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不论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是否被证实，但至少说明“租界”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参与了“旧上海”的形塑与想象。本文作者郭泰纳夫在华期间以“巡捕”的身份致力于上海公共租界的研究，尽管诸多观点难已超脱“殖民意识形态”的局限，然而，纯粹的“租界立场”作为思考“革命运动”的重要维度在今天仍具有参考意义。面对1919-1924中国-上海的政治大环境，虽一度抨击“排外煽动”，作者却发现了“民气”并将其与“社会主义运动”相联系，承认“这是一种更加重要的真正实力”，如此复杂的对华态度，为进一步探索20世纪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上海和中国政治：1919—1924
郭泰纳夫
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北京中央政府解决这个辽阔国家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软弱无能暴露无遗。辛亥革命未给整个局面带来任何显着变化。腐败和低效一脉相承，“上下相揆，内外隔阂”[1]，无改旧朝。无论是革命所追求的原则，还是所谓的共和政体，在人民的国家意识中都没有丝毫根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或许还宽过了清代。这种原则和政体，与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所处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它们所体现的观念和概念不能被绝大多数民众所理解。
然而，共和，或更确切地说，革命却给国家生活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因素，一个或许注定会带来国家重生的因素。
这个因素，就是中国的学生。
中国站在获胜的协约国一边参加世界大战，结果却未获得期待中的补偿，国内的失望和幻灭不可阻遏。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的种种希望，在凡尔赛和会上烟消云散。
尤其是中国代表团无法收复山东领土（它已被指定为日本战利品），激起了中国极大的愤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集会，会后前往被认为亲日的内阁成员曹汝霖宅示威。他们冲入房子，殴打并重伤了中国驻东京公使，纵火烧房。政府命令逮捕那些头目，却激起了学生更大的怒火。成千上万名学生上街演说，阻塞交通。局面越来越严重。6月3日，政府被迫逮捕一伙学生，把他们关在北大法科。
把山东交给日本的消息和列强对中国全面调整恳求的漠视，在上海的学生中造成了同样的影响。他们甚至比北京学生更加失望，因为在上海（租界）政治中立传统的保护下，试图结束南北冲突的国内和平会议于1919年2月20日召开，以冀引起协约国的注意，并让它们聆听中国的要求。学生们在5月初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宣布抵制日货和罢课。多所教育机构的三十名代表在复旦大学开会，成立了学生联合会。此后，这个团体指挥了抵货运动，也是支持罢市的主力，可它完全控制罢市的尝试未获成功。除了学生外，租界中的商人、店主及约24000名产业工人也加入了罢市罢工。
多种恫吓方式被用于这场全面的民族主义愤慨运动。各种激昂慷慨的传单揭帖遍布街衢。整个五月，中国公众都生活在疯狂的谣言与观念的变幻交织中，几乎聆听不到头脑冷静者的声音。
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进步党——实际上都卷入了运动，且都以民族真正代表的面貌出场，并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党组织转化成标榜“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媒体[2]。
为了对付一天天恶化的局势，上海工部局竭尽了全力，发布多种告示，禁止胁迫行为，禁止散发蛊惑性传单和张扬标有煽动骚乱字样的旗帜。工部局还禁止在马路上的集会、游行与示威，并通知学生联合会：如不停止与罢市有关的活动，将查封其总部。学生们一接到该通知，即撤离该房屋，在法租界建立了新的总部。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上海）总商会试图缓和激情，但其努力毫无成效。商人们的和解精神显然更加刺激了学生。煽惑加紧了，人们呼吁坚持罢市，直到中央政府同意下列要求：（1）惩办“卖国贼”，（2）取消秘密协定，（3）释放学生，（4）归还青岛。事态持续到6月11日总统罢免三个所谓“卖国贼”的消息传到了上海为止。这个消息抵达时，一些参加运动的店主、学生和工人在华界召开大会并游行。一支游行队伍行抵法租界时，被法租界巡捕驱散，而另一支队伍进入了公共租界，遭到公共租界巡捕阻挡。游行者攻击巡捕，随即发生了争吵，巡捕最终动用了武器，几次开枪射击；结果，一名华人被打死，数名被打伤。
20世纪初上海工部局巡捕
学生们发起的各种肆无忌惮的抵制日货运动，持续到12月中旬才逐渐断气。在此期间，中国学生与许多居民群体显示了组织各种同盟和团体的非凡能力。如我们所知，这种结构的中国传统商业行会和秘密会社，在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就是这场运动起源的简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运动对上海公共租界与华人关系的影响，其范围和程度均堪与一场国际危机相提并论。
1919年的运动，实际上被有些人称为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又被另一些人称为任性轻率的中国学生骚乱，是一些无耻的中国政客为自己的目的利用了学生；中国人自己则称为“新文化运动”，欧美却对此一无所知。这场运动已经影响到整个中国未来的历史和对外关系，意义深远。它无疑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新因素形成的第一阶段——统一民意的诞生，其锋芒直指在华外国人及其特权。中国的激进分子将之称为“新文化运动”完全正确，因为它是由归国欧美留学生引入中国的西方理念与西方政治斗争方式的产物。
1919年的全面罢市，给租界生活带来了一个新的重要特征。其结果，就是形成了新的华人公共团体——各马路商界联合会[3]。它表面上是为促进租界华人居民的共同利益而建立，但后来，它实际上经常要承担推动抗拒租界外人当局的责任。它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鼓动反对工部局加捐，要求在工部局中设立华人代表，并要求修改《土地章程》，以此确保工部局中的华人占有决定性的多数。
我们不想在本章详细分析所谓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将在评论1925年事件时列举所掌握的更多事实和文献。但我们现在必须承认，这一准民族主义或者真民族主义的运动，造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新声势。它势所必然地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这是一种更加重要的真正实力，尽管是被称为“民气”[4]。孙逸仙博士为了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下解救起来，就威胁要唤起这种民气。我们必须承认，凡尔赛和会上的中国代表尽管承受着日本和其他协约国的压力，却拒绝签署和约，并把山东问题及其他问题作为有待解决的悬案，他们所知的唯一支持就是民气。
巴黎和会
1919年学生运动的重要性被欧美忽略了，却未逃脱苏维埃共和国联盟[5]的警觉目光 。尽管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军队和协约国军队占领着西伯利亚，苏维埃特务实际上还是涌入了所有的中国要地。在运动高潮期间的1919年7月25日，莫斯科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同志代表苏维埃签署了一份宣言，并发给北京的外交部。可这份宣言的内容表明，它并不是在对中国政府说话，而是僭越了政府，在对中国那些热衷于废除治外法权、获取富饶的外国租界的各界民众说话。宣言声称，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苏维埃政府就以俄国人民的名义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中国及前协约国缔结的秘密条约。这些条约让沙皇政府及其盟友为资本家、银行家及俄国将军的利益奴役中国人民。宣言还称，被美国、欧洲、日本贿买的报纸禁止发表这一宣示。“现在，苏维埃政府将向中国无偿归还凭借帝国主义欺诈手段所夺取的一切——中东铁路，庚子赔款，所有的租界和租借地，永远放弃所有的领事裁判特权。”[6]
可是，包含着这份宣言的电报延误了，直到1919年3月才抵达北京。不久，1920年9月27日的另一份同文照会被送给中国驻莫斯科代表[7]。1920年宣言的文本，由苏维埃使团发表。
对布尔什维克宣传在1919年学生运动中的作用，很难做出清晰的表述，尽管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已在学生中发现了这种宣传的蔓延，并在多所学校中发现了售卖和散发这种布尔什维克作品的指定代理人[8]。但毫无疑问，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不仅令中国的激进分子和学生印象深刻，也令几乎不为任何共产主义理想所动的商人印象深刻，商人们从纯商业角度接受了宣言的内容。总之，上海华人各界居民都很快认识到，宣言主要是向他们发出的。当中国政府还在对是否接受“劳农政府”的慷慨馈赠犹疑不决时，本地的团体却乐意回应苏维埃的提议[9]。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楼
1920年和1921年公共租界发生的事件，再次集中在与1919年运动关联的问题和未曾解决的国际问题方面。纯粹的国内事务几乎无人问津了，有关外国的问题或外人行使其条约权利的行为问题，却招来了公众和当地中文报纸的激烈抗议。中文报纸为了给外人和公共租界当局添乱，竭尽全力利用大众的轻率天性[10]。
另一方面，外人抗议华人团体在中国民众中鼓动抵制日货和排外情绪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学生团体的强烈反应，以致中国政府不得不在某些情况下对其采取镇压措施[11]。这又导致了以上海学生为首的1920年全国性的罢市宣言。诱使商人、工人再次加入运动的手段是热烈的街头演讲，但商人和工人并不情愿，中国政府也对华界采取了严厉的戒严措施，阻止了罢市的进一步蔓延。
可是，1920年罢市的失败未对运动的发展带来多大影响。运动在国际事务和中国工潮复活两个方面，获得了新的动能[12]。
事实上，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还在1920年1月中旬就代表其政府向中国外交总长递交了一份照会，建议中日两国直接谈判山东问题。对此，学生和商人共同向总统和内阁提出强烈抗议，反对不经过国联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国联行政院占有一个席位[13]。抗议的理由显而易见：中国的民意不信任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被怀疑亲日；如按通常的外交方式谈判，它很容易因私利或无力抵抗日本这种强国的压力而蹈覆辙。
同时，中国人认为自己拥有正当的理由，整个山东问题的公开解决，肯定会获得外部世界公开的道义支持。当今中国与百年前中国的差别，就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了解了西方，而过去的中国则不了解、也不愿了解西方。这些中国人的观点和愿望被当成了民意，而归国留学生的领袖们，则充分看到了战后欧洲和日本在政治与社会事务方面的所有弱点[14]。他们也欣赏美国传统的温情主义，美国有限的在华实际利益，提供了展示这种脉脉温情的充分机会。这种温情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威尔逊总统着名的“十四点计划”中。
召开讨论限制军备和太平洋远东问题会议的预告，在中国再次燃起了将悬案交付公断的新希望。在一般中国公众看来，行将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仅仅是巴黎和会的延续，是又一次让民主世界见到中国遭受了不公正的机会。西方列强和日本是乘中国政治暂时软弱之机，采取了“自私自利”政策[15]，把这个不公正强加给了中国。如果说中国公众并不完全了解这次会议的主题，中国的外交官却明白，有关山东、二十一条及各条约口岸强大的华人团体最关注的治外法权问题，由于一系列的技术原因，根本不可能提交给会议。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除了美国、中国和荷兰，都受凡尔赛条约的约束。日本当然反对任何列强采取任何有关行动，因为这将被视为违反条约的规定。何况，负责任的中国政治家不能无视另一个事实，即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仅是地位孱弱的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对全世界的公众舆论而言，他们即使有地位，充其量也无关紧要中国政府的声望和实际权力[16]。
1921年华盛顿会议
显然因仍未履行刚刚许下的诺言[17]，不足以让任何国家承认：北京中央政府及其外交代表真是中国人民愿望的代表者，还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唯一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中国参会代表地位、赋予他们中国民众承认的权威，就是一般公众舆论的权威。当然，因为不存在可运行的机构，没有表达全国民意的机会。可是，中国青年的声音是存在的。在各条约口岸、尤其在上海，在外人享有的同样特权保护下，他们的观点获得了最充分的表达。实际上，委派中国与会代表[18]的消息一传到上海，公共租界就成了紧锣密鼓的宣传阵地。紧跟这项宣传的是本地团体、学生甚至男女学童的一系列会议，通过诉说中国遭受各种委屈与表示当前愿望的决议，以通电发出。可是，在1921年12月8日的群众大会上，由于派别纷争，主张致电华盛顿取消二十一条、向中国无条件归还青岛、各项权利及租界的决议无法通过。会议的领导者不得不在全国学联的屋子里举行一次新的内部会议，才接受了这项决议[19]。
1921—1922年的事件尚近在咫尺，我们还不能对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最终获得成功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得出清晰的结论。当时，与会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原则[20]获得了承认，中日之间达成了关于解决山东问题[21]和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的谅解。
相关的国际公约
然而，会议开始时确定的原则，无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和日本由大战引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原则；华盛顿中国代表团身后的唯一力量，就是各条约口岸、尤其是上海所展现的中国民意。因而，这场1919年始于北京、却在上海获得最充分表现的运动，预示着中国国际政治中新因素的出现，并获得了国际的认可。即使外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仍心存疑虑，中国人自己却深信不疑。上海原来就是中国新政治生活的中心，现在则注定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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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泰纳夫。来源：“保马”选自《上海公共租界与华人》第一章。责编：畢非）
注释：
[1] 光绪皇帝宣布宪政改革上谕，1906年9月1日
[2] 胡适博士，《英文中国最近教育状况》第六篇，中国教育促进会。（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Bulletin
No.6）
（译按：指胡适英文文章The Chinese Renaissance，即《中国的文艺复兴》。）
[3] 译按：后来建立的“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简称“商总联会”。
[4] 孙逸仙博士1924年12月在神户接受《日本年鉴》（Japan Chronicle）代表采访。（《北华捷报》1924年12月13日）这项声明的确切性，孙本人在自己身前、其亲密追随者在其身后，均从未予以否认。——作者
（译按：孙接受采访的时间应为11月。）
[5] 译按：应为“苏俄”，下文的“苏维埃”亦指苏俄。作者在本书中始终不用Soviet Russia的表述，以表示绝不承认革命后的政权可代表俄国。
[6] 1919年宣言的文本，由中国外交部译自1920年3月26日伊尔库茨克电报的法文原本。
（译按：此段引文与译自俄文的中文本有出入。）
[7] 1920年宣言的文本，由苏维埃使团发表。
[8] 1919年5月16日巡捕对福州路119号B大东书局和广东路84号东方图书公司的突袭，缴获了一批带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书籍和文献。这些书籍文献中的广告表明，在各个学校委派了专门的售卖代理人。被缴获的书籍中，最具煽惑性的是署名“京津学生联合会”的《民钟》（“People's Bell”）。1919年《工部局年报》，第88—89页A。
[9]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及上海几个最早建立的会馆公所的电报。1920年《工部局年报》，第70页A。
[10] 在煽动抗捐登峰造极之际，主要的中文报纸刊登广告，呼吁居民不交捐税，并恶毒指控执行会审公堂扣押令进入一些店铺的巡捕，侵犯无辜人民，肆意毁坏货品。《民国日报》是违规报纸之一，在会审公堂受到起诉，其编辑被判罚金300元。这对从事同样宣传的本地报纸效果明显。《神州日报》、《时报》、《新闻报》及《大众日报》急忙发表道歉，完全撤回了诽谤。同上，第67页A。
[11] 1920年1月9日的船津（辰一郎）事件。船津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就持续不断的抵货和选举卞（荫昌）先生为天津总商会会长向天津的特派交涉员黄荣良提出了抗议。这重新激起了学生们的活力。结果，按照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一批学生被关押。——作者
[12] 1920年6月和7月，上海的工潮达到严重的程度，其直接原因就是米价腾贵。这两个月至少发生了10起罢工，全年则发生了45起，而1919年为25起，1918年仅13起。这项对比清楚表明，在1920年上海口岸的经济生活中，劳工问题严重到了何等程度。1920年《工部局年报》，第68页A。
[13] 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在1919年9月10日签署时，中国成为国联的成员，中国公使顾维钧博士被选入国联理事会。
（译按：中国于1920年12月当选国联行政院非常任会员国，顾维钧于当月被总统委派为国联行政院的中国代表。国联行政院，亦作国联理事会。）抗议的理由显而易见：中国的民意不信任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被怀疑亲日；如按通常的外交方式谈判，它很容易因私利或无力抵抗日本这种强国的压力而蹈覆辙。
[14] 欧洲的总体经济状况；因大量军队及战时工业复员所造成的失业，引起了英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为恢复工资对物价的经济关系、重新获得相应购买力而引起的英国和日本的工人运动；工人们在莫斯科第三国际提出的口号下，准备对抗经济法则的征兆，等等。后者尤其在国家的规模上令中国的激进分子印象深刻，即社会主义运动是在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中进行的，中国将能够、并已经从这一运动中获益。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对日本的工人运动印象深刻。在1921年7月神户、大阪、东京的罢工和示威中，工人们的政治要求和革命倾向，使得统治集团无法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来增强其外交地位，从而无法影响远东的现状。——作者
[15] 我们在1921—1922年公开的中国文献中，未发现把列强对华政策正式称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这些词汇是苏维埃官方术语影响的结果，1924—1926年间才首次出现在中文文献中。
[16] 1922年，东南省份*云南、贵州、四川和湖南宣布独立并且实行。内战：1917—1918的南北战争，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1年的桂粤战争、鄂湘战争及川鄂战争；兵变叛乱：1912年在北京、南京、苏州、新安、沈阳、芜湖、洛阳、浦口、幽州、武昌、常德、安庆、北通州、西安、安东、南昌、烟台等地，1914年在浦口、吴淞、南京、上海、广东、安徽、云南、浙江和黑龙江，1915年在四川、贵州、甘肃、山东等地，1916年在湖南、广东、山西等地，1917年在北京，1920年在河南、福建、湖北、江西等地，1921年在湖北和湖南。
（译按：东南为西南之误。）
[17] 1921年1月，南京的江苏省商会联合会坚决要求，在正式批准商人们拒绝支付的印花税、所得税和附加税等拟议中的新税则之前，必须进行新国会的“诚实”选举。作为对此的回应，发布了选举1921年新国会的大总统令。——作者
（译按：新国会选举的大总统令，发布于1920年10月30日。）
[18] 驻美公使施肇基博士，驻英公使顾维钧博士，大理院院长王宠惠博士，伍朝枢先生。
[19] 1921年《工部局年报》第60页a，对有关华盛顿会议的煽动做了如下陈述：“年底举行的几次有关华盛顿会议的集会，绝大部分听众是青年人、职业煽动家和游手好闲分子。认为这些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观点，在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可是，中国的群众很大程度上由少数人摆弄，这种煽动可以产生完全出人意料和危险的结果。它也许可以让（群众中的）排外情绪死灰复燃，燎起冲天烈焰，心怀叵测的政客和其他人四处播撒的虚假、偏颇的宣传，则常常为之火上加油。”
[20] 会议同意采用下列基本原则作为有关中国问题的工作基础：（1）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及行政的完整；（2）为中国自身发展和维持一个有效稳定的政府提供最充裕的条件；（3）所有的国家，都为在整个中国建立和维持商务实业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施加影响；（4）禁止利用中国的状况，牟取专门权利或特权，以致减少友邦臣民或公民的权利，并不得鼓励有害友邦安全的行为。“威罗贝：《华盛顿会议上的中国》（China at the Conference, Washington, ）。
[21] 会议为中日之间或许可达成协定、解决难题的谈判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为了把双方拉到一起，白尔富先生和许士先生以个人身份进行调停，温柔地对待双方，并获得了双方的认同，希望解决问题的会谈就此开始。谈判持续了数周，最终达成一项完满的协定，这就是1922年2月4日中国日本签署的一个条约。
（译按：即《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