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韩国工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跨过了西欧工人阶级两百年走完的道路，实现了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继教会之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八十年代中期，共有超过3000名大学生进入工厂成为“学卒”工。在当年的那些学生中，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基督徒，也有自由派知识分子，经过大浪淘沙，最终留下来的并不是多数。在八十年代之后，韩国的工人运动和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中产阶级的民主-社会运动也分道扬镳。从九十年代开始，韩国工人运动进入了“十字路口”——依然富于斗争性，但徘徊不前。那么，韩国工人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有志于从事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进步青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韩国工人的斗争历程，能提供给我们哪些经验和启示？通过重读《韩国工人》一书，希望能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全泰壹
一、全泰壹与觉醒的七十年代
朝鲜半岛光复后，韩国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开始重回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是发生在1970年11月的全泰壹自焚事件。身为裁缝的他目睹工厂女工在恶劣劳动条件下的艰辛工作，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和不公正感。为此，他四处查阅法律资料、联系记者、向政府部门反映，希望能够发出底层工人的声音，但这些都未能如愿。最后，他以自焚的方式发出悲鸣，引起了社会的震动和知识分子的关注。然而，全泰壹的可贵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他的自我牺牲。在下定决心牺牲自己之前，他就参与到当地工人自己的组织（如愚人社、三栋会）当中，试图通过团结起来的工人去播撒传单和抗争，从而激励更多的人觉醒起来。尽管当时的工人小团体面对强大的资本和国家机器显得非常渺小，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但全泰壹绝不是个人主义的英雄，他表示了工人渴望团结起来进行抵抗的信念，从而“在千百万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
尽管全泰壹的自焚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关注，“它唤醒了知识界，使他们注意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黑暗面，注意到经济奇迹的门面下正在受难的千百万工人的问题”，但是在整个七十年代，进步学生群体和工人阶级的融合程度远没有八十年代来得强，进入工厂的学生更多是出于对工人的人道主义同情，而非对工人阶级力量的认知。另一方面，工人之所以没有去寻找不断在与政府进行斗争的学生而去寻求教会的帮助，是因为教会在当时不但具有较为进步的思想（走下神坛来到阶级的困难中），且更是由于它所掌握的组织经验和资源。七十年代韩国工人的斗争以女工为主体，以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独立工会为重要诉求，并非仅仅因为女工所受的压迫最深重、命运最悲惨（农村的女性显然要来得更凄苦），而是由于她们在教会的帮助下，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扭转阶级的命运。借用席尔瓦的分析框架，这一时期的韩国女工具有较强的组织力量，但由于其所处行业所限（电子、纺织等轻工业），因而市场结构力量较弱，因此她们不得不寻找媒体、甚至在野党派的帮助。但正是在以工厂为单位的组织化的基础上，才有了七十年代末东一纺织厂和Y.H.商事事件为例的工人开始走向外部联合的探索。
二、创建与捍卫集体组织—中韩对比
八十年代的韩国，一些大型工厂实行年度的工资集体谈判已开始成为惯例。在1980年光州惨案发生后，辛酸的政治体验教育知识分子必须去工人阶级中寻找力量，学生开始大量走入工厂，对工人进行组织和教育工作。1985年春发生的大宇汽车富平工厂罢工事件，既是韩国工人斗争的重要转折，也是学生和工人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案例。在1984年，两名学生出身的工人就在厂里做了大量准备性工作，在一次工人自发的抗议中，将关于劳动报酬的议题转化为关于劳工关系和工会代表性问题。在他们由于身份暴露而被调职解雇后，富平厂的工人进而组织了一个“工会正常化特别委员会”，取代了官方工会的职能。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之后的年度工资集体谈判中，发动颇为有力的涨工资斗争，以高度组织水平和进攻性的姿态，开启了以男工为主导的重工业部门工人斗争。
八十年代中期的九老团结罢工，则标志着韩国工人的抗争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1985年春，政府突然逮捕了九老工团大宇服装厂的三名工会领袖，九老地区的工人跨越一厂范围、以地区为基础组织起来，来自八家企业的2500余名工人，坚持进行了长达六天的英勇斗争。九老团结罢工之所以能够迅速动员起来，并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是由于“1985年团结斗争之前，在这四个工会（指大宇服装、韩邦、晓星、顺一等九老团结斗争的主力工会）的活跃成员之间形成了浓厚的同志关系和共同命运感”，工人的斗争目标“直指压迫性政权”。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而且在经常联合的资本面前，对于工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重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必要的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一旦达到这一点，联盟就具有政治性质”。工人提出的口号包括，“释放我们的工会官员”、“保证劳动三权的实施”、“停止镇压民主工会”[1]。尽管九老团结斗争最终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工人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失去了工作、工会和他们的领袖，但九老团结斗争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但深入地启发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并且促进了两个超越企业工会的更广泛、更面向政治诉求的工人组织的成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当代中国，在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发生时，曾有一些热心工运的学者将之与韩国八十年代汽车工人的斗争作对比。从一些表象上看，两者确实存在一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重工业的工人行动，诉求都是进攻型的工资增长，都拒绝了官方工会的代表性，都发动了罢工行动，南海本田工人的罢工时间甚至更长。但实际上两者的差距是比较大的。首先从罢工工人的情况来看，南海本田主要是以实习生为主体的年轻工人，而大宇富平厂则以成年男工为主导。从斗争组织上看，南海本田的工人虽然在罢工之前进行过准备动员，但组织基础仍然是薄弱的，工人更多是在行动起来的过程中，认识到工会在组织和代表性方面的重要问题，从而提出“重整工会”的诉求；而富平厂工人斗争的组织性从一开始就很强，首先是在1984年，就有两名学生出身的工人借助工人自发的斗争进行了工会的组织动员，在他们被开除后，富平厂的工人成立“工会正常化特别委员会”，获得普通会员的压倒性支持，从而很快接管了官方工会的职能。在工会的带领下，1985年春一年一度的工资谈判时期（即工厂里已成立形式上的常规化劳资谈判组织）到来时，富平厂的工人很快被发动起来，选举出新的工资谈判小组，并把一名学生出身的工人推入其中。工人在静坐和罢工几天之后，冲进工厂技术开发中心进行彻夜抗议，很快迫使政府介入，“以免罢工扩散到其他4月份也在进行工资谈判的企业”。
用南海本田和大宇富平厂的案例作对比，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中国当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工人斗争还远远没有达到韩国历史上的水平，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把握现在和指导将来。南海本田罢工所提出的“重整工会”诉求，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劳资谈判”的出现，即新工人开始了解到工人组织对维护工人权益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进行以厂为单位的组织动员工作、选举自己的谈判代表（而非临时冒出来的工人领袖）。尽管在本田事件之后，南海本田的工会重新落入资方之手，昔日的积极分子或被迫辞职、或受到打压，但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就像九老团结罢工之后成立的首劳联和仁劳联很快便解散一样，重要的是事件背后所提出的工人在新一阶段的斗争方向。
从2011年开始的南方PH公司工会斗争，则向我们表明了工人希望在工厂建立相对稳定的工会组织以维护工人日常权益。PH公司于2005年正式投入生产，2008年在全总的号召下成立工会。按照工人的意见，第一届PH工会为“每个人（工会委员）一人添了一部汽车”。2009年工会换届选举，曾经在工会有过维权经历的职工梁力杰被选举为工会主席。2011年7月，在他的推动下，工会就公司克扣工间操工时的问题展开讨论，并提上劳资交涉议程。但在一开始，梁力杰并没有将眼光投向他的工会会员们，寄希望于借助法律条款和上级工会及劳动部门的干预驳倒资方，从而陷入打口水仗的循环。直到工会的一纸调查问卷，表达了98%的工会会员要求“不合理”，才触动了资方的神经，正式提出调整方案回应工会方的要求。此后双方又陷入拉锯，直到2012年春节过后，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工会主席不在场的情况下达成从今之后停止加班直到问题解决的决议并贯彻到一线基层会员，才迅速解决了资方拖延扯皮近七个月的问题。PH工会处理的一个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关于918放假补班的安排。由于资方的原因所决定的企业停产，却在两个月后要求工人补加欠班。在工代会举行数轮讨论和投票决议后，保守观点占了微弱多数优势，接受了有利于资方的补班方案。但是，在围绕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过程中，工会的成员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工会委员会中的中层管理者都辞去了工会职务，他们留空的位置由来自更基层和生产一线的工会积极分子所填补。到2013年年初，工会会员代表中一线员工的比例达到80%以上，一线员工中的会员代表比例接近20%，工会在换届选举后产生的4名委员全部离开工会委员会，增补后的委员中，3人来自一线，3人是办公室普通职员，工会内没有任何部、课、系、工长级别的委员，工会日常运作的组织基础进一步扩大到基层会员周围。
2013年春，一年一度的年终奖谈判如期到来，工会总结了过去的教训，致力于为员工谋取更多的利益。在工会主席被企业临时派出处理业务的情况下，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一致决议罢工，表明工人决心。这场罢工使许多工会委员和代表面临了巨大的压力，除了在罢工现场与科长等管理层据理力争外，一些工会代表还遭到停止加班的报复，罢工之后，企业行政方对工会气势汹汹地进行指责。而在这个过程中，维护工会组织和工会代表，成为许多基层普通会员的共识，工人还要求欺压会员代表的管理者公开道歉。一名会员代表说，“现在我们主席的压力肯定是最大的。如果他走了对我们工会的影响那当然很大啦，要有人把大家叫到一起嘛。现在有工会公司都敢这样对我们，如果没有工会他们要怎么搞？所以我们现在在想要保护住工会！”
韩国工人抗议新劳动法
三、战斗性工人的启示—扎根持久战
让我们再回到《韩国工人》，1987年爆发的劳工大攻势令许多关心工人阶级前途命运的知识分子激动，“从7-9月这三个月里发生了300次劳动纠纷，超过了快速工业化前20年发生的劳动冲突的总和”，“在很多较大的公司中，工人都能获得20-30%的工资增长，另外还增加了其他的好处……更加民主的要求，……更具战斗性的行动，……工会组织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虽然韩国政治民主化的到来，并不是韩国工人斗争的直接结果，但八十年代末韩国工人在社会运动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并且这场斗争是在没有外部知识界团体发动、领导或积极指导的情况下发生的。正如具海根所分析的那样，“如果没有以往的劳工反抗经验，如果在工人中间没有组织活动的情况下，要想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动员，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在这一阶段，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汽车制造商和造船商现代公司的工人发动了三场具有显著代表性意义的斗争。斗争的第一回合发生在1987年8月，现代集团下属的12家企业的工会试图联合起来，4万多名工人和他们的3万名妻儿走上街头，以翻斗车、叉车和重型车辆开道，从现代重工公司大院游行到蔚山体育场，在警察面前“工人突然变得不可战胜”，这场行动的诉求是就集团层面的工资进行谈判，并要求承认现代集团劳动组合协议会的合法性。警察局长提出举行谈判，劳动部副部长答应了工人的诉求，最后被现代集团所否决。斗争的第二回合发生在1988年12月-1989年4月，围绕一份集体合同的谈判和4名被解雇工人领袖的复职问题展开，从而开始了韩国工运史[2]上历史最长的罢工，1.5万名警察参加了新年后的“朝露”行动，工人则以街头战斗相对抗。最终，52名工会领袖被捕，59名工人被开除，但工会变得更民主，工会会员有了大量增加，在车间层面，工人组成了诸多小组和委员会，在很多与工作有关的问题中，开始有了一定发言权。斗争的第三回合发生于1990年1月-5月，在这场斗争过程中，工会内代表战斗性的“民主派”和温和实用主义的“实利派”之间发生分裂，两年半的时间内工会领导层进行了五届更替。尽管集团内各企业工会的领导人倾向于温和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激进的普通工会会员将他们推向前进。在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即八十年代末产生的独立于韩国官方工会大韩劳总的全国性工会组织）的号召下，全国146家企业的大约12万名工人发动了同情罢工。“格利亚”工人最终并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如之前的历次重要工人斗争一样，带来了工人阶级更高的政治觉悟和团结。多个地区工会联合体和行业/职业工会建立起来，之前压迫在工人头上的如文化、社会身份、等级制度等限制因素纷纷走向反面，通过斗争，韩国工人出版了本阶级的报刊和文学，通过斗争，“他们意识到，工人能关闭工厂，能使整个经济瘫痪，他们看到他们确实能让资本家跪倒在他们面前”，甚至“成为国家的主人”。
如果将现代集团工人斗争和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中期的情况放在一起做比较，给人较为明显的“螺旋式上升”的印象。为了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保卫工人的组织，斗争在不同的行业和层面展开着。工会自身遇到的挑战启示并要求代表最广大工人阶级诉求的基层工会会员的参与和觉悟。
回到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经过三十多年的大发展，在成为世界工厂同时锻造了一大批产业工人。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方的资本发展并不均衡，发展特点也不一致。在珠三角地区有着大量违反劳动法的港、台、私小黑工厂，在长三角地区则是一家家入职培训劳动法、工会法的日韩欧美“正规军”，中西部地区则处在追赶东南沿海的大力招商引资的阶段。尽管在工人组织的质和量上，今天中国的新工人和八十年代中期的韩国工人还相距较远，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以后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同样的，无论是面对采取“坑蒙拐骗”还是“金锁链”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成立工人自己的组织，扎根工厂在日常的斗争中锻炼和教育群众，扩大觉悟起来的阶级队伍，无疑是当前及今后的若干年时间里工人阶级最迫切的需求和最有力的武器。
四、进步知识分子动起来！
在九十年代韩国实现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化变革之后，知识分子开始与工人运动相分离，基层工人的抗争开始被中产阶级社会视为危害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不和谐因素。九十年代对于韩国工人而言是“迷失的十年”，他们开始在十字路口徘徊。进入新世纪以后，韩国工人仍然不缺乏组织和行动力，2009年夏季，双龙汽车公司工人为反对上海大众兼并裁员而进行的长达74天的占厂斗争就说明了这点。这让我们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马克思在1863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提到过“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辩证法，没有在“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时期进行充分的准备和动员，就无法抓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机争得解放。当年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韩国学生，无论是出于早期的人道主义观点，还是在遭到政治压迫和认识到工人阶级的现实力量后进入工厂，实际上同样是由于“自发性”而同工人阶级相结合，但在进入工厂之后经受住锻炼的知识分子确为韩国工人的进一步组织化和思想觉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那么，对于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指导的进步青年，任务无疑是更明确的，我们学习历史，不是为了站在运动之外等待规律的“应验”，学习和了解工人运动的一般性规律是为了掌握它们，从而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结合工人阶级在不同阶段的诉求和特点，探索更具针对性的组织工作和灌输工作的方式方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1]“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2]进入21世纪后，由劳务派遣工所举行的罢工又远远超过了这个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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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霜晨月。来源：思行学社。责任编辑：卢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