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

要探讨当代中国问题甚至是世界问题，我们往往需要回溯到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如果说，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有着比较直观的感受的话，那么对于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十年的认识则往往是模糊的。而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很多人包括相当多的研究者都往往出于偏见和敌对立场而抹黑或者忽略这一段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探索。为了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巨大历史成就以及对于今天的影响，我们专门用这一章来探讨那个波澜壮阔的革命与建设的时代。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段话所表明的，正是处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初期的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抉择--自我救赎还是被扩张中的欧洲资产阶级所蹂躏。

老牌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先后经历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革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的革命。当时革命的动力，不仅包括资产阶级，还包括农民和无产阶级。由于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只是充当着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因此，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确立统治地位。

总结前面讲到的阶级斗争历史经验，一个革命的阶级要能够实现革命的成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条件：一是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二是能够提出科学的彻底的革命纲领，三是革命阶级的力量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足以一举摧毁旧势力，获得政权。

相对于封建社会封闭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疑是先进的，资产阶级无疑是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在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相继提出的纲领是符合当时的进步要求的，也是比较彻底的和比较革命的，尤以法国大革命最为典型。上溯到500年前，在儒家封建皇权、穆斯林封建皇权和基督教封建皇权三分天下统治着的这个世界中，基督教世界的封建中央集权最为虚弱，资本主义萌芽便在这个薄弱环节找到了突破口，并随着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相继发生，资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使得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并有工农积极参加的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欧洲反动封建势力，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或者改良，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或者迫使他们就范，从而取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近代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正如1853年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中写的：“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1]但是，这种可能性没有成为现实。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脚步，没有赶上欧美资产阶级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的步伐。最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同中国最反动、最保守的封建堡垒勾结起来，极大地遏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个曾经遭受封建势力压迫的欧洲资产阶级，一经取得自己稳固的政治统治，立刻便在它所到之处为自己开辟新的商品市场，侵略和压迫起其他工业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的历史，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和加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形成。与此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帝国主义所到之处，为了便利其无止境的掠夺，一方面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并使封建地主阶级成为自己侵略和统治这些国家的支柱，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豢养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作为其直接统治人民的代理人。在许多国家，大买办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垄断着一国的经济命脉来为帝国主义服务。在旧中国也是这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不推翻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得到解放。

这就造成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既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任务，又有反对封建势力以便为民族资本开辟道路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包括历史上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革命的两面性。在革命发生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要联合工农同封建势力作斗争；但当工农觉悟起来，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要求而资产阶级不愿满足的时候，资产阶级又联合封建势力反对工农。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还由于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异常软弱，又派生出了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它对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的时期，也不愿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又由于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更不愿彻底地推翻封建势力。正因为如此，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民主革命便半途而废了。

那么，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继续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辱，受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剥削压迫；要么起来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无疑是失败了，但是，中国无产阶级能不能领导一场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并取得胜利，这在当时却是存疑的。

当时中国存在着如下一些社会阶级阶层：（1）附属于国际资产阶级的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2）民族资产阶级；（3）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和小知识分子阶层的小资产阶级；（4）包括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等的半无产阶级；（5）工人阶级。

当时中国人口总数约为4亿，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数量仅为二三百万，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只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六七。这便是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人们有理由怀疑无产阶级能否领导一场成功的革命。

但是，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2]一文中，对中国的无产阶级做了这样的分析，他说：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许多特出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哪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的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在导读中提道，要能够实现社会革命的成功，该革命的领导阶级必须是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或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必须能够提出科学的彻底的革命纲领，还要能够联合其他被压迫阶级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一举摧毁旧势力，获得国家政权。

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条件是，用什么理论思想做指导并提出科学革命的纲领。这是中国农民革命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欠缺的，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还是借用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具有总结性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这句话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

这首先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标志着无产阶级不仅能够领导一场革命，而且能够取得国家政权。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第一次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俄国的国情与中国相似，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都需要实现生产的现代工业化变革，同时，十月革命也是在俄国资产阶级失去了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西欧资产阶级的那种积极作用，已经不能够领导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必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革命志士，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就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选择。

其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十月革命终结了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斯大林说：“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不再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发生在中国的这场革命不仅要解决民族压迫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阶级压迫的问题。

然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经由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功才得以广泛传播到中国的，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来意义。

毛泽东把这一理论作了言简意赅的总结，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接着解释道：“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造反有理”的“理”，正是指的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即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前者解释和说明了世间一切商品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剥夺剥夺者便是理所当然的；后者解释和说明了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民理应主宰历史而且能够当家做主人。

具体到中国革命，要使得这一革命理论能够指导中国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还需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才能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科学的行动纲领。

这一革命的纲领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各个革命阶级，组成了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和反动统治者进行了一个长时期的革命的武装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也被毛泽东总结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统一战线是针对中国资产阶级而言的，并主要是处理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一项准则，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

武装斗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阶级斗争形式，即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

专栏5.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节选）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

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简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资料来源：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党的建设就是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面对中国革命所处的艰难困苦，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共产党不但要勇于领导，更要善于领导各革命阶级阶层，与反动统治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斗争的胜利。

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民族民主革命能否彻底胜利的关键所在。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本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全民族的完全独立和彻底解放。

在中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和革命不彻底性，决定了它不能领导这场革命并取得胜利，它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统一战线的形式才能发挥本阶级的革命作用。

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的问题，是工农联盟的问题。

农民问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包括贫农和中农的广大农民，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能不能领导农民革命乃是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基本上就是因为它不能放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它常常害怕和反对农民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坚决支持农民的革命要求，深入农村，进行艰苦的工作，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和领导他们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剥削，实现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无产阶级也只有和广大农民群众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

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来实现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农民一般占人口的多数，现代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在中国，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第一位，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改造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员的思想，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这样就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农村环境，如何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强的战斗组织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完成了资产阶级未能完成的革命，初步解决了遭受其他民族剥削和压迫的问题，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所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成就。但是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依然存在，对于以消灭私有制，消灭最后的剥削压迫制度，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说，这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

列宁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体系最薄弱的环节率先突破。俄国的十月革命证明了这一判断。

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历史性难题。落后国家在发生革命之前，往往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作为世界资本积累的一环向中心国家输送着经济剩余。革命的发生威胁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因而也是中心国家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必然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封锁和打击。如果不能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拥有可靠的国防工业，新政权迟早要被颠覆，国家也将重新回到落后的历史起点上。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面临着这个历史性难题。一方面，在旧社会饱经欺侮的中国人民渴望新中国建立一种公平的社会制度，所以社会主义是众望所归。中国革命依靠工农群众才取得了胜利，如果新政权重新让他们回到受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制度下，新政权就丧失了合法性。另一方面，面对长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的历史，以及帝国主义对新政权的封锁和打击，中国必须进行资本积累，尽快完成工业化，改变在世界上的落后地位。

按照某些说法，毛泽东时代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中国在这种“不适应”的状态下摸索了三十年，经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改革开放时代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改革。通俗地说，“补了资本主义这一课”。

只要稍微做一些国际比较就可以看到这种说法的荒谬。从经济增长来看，毛泽东时代的表现相当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的GDP是1952年的4.7倍，年均增长率达到6.1%，见图5-1。[4]由于各个国家规模不同，取得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和难易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在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时，合理的方法是对人口规模在同一数量级上的国家进行比较。1978年时，全世界共有16个人口超过五千万的国家，表5-1列出了其中15个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到1978年的经济增长率（越南数据缺失）。在这15个国家中，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最快，其次是巴西和墨西哥，中国的增长速度排在第4位，比苏联快，比印度快，也比经历了改良主义黄金时代的美、英、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快。

图5-1 

数据来源：《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表5-1 

数据来源：WDI数据库，中国1952-1978年数据来自《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美国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日本数据来自日本统计局网站，英、法、联邦德国数据来自《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苏联数据来自大卫·科兹等著:《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专栏5.2

布拉莫尔：中国集体农业再评价（节选）

集体农业的价值是很丰富的。中国农民在毛时代后期完成了空前扩大的灌溉体系，这奠定了机械化和有效地引入高产杂交品种及半矮杆品种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毛时代后期的农业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尽管劳动生产率很低。更重要的是，回到家庭农业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因为通过防止偷懒，家庭农业提高了一定时间内投入农业的劳动力数量，而这期间经济发展需要为工业化释放剩余劳动力。可以肯定的是，尽管80年代和90年代释放了一些农业劳动力，但是更大块的农田作业可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

总体上来说，中国集体农业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缓慢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有更大关系，相反跟集体组织中的固有弱点本身没有很大关系。毛时代后期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受到了国际约束的强烈影响。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并受到美国和苏联对其国境的威胁，这都迫使毛采取了防御性的工业化战略。对毛来说，党和中国人民不能够再回到20世纪30年代被日本控制的情况。中国已经在1949年站起来了，就不能再跪下去。

出于这些民族义务，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防御性的工业化需要资金，唯一的资源来源就是农业部门。其结果就是国内贸易转而不利于农业，以控制工资商品和工业原料的价格，这样就给工业部门带来了利润，使其能够进行再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化肥生产和其他关键性的农业投入被忽略了，而即使有这些物资，贸易的条件设置使得农业部门也无力购买。中国农业被自身的资源所阻碍。然而，正是农业在70年代没有获益的事实导致不可避免的低工资和低劳动意愿。农业上的高产出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奖励，到毛逝世时，很显然已经不再能激励生产者，他们除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外所剩无几。只有通过最高层的努力，同时借助中国自己农业研究体系生产高产良种，这些基本需求才能被满足。

虽然如此，中国在1978年已经站在了农业革命的边缘，集体农业应得到最大的褒奖。到70年代末，战略威胁已经减小，提高相对的农产品价格和加大工业投入的供给变得可能了。其结果就是罕见的农业产量的跃升，而这跃升的大部分是在1977年到1982年的集体化-而不是在家庭农业-的情况下完成的。即使废除集体化后，集体化的影响依然可以感受到。如果没有70年代完成的灌溉工程，80年代和90年代的产量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

资料来源：本文原题为“集体农业”，是Chris Bramall（克里斯·布拉莫尔）的着作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Routledge 2009）中的一章。译文由巫爱金、何俊杰、严海蓉校对。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70%，重工业占比不到5%）变成了一个拥有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工业生产能力位居全球第六位。中国有了自己的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制造业，有了“两弹一星”，并由此发展了自己的核工业、航天工业和电子工业，能够用自己的工业产品支援农业促进粮食产量的大幅增长，这一系列的巨大成就可见图5—2至图5—4。

图5—2

图5-3

图5-4

数据来源：《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面对事实，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毛泽东时代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经济濒临崩溃，那么这个时代是如何取得如此了不起的经济成就的？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固然是一对矛盾，但是生产关系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原来的生产关系一定不适应生产力，也不意味着后来的生产关系就一定适应生产力。假如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廉价劳动力的经济体，用低端技术为全球生产廉价消费品，到最后经济增长换来了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劳动者健康水平退化的后果，这难道就是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吗？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给定足够的历史时间，谁都能看得清楚明白。

生产关系为什么会变化？生产关系归根结底是生产过程中属于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总是不同阶级之间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客观上是因为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阶段已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而在主观上则需要无产阶级这个“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来进行斗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同样，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也是通过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实现，但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并不会改变它成为生产力的桎梏的历史规律。

那么，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是如何导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这要从建国初期的生产关系说起。

苏联模式

在中国这样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进行资本积累，完成工业化，有必要借鉴苏联的经验。苏联在1953-1957年帮助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不仅获得了苏联的机器设备和技术，而且积极向苏联学习工厂管理经验。苏联的工厂管理突出两个方面：一是“一长制”，厂长说了算；二是通过物质刺激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套管理经验的典型代表是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因此我们国家把它称之为“马钢宪法”。

1952年之前，中国就根据苏联模式在接管下来的官僚资产阶级工厂中建立了厂长负责制，而在一五时期的新工厂中更是如此。1956年，中国仿照苏联工资制度进行了工资改革，建立了八级工资制，工人根据技术水平的高低评定级别，从而获得数额不等的工资，并鼓励实行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彻底丧失了夺取政权的能力。这样，中国在50年代以苏联模式为榜样建立起了自己的经济制度。

由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党的八大宣布，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阶级矛盾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吗？

实际上，私有制只是私有权的法律形式。原来的形式没有了，内容可以改头换面继续存在。无论在苏联还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任何人都不具有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但社会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分工仍然存在，权力仍然是不平等的。有一部分人掌握着社会的政治权力，掌控着意识形态，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如何分配，并享受着优越的生活条件。这部分人就是官僚精英。

在苏联模式下，官僚精英的特权得到保障而受不到挑战。在工厂里，厂长权力最大，工人被动执行命令，不能参与管理，更谈不上民主。工人劳动缺乏主动性，所以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工厂不得不实行物质刺激。

表面上看，奖金和计件工资可以提高工人收入，好像是为工人的利益着想。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下长期实行同样的物质刺激，资本家只有在工人创造出更大剩余价值的情况下才愿意拿出一部分工资奖励给工人。在社会主义工厂中也是如此。只有劳动技能好或者客观生产条件好的工人才能获得比较多的奖金，而从全部工人的平均水平来看，与多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相比，他们的工资增加得却很少。并且，由于奖金分配不均，工人内部容易出现分化和矛盾，因而容易被管理者分而治之。同时，奖金如何分配是管理者说了算，实行物质刺激实际上加强了管理者的权力，工人为了增加一点收入而不得不对管理者更加服从。

1958年，毛主席推荐全党干部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主席在对这本书的批注中对苏联模式进行了批评。他说，“（教科书）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

所以，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仍有很大的差距。苏联模式固然在历史上巩固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工业化，但也促使官僚精英的形成。官僚精英认为这一模式最有利于促进资本积累和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所以想要停留在这一模式上而不想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按照同样的逻辑，官僚精英也可以为了资本积累而牺牲工农群众的长远利益。官僚精英的这种态度是对社会主义的错误修正，因此被称作“修正主义道路”。由于权力得不到限制，官僚精英迟早会以更好地进行资本积累为名而抛弃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劳动者实行剥削和压迫，而官僚精英也会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剥削阶级。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道路来说，苏联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对苏联模式下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造，中国也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有的人一看到阶级斗争犹如谈虎色变。其实，只要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所生产的剩余产品被另一部分人所占有或者支配，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就存在对抗性，阶级之间就会发生斗争。

如果你翻开中国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中国不乏在农民支持下建立的政权，但是新政权的领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新的剥削阶级。阶级社会的秩序得以恢复，农民换来的或许只是短暂的“恩惠”，而在长期仍然受到剥削和压迫。毛泽东时代也面临着这个“历史规律”。背离人民当家作主目标的苏联模式不能照搬，那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激烈的社会变动之后，全国秩序在60年代末期稳定下来。在对苏联模式下的生产关系的改造的基础上，中国逐渐形成了既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又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本书的读者或许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可能倾向于认为物质刺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有效的方法。这也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流行逻辑：只有把劳动者的所得和劳动者的实际贡献联系起来，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按劳分配”。按照这一逻辑也不难证明，只有把公有财产私有化，才能让劳动者最大程度地关心资产增殖，因而私有化最有效率。

其实，物质刺激所体现的“按劳分配”原则是极为片面的。在现代生产过程中，一件产品需要劳动者的分工与协作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劳动者都不可或缺，任何一个劳动者犯的微小错误都有可能在生产过程中积累成大错。所以现代生产过程必然强调劳动者“各尽所能”，而单个劳动者的实际贡献通常是无法衡量的。

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实行“按劳分配”，也的确是按照劳动者的贡献来分配的。然而这种“按劳分配”不是看你创造了多少价值，而是看你创造了多少剩余价值。只有你给资本家创造了更多的利润，资本家才会多分给你一点工资。所以，如果只强调“按劳分配”而不区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那么“按劳分配”就是个骗局，吃亏的还是劳动者自己。

毛主席就曾这样批评苏联模式中的物质刺激的片面性：

“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

那么，如果抛开物质刺激，社会主义有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方法呢？

1960年关于鞍钢的一份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兴趣，自那时起“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传遍全国。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鞍钢宪法试图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促进工人与管理者的结合，创造出工厂管理的新制度，取代依靠厂长负责制和物质刺激进行工厂管理的苏联模式。

鞍钢宪法的传播改变了中国的工厂管理，以前由干部担任的一些职能变成了工人的事。工人中出了各种“员”，如统计员、安全员、质量员等，做的都是从前由办公室职员的工作。同时，干部被要求经常性地参加体力劳动，拜工人师傅为师。大学毕业生进厂直接就是干部，但必须下车间劳动一段日子才能进办公室。

这一套工厂管理经验的好处很多。一是节约了非生产性劳动，干部和办公室职员的数量少了。二是工人自己管理，从而培养出了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工人成了工厂的主人，劳动积极性也就高了。三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了解了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能更好地改进管理和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干部以身作则也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热情。

资本主义在战后的黄金时期曾创造出一套以日本丰田汽车为代表的新的管理方式，一个重要特征恰恰就是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在日常生产和新产品研发上的相互结合。这种管理方式成为日本汽车业在效率上超过美国汽车业的法宝。与丰田管理方式相比，中国的鞍钢宪法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探索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当然，这种探索不仅重塑了车间中的权力，保证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也是提高效率的一整套好方法。

从鞍钢宪法，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

首先，工人在为谁生产这一问题上树立集体主义的观念，把国家、工厂和个人的利益统一起来。劳动不是为了奖金，而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自己也是这个集体的一分子，参与集体的管理，是集体的主人翁。这种参与感和贡献感产生出劳动热情。

其次，工人能够限制干部的权力，能够公开批评干部，表达意见和建议，不怕干部打击报复，能够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方式决定工厂的重大政策。工人的权力和地位有了保障，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劳动积极性也会提高。

最后，国家制定的工资标准向工人倾斜，向体力劳动者倾斜，而一般干部和办公室职员的工资比具有相同工龄的工人低，粮食定量也比体力劳动者少。这种分配制度也增强了工人的地位，从而把集体的事业当成工人自己的事业。

鞍钢宪法所体现的工厂管理方式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的有益尝试。固然，各地实际情况不同，这一套管理方式的效果也不一样，并且生产关系的改造也需要时间，需要其他制度与之配合。不过，有些人一说到社会主义工厂就想起“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这种线性思维阻碍着他们理解人的劳动积极性从何而来这个根本问题。人有通过劳动进行创造的本能，人通过劳动改变着环境也改变着自己。物质刺激把劳动者当作机器，你给机器多少动力，机器就会被动地工作多长时间。鞍钢宪法把劳动者当作人，一旦意识到劳动所创造出的集体利益和个人长远利益一致，人就会主动地劳动。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

毛泽东时代的生产关系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中国落后的经济面貌。本章开始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十分迅速，并且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并不止于此。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可以分两个方面来总结，一是“物”的发展，主要是工业化，二是“人”的发展，即劳动者的发展。

工业化

中国要进行工业化，就要动员足够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力数量多，但农民占大多数，农业能提供的剩余粮食少，能养活的工人数量有限，所以粮食产量就给工业化带上了“紧箍咒”。1952年，农业经过三年恢复，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只有285公斤。这些粮食不仅需要养活5.7亿人口，还要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如果工业扩张过快，工人数量就会增加，对农村粮食的需求就要增长。所以，进行工业化是一门大学问，有时更需要辩证的思想。

建国之初我们的重工业极其薄弱，一五计划时期就优先发展了重工业。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绝大多数都是重工业。这些重点项目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原材料、能源和机器制造。在一五计划的布局中，东北地区形成以鞍钢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华北和华中地区将在二五期间形成分别以包钢和武钢为中心的工业基地。由于钢铁是工业建设的基本材料，有了钢铁才能制造机器设备，所以把钢铁工业作为中心是理所当然的。

一五计划的机器制造重点项目有80多个，分别服务于冶金、采矿、电力、运输、化工、农业和机器制造业本身，其中包括着名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洛阳矿山机器厂、武汉重型机床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兰州炼油化工设备厂、吉林石化公司等等。这样，以钢铁为中心，通过机器制造业满足工业化的进一步需求，整个工业部门就逐步建立起来。

一五时期156个重点项目连同921个限额以上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础。虽然这些项目在这一时期进行规划，但并不一定当时就开工并投产。一五计划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并投产的只有68个。这些项目的建设经历了大跃进、困难时期和调整时期，一直延续到1969年才全部完成。

大跃进运动对于整个工业化过程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钢铁产量的突飞猛进促进了与之相连的重工业的发展，1958年重工业产值增长了79%，1959年进一步增长了48%，都大幅超过了一五时期的平均水平。不仅国家的大工业，地方和农村的小工业也繁荣起来，农村第一次有了工业生产的经验，为此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相关比例可见图5—5。

图5—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

然而，大跃进的另一方面却是，大炼钢铁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包括部分农村劳动力，从而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各工厂为了增加产量而大规模招工，迅速扩大了城市劳动力规模，造成粮食及其他消费品供应紧张。结果，工业建设也不得不大幅收缩。

在大跃进之后，国家对工人数量和工资增长幅度都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控制。倘若你问一位经历过这些年代的老工人当时的工资如何，他会清楚地告诉你工资是多少、哪一年涨过工资，因为在大跃进之后和1976年之前，全国仅在1963年和1971年给部分工人涨过工资。

如果说文革之前的工业建设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那文革时期的工业建设则提升了工业化的高度。1964年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首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一星”的成功创造了中国的航天工业与核工业，同时也带动了电子工业的发展。从1967年到1976年，电视机产量增长了35.2倍，收音机产量增长了9.6倍，录音机产量增长了3.7倍。1966年研制出第一块集成电路后，在1976年中国集成电路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2000万块。

中国在60-70年代相继发现了一系列大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约1500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过亿吨。有了石油，就可以发展石油化学工业，生产化肥、化纤以及其他重要的化工产品。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石油危机，石油价格迅速上涨。中国通过石油出口取得了外汇，并在1972-1973年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家引进了价值51.4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化肥装置，并在1974年以后陆续投产。化肥产量从1972年的370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870万吨。可以说，没有这一时期化肥生产能力的增长，就没有改革开放初期粮食产量的提高。

劳动者的发展

与劳动者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两个重要方面就是医疗和教育。没有好的医疗条件，劳动者的健康水平就要下降；没有好的教育条件，劳动者的技能就要退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为了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一般都会由国家承担一部分劳动者的医疗和教育费用，以更好地为资本积累服务；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目标。

主流观点认为，毛泽东时代人民生活贫困，生活在贫困中还谈什么劳动者的发展？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978年与1952年相比，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即排除物价影响之后的平均工资水平）只增长了10%。每一次工资上涨后，随着工资较低的新工人数量的增加，整体的平均水平又被拉了下来。1976年，职工每个月的平均工资不到48元，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当然很低。

不过，48元在实际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当时许多工厂有个规定，按家里人口算，如果每月人均收入少于8元，那么就可以申请救济。我们可以把8元当作一个人的最低需要，那么一个职工的工资养活五、六口人是不成问题的。许多四五十岁的工人师傅回想起他们的父辈，往往会说到，当年一大家子就父亲一个人上班，但家里经济上也没有什么压力。城镇职工的实际工资可见图5-6。

图5-6

注：实际工资指数由职工平均工资经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得出。

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那时职工需要花钱的地方少，主要是吃穿等生活必需品。吃的方面国家按计划供应粮食，粮价基本不变，如果变化也会给职工发放价格补贴。粮食定量供应，一个重体力劳动者每个月供应40-49斤粮食，坐办公室的干部和职员供应27-32斤粮食，没有工作的普通市民的标准是24-28.5斤粮食。[5]穿的布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也是如此。子女上学学费很少，如果家庭困难则可以免学费。职工看病不要钱，家属看病有补贴，医疗上也有保障。住房由单位提供，虽然1978年的时候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6.7平方米，但住房有保障，房租也很便宜。[6]

城市里的工人、干部是这样，那农民生活如何？农村家庭一年的人均纯收入在1957年是73元，1964年是103元，1978年是134元，大概是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7]可见，农村的收入水平虽然增长比较快，但绝对水平与城镇相比是比较低的。

然而，这并不妨碍农村劳动者的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能够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建立起了有效的制度，用集体的力量促进农民的发展。国家有意识的让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这一点从所谓工农业剪刀差来看，这个指标衡量了农村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的相对关系，应该说在整个毛主席时期，农村农产品的相对价格都在走高，对农村更有利，见图5-7。

图5-7

数据来源：《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1965年，面对医疗资源严重偏向城市的局面，毛主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并号召培养一批“农民也养得起”的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应运而生。赤脚医生依靠从生产大队获得的补贴生活，他们经过简单的培训，能够给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特别是防治传染病。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是行了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达到150多万。19现在有人说，“赤脚医生”水平差，只能治个头疼脑热，不值一提。对此我们也只能说，那些对毛泽东时代目空一切的批判家们并没有资格批判脚踏实地的“赤脚医生”制度。

在当时的简陋条件下，建立在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合作医疗制度可以显着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劳动者的预期寿命和健康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谓是许多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奇迹。中国在70年代编写的《赤脚医生手册》以问题为中心，简单易学，清晰明了，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

毛泽东时代在劳动者发展上表现地究竟如何？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健康水平的提高通常用人口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来衡量。根据《中国卫生年鉴》，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1978年的68岁。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43岁增加到1978年的66岁，其中女性的预期寿命从45岁增加到68岁。

与中国相比，印度在1960年的预期寿命是42岁，而到了1978年只有54岁；全部低收入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42岁增长到1975年的46岁，而全部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46岁增长到1975年的54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在1960和1975年之间只不过增长了3岁多。表5-2按照表5-1的方法比较了十几个人口大国的预期寿命，表明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是最快的。

表5-2

在教育方面，1982年中国成年人的识字率已经达到66%，其中成年女性的识字率是51%，而印度在1981年全部成年人和成年女性的识字率分别只有41%和26%。从15-24岁的年轻人来看，1982年中国人的识字率是89%，女性是82%，而印度1981年的数字分别只有54%和40%。

教育进步也可以从入学率看出来。表5-3比较了十三个人口大国中等教育的入学率。1978年的时候，中国中等教育的入学率接近58%，在十三个国家中仅次于日、美、英、法、意五个高收入国家，而其增长率仅次于巴西。中国中等教育入学率是印度的两倍多，对女性来说则接近三倍。

表5-3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这些事实，我们总会由衷钦佩那个时代的魄力和远见。一个把工业化作为目标的国家，一个要勒紧裤腰带进行物质积累的国家，却在劳动者的发展上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的工业化基础是看得见的财富，那么亿万劳动者的发展则是看不见的财富。我们也不难看出，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工人就没有权力和地位，农民就没有集体化，那么劳动者的发展就根本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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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2页，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79。

[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67页，北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4]数据来源：《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5]唐忠、宋继青着，《粮票·粮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6]参见《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7]参见《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