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读了Y先生的文革史评论文章之后，感觉到内容很丰富，观察视野也很广阔，但难于做出全面的评判，仅仅就两个方面的不同看法，交换一下意见，第一点关于文革是不是理想社会实验，第二点是关于巴黎公社和官僚制的看法。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迷恋巴黎公社或者亲自终结了上海的巴黎公社试验，连海外的著名左派也这么认定，应该说，这并非事实。
接见红卫兵
一、文革是不是一个按照理想社会图景展开的试验？
Y先生说：“上海文革，提供了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实践样本，它在精确的意义上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最终逻辑，而这个样本和逻辑，同时也就是这场乌托邦运动在20世纪的终极实验及其结果。”
这个判断没有恰当的历史事实支持，我们可以简单地用史实来对照检验一下。文革的深度参与群体主要有三个：当权派群体、保守派群体和造反派群体，认真剖析毛泽东本人与这三个群体的关系，很容易看出来文革进行的方向和深度，与毛泽东所期待的新世界到底有多少关系。其中当权派群体是文革的批判对象，保守派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权派的意愿和要求有着较多的一致性、特别是反对和压制造反派方面完全一致，而造反派群体对官僚群体的批评权则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所鼎力支持的。
在顶层支持造反派的毛周和文革小组，在官场是绝对的少数；而在底层的造反派群体看来，这些人的支持绝对不是全心全意的，经常发现他们“右倾”与“和稀泥”的证据。1966年支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往往被称为“刘邓路线”）是比较彻底的，结果是当权派普遍选择罢工，逼迫毛泽东等人重建第二政权组织，这其实才是夺权的真正历史背景。1967年夏天造反派要求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这个时期的支持就很不彻底，往往只支持给被打成反革命和被抓的造反派平反，不支持追究责任人——追究责任人就需要抓“军内一小撮”——例如追究镇压群众的责任人陈再道等。在“大联合”方面，造反派对于毛周诸人也是有不同政见的，1966年夏秋之交毛泽东就要求在同学们中间取消保皇派这个词，要求造反派不要把矛头对准学生中间的保守派；1967年元月毛泽东亲自批示转发哈尔滨师范学院如何团结保守派的经验，要求各地造反派学习；1967年3月下文件要求推广贵阳棉纺厂按照行业和系统大联合的经验，对天津延安中学的按照班级大联合的经验也是如此，这等于否定造反派批判当权派的历史贡献和造反派在这个历史中间形成组织或者山头，实际上当然没有奏效；1967年秋天更直接说革委会可以叫保守派也进来几个。一句话，就算是被毛泽东看作是文革依靠力量的造反派，也是与毛泽东有着很多不同政见的，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当权派和保守派方面，在造反派看来当权派和保守派是确凿无疑的反文革力量，当然在造反派眼里这两群人同时也是犯有镇压群众罪行的人格化力量，这两群人在政治上不仅不能够依靠，还应该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其中某些人还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些指望都没有得到支持。
如果从文革整个的进程来看，造反派只有很少的时间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就上海之外的全国文革情况而言，被看作是文革对象的当权派和保守派，倒是多数时候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这样的文革实践，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够被想象为毛泽东理想的新世界建设实践。
具体到上海文革实践，老田认为依然算不上是根据乌托邦想象而展开的实验，更谈不上是什么理性方案的落实，而是一个特定形势下为维护秩序而采取的一套“应付方案”。在毛泽东的系列文革决策中间，上海无疑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文革前期几个重大的决策都是依据上海的运动状况而做出的，例如肯定工人参与文革运动的《抓革命促生产十条》（1966年12月9日发布）；1967年更为重要的一月夺权，也是肯定上海工人造反派工总司为避免生产停顿而进行“接管”的经验而做出的。这两个重大决策虽然是依据上海的情况做出的，但都推广用于指导全国的运动，在这里可以看到上海运动对于顶层决策影响的优先性。
一月风暴
工人去北京上访事件，不是个别的现象，武汉“工人总部”去北京上访也是11月10日动身的，与上海工总司差不多同步，而重庆工人造反军去北京上访更早在10月中旬，这些情况下毛泽东都没有表态。关键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重庆工人的上访并没有遭遇到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没有造成一种必须进行裁断的相互斗争的僵局，而上海在张春桥五条之后发生大规模的反对，这才使得问题上升到了必须进行最高裁断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毛泽东感到有必要表明态度。以此而论，文革历史也不是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那一股力量单独创造的，而是有着反文革力量的深度参与，是多股力量共同的合力塑造的。
在一月夺权时期，当权派对经济主义的妥协和鼓励，是给予个人以物质利益的方式来投机买好（武汉也有类似的表现），而策略性较差的保守派赤卫队更公然提出“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而王洪文等人却逆着潮流而动与个人当前利益正面相撞还不惧政治上的损失，一方面反对经济主义的收买行为，一方面开展“接管”工作担当起生产指挥重任。有人认为，保守派提出三停符合罢工权，这是彻底错误的看法，结社罢工诸项权利都是针对公权力侵害而设置的公民权利，而上海赤卫队以“三停”所要反对的恰好是造反派的结社权和批评权，赤卫队用三停所反对的是其他人的公民权利，这是标准的权利滥用，没有丝毫法理依据。当权派与造反派在停生产和经济主义妖风问题上的简单对照，导致一个非常不同的判断：当权派搞政治投机，而造反派的头头们反而以冒着损害自身潜在政治利益的方式来担当责任。对照这种具体历史场景中间的三群人的表现，可能会以这个孤立的事件检验出谁在实行“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在深度参与文革的三大群体中间对经济主义的不同态度，检验出哪一个群体“有担当”，这样的对照，才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说“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没有那么回事。”
在解释文革的历史事实方面，Y先生过多地依赖了官学机构学官们的解释，这些人倾向于把文革说成是领导人发动、反党集团利用的内乱，这样的解释符合特定时期的官方政治需要，但未必符合历史事实。上述所列的两件事，肯定上海工人造反派结社权及其对当权派的批评权，都是与上海文革实践有关的，在时间先后上，完全符合毛泽东所说的“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都不是事先设计的，而是现实中间的博弈或者冲突造成了特定的形势之后，毛泽东选择相互对立两方中间的一方加以支持。在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间，没有一丝一毫的某个人发动、某某人利用的事实和情节。不仅如此，实际上，文革的每一步展开或者升级，大多数情况都是反文革派率先制造出一种不利于毛泽东要支持的造反派的局势，然后才有毛泽东的跟进和表态，如果说上海后来的文革还有特殊性的话，武汉的文革十年的每一步都是如此。
硬要说文革是一个根据理想展开的实验，这意味着要求毛泽东所支持的那一方，每一步骤都恰好吻合了理想社会的实验要求，这就跟瞎猫次次抓到死老鼠的概率差不多了。从文革的事实看，事实在先是至关重要的事项，而不能够根据官学的解释把这个先后关系颠倒过来：把事实说成是根据某种理念来展开的。
毛主席语录
二、关于巴黎公社和官僚制的看法
很难相信毛泽东本人想要废除官僚制，一夜之间进行组织革命引入巴黎公社的原则。在一夜之间完全创新政权和组织的形式，只可能是典型的书生之见，这种革命或者质变，对于任何一个有点行政经验的人士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
巴黎公社
Y先生指出：“在文革全面展开后不久，毛泽东便直捣黄龙，在1967年1月，毛泽东竟然回到了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原点，以废除国家来显现其对历史运动的彻底想象的实现。”“1967年1月的上海，发生的就是‘废除国家’的‘革命’，而且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1949年以后所建立的与现代社会生产组织相配合的‘科层制’及其‘资产阶级法权’，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毛泽东对这一新型政治关系的想象就是‘五.七公社’（五.七道路），这是他对新社会组织想象的顶点了。”“‘五.七公社’是一个初步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组织方案，工农兵学商，都要‘亦工亦农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在这样一种社会组织中，分工消灭了，城乡差别通过分工的消灭也缓解了，而当所有人都去批判资产阶级进入上层建筑的时候，体脑差别也将随之消亡。”
Y先生说毛泽东直捣黄龙如何如何，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而是Y先生自己的“合理想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证据说明毛泽东支持上海公社，已有的文献都指出毛泽东的态度是恰好反过来的，支持革委会的方式，一开始就不同意上海公社的提法。在上海公社提出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毛泽东就找到张姚两人，当面指出过。Y先生倒是把军队介入文革和公社两件事都提到了，但分隔开来进行分别批判，这就是说，Y先生对历史进行分析的时候，把两个关联到秩序恢复的抓手，分开当做“棍子”使用挥向毛泽东，而没有看作是特定时期恢复秩序的两个抓手，这样一种处理方式虽然有助于提升批判力度，但对于还原历史场景的分析力量损害很大。
正如Y先生所看到的：“工总司内整合各大兵团，消除运动中形成的内部派系；清剿上柴联司，以武力统一工总司之外的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失败，上海最大的大学红卫兵组织瓦解；此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指向同一件事情：建立秩序。”
Y先生强调1967年在上海重建秩序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对此的支持态度。应该说，毛泽东对于解放军和支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对于重建秩序的依靠力量的想法，显然他没有幻想过对政权组织搞一夜革命和质变。在当时的政治现实中间，支持“三支两军”与如何维护最低限度秩序所需的群众组织力量之间的统合，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应付方案的两个侧面，后来，军队力量和群众组织的力量都参与新成立的革委会，并成为秩序维护力量“三结合革委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革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支持群众的批评权，他们有大量的讲话和实际表态支持各地造反派对于当权派的批判，但批判当权派并不是废除国家机器或者官僚制的等价命题。毛泽东明确支持夺权，但对夺权有着明确的限定，支持夺运动的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并不是要求全部夺权。
Y先生又说：“‘巴黎公社’的那种清除了官僚制的自治的政治权力形式应该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它至少很符合毛泽东对官僚制的憎恨。”这个句子中间，讲出了一些事实，但是也抹杀了一些事实。如果这个句子从头到尾都成立的话，显然，毛泽东就是一个毫无实际行政经验的空想家，对毛泽东的空想家界定方式，是邓小平时代官学机构学官们着力构建的毛泽东形象，有且只有这样一个毛泽东形象，才符合“具体否定”同时却需要“抽象肯定”毛泽东的矛盾要求。
毛泽东确实不喜欢那种常规化的官僚制，但是毛泽东本人却长期担任共产党的CEO，而且在毛泽东担任CEO期间还很长时间是处在强敌的生存危机处境之中，因此，必须在常规化的官僚制之外寻找一种凝聚反抗力量的有效方式。文革期间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指代这一份革命时代的历史经验：在常规化官僚制之外如何提高组织的执行力，以此为基础，更高地提高成员的努力水平，没有这样的执行力和成员的更高水平努力，就不可能在劣势装备下生存和壮大。
Y先生提到现代社会的官僚制，这个官僚制思想的祖师爷公认为德国人韦伯，根据学者所理解的韦伯思想，真正的管理天条是“权力先生”和“金钱小姐”的不可或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却使得韦伯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似乎开始对理性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也使得他对理性主义与社会的理性化产生了困惑与失望，这种困惑与失望使他看到，理性主义导致的整个社会官僚化、等级化、程式化、法律化，以及上文所提到的理性主义发展的那三种（甚至更多）表现形式。这种困惑与失望后来也被另一位学者所继承，马尔库塞异于帕森斯，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现代社会是‘最不理性’的社会形态，极大地威胁了人类本来就不多的自由，理性主义的发展，使得为了追求自身解放自身自由的人反而在这种追求自身解放自身自由的过程中成为了理性的奴隶。这种趋势无法改变，成为了现代人的宿命，于是就产生了韦伯社会理论的著名隐喻‘理性之铁笼’。”“韦伯的‘理性铁笼’隐喻是西方韦伯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如同马克思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或者哈贝马斯语境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一样，也是社会理论尤其是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著名隐喻。”“理性铁笼预示着现代人的命运，从‘宗教-神本位’的理性主义解脱出来的现代人，因为失去了灵魂与心灵的依托，使得整个生活状态处于没有根的‘漂浮状态’，职业的分化造就了一批‘没有灵魂的专家’，而完全专业化、非人格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运作，使得现代人受到了‘为赚钱而赚钱’的经济秩序的奴役，同时还受到了科层制普遍化的奴役，人不仅成为只顾赚钱的行尸走肉，也成为组织机器中的无生命螺丝钉。Mr.Power（权力先生）与Ms.Money（金钱小姐）互为经纬，形成了现代人的理性‘铁笼’。而与法律有关的‘理性铁笼’，是现代法治国，即韦伯语境中的由‘形式合理性法’所支配的‘法律合理型统治’”。【马银剑：韦伯的“理性铁笼”与法治困境，载《社会学家茶座》（总第24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韦伯是怎么想的，西方的哲人是怎么说的，老实说不太重要，毕竟他们的说法本身不太可能影响到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年代的争论，上述引文来自清华大学的博士，而毛泽东及其争论对象都不读这些人的书。问题在于：这些人说的是人类设计管理、或者说只要做管理实务就必然要遇到的那些问题和困境，这就是社会科学还有科学性的原因：人类社会的有组织活动中间，可以找到的全部工具只有那么很有限的几种，为此，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在如何运用这些工具以及如何看待任用这些工具带来的副作用中间，进行取舍和平衡，舍此并无另外的出路。
毛泽东从不否定组织，更不否定组织的执行力和成员的努力水平提升，他要否定的是对副作用很大的权力先生和金钱小姐的过度依赖和运用。而且最开始否定对金钱小姐的运用，还是迫不得已，并不是刻意地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或者管理模式。
美国的政治学教授拉斯韦尔没有受过毛泽东的影响，他1936年的书中间分析革命者的管理困境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由于暴力行动使每一个人随时都有面临死亡的可能性，付给金钱报酬的作法显得有些自相矛盾，所以要努力提高的是心理报酬而不是物质报酬。”“由于统治精英通常掌握着物资的支配权，领导群众的反对派精英必须更多地依靠宣传，而不是物资或暴力。群众的潜在经济实力或战斗实力可以通过耐心和持久的宣传将其集中起来。”“在实际夺得政权之前，控制物资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在象征方面，也就是宣传方面，而不是特指的经济方面。”【〔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4、56页】
可以肯定毛泽东也没有看过拉斯韦尔的书，但他于1958年自己回顾革命时代的管理创新过程是这么说的：“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载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
秋收起义
“三湾改编”的革命性，就在于实际上就否定了两大管理天条，这是与韦伯所看到的理性铁笼针锋相对的不同政见。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他自己总结了三湾改编是如何冒犯了权力先生和金钱小姐这两大管理天条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至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三湾村。战斗中我观察到这支队伍有不听指挥、纪律松懈、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有的人还有旧军队的不良习气，乱拿群众的东西；有的人有农民意识，爱占小便宜。另外，还有官兵关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气等问题。”“为了革除旧军队的不良制度和习气，我们提出建立新型的带兵方法。实行政治上官兵平等，进行民主建军，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赋予士兵委员会很高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整编前，官兵生活待遇相差悬殊。整编后，改成官兵完全一致，军官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很快使官兵的关系密切起来。”【汪东兴：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载《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第五卷），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119-120页】
部分地废除了两大管理天条之后的管理效果，Y先生可以自己去看《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这可能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管理权力和管理手段本身就会带来严重的异化，导致被管理者的不认同，结果反过来导致只能够更加依赖权力和金钱来进行管理了。毛泽东的努力方向是，从最小化管理带来的异化出发，去强化被管理者对于管理目标的认同，按照毛泽东自己的用词是消除雇佣思想。换言之，从走上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开启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管理想象力，与此同时，也开始否定一种惯常的管理想象力，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历史经验中间，毛泽东是用一种管理想象力去否定和替代另外一种想象力，而不是否定管理本身。
Y先生在文章中间反复论述的“只有一种寄托于官僚制的管理想象力，舍此之外无管理”，这个思路上的自我封锁，导致这样一种极端说法：“中共革命在任何意义上都要超越苏俄革命，无论在其残酷性、道德上的决绝、以及它废止国家的决心和摧毁官僚制的实践，它在共产主义革命的逻辑延长线上走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失败的样本真正终结了20世纪的所有革命。”
Y先生似乎只肯定这个想象力：“现代社会生产方式要求的理性化组织方式，顽强地将这个‘人民的直接统治’和‘消灭了分工和官僚制’的新型政治关系打回原点，毛泽东试图到达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道’，在现实中找不到赖以依存的‘肉身’，这意味着中共革命的政治逻辑亦由此到达了终点，此后，除了虚妄，再没有任何真实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是一种绝对化的看法，不仅否定革命时代那个不得已的管理创新，同时作为虔诚的自由派人士，也不应该过度肯定管理权的垄断化现实，这相当于干净彻底地否定了实质民主的一切潜力，所以，对这样的极端想象力至少要保留一份警醒和惕戒。就韦伯本人而言，他对于官僚制的看法倒不是如Y先生那样乐观和绝对，否则韦伯就与不理想的现实完全合流了，不会提出“理性铁笼”一说了。
彻底否定了对于管理权力异化的局部批判和改进的可能性，不仅意味着彻底否定了中国革命实践中间的管理学创新，把官兵一致对于管理异化的部分否定及其成效都否定掉了。实际上也无法理解毛时代单位制内部的管理现实，在三湾改编确立的官兵一致在建国后的单位制中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保留，这与今天彻底的雇佣劳动制有着鲜明的对比。这种彻底否定，可能导致无法理解为什么许多普通民众对毛时代的制度记忆和留恋。
对文革期间所高扬的“毛主席革命路线”，邓小平时代没有正面批驳，而是以转喻或者隐喻的方式加以否定，例如说那是早已过时的“战时共产主义”。更为学术化或者政治化的批驳，在老田的阅读经验里，可能有这样几种较有代表性的方式，1979年王小强在《未定稿》杂志发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把毛氏管理法的特点，与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所谓的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扯在一起，还历史性地与俄国民粹派、太平天国等扯在一起，加以类比和批判。1989年胡乔木发表讲话《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说战争年代动员群众和依靠群众的路线，是一种难于摆脱的、禁锢干部思想的“禁锢力”。1998年胡绳发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说毛泽东思想中间有着很深的民粹主义根底。这其实都是给无节制的贵族造反找出种种说法，而且这些说法都不是从正面申述贵族造反为什么对，而是说否定理性铁笼的毛氏管理法为什么是错的。
Y先生的想法中间，过分注重毛本人有什么偏好（例如早期迷恋过新村主义），但对于毛本人长期的执政经验及其所面临的环境因素则完全漠视了，仅仅把一个人的早年偏好用来解释后来的重大政治事件，而忽视其经验和行政方面的长期经验的作用。这个老田也很熟悉，好像恰好是李泽厚选择的“救亡与启蒙二元对立”叙述路子。
对于管理绩效的想象力，垄断全部权力同时保证权力对于管理对象的有效作用，把这个看作是提升执行力和成员努力水平的关键，这就势必带来对于权力先生和金钱小姐的过度依赖和运用。Y先生对于列宁先锋队思想的解释，与上述概括有很高程度的一致性。
毛泽东带领失败的秋收起义队伍走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困境与上述设想恰好相反：缺乏必要的自上而下的强制能力来帮助实现红军内部的整合，因此，必须反过来设想：如何激发红军士兵的使命感和自觉性。换言之，此时此地所能够设计的管理方案，只能够想办法提升自下而上的自觉努力水平，而找不到办法来提升自上而下的强制管理干预下的努力水平。
毛泽东在革命年代对于常规官僚制的超越，并不是因为空想或者喜欢新村主义，恰好反过来，常规的管理模式的执行力，在红军处于武力劣势条件下所得的执行力低于满足生存需要的水平，所以必须创新。这个管理方面的创新，是从三湾改编开始确立的，主要的特点是官兵一致，或者按照1948年毛泽东总结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需要指出毛泽东的民主，与今天自由派的民主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毛氏民主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管理权向被管理者开放和被管理者的参与，二是被管理者拥有对干部的批评权。
通过三湾改编确立的新型管理规则，可以称之为毛氏管理法。老田的看法是：因为革命家们缺乏金钱和武力两方面的优势，所以，管理就不能够依托这两根拐杖来设计，毛氏管理法的主要特点就奠基于此。后来，共产党内部的政见分歧或者路线斗争，主要是围绕在毛氏管理法而展开的，毛泽东临终之前总结他最重视的党内两大不同政见：合作化的时候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革命年代，共产党能不能够在乡村建立起有执行力的基层政权，这是关键的关键，共产党的革命成功，正是因为共产党能够在合法的国民党政权也无法建立起有效政权的乡村建立有执行力的政权，这就构成了双方的巨大差别：国民党作为合法政权要依靠抓壮丁补充人力，共产党因为乡村政权的执行力很强可以安排家庭之间的代耕，所以才能够发动农民参军。说到底，共产党能够把人力物力负担更为均平地分担给全体农民，而且能够把动员人力之后给家庭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农民不那么反感的情况下提取农民的人力物力支持战争和革命的。根据地建设的主要依托就在于此，而乡村政权的执行力还必须搭配低成本，这其实就是毛氏管理法及其干部选拔和所依据的管理规则的具体运用，没有毛氏管理法就没有乡村政权的低成本和高执行力，没有有执行力的乡村政权，所谓“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建国后的合作化争论，毛泽东提出相信群众相信党，其实不过是把革命年代乡村政权建设经验再激活并在新的形势下继续运用而已。在乡村政权建设中间，干部垄断权力和运用经济手段进行管理，都是行不通的。为了低成本条件下的执行力，农民某种程度的自觉自愿支持是首要因素，而各种强制因素能够取得的效果有限（这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武力和经济劣势所决定的），因此，各种想要强化干部权力及其对农民的控制作用的想象力都是难于取得良好效果的。不依靠强制手段，倾力追求民众的认同和自觉成为第一位的着眼点，与控制权力最大化的管理想象力相反，毛泽东把相关管理手段和各种强化权力的手段都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号称要逐步地消灭之。在管理想象力方面，最小化资产阶级法权是毛泽东的一贯思路，很多重要讲话和文章，都与这个核心命题有着内在的一致性，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要求用说服不用压服，1958年从反面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归结起来，还是要维护井冈山时期就已经成型的毛氏管理法：要求最小化权力先生和金钱小姐对于管理实务的参乎。
Y先生说：“列宁主义的党内斗争，从来就是对敌斗争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保障布尔什维克党的纯洁性，历来是先于外部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列宁主义的党人政治，对于权力的理解，对于政治本质的理解，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输于马基雅维利一脉。在这个意义上，权谋、恐怖、无情、制敌于死地，等等，在这个政治系统中乃是在本质上绝对正当的核心内容。”这个说法中间，有疑问的是：互为政敌的双方，除了私人权力和利害冲突之外，其争论是否包含真正的不同政见或者不同的利益和制度偏好表述。如果完全否定后者，那就等于在分析之先直接设定了不存在正当的路线争论。
文革结束后，把当权派对于群众批评权的系列镇压，说成是革命本身，说那就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的结果，这是把太子党当年的说法当真了——太子党红卫兵当年说自己出手打人杀人就是代表革命、而他们的革命代表性来自于血统遗传“自来红”保证一样，做学术和历史分析，至少要跟太子党的自来红思想保持一点点自觉的距离。
对于苏联党内斗争的问题，老田缺乏了解无法进行评论，但是对于毛时代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老田认为针对历史事实和后来的社会演变来进行对照检验，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制度偏好和路线分歧。在老田看来，中共在三湾改编开始，所执行的管理方法就损害了官员们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在共产党官场中间长期存在着贵族造反的势能。这一贵族造反势能得到释放的方法，其第一步要求一定是指向恢复常规的管理方法：由官员垄断管理权和经济利益分配权，并保证其对被管理者的有效作用。批评“大锅饭养懒汉”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常规管理法，而常规管理法相比较毛氏管理法，对于官员群体而言隐含着“权益增量”。常规管理法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方案中间，相比较“三湾改编”确立的官兵一致，干部群体有着可观的权力利益增量，这个对于官员具有诱惑力的权益增量，根据共产党内部政见分歧的历史事实姑且命名为“邓记权益增量”。
路线斗争和必须作为依靠力量的群众批评权，在毛泽东那里是公开的而且是一贯的。共产党当权派对于群众批评权的抵制态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解放前是有节制的贵族造反，在解放后则是无节制的贵族造反。有节制的贵族造反被延安整风时期界定了“党风、学风和文风问题”这样一种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形式，而建国后无节制的贵族造反长期得不到抑制，以至于不得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这其实就文革了，文革被彻底镇压之后，贵族造反则一条路走到黑——直到在中国全面彻底恢复极坏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已经为近三十年的社会演变所证实。
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关于走资派、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系列判断，都是基于政治挂帅的视野，而不是关于所有制变革这样的经济视野；相比较党内不同政见者如邓小平，其认识和观察社会变革的有效性，都更好地得到了历史检验。如同邓小平后来做的那样，无节制地扩大管理权并让干部彻底垄断起来，增强管理权对于民众的胁迫作用，这就能够带来劳动者努力水平的提高和企业效益的好转吗？没有，国企改革自1985年全面开始，十年后的1996-1997年连续两年国企盈利企业总盈利小于亏损企业总亏损，这有力地证明了：干部垄断权力就能够强迫群众多干活的想象力，是彻头彻尾的谬说和谬想。
正是从管理权是否由干部垄断这一点出发，1975年姚文元文章就准确地预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三步走战略：先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第二步是化公为私、第三步是建设一个标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初受于光远领导批判姚文元的冯兰瑞的回忆文章中间，准确地肯定了姚文元叙述的历史预见性，正是从冯兰瑞等人的文章告诉人们：姚文元拿着毛泽东的分析工具，做出来的预测真的是很准确，并且其准确性还是由姚文元的论敌冯兰瑞自己的现身说法来加以证实的。
老田倒是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以群众的批评权作为路线斗争的方法和依靠力量，都不见得完善与合理，但这不影响“路线斗争范式”背后那种观察社会矛盾和阶层利益扩张的方式方法的有效性，后者应该说是得到了三十多年来社会历史检验的真理性认识，这一点恐怕无法否定。当然，每个人所持的制度偏好不同，一个人可以认定资本主义就是好，一个人也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好，但不同的政治态度存在，丝毫不妨碍我们用历史经验去检验作为学术判断的复辟理论及其观察方法。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初稿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文字修订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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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田。来源：“红色中国”公众号。责任编辑：卞中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