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道学家——朱熹

反动道学家——朱熹-激流网朱熹

南宋的朱熹（（公元一一三O——一二00年），是个“集诸儒之大成”的反动道学家。他继承了孔丘以来历代儒家的反动思想衣钵，炮制了一套庞杂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理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毒害最深远的反动思想家。资产阶级野心家们大肆吹捧朱熹的理学，叫嚣“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为什么叛徒、卖国贼们对朱熹的反动思想这么推崇备至呢？说到底，就是为了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朱熹是个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出身在江西婺源一个大地主家庭。其父朱松，是当地有名的尊孔派。八岁起，朱熹便开始读《孝经》，系统接受儒家教育，日长月久，孔孟之道渐浸透了他的灵魂。还是个小孩子呢，就提笔在《孝经》上涂下誓言：“不若是，非人也。”就是说，我如果不按照孔圣人的教诲去做，就不算人，朱熹一辈子就是按照孔孟之道立身处世的，十八岁那年，朱熹考中进士，从此，他以一个顽固的孔孟卫道士的面目，登上了南宋的政治舞台。

南宋，是个十分反动腐朽的封建王朝。当时，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在我国北方女真贵族政权——金的进攻下，南宋政权节节退让，偏安江南，奉行一条妥协投降的卖国主义路线。在南宋内部，由于官僚大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残酷压榨农民，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危机，迫使农民不断起义。革命农民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将斗争矛头直指腐朽反动的封建制度。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浪潮，不仅标志着我国农民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而且还反映了自西汉董仲舒以来的那套维护封建统治的纲常伦理已经支离破碎了。为了摆脱面临的困境，加强对农民的思想统治，南宋封建统治者急需给他们千百年来赖以维护统治的“孔孟之道”涂上一层新的油彩，继续为它们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路线服务。朱熹就是这一时期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思想代言人，他的那套反动理学是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条件而炮制出笼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社会危机，朱熹赤膊上阵，坚持了守旧、复古、倒退的反动立场，他一面紧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后尘，大唱“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把孔丘当作神灵高高供奉进来，一面大骂法家思想是“功利邪说”，攻击秦始皇、王安石等法家人物的变革行动。可惜，末世光景，此术难售，于是他又迫不及待地根据反动统治的需要，对儒家学说精心地做了阐微补缺的工作，炮制了更加反动、周密、精致的唯心主义“理学”。

理学又称道学，它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汇集了儒、释（佛）、道三家思想破烂的反动思想体系。因为它“以天为本”，而“天”即是“理”所以称为理学；又因为推崇孔孟的“道统”，所以也可以称道学。理学的首创者是北宋的程颢、程颐两兄弟，但集大成者却是朱熹。朱熹大力宣扬韩愈的道统说，认为尧、舜、汤、文、武、周公、孔丘、孟轲，一脉相传，到了孟轲以后中绝了，幸亏程颢、程颐继承孟轲，他自己又继承二程，所以又称为程、朱理学。朱熹的理学，对奄奄一息的孔孟之道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为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维护和挽救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起着十分凶恶的反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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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兜售“理学”，扩大影响，贻祸后世，朱熹袭用了孔丘那套聚徒讲学的方式，广收门徒。他在福建建立“小山丛竹书院”，作为据点，精心网罗了一批“无行义之徒”，充作自己的党羽，逐步形成了一个为“理学”摇旗呐喊的“闽学派”。以后，朱熹又流窜到江西、安徽、浙江和湖南等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书院”，作为他结党营私、散布理学的基层组织。就这样，朱熹一伙“潜形匿影，如鬼如魅”四处放毒。正如当时人所揭露的那样，“道学权臣，结成死党”。在反动统治者的支持下，理学象祸水——样很快泛滥成灾。

“理学”，玄而又玄，庞杂臃肿，但它的核心就是朱熹说的六个字，叫做“存天理，灭人欲”。在这里，朱熹不同于先辈儒家的抱残守缺，他大量剽窃佛教的神秘观点和道教的荒诞理论，掺和了儒家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谬论，把“理”说成是永恒的宇宙万物本源，绝对精神的体现。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就是说，整个宇宙是由精神的“理”和物质的“气”所构成的，但是“理在先，气在后”精神的东西先于物质而存在。万事万物，大至天地，小至蝼蚁，都是由神奇莫测的“理”所派生出来的，“有是理，然后有是气”[1]。这完全是一种道地的唯心主义说教。然而，在朱熹看来，天理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还可派生出包括封建秩序、伦理道德在内的人世间的一切，朱熹认为，“理则为仁义礼智”[2]，天理体现在人间，就是三纲五常的一套封建伦理。居心叵测地给三纲五常披上一层更加神秘的外衣，胡说什么“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使它成为禁锢人们头脑的阴险毒辣的精神枷锁。这充分暴露出朱熹高叫“天理”的政治目的就在于把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说成是永恒存在、不可侵犯的绝对观念，即所谓“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以此来维护反动统治，抵御人民反抗。这一狼子野心在“存天理、灭人欲”这六个字中淋漓尽致地显露出来。所谓“存天理”。就是企图强迫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内无妄想”，“外见妄动”，一切接照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行事，俯首贴耳地听任统治阶级的摆布；所谓“灭人欲”，就是坚持用反动理学来征服人心，强迫被剥削的人民根除一切反抗意识，放弃任何革命行动，甘心做牛做马。这就说明：朱熹的理学，说到底就是竭力宣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的地主阶级反动哲学。

“理学”的妙用、朱熹认为在于“攻心为上”，能够用来麻痹和束缚劳动人民斗志和革命精神。他得意地吹嘘：“吾生平所学惟此四字”，即“正心诚意”，“正心诚意”干什么？“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一语道破“理”就是“礼”，他生平所学就是象孔老二那样死心塌地地维护反动统治。他奔走官府，出谋划策，阴险地提出对人民既要“以严为本”，使之不敢犯上作乱，还必须“振举纲纪”，用孔孟之道实行严密的思想统治，使之“各依本分，凡事循理”，成为一群听任宰割的羔羊。他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套唯心主义的修养经，叫做“敬”字功夫，要人们象佛教徒参禅那样，“闭眉合眼”搞什么“默识”（自我修养），什么“坐如尸，立如齐”，什么“头容端，目容直”，连走一步路，抬一下手，都要毕恭毕敬，好一副道学先生的虔诚面貌。在朱熹看来，只要人们都去闭门修养，“私欲净尽，天理乃行”，就没在人造反，没有人革命，朱熹的“天理”就可以畅行无阻，统治阶级的天下就可永远太平无事了。朱熹洋洋得意地向人们描绘了一个虚无飘渺的幻境，实际上是用蛊惑人心的廉价谎言为极端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蒙上遮羞布。

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什么“道学”、“理学”，什么“敬”字功夫，不过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朱熹本身就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别看他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一旦广大农民起来造反，向着封建统治和反动的孔孟之道猛烈冲击时，他就再也顾不得什么“闭眉合眼”的菩萨面具了。他马上抛了软刀舞钢刀，赤裸裸地声言“佃户不可侵犯田主”，对敢于起来与地主老财说理斗争的农民，他主张发配充军，更不必说起义造反了！朱熹认为对人民“刑愈轻”，“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主张以严刑酷罚对付敢于反抗的人民群众。在他的“施政纲领”上，直言不讳地写着“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对的）不右（不宽恕）”一纸“施政纲领”，沾满广大劳苦农民的血和泪，无限冤仇，朱熹出任湖南安抚时，当地正爆发农民起义。他一到任，就凶相毕露、破口大骂起义军是“盗贼”，并恶狠狠地限定打手们“谕以某日，不俘以来，将斩汝”，以此来胁逼手下爪牙前去“进剿”，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杀了人，他还杀气腾腾地叫嚷，对人民“当杀则杀”，扬言“我只有寸铁，便可以杀人”。这个言必称“诚”、“敬”，口不离中庸的道学家，就是这么一个杀人恶魔。他从不肯放过屠杀人民的机会，有一天，朱熏得到密报，新皇帝宁宗马上要即位了，照例要搞一个“大赦天下”的骗人花招，朱熹把密报藏在袖里，奔回衙门，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鲜血犹在刀刃，“大赦”的诏书就颁布了，朱熹的手段多么毒辣！在这里，朱熹又一次露出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狰狞面目，抢着杀人，嗜血如命，公然用屠刀来“灭人欲”。清朝学者戴震曾唾斥朱熹“以理杀人”，这是有真凭实据，击中要害的，其实呢，他何至是以理杀人，无理也要杀人。

朱熹这个大儒很可恶。他在“以理杀人”的同时。还大干以“理”卖国的罪恶勾当。当时宋金对峙，女真族贵族集团不断率军南下，步步进逼，南宋的大地主阶级当权派却打出卖国主义降旗，讲“和议”，搞妥协，用大片国土和人民的血汗换取小朝廷的苟安。朱熹就是当时一个顽固的“主和派”。他用反动理学，狂热鼓吹卖国投降理论，密切配合统治阶级推行卖国路线。他吹捧“古先圣王”的对外政策“不在于威强”、“号令”，而在于“德业”、“纪纲”[3]，对侵略者，只能用奴颜婢膝的“德业”去讨饶，对人民也不必号召抗敌，只要用“三纲五常之教”加强统治就行了。他大弹亡国之调，说什么“区区东南，事有不可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这种内奸论调，博得了侵略者喝彩，金朝皇帝托人带信，向朱熹问好，足见朱熹的投降言论完全迎合了敌人的需要。

朱熹的卖国谬论，势必引起主战派的痛斥。当时，爱国主义者陈亮曾勇敢地揭露了朱熹的卖国嘴脸，并多次上书，要求收复失地，统一祖国。同时，他还赶到朱熹家中，拉出朱熹当面辩论。他批判了朱熹之流“举一世而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的投降哲学，戳穿他们是一群得了麻痹症“不知痛痒”的家伙。结果，朱熹暴跳如雷，他疯狂攻击陈亮的抗战思想是“利欲胶漆盆中”的异端邪说，骂陈亮是什么“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的“巧言之士”。为了给自己的卖国投降理论张目，他还血口喷人，恶毒污蔑北宋爱国主义者王安石的反侵略政策是“只管好用兵”，“费了无限财谷，杀了无限人”。总之，他认为，任何抗战的主张都是不符“天理”的越轨行为，必须除灭干净。朱熹曾肉麻地吹捧卖国大儒秦桧是“端人正土”，在卖国投降这个问题上，朱熹的所作所为，真不愧是当时的秦桧第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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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用“道学先生”来称呼那些两面派、伪君子。不错，朱熹这类道学家，也确实是典型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朱熹的“道学”，在当时就有人斥之为“伪学”。一个“伪”字，确实抓住了朱熹一类道学家的本质特证。朱熹有一条处世格言，叫做：“知欲圆而行欲方”就是说，做人应该言行不一。朱熹正是按着这条格言立身处事的，他从来就是口是心非，两面三刀，一生的历史都是丑事串起来的。请看：“百行孝为先”，朱熹成天把“忠孝”挂在嘴上，实际上连自己亲生老娘也要虐待，自己吃鱼吃肉，给老娘吃霉米馊饭，结果把他娘活活气死。老娘死后，他又装模作样地守起孝来了，活象个“孝子”；朱熹表面上悲天悯人地说什么“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可是做福建同安县主簿时，催租逼税如狼似虎，谁交不出租子他就“断不恕”，害得穷苦百姓家破人亡。他听说建阳学堂风水好，是“侯王之地”，便顾不得什么“守道”、“人伦”、“圣言”、“世故”，竟然把学堂里的孔丘泥像，用“大本巨缆”捆绑起来，强行拖出门外，结果这个“至圣先师”给摆布得狼狈不堪，泥手泥脚全给折断了，大庭广众，直弄得“观者惊叹”。在泉州当地方官时，朱熹嫌当地风气不好，特地假作正经制定了一套“婚娶仪式”，要百姓们严格遵守，自己却鬼鬼祟祟地诱骗两个小尼姑作“宠妾”，……斯言斯行，活画出朱熹其人是个寡廉鲜耻的伪君子、无恶不作的大恶霸。难怪明代李贽对朱熹之流下了个“真个道学，脸皮三寸”，“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评语，煞是骂得痛快。

朱熹一辈子站在官僚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他的“待人”哲学，是杀人哲学，骗人哲学，卖国哲学，是尊孔倒退的反动哲学。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朱熹以及他那一套唯心主义的庞杂体系，也被南宋以来的历代反动统治者越捧越高，定为“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的官方御用哲学，作为它们维护反动统治的护身法宝。而朱熹这个“理学大师”则被当作“先儒”、“先贤”供奉起来，甚至把他抬进孔庙与孔丘—起接受儒生们的冷猪头肉。他那本浸透了孔孟毒汁的《四书集注》也被当作钦定教科书，流毒深广。叛徒、卖国贼们更是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不仅号召他的党羽要象朱熹那样去“待人”，而且还以《四书集注》为蓝本，别出心裁地搞什么《四书集句》，挂在墙上，放在枕边，朝夕诵读。这就足以证明：叛徒、卖国贼们与反动道学家朱熹是一丘之貉——都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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