导小范围内对作者给予高度评价,寄予厚望。
1984年,改革向城市推进,城市改革到底怎么改?各部门议论纷纷,拿不定主意。国家体改委的同志提出,让“包”字进城,同农村改革一样搞承包制,一包就灵。许多部委的同志提出质疑,认为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不一样,一包就乱。大家都注视着国家计委。在国家计委五六百名司局级干部中,委领导选用刘日新主笔起草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在当年10月报送国务院,经批转在全国试行。
1989年,全国人大学委会副主任王惠德邀请刘日新向全国人大常委在京委员作报告,讲他在报上发表的《经济调整要克服比例失调》的内容。1991年,刘日新又向全国政协经委汇报“如何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1992年,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汇报“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折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及其主要经验教训”。
1992年十四大前夕,社会上刮起搞市场经济,要撤销计委,取消计划的大风浪。国家计委负责研究计划改革的政研室主任焦急万分,问刘日新当前计划改革怎么办?刘日新说,正面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不如拐个弯说。恰好1991年刘日新应中国国际咨询公司的邀请,访问过韩国,于是他写了一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权力最大的计划机关--韩国经济企划院简介》,登在计委的内部刊物上(后来在报刊上也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报》予以转载,李鹏总理作了批示。接着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布置他们又整了四个发达国家和“四小龙”怎么搞宏观调控的资料上报中央,给十四大提供了背景材料。于是十四大决策: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这样,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需要有计划,国家计委逃过了被撤销的一劫,在宏观调控中定了位。
1995年,中央召开陈云思想研讨会,国家计委领导指名要刘日新写《论陈云的计划思想》。他夜以继日地写,按时在两周内交了六千字的稿子。经中央文献研究室请有关方面的学者专家评审,在全国500篇论文中,以第1号入选。会后收入《陈云和他的事业》一书。届时还参加了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
前三十年,刘日新主要著作有:《计划工作手册》,国家计委主编,他任编辑组长。《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国家体改委主编,参与写作计划体制改革一章。《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国家经委主编。此书要写对外贸易管理,由他完成。《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几个部委的同志合著,他参与写作两章。《苏联关于制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方法规定》,他参与翻译一章,后来还担任主译校。
离休后著作有:《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及其比重问题研究》、《中国通货膨胀论文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等。
刘日新的《新中国经济论文选》,庆祝建国60年的成绩,真正计算了从1949年起,到2008年的比较准确的经济数字。而官方庆祝建国60年,却是从1952年算起,包括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都如此。陈云曾说:“恢复三年,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这三年不算在建国60年之内,那怎么行呢?他的书如实地反映了实际情况。他作为一个老经济工作者,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
他在书房里,挂了一副条幅:“文章千古事,道义一肩挑。”以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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