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追求利润为基础的。长期均衡利润率是利润的长期平均增长率与长期平均累积比率的比率。利润的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加上经济产出中利润份额的变化率。累积比率是资本家净投资与总利润的比率（见第5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积累比率通常是正的，因为资本主义竞争迫使资本家个人和国家将一部分利润用于资本积累。从长远来看，如果经济增长率接近零，利润份额稳定，利润增长率将接近零。因此，利润率将接近零。从资本主义经济无法依靠零利润率运转的角度来讲，资本主义制度将进入结构性危机，这种结构性危机不能在其自身制度框架内解决。
在现实中，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可能需要超过10％的利润率来防止重大经济和政治危机。从1913年到1950年，全球资本主义遭受了全系统的重大危机，包括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全球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8％（Maddison2010），或略低于2％。假设累积比率为20％，利润份额不变，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那么长期均衡利润率就是10％。
在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之中，中国资本主义专门从事制造业生产。这需要中国对产业资本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结果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累积比率远高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第五章表明，中国的积累率接近70％。以70％的累积率，中国经济需要以超过7％的速度增长以保持利润率在10％以上。
理论上，中国资本主义可以通过降低积累率来适应低经济增长率。但是较低的累积比率将损害中国资本主义向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工业产品的能力。如果降低累积比率，劳动生产率增长也会受到限制。如果中国工人的工资继续比劳动生产率更快地增长，中国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就会受到损害。此外，较低的累积比率意味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投资份额较小。为了弥补投资份额的下降，需要使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上升。但是，如果不将国民收入中资本家的部分大量重新分配给工人，就不可能实现更高的家庭消费份额。这种再分配还将加速利润率的下降。
鉴于这些困境，在短期和中期，中国资本主义将努力降低积累比率。假设中国资本主义可以将累积比率降低到约50％，则中国经济需要每年增长至少5％，以保持长期利润率超过10％（假设利润份额不变）。
所有经济活动（包括所谓的服务部门）都涉及物理世界的某些形式的物理和化学转化。如果没有大量的物质资源消耗和生态系统的退化，就不可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这就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快速经济增长持续多久才不会对中国和全球生态系统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的问题。
生态可持续性和增长的极限
所有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消耗物质资源。农业和工业活动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直接将自然资源用于生产满足人类需要或欲望的物质产品。所有服务活动直接消耗能源（以电力使用，供暖，制冷和运输燃料的形式）。此外，服务活动的进行需要建筑物，设备和材料供应。服务部门工人需要消耗物质产品。资本货物，材料供应和材料消费品的生产必须消耗物质资源。
物质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在一定限度内，可再生资源可以在对人类经济活动有意义的时间跨度内（例如，一年内）由自然生态系统再生。可再生资源包括淡水，鱼，森林，土壤和可再生能源。不可再生资源是在对人类经济活动有意义的时间跨度内不能由自然生态系统再生的矿物资源。不可再生资源的地质沉积物可以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观点看被视为“固定的”。在任何给定时期内人类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都减少了子孙后代可用的资源。
除了消耗物质资源外，所有人类经济活动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固体，液体或气体形式的各种物质副产物。这些是干扰生态系统的自然操作的污染物。在一定限度内，生态系统可以在不破坏其自身的运作的前提下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物质副产品。然而，超过一定限度，生态系统将被过量的污染物所压倒。过度污染导致生态“过负”。如果过负在短时间内没有得到纠正，生态系统将开始失效，最终崩溃。
生态系统是所有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所有人类社会都依靠生态系统提供物质资源并吸收污染。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没有人类社会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最终，所有人类社会必须生活在生态可持续性所限定的范围之内。
为了保证生态系统可持续，可再生资源的人类消费必须保持低于可再生资源通过生态系统能够实现的再生速率，并且人类产生的污染物必须保持低于污染物可被生态系统吸收的速率。此外，人类社会需要逐步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并将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保持在最低水平，以使可用不可再生资源的寿命最大化（根据生态可持续性的要求，参见Huesemann2003）。
“IPAT公式”是一个常用的公式，有助于说明经济增长与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在公式中，“I”代表环境影响，“P”代表人口，“A”代表“富裕”或人均GDP，“T”代表“技术”：
I=P*A*T
在增长率形式中，公式可以重写为：
环境影响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单位GDP环境影响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和是经济增长率，单位GDP环境影响的增长率是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环境影响减少率的负数。从而：
环境影响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单位GDP环境影响减少率
为了实现生态可持续性，如果人类经济活动保持在生态系统的极限以下，则环境影响增长率需要接近零，但如果人类经济活动已经超过生态极限，则需要为负。
在资本主义下，经济增长率通常是正的，因为资本主义倾向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此外，从长远来看，正的经济增长率是必要的，以确保长期均衡利润率保持正值。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正的经济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环境影响的水平上升，这种影响迟早会压垮地球的生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与生态可持续性不相容。
另一方面，物质资源的枯竭导致资源价格上涨，这可能鼓励资本家寻找替代品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环境退化可能迫使资本主义政府实施有助于减轻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环境后果的法规。事实上，在许多领域，过去几十年来，单位GDP的全球平均环境影响已经下降。我们所看到的每单位GDP的环境影响的下降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技术进步”是否有助于实现无休止的经济增长和生态可持续性，最终实现“绿色资本主义”的奇迹。
最后一章解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从根本上受到基础设施更换率的限制（参见“地球变暖2℃已经不可避免”一节）。大多数新技术需要新的资本设备和基础设施。但每年只有一小部分基础设施和设备可以更换。如果一个经济体每年替换旧资本存量的5％，经济增长率为5％，那么新资本存量的规模将是原有资本存量的10％。即使新的资本存量使每单位GDP的环境影响降低50％，单位GDP的总经济环境影响也只会下降5％（10％*50％=5％）。环境影响的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减去每单位GDP的环境影响减少率。由于经济增长率为5％，环境影响增长率为0％（5％-5％=0％）。也就是说，即使新的资本存量其中包括将每单位GDP的环境影响降低50％的新技术（一种高度乐观的假设），但是单位GDP的环境影响的总体经济降低完全被经济增长抵消，因此最终，环境影响的总体水平没有变化。
图7.1显示了全球经济增长率与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率（可能是全球最重要的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
线性趋势表明，在1991-2013年期间存在一个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每年下降1.4％的“自然”趋势，作为零经济增长的结果。除了零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排放增长之间几乎是一比一的关系。世界经济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排放增长率上升0.985％。
比较线性趋势与“25％的强度降低”和“50％的强度降低”的假设情况。在“降低25％强度”的情况下，假设新的资本村里的排放强度比旧资本的低25％。折旧率假设为5％。也就是说，每年产生的新资本占旧资本的比例等于经济增长率与5％的总和。因此，排放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如下：
排放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排放强度减少率
=经济增长率-（5％+经济增长率）*25％
=-1.25％+75％*经济增长率
在的“50％的强度降低”的情况下，假定新资本的排放强度比旧资本低50％。折旧率仍假设为5％。排放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如下:
排放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排放强度减少率
=经济增长率-（5％+经济增长率）*50％
=-2.5％+50％*经济增长率
在低经济增长率下，1991-2013年期间的趋势，大致与“25％强度降低”的假设情景相符。但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下所出现趋势与“25％强度降低”情景之间存在显着差距。“25％强度降低”情景通常意味着较低的排放增长率。在“25％强度降低”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5％（防止全球失业率上升所需的增长率）带来1.4％的排放增长率。换句话说，它将肯定带来气候灾难。
“50％强度降低”情景下的排放增长率远低于所有历史上出现过的增长率，表明该情景是基于高度乐观的假设。然而，即使在“50％强度降低”情景下，如果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5％，排放减少率也只有0.75％。
图7.1说明了在全球资本主义稳定所需的“正常”经济增长率下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的巨大困难（甚至不可能）。
以下部分将讨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与环境影响的几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对不可再生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影响，对可再生水资源的影响，以对生态系统的吸收能力（空气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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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征。来源：红旗太平洋。责任编辑：卢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