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情况，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进行了认真思考和努力探索。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该报告经过多次整理修改，于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正处》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丰富和发展。
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为纪念《正处》发表60周年，激流网、毛泽东旗帜网和《红色年华》杂志于2017年6月18日共同举办了“纪念《正处》发表60周年”研讨会，与会人员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阶级斗争、《正处》发表前的修订情况、《正处》在现实应用中的困惑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主题发言，并就如何学习应用《正处》处理当今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左翼内部矛盾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讨会由激流网勤务员主持。应邀参会的学者和激流网网友共30余人。
人民群众学习《正处》
对外经贸大学的阳和平老师首先发言。阳老师认为，《正处》发表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是毛主席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初步思考，也是他明确提出“走资派”概念之前的思考。
阳老师认为，对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内当时存在着非常激烈的斗争，这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变中可以看得出来：“整风”与“反右”，在方针、路线、政策上都是对立的。“整风”的矛头向上，指向党内，方法是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右”的矛头向下，方法是“运动”群众，政策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不应该混淆当初反击右派的进攻和后来的“反右”运动。伤痕文学所控诉的恰恰是“反右”的方针、路线和政策。
要认识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我们首先就必须区分“路线斗争”和“道路之争”：前者是革命者在大方向一致的条件下就如何进行革命的争论，后者是在“路线斗争”的掩盖下，进行的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路线斗争”的本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民主集中制来解决；“道路之争”的本质是敌我矛盾，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条件，因而不能通过民主集中制来解决。
毛泽东时代的很多干部犯了“走资派”的错误，其主要表现就是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用资本主义的逻辑去建设社会主义，但他们不同于少数“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大部分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和广大群众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人民内部矛盾。
区别这两类矛盾，有一个最根本的难题，第一，我们没有任何方法能像透视镜一样将一个人的思想准确无误地揭示出来，因而区分真假马列主义者比较难；第二，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处理这些矛盾时，我们也要警惕自己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不是“以理服人”的错误。
阳老师的发言引起大家深深的思索。《正处》修订与发表的过程正处于从“整风”至“反右”的历史转变中，探索《正处》的修订过程，对比修订前后的文本变化，对于我们理解当年复杂的党内外矛盾斗争不无帮助。为此，北京大学的蒋老师接着作了《正处》修订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按时间顺序描述了《正处》曲折的修改历程，以及在修改过程中透露出的当时党内形势、国内形势和毛泽东本人思想变化的情况。
蒋老师指出，《正处》涵盖了1957年2月到3月毛主席一系列讲话的内容，在55天内（4月24到6月17日）一共修改了13次。至于为什么最终发表稿与2月27日讲演稿会存在区别，主要有两种说法：胡乔木篡改说和毛主席本人修改说，后者又包括是毛主席综合同志们的意见主动补充修改，还是迫于党内压力的妥协修改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胡绩伟，认为主要负责整理毛主席讲话的胡乔木“把一个生动活泼的讲话改成一篇阐明理论文章，特别是把主席反左为主的精神篡改为反右为主的精神”。但蒋老师认为这种说法不是十分可信，其一、任何书面上的正式发表稿都要将讲话予以润色、将口头语书面化，这种修改只是形式上的修改，而非本质内容的篡改；其二、从最终成稿的内容看，“反右”并不是发表稿的重点，发表稿中只有唯一一次间接地触及到了“反右”（见第八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发表稿中从未提到“右派”、“反右”的字样，只提到过一次“右倾机会主义”，还是针对共产党员说的，不是针对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说的），由此可见这个发表稿的精神并不是以“反右”为主。
第二种说法以戚本禹为代表。戚本禹认为，毛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毛主席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
接着蒋老师通过对比不同版本内容上的微妙差别，详细讲解了《正处》从初稿逐步更新，最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定稿的过程。其中，蒋老师特别指出了5月25号“草稿第三稿”中的重要修改。毛主席在原稿的基础上加入了：“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解决”，并增加了关于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但是蒋老师也同时指出，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前就已经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而且在主席《正处》的原始讲演中，就有非对抗性矛盾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阶级斗争）的明确表述。另外，毛主席的讲话提纲和演讲中就有毒草和香花的内容，只是在2月27日的演讲中没有充分展开，尤其是对香花和毒草缺乏界定，为谨严起见，主席需要在整理稿中补足界定的内容。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其初衷也不是为了划分右派，“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划分右派的标准是8月份才定的。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纲的两页手迹
蒋老师还提到发表稿中一处很容易为反对整风的人所利用的修改，就是对待闹事的带头人物的处理办法，从原讲演稿中的“不应该开除”改为“不应当轻易开除”。他认为也许不应该增加“轻易”这个词。
最后，蒋老师赞成这样的观点：《正处》的发表不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根源，它对继续开展整风和同时进行反右派斗争都有指导意义。
蒋老师对《正处》曲折的修改历程的详细讲解，使大家受益匪浅。
在下午的研讨中，毛泽东旗帜网站长时迈老师首先做了题为“今天学习《正处》的现实意义”的发言。时老师提出“两个困惑”、“三个分析”和“两个方法”，引起大家思索。“两个困惑”，即在思想斗争领域，怎样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种矛盾之间又是如何相互转化的？“三个分析”，是指放眼当今，分析目前人民群众和左派群众面临的几个问题，包括（1）分析我国目前的思想领域；（2）分析“自由”、“民主”的话题；（3）分析当今群众面临的实际境遇。“两个方法”，是指做一名合格的“左派”、“毛派”，要学会、掌握两个方法：（1）学会辩论的方法、说服的方法，杜绝压服的方法；（2）弄清思想认识错误与反革命的界限。
时老师指出，我国今天的思想形态领域，已经与60年前《正处》发表时的思想领域，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了，并且愈发复杂。例如，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发布反党言论的毕福剑及写作《软埋》的方方？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并教育当代中国向往抽象的自由和民主的青年人？在当今，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彻底丧失后，因个人遭遇而申诉、上访、闹事的群众？面对日益复杂的形势，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也终将变得棘手起来。这就要求我们要彻底弄清思想认识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警惕将敌我矛盾扩大化，把人民内部矛盾也看作是敌我矛盾。当今的左翼队伍中，有些人擅长对一般性质的错误观点进行激烈的反击，对于散布错误言论的人及其背景情况，则不加分析地扣大帽子，丝毫不加求证，直接批判。这些做法都属不可取的。
接下来，青年学生李宾作了题为“《正处》中的群众观”的报告。
李宾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要在《正处》中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为了避免官僚主义者以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对待人民群众。毛泽东敢于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也长期存在着内部矛盾，首先是因为他认为只有承认矛盾、揭露矛盾，才能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相信，既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存在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那么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根本上就是非对抗性的、可以和平解决的。这种矛盾的出现和解决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正是依靠人民内部矛盾的不断出现和解决来推动的。
因此，毛泽东在《正处》中处处流露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史观。因为毛主席相信群众，他才敢于承认和揭露群众内部的矛盾，并倡导对这类矛盾进行公开、真诚、民主的解决；也因为毛主席相信群众，他才想到要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区分来保护群众免受“误伤”。
所谓相信群众，就是相信群众从根本上是会拥护社会主义、赞同公有制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毛主席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因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同社会主义一致的，让人民群众说话、把问题暴露出来，看看症结在哪里，反而能够使矛盾得到及时地分析和解决；群众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心情舒畅，更加拥护党的政策，党的威信才会得以提高。
宁夏大学虎老师对小资产阶级的一般特性做了论述。虎老师认为，在落后国家建设共产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策略是无产阶级解放全过程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改造完成后，无产阶级如何在文化上处理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小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地位不断分化决定了其具有“两面性”，兼具“保守性”和“激进性”，因此，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处理得好与坏，直接决定了革命过程及其胜利之后道路的难和易，甚至决定了无产阶级民主的稳固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很广泛的影响力；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够越出他们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中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其现实政策的摇摆性和局限性，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契机。同时，虎老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特别是读原著掌握原理的重要性；强调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在科学性上的一脉相承。最后，虎老师强调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和实现的主、客观条件。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唐老师、人民大学的齐老师不约而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今社会与《正处》发表时的政治经济背景已经完全不同，当时新的政权已经建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现在，作为主体的“我们”与“我们的敌人”已时过境迁，且在左翼之中还划分着各种不同的派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正处》中所说的两类矛盾？进而如何处理这两类矛盾？
文革史专家玉岭老师承接两个老师的问题，作了题为“学习《正处》，反对民族主义”的发言。他首先说明，在现今社会谈论《正处》的前提，首先就是要弄清楚当前谁是“人民”，谁是“我们”，弄清楚当今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在阶级的基础上谈《正处》的意义，因此不应把我们国家看成一个整体，而应将其划分为各类阶级。现今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并不是进步的思潮，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从根本上要反对的。
《我的知青之路》作者葛元仁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孙老师都做了精彩的发言。
主题发言结束后，与会的老师和学生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当今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如何看待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如何看待当今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党和群众的辩证关系是怎么样的？
不忘斗争
最后，主持人做了总结。他认为此次研讨会分析了《正处》修改及发表的历史脉络，分析了毛泽东年代的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并进一步讨论了在现实中如何正确运用《正处》中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并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作为左翼，我们应当对现今社会中的问题勇敢地进行批判，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但批判时要注意合理的方式和方法，要着眼于大多数群众，使得他们能够接受。也就是说，第一，要敢于揭露，不能因为某种错误思潮在特定群众中影响比较大而畏手畏脚，这方面不能做群众的尾巴。第二，要站在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采取貌似正确但僵化而生硬的办法去揭露问题。第三，要区分死不改悔的极少数与受蒙蔽影响的多数，区分立场问题与认识问题的区别。对于研讨中少数遗留的问题，如《正处》修订的“妥协说”是否成立，在充分收集资料后，也有着继续深入探索的价值。《正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学习毛主席的这篇著作，对于我们理解马列毛主义，理解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的蜕变，指导我们的现实工作，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会议于下午5时许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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