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革故鼎新的自毁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及其创造的世界如此兴奋如此热情了。不过我们现在还必须面对某种更加令人困惑的东西：在《共产党宣言》之后，整个资本主义的辩护，从弗格森到弗里德曼的辩护，都惊人地苍白无力、缺乏生气。资本主义的教士们极少对我们谈及它的无限的前景、它的革命力量和无畏精神、它的生气勃勃的创新、它的历险和浪漫、它的不仅使得人们更加舒适而且使得人们更具活力的能力：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专家是从来都不以谦虚著称的，可是看来他们仍然奇怪地决定不展示自己的大量光辉。我想，其原因乃在于这种光辉有着他们掩盖不了的黑暗一面。他们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此深感困窘和害怕，以至他们宁愿忽视或否认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创造性，而不愿正视他们的优点并与之一起生活。
资产阶级成员害怕予以承认的存在于自己身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害怕的并不是那种利用人、纯粹把别人当作工具或（在经济学的而非道德的意义上的）商品的冲动。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资产阶级并不会因为害怕有这种冲动而睡不着觉。毕竟，他们彼此都将对方当作工具或商品，甚至把自己也当作工具或商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把其他一切人都当作工具或商品呢？麻烦的真正根源是，资产阶级要求成为现代政治和文化中的“秩序党”（Party of Order）。那些投入到建设中的巨额金钱，以及如此多的这种建设所具有的自觉的纪念特征——的确，在马克思生活的整个世纪中，资产阶级内部的每一张桌椅都像是一个纪念碑——都证明了这种要求的真诚和认真。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见，事情的真相却是，资产阶级社会建设的每样东西都是为了被摧毁而建设起来的。“一切坚固的东西”——从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到织出它们的织布机和纺织厂、操纵机器的男男女女、工人们所居住的房屋和小区、雇用工人的工厂和公司，一直到将所有这些人与物包容在内的城镇、整个地区乃至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明天被打破，被打碎、切割、碾磨或溶解制造出来的，因此它们能够在下星期就被复制或替换，而这整个过程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能永远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地继续下去。
所有资产阶级纪念物的令人哀怜之处在于，它们在物质上的强度和坚固性实际上毫无价值，无足轻重，它们像衰弱的芦苇那样被它们所纪念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摧毁。甚至最漂亮的最打动人的资产阶级建筑物和公共工程也是一次性的，是针对快速的贬值损失被资本化的，其设计注定要过时，在其社会功能方面更接近于帐篷和野营地而不是更接近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水道，哥特式教堂”。[1]
假如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资产阶级成员造就的这种暗淡景象的背后，看看他们的真实做法，我们就会看到，只要有利可图，这些体面的公民就会拆除整个世界。即便当他们用幻想出来的无产阶级的贪婪取和报复来恐吓大家时，他们自己也还在通过不知疲倦的交易和发展，使大量的人、物、金钱在地球上到处横冲直撞，侵蚀和破坏每一个人的生活基础。他们的秘密——一种甚至试图不让自己知道的秘密——是，在外表的背后，他们实质上是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统治阶级。晚近的一代人会用“虚无主义”予以命名的那些无法无天、无法衡量、爆炸性的冲动——尼采和他的追随者会将那种冲动归因于如上帝之死的那种宇宙性创伤——被马克思放到了市场经济的表面上看来平常乏味的日常运作之中。他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是一些技艺高超的虚无主义者，其程度远远超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想像能力。[2]这些资产阶级已经使自己的创造性异化了，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去考察他们的创造性所开辟的道德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深渊。
马克思的一些最生动最打动人心的形象化描述，意在迫使我们去面对这种深渊。例如“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第478页）这种形象可以使人想起据认为已被现代资产阶级埋葬了的那个黑暗中世纪的精灵。资产阶级成员的面貌是摆事实讲道理，而不讲魔法；他们是启蒙时代的产儿，而不是黑暗时代的产儿。马克思把资产阶级描述为巫师——还说他们的事业“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了大量的人口”，至于“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不必提了——其目的都是要指出被资产阶级所否认的底蕴。马克思的隐喻，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别处，都突出了对现代世界的一种惊奇感：它的生气勃勃的力量令人眩目，势不可当，超出了资产阶级能够想像的一切，更不必提能够计算或计划的东西了。但马克思的形象化描述也表达出了任何真正的惊奇感必然伴随的东西：一种恐惧感。因为这个令人惊叹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同时也是恶魔似的令人恐惧的，疯狂地不受控制的，前进时盲目地进行着威胁和破坏。资产阶级的成员压制了对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的惊奇和恐惧：这些占有者不想知道自己在何等深的程度上受到了控制。他们仅仅在个人和公众遭到毁灭时才去学习——也就是说，仅仅在太晚的时候才去学习。
马克思笔下的资产阶级巫师，其前身显然就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但也带有马克思那一代人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另一个文学人物的影子：雪莱夫人[3]笔下的弗兰肯施泰因。这些神话人物力图用科学和合理性来扩展人的力量，却使得恶魔似的力量非理性地爆发出来，超出了人的控制，并带有令人恐怖的后果。在歌德的《浮士德》的第二部中，最后使得浮士德成为过时人物的那个技艺高超的魔鬼，就是整个现代的社会体系。马克思笔下的资产阶级就在那种悲剧的轨道内运行。他将资产阶级的地狱放到一个世界性的背景之中，说明了，在成百万的工厂、银行和交易所中，黑暗的力量是怎样在光天化口之下起作用的，甚至最有力量的资产阶级也无法加以控制的不断的市场冲动是怎样驱动各种社会力量走向可怕的方向的。马克思的图景让人们对这种深渊如临其境。
这样，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从两个对立的方面展开了论述，这两个方面将塑造和激发未来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化：一方面是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冲动、不断的革命、无限的发展、一切生活领域中不断的创造和更新；另一方面则是虚无主义、永不满足的破坏、生活的碎裂和吞没、黑暗的中心、恐怖。马克思表明了，资产阶级经济的内驱力和压力是怎样把这两类人的可能性注入到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之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主义者将创造出大量宇宙性的有启示意义的图景，即关于最灿烂的快乐和最阴郁的绝望的图景。许多最有创造性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将同时着迷于这两者，并不由自主地在这两极之间不停地来回摆动；它们的内在活力将再生和表达这种现代资本主义运动和生存的内部节奏。马克思使我们进入了这种生活过程的深处，于是我们感到自己有了一种放大了我们整个存在的生气勃勃的能量——同时被那些时时威胁要毁灭我们的震惊与大笑所抓住。接着，他借助于其语言和思想的力量，试图诱惑我们去相信他的图景，让我们跟随他走向前面的高潮。
资产阶级巫师的学徒，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成员，必然要从浮士德——弗兰肯施泰因式的资产阶级那里夺取对于现代生产力的控制权，完成这项任务后，他们将把这些不稳定的、爆炸性的社会力量转变为所有人的美与快乐的源泉，并将现代性的悲剧史带到幸福的终点。无论这一结局是否真的会到来，《共产党宣言》的想像力、它对于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光明的和可怕的可能性的表述和把握都是非凡的。《共产党宣言》除了具有其他种种特性之外，乃是第一件伟大的现代主义艺术品。
但即便我们将《共产党宣言》尊为现代主义的一个典范，我们也还必须记住，典范不仅典型地表现了真理和力量，而且也典型地表现了内在的张力和紧张。于是，我们在《共产党宣言》及其杰出的继承者那里发现，与创造者的意图相反，并且很可能出乎创造者的意料之外，解决问题与革命的设想产生了它自身的内在批判，新的矛盾挤人了这种设想所编织的面纱之中。即便我们让自己随着马克思的辩证之流漂流，我们也感到，自己迷失于各种未探明的不确定的不安定的潮流之中。我们陷入了一系列马克思的意图与他的洞见、他的所欲与他的所见之间的激烈冲突之中。
以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为例：“周期性重复的危机，愈来愈危及到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第478页）在这些重复出现的危机中，“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一再地毁灭掉。”马克思似乎相信，这些危机将日益削弱资本主义，直至最后将它灭亡。然而，马克思自己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设想和分析又表明了，这种社会如何能够在危机和灾难之中繁荣兴旺：“一方面不得不消火大量生产力，另一方而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危机能够消灭那些根据市场的定义相对弱小和无效率的个人和公司；能够为新的投资和再发展开辟空间；能够迫使资产阶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彻底更加灵巧地进行创新、扩张和结合：从而危机可以出人预料地成为使得资本主义既有强度又有弹性的源泉。诚然，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适应办法仅仅“为规模更大破坏性更强的危机”铺平了道路。但是，假定资产阶级有能力在破坏和动乱中有利可图，那么便不存在明显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些危机不能无限地螺旋上升，一方面毁灭个人、家庭、公司、城镇，另一方面却仍然完整无损地保持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和力量的结构。
其次我们可以考虑马克思对革命社会的设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社会的基础将由资产阶级自身奠定。“资产阶级无意中促成的工业进步，使工人们通过合作而达到的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孤立。”（第483贝）现代上业中庞大的生产单位会将大量的工人聚拢在一起，会迫使他们在工作中相互依赖和合作——现代的劳动分工时时要求大范围的复杂合作——从而会让他们学会从集体出发来考虑问题并进行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无意中造成的联结工人们的集体纽带，将产生战斗的政治组织与联合，它们将反对并且最终推翻私有的原子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构架。这是马克思所相信的。
然而，要是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全部设想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工业所产生的社会形式应当比资本主义的其他任何产物都要更加坚实呢？这些集体最终难道就不会像这儿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仅仅是暂时的、临时的、过渡性的？马克思将在1856年提到，产业工人是“新型的人……同机器本身一样也是现代的产物。”但如果事情确实如此，那么他们的团结一致无论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最终也会像他们操纵的机器或他们制造出来的产品一样，是短暂的。工人们也许每隔一天都坚持在装配线或纠察线上，却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分散在不同的集体中，处于不同的状况，从事不同的产品生产，具有不同的需要和利益。资本主义的各种抽象形式似乎再一次继续存在着——资本、雇用劳动、商品、剥削、剩余价值——而它们所含有的人的内容被抛人了永恒的流动之中。在如此松散和多变的土壤中，怎么能够生长出持久的人类纽带呢？
即便工人们确实建立起了一个成功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便这个运动产生了一场成功的革命，但身处现代生活大潮之中的工人们又将怎样设法去建立一个坚实的共产主义社会呢？什么东西可以防止融化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力量不再进而融化共产主义呢？假如一切新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那么团结一致、友爱和相互帮助又如何能够保持下去呢？一个共产党政府可以试图通过一些基本的强行限制，不仅对经济活动和企业进行限制（每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还有每一个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对个人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言说进行限制，来阻挡洪水。但如果这样的政策成功了，那不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每一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目标了吗？马克思期望共产主义能够完成现代性；但共产主义如何能够在现代世界中巩固自己而又不压制它承诺要予以解放的那些现代活力呢？另一方面，假如它放任这些活力让其自由发挥，那么大众活力的自发流动就不会扫除新的社会形态本身吗？
于是，仅仅仔纠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并且认真地考虑它对现代性的设想，我们便对马克思的答案产生了一些严肃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见的近在眼前的那种实现，即便真能到来，也许还很遥远；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它真的到来了，它也可能仅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性的插曲，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刚刚为我们所触及，就被将它带来的那股永远变化和进步的潮流卷走了，让我们无穷无尽地无助地随波逐流。我们还可看到，共产主义为丁保住自己，会怎样压制使自己得以产生的那种积极的、生气勃勃的发展性力量，会怎样违背许多使自己值得让人们去为之奋斗的希望，会怎样以一种新的名义再生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和矛盾。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能够看到，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辩证法正在重新展现它所描述的那个社会的命运，正在产生使自己烟消云散的活力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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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仅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几年，恩格斯在《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大为震惊地发现，由投机商为了暴利建造起来的工人住房，寿命仅仅是四十年。他相信，这将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建设的原始模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最富有的资本家的最壮观的豪宅，也会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完蛋--不仅仅在曼彻斯特，实际上在每个资本主卫城市中都是如此--出租或卖给发展者，为将它们匆匆建起来的同一种贪婪的冲动所拆毁。（纽钓的第5大道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但这些现代的例子到处可见。）考虑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快速性和野蛮性，真正令人吃惊的不是如此多的建筑和建设遗产被摧毁了，而是竟然还有东西留存下来了。
只是到了最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才开始探索这个主题。例如，经济地理学家戴维·哈维试图详细地说明，不断地故意拆毁“已建立起来的环境”为什么是资本积累所必不可少的。哈维的着作散见于各处；对他的着作有一个清楚的介绍和分析，可见沙伦·朱金，“新城市社会学10年回顾”，载《理论与社会》。1980年7月，第575 - 601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党国家在保存其大城市的遗产方面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好得多：如列宁格勒、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等等。但这种政策较少地出于对美与人类成就的尊重，而较多地出于专制政府想要创造一种过去的专制政治的延续感，以便动员传统主义者的忠诚。
[2]实际上，“虚无主义”这个术语源出于马克思自己的一代人：它是屠格涅夫在《父与子》（1861年）中杜撰出来。用来标明其中激进的主人公巴扎罗夫的，井在《地下室手记》（1864年）和《罪与罚》（1866-1867年）中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认真的阐明。
尼采在《权力意志》（1885-1888年），尤其在第一篇“欧洲的虚无主义”中，深刻地探讨了虚无主义的根源和意义，很少有人提到、但值得指出的是，尼采认为，现代的政治和经济就其本身来说具有深刻的虚无主义色彩。参阅第1节，当代虚无主义根源一览。
就此而言，尼采的某些观和分析有一种令吃惊的马克思主义调子，参阅第63节论“信用、世界性贸易和交通工具”正反两面的精神后果；第67节论“地产……（替代了每天祷告的）报纸、铁路和电报的解体。大量的兴趣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灵魂上面，由于那个原因这必然非常强大而且多变，”（Walter Kaufmann与 R J Hollingdale翻译，Vin-rage,1968年。）但尼采从来投有揭示出现代灵魂与现代经济两者之间的这些联系；并且尼采的追随者（除极少数之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些联系。
[3]Shelley一Mary (1797-1851)，英国童作家，大诗人雪莱的第二个妻子，以写《弗兰肯施泰因》闻名。——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