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的今天，我来到了北京。
从一个叫做大周庄的村子出发，先坐拖拉机蹚过泥路，到镇上换中巴，换大巴，再换公交，天黑前搭上过路的绿皮火车，在咣当声里蜷一整夜，最后抵达北京，十里堡，二道沟河边儿上一间青砖青瓦、三米见方的小平房。那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北漂
北漂第二年，我爸爸终于找到了一份收入尚可的工作，不再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个春节他又一次没买着回家的车票，一个人走在1999年的北京街头，他做了个决定：尽早把老婆孩子都接过来，一块儿生活。
于是我们就这样到北京来了，弟弟牵着我，我牵着妈妈，一人背着个蛇皮口袋，脸上身上挂满了泥和灰。可再大的灰也压不住我心里的得意，我可是镇上头一个搬去北京的小孩！那些从前只能在电视上见着的东西，冰糖葫芦，北京烤鸭，还有满街的小轿车，我很快就将生活在它们之间了——我只是没猜到，不管我的衣服再新，我那句“阿姨好”练再多遍、说再标准，房东依然会皱着眉毛向后退，满头粉红粉黄的发卷儿乱抖：“民工吧你们？我这房子可不租给民工！”
“不不不，不是民工！”我爸爸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哈腰堆笑，塞过去他还带着油墨味儿的名片：“是诗人，诗人，向您保证，绝~对~不是民工。”
那个夏天，我的诗人爸爸一边给几个半大孩子当保姆，一边带我去了许多地方。哪儿都不去时我就在院里看小兔子。小兔子是房东儿子养的，他见我看就嘘我，我只好扒着门缝偷偷瞧，可偷偷瞧也开心；两元店里呆久了店主也嘘我，可谁让他的旧杂志那么好看呢？唯一不会嘘我的就是商场的电梯了，电梯那么好玩，我怎么从没见过？我跑上跑下恨不得住在里头。那会儿我的确是个小孩，我记得自己那时有多爱吃麦当劳。
那是2000年，离孙志刚之死还有三年。我爸和孙志刚长得带像，方腮高颧，长成他们那样的人，走路上随时可能被叫住查暂住证，一句话不对付，就扔进收容所，运去东莞流水线上加工灯泡。每天晚上我都提心吊胆等他回家，那种心悸一直持续到今天。一次，我在街口的踏步机上头玩，一个北京小孩——蔫坏蔫坏那种——问我：“你爸开什么车？”
“夏利。”我说。那是我唯一知道的一种车名。
“哈哈哈，穷逼才开夏利呢，知道我爸开什么车吗？凯迪拉克！”
我跑了好几家书店，从一本《车迷常识》之类的书里抄下好几个汽车品牌，有林肯，有法拉利，我在那个踏步机旁守了整整两周，耐心打磨台词——可是他再也没有出现。
三个月后，有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的班主任，这次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爸爸什么车都不开，那之后整整三年，他再没拿正眼瞧过我。
不，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告诉你我当小孩儿时有多苦，或者扯犊子说我如何笑对苦难。我不想说一个励志故事，讲我怎么怎么变牛逼。尽管那年我确实曾在1路公交上手指国贸两栋高楼，向父母发誓：“我将来要去里头上班，一个月挣七千块！”——你瞧瞧，瞧瞧！多棒的一个鸡汤开头。只是当我回望这十七年，从我小心翼翼挽起裤腿，爬上拖拉机的那个时刻开始，往事便像14年初西二旗地铁口五彩斑斓的O2O广告传单一般不请自来。我看见我在许多个白天大笑，又在许多个夜晚流泪，许多人的身影和我交错——顶着发卷的女房东，踏步机上的北京小孩，就连两元店店主我都记得。我同样清楚到北京来，才是那几年我生命里最大的“大事”，可那不过是一个苍白的描述，而我看见的我记住的，全都是这些细碎。
北京的夜晚
我曾经痛恨它们，我曾经坚信人是为了见证大事而活，因为大事的迟迟没有发生，我曾一次次陷入抑郁。可回想这十七年，我人生中所有称得上“大事”的事，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出国回国，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真正改变了我的东西，让我成为我的东西，从来不是什么大事，而是那些最细碎的东西。
“你每写一万字，我就带你吃一次麦当劳。”我爸爸说。那是2010年秋天，为了锻炼我的作文，我爸爸立了这么个规矩。之后一年里我吃了九顿麦当劳，那时的我志向当个电梯工人，顿顿吃薯条辣翅，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以写作为生。
十七年后，2017年6月1日，我还在北京，十里堡。新家是传说中的野模社区，倒个垃圾都能看见好几双大白腿，这一天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可我还是决定把它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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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煎孢子。来源：“生煎孢子”公众号。责任编辑：卢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