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属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系列工作。首先，通过回溯20世纪这一范畴的诞生与190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之于帝国主义理论分析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现代中国的“世纪”意识与20世纪紧密连结。它与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在这一独特的历史时刻，人们不得不去思考18、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欧洲和全球问题，为现代中国创造出自己的前史，以辨别中国在全球视野中的独特位置。后半部分以20世纪初期的思想论争为线索，集中研究这一独特的时代意识在政治论争、历史研究和哲学-宗教论述中的呈现。文章分别论述了时间轴线上的社会形态之辨，空间维度上的中华之辨，内在性维度上的交往与自我表达（语言的性质）之辨，以及超越性维度上的普遍宗教和“正信”之争。在帝国主义与文明论的双重阴影下，中国思想对独特性的探寻也是对伴随帝国主义时代而来的普遍历史的抗拒和解构，但其基本方向不是通往对特殊性的确认，而是重构普遍性。
关键词：20世纪，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独特性，普遍性
“20世纪”已经存在
“世纪”概念的流行是一个偶然的现代事件。对于一个时代的分析很少能够准确地与世纪的刻度完全吻合，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们发明了诸如“长世纪”或“短世纪”这样的概念，以描述一个可以用细节、事件或逻辑加以界定的时期。在历史研究中，这一概念的运用几乎完全是事后追溯的结果。在所有关于世纪的描述中，19世纪具有某种轴心地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19世纪三部曲，描绘了1789-1914年的世界演变，其著名的区分是1789-1848年的革命年代、1848-1875年的资本年代和1875-1914年的帝国年代。这一年代叙事与克里斯托佛·贝里（Sir Christopher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 to 1914）、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Die Verwandi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的时期划分大致相近。这些著作目标相异，描述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所奠定的政治模式，英国革命所引导的经济模式，这一时代在科学、技术和文化上的成就所引发的社会生活领域的重大变化，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新的地缘政治关系，由统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治理模式的演变，以及由文学艺术的形式革命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发展而产生的独特的精神-心理面貌，使得19世纪在他们的叙述中占据独特的位置：19世纪意味着现代世界的诞生。
作为历史叙述轴心的19世纪与其说是历史学家的发明，不如说是由这一时期众多人物—例如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以及20世纪的人物如韦伯、卡尔·波兰尼等等—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时代的“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所做的研究和描述奠定的。历史学家们发现：19世纪并不仅仅是一个分期概念，而是像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等范畴一样，是一个“独立而难以命名的时代。”[2]如今人们时而在年代学意义上谈论“早期现代”，时而在超年代学的意义上界定“后现代”，但这些叙述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19世纪的某些特征相互联系。然而，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所谓19世纪更像是从乾隆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顶峰逐渐衰落和蜕变的过程。在学术、文化等领域，能够与欧洲（以及俄国）19世纪相比较的，与其说是清朝的相应时期，不如说是产生过乾嘉学术、《红楼梦》和徽班进京的乾嘉时代。这些成就与所谓“长19世纪”的开端部分相互重叠，但更像是前一个时代进程抵达顶峰并逐渐下降的过程，而不是为其后时期奠定前提的伟大开端。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00年八国联军干涉，中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这个时代是在甲午战争的耻辱、义和团运动的悲剧和最后一代变革的士大夫的流亡中落幕的。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要寻找类似于欧洲19世纪的那个“独立而难以命名的时代”，我们只能将目光投向同时作为19世纪之延伸和否定的20世纪。1890年代产生的变革思想毋宁是下一个时代的序曲。现代中国的蜕变—国家形式、政治组织、军事制度、教育体制、科学技术、文化机构、工业和城市、新的阶级和阶层，以及国际关系等等—主要是在短促的20世纪完成的，其变化的密度和广度前所未见。战争、革命、此起彼伏的文化批判和社会运动构成了这一时代的独特景观，渗入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从妇女的天足运动到男人的剪辫风潮，从婚姻自主到家庭结构的改变，从教育体制的重组到“两种文化”的形成和新的研究体制的确立，从新型政治组织的出现到国家结构及其内外关系的变化，从城乡关系的变迁到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从交通、传播的革命到社会网络的重组……这是一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从而对这个时代的重估必然触动来自不同价值立场的争议；这是一个试图将自身区别于所有历史时代的时代，从而评价这样一个时代，也是评价一切历史时代—不仅是过去的时代，而且也是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创新，以及通过革命和改革而重新展开的与历史传统的联系，都是中国社会持续政治化的结果，从而围绕这个时代的制度、事件、人物，甚至许多细微末节，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无论是在中国号召“告别革命”，还是在欧洲宣称“这个世纪已经发生”，[3]这些看似平淡或平易的语句蕴含着强烈的、常常是对立的价值判断。在中国的语境中，“告别革命”是“历史终结”命题较为显白，也更为直接的表达；在欧洲语境中，“这个世纪已经发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能量和挑衅意味。如果将这两个口号互换位置，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人们都难以捕捉和理解其强烈的政治暗示。在后革命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世纪已经发生”这一命题？
我们置身的是将革命彻底对象化之后的知识和思想的氛围，有关这一时代的研究，即便带着同情，也越来越不可能沿用革命世界观的叙述了。在1989-1992年的世界性巨变之后，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解释恰恰以连续性而非革命时代所宣称的决裂或断裂为主要议程，并积累了相当规模的研究成果。在这一连续性视野下，不但与历史决裂或反传统的姿态可以被解释为儒家传统的现代呈现，而且为革命的辩护也被置于连续性的视野之下。如果20世纪或革命的进程是在历史断裂的意识和与历史决裂的姿态下展开的，那么，探讨这个断裂和决裂的含义就是重建20世纪历史理解的前提。在后革命的氛围中，简单地重申20世纪的各种自我宣称是无效的，对于革命和断裂的解释必须处理连续与断裂、重复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20世纪中国的革命性和独特性的讨论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首先，在历史研究领域，重新挖掘这一时代与漫长的中国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渐成趋势。没有人否认现代中国的诞生与这一时期激进革命与变革的关系，也没有人拒绝承认现代国家的形成与“外部力量”（主要是西方）冲击的关系，但在后革命的语境中，甚至革命本身也可以被界定为传统的复活。用孔飞力（Philip Kuhn）的话说：“从本质上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承袭了18世纪（或者甚至更早时期）诸种条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中国政治活动家们其实已经在讨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控制之类的问题了。”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种‘中国的过程’？”[4]在这个意义上，即便革命以与历史决裂的方式展现自身，对革命的探寻却不可能离开革命与历史之间的纠缠。如果革命在不同的层次和方面呈现出“历史的重复”，那么，如何估价这些重复？
其次，如同马克思的学说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学说）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尤其是傅里叶、圣西门的学说），受益于资产阶级时代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牛顿力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革命时代的诸种自我宣称与革命所直接反对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性预设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继承性和重叠。就时间观而言，从生物进化论衍生而来的各种历史叙述，尤其是通过黑格尔-马克思传统而来的目的论的进步观，在20世纪逐渐支配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将自己的时代与既往一切时代区分开来这一宣称本身承续了欧洲现代性的表述，或者说，与欧洲现代性的表述存在着重叠或重复。如何解释革命的理念与革命对象的理念之间的深刻的连续性或者重复性？
上述两个方面，从纵向与横向的不同方向将对20世纪的解释与这一时代的自我宣称或自我理解区分开来，其结果是曾经如此鲜明的现代中国的独特性和创造性逐渐模糊。“革命”这一曾经吸引了几代人的命题，以及与之伴随的与过去决裂的意志，最终失去了其政治的和文化的魅力。但是，即便在否定20世纪的文化氛围中，那些对现代中国革命持极端批判态度的人也不得不在这一时代所提供的全新语汇、甚至语言方式的引导下解释历史。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列文森曾经将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区分为两个类型，即所谓“词汇的变化”与“语言的变化”。他断言：在1840年之前，中国历史中的文化变迁，如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均属“词汇的变化”，而近代中西遭遇与冲突造成的是一种结构性变化，即“语言的变化”。[5]列文森的两种变化论与费正清的“挑战-回应”论遥相呼应，都将变化视为伴随西方冲击而至的新格局。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语言的变化”是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一种全球性现象，并不限于中国、日本等非西方地区；东亚历史中以欧洲概念命名的事件和现象与其说是一个从欧洲中心扩展至边缘地区的单线过程，不如说是植根于具体历史语境的全球性现象的独特显现。[6]由于在全球权力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中心地区与边缘区域各自承受变化的激烈程度完全不同，主动与被动的态势也存在极大差异。但即便如此，如果词汇的变化意味着渐变的进程，那么语言的变化则是革命性的，后者是在一个新主体的诞生及其对新语言的运用中完成的，从而不可能仅仅在外部压力的框架下来加以解释。主体的诞生是对于由外部强势所导致的变化的确认，但这一确认同时也是对于这一强势及其逻辑的抵抗和偏移，对于新的时势的推动和创造。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裂变、冲突、整合、再分化、再冲突、再调和、再整合、再裂变的持久进程，所谓主体（民族、阶级、政党、集体、个人等等）也正是在对于这一持续的裂变、冲突、调和、整合和再裂变的经验过程中形成、转化和再形成的。对变化的意识就是这个持续形成和渐变中的矛盾主体对独特的历史时刻、对这一时刻的前所未有的性质、规模和局势的指认。如果主体的形成和渐变过程正是促成时势和自身同时发生变化的过程，那么，这一对于独特时刻的认知本身也必然包含这个矛盾斗争中的主体的持续的自我阐释。
对于独特时势的把握与一定的世界观相互联系，那么，如何阐释革命与历史的关系，或者在革命性的变革中辨识革命、断裂与传统的世界观之间的关系，也势必成为理解一个时代及其性质不可或缺的视角。20世纪的革命和变革不仅摧毁了旧制度，同时也必须以旧制度及其依托的文明框架为出发的前提。S.N.艾森斯塔德（S.N. Eisenstadt）在关于大革命与现代文明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假设，即“无论是早期革命还是晚近革命都出现在轴心文明框架内的社会，这一框架包含了此岸和彼岸世界的世界观价值取向，或者是如中国的例子主要是此岸世界观取向。”[7]他所说的早期的革命就是指主要发生在19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而晚近的革命则是指发生在20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按照他的多元现代性观念，现代性的内部差异起初是通过19世纪的早期革命而发生在欧洲与北美之间，只是在20世纪，伴随中国革命、印度独立和其他的变革，一种多元现代性的面貌才得以全面呈现。[8]早期革命与晚期革命之间的区别“表明了政治生态与经济条件，以及在这些社会所发生的特定革命的形成过程中的文化与文明导向、统治者实施的控制模式等之间相互交织的重要性。事实上，正是这些愿景的基本要素、特定的文化前提和它们的制度意涵与统治者所实施的特殊控制机制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产生了许多潜在的革命趋势，但是，革命只有在来自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扩张的世界秩序框架内的外部力量之强大影响下才会发生。”[9]一般地诉诸文明框架去叙述革命的脉络很容易落入一种文化宿命的轨道，但20世纪的革命不但有其制度的条件，而且也有其世界观的因素，从而历史传统和文明问题应该是我们思考革命的基本前提之一。革命同时发生在物质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内部，它既改变了社会的制度基础，也改变了人们思考世界的尺度。恰由于此，在同样的全球语境中爆发的革命明显地蕴含着不同的变迁轨迹。
现在，我们将要回到前面提及的问题：如何估价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如何界定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
“世纪”概念、帝国主义与
普遍历史的诞生
“世纪”这一源自欧洲基督纪年的概念就是在列文森描绘的词汇与语言紧锣密鼓的变化中登场的。对于晚清时代的中国人而言，世纪概念如同天外飞来的异物，在其运用之初，并未立即取代旧的纪年和日历系统。世纪的概念与皇帝纪年、民国纪年、干支纪年以及回回历、藏历、彝历、傣历等等系统并行不悖，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共时系统。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他论19世纪的巨著中提及，“即使在欧洲，历法的统一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格里历从1582年开始被天主教国家采用，不久后传到西班牙海外帝国，并在1600年即被引进苏格兰。但是，直到整整170年之后，它才被英格兰以及整个大不列颠帝国接受。罗马尼亚、俄国和土耳其正式采用格里历的时间分别是1917年、1918年和1927年。”[10]日本在明治六年即1873年开始引进格里历，但这一为现代化而实行的改革并未改变天皇纪年和1869年开始颁行的皇纪。在中国，公历的绝对支配地位是伴随着20世纪中国革命、尤其是两次建国运动即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逐渐确立的，后者在确立公历为唯一官方历法的同时，未再模拟王朝和民国的纪年模式创设仅仅属于自身的纪年系统。1900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辨识来认知20世纪，而在1917年的俄国和1949年的中国，对于公历的确认显然包含了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新主体的认知。如果将这一认识方式与1907-1908年前后鲁迅在章太炎与尼采、基尔凯廓尔等思想影响下，展开的针对19世纪欧洲现代性的“20世纪批判”加以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世纪概念的内在张力、多样性和历史变迁。这一事实恰好说明：“世纪”的意识无法仅仅在时间的框架内给予说明。
在今天所称的20世纪里，世纪概念不但逐渐取代各种传统的纪年方式并贯穿于所有史学分期，而且也成为重塑中国人时间观的通俗语汇。这是一种新的时势观确立其支配性的结果。伴随着20世纪这一概念的诞生，也相应产生了19世纪以及18世纪、17世纪、16世纪等序列概念。实际上，正如欧洲的“19世纪”定义了其他世纪一样，在中国，“19世纪”以及其他世纪的概念全部是“20世纪”意识的衍生物，即先有了“20世纪”的意识，才会创造出自己的前史。这个前史在此之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它存在于别人的历史上。在1900年之前，中国人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过“世纪”的问题，也从来没有把“世纪”作为我们时代的自我意识。“世纪”的意识是与20世纪紧密相连的，它和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这个时势把他者的历史、把整个外部的历史变成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的历史置于全部历史的内部予以解释和指认。这是全球范围的共时性关系的诞生，也是从共时性关系中确认其内部非均衡性的开端。这也是空间与时间得以相互置换的条件：空间关系经常被纳入时间关系中叙述（最经典的表述即传统/现代），时间关系也不断地被重新空间化（最经典的表述即东方/西方），但两者实际上都是刚刚诞生的、包含着内部非均衡性的共时性关系的产物。中国历史由此被置于一种近代地理学框架下的总体史的视野内，从属于一种全球性的，从而也包含了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历史叙述。在这一时刻，或者，在这一局势中，不但传统知识和策略失去了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有效性，而且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代从异域（主要是西方）获得的那些知识和策略也逐渐地失去了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直接效仿的意义。中国问题与世界及其各局部的关系是相互制动的。20世纪的中国思想从中西对比的主导框架逐渐展开出诸如“中间地带”、“三个世界”或其他的局部范畴，并通过反帝爱国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或自由民主运动等相互支持又相互冲突的议程展开朝向未来的现实运动。在1900年前后，世纪意识上承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取法西洋的思想，但同时又与其拉开了距离，它所对应的是一种新的局势，后者是由一种刚刚被理解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帝国主义的全球体制—的确立为其前提与主要标志的。
由于“世纪”这一范畴的诞生，晚清时期逐渐成型的中西古今关系都被重新界定了。如果仅仅着眼于语汇或日常生活世界的延续性，便难以把握这一时代的政治特征。“20世纪”既是一个时间性叙述，又是一个时势性判断，两者在相互纠缠中同时登场。1899年11月17日，应孙中山之邀，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决定经檀香山前往美国访问，目的是“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11]后因康有为命令，他在檀香山停留下来处理保皇会事务。1900年1月30日，梁启超夜不能寐，写作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这首长诗将康有为倡导的公羊三世说与欧洲文明史观相结合，将人类文明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其中以中国、印度、埃及和小亚细亚四大“古文明祖国”为主体的“河流时代第一纪”作为“据乱世”的时代，以地中海、波罗的海、阿拉伯海和黄海、渤海等周边文明为主体的“内海文明时代第二纪”作为“升平世”的时代，而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标记的“大洋文明时代”则是最新的发展。有趣的是：梁启超用乱世、小康描述前两个文明阶段，却并没有用“大同”或“太平世”描述他所称颂的“四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的时代，恰恰相反，这是“悬崖转石欲止不得止，愈竞愈剧愈接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的时代，是“鼎鼎数子只手挈大地，电光一掣剑气磅礴太平洋”的时代，与大同或太平世相距甚远。[12]
如果20世纪标志着太平洋时代的到来，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梁启超断言：这是“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是不同于此前帝国时代列强并争的新时代。他在夏威夷开始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思索不是偶然的：美国的新型殖民主义正是从1898年侵占夏威夷，1899年占领菲律宾群岛、关岛、威克岛和波多黎各开始的，其殖民地从1898年的1.7万平方公里增加至32.4万平方公里。[13]梁启超慨叹道：
吁嗟乎！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英狮俄鹫东西帝，两虎不斗群兽殃；后起人种日耳曼，国有馀口无馀粮，欲求尾闾今未得，拚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门罗主义北美合众国，潜龙起蛰神采扬，西县古巴东菲岛，中有夏威八点烟微茫，太平洋变里湖水，遂取武库廉奚伤；蕞尔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费商量。我寻风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详，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14]
所谓“民族帝国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产物，它以民族作为扩张的单位，不同于传统的帝制国家。在这一时代，“尔来环球九万里，一砂一草皆有主”、“惟馀东亚老大帝国一块肉，可取不取毋乃殃。”。“噫嚱吁！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锦绣壤，君之背兮修罗场，海电兮既设，舰队兮愈张，西伯利亚兮铁道卒业，巴拿马峡兮运河通航，尔时太平洋中二十世纪之天地，悲剧喜剧壮剧惨剧齐鞈鞺。”[15]20世纪是“大洋文明时代”的延伸，其特征是伴随电讯、海洋军事和交通（铁路和运河）的发展，权力的中心从大西洋、印度洋向太平洋过渡，美国逐渐占据新的历史位置。梁启超正是由此获得启发，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之后，发表了名震一时的《少年中国说》。
1901年，刚刚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干涉，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新世纪的晨钟中辨识这一时代的特征。他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时代的判断。梁启超放眼世界，断言中国（以及俄国）正处于为19世纪狂飙飞沙所驱突的时刻，如初离海岸之一叶扁舟，“停顿时代”戛然而止，正处于向彼岸前进的“过渡时代”。这是告别专制时代向新政体转进的“政治上之过渡时代”，是从鄙弃词章考据之学转向未来新学界之“学问上之过渡时代”，是从厌弃三纲五常、虚文缛节并希望代之以新道德的“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16]从时间观的角度说，将中国的历史区分为“停顿时代”与“过渡时代”已经不同于公羊三世说的叙述框架，更像是一种从欧洲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中直接衍生而来的历史判断。
晚清公羊三世说试图将欧洲时间观的挑战纳入儒学世界观的内部，但在新的危机中，这一努力显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一困境是伴随对于帝国主义的思考同时到来的。1901年，幸德秋水出版《二十世紀偺怪物 帝国主義》，试图对帝国主义时代做出新的解释。[17]《新民丛报》于次年九月一日刊登广告词曰：“帝国主义者，以兵力而墟人之国、屋人之社，以扩张其势力、开拓其版图之谓也。今日世界号称强国者，盖无不守此主义，而其膨胀之力已浸浸乎越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而及于我国而未有艾。我国人将欢迎之而利用之，抑为所推倒、所摧灭也。今本书字之曰怪物，则其议论之新奇精警，虽未开卷而可想见。本书特采译之，以为我国人之鉴观而猛省焉。”[18] 几乎与幸德秋水发表其帝国主义论著的同时，中国思想领域也开始了对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探索。1901年，早前一年创刊于横滨的《开智录》发表了署名自强[19]的文章《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从另外一个角度呼应了梁启超对“二十世纪”这一历史时刻的判断：“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20]这篇文章很快就被梁启超在《清议报全编》卷二十五的附录一《群报拮华通论》中转载。
幸德秋水的论述与梁启超、自强的文章相互呼应，但视角和侧重点并不相同。这是东亚地区最敏感的心灵对于世界进程的新的认知，也是全球范围内产生的第一拨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解释。[21]他们的分析与霍布森（J.A.Hobson）的著名研究几乎同时，早于其名著《帝国主义：一项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New York,James Pott & Co., 1902）一年发表。我们理应将他们的讨论置于J.A.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项研究》、P.拉法格的《美国的托拉斯及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意义》（1903）、R.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R.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13）、K.考茨基的《帝国主义》（1914）和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以及奥托·鲍威尔、布哈林等在1913年前后围绕卢森堡著作发表的重要论文等帝国主义研究序列之中。幸德秋水是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像后来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将社会主义视为克服帝国主义的必由之路；但不同于列宁等人强调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和寄生性，即经济的特征，幸德秋水更关注军事的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密切联系。他的和平主义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在日本开始建立其在东亚的殖民地并与西方重新谈判不平等条约的时刻，幸德提供了一种非西方中心论的帝国主义论述。幸德尤其强调政治因素，恰恰是因为他是从一个日本国民的角度进行写作的，而在日本这些因素对政府决定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22]战后许多日本思想史学者根据列宁等人的理论检讨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研究，认为他未能揭示帝国主义作为经济现象的特征。然而，正如梯尔耐（Robert Thomas Tierney）所说，幸德秋水的这一看法并非其理论弱点，而是其理论特点：19世纪晚期的日本尚未像欧洲工业国家那样抵达“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因此，日本革命者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一现象？[23]
与幸德秋水不同，自强（冯斯栾）将世界大势置于帝国竞争的格局中，忧心帝国主义时代导致19世纪帝国均势瓦解，置中国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对他而言，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内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而是新型帝国主义造成的危险，但他对帝国主义的描述与更加重视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幸德秋水相互呼应。自强对两种帝国主义做了区分：一种以恢复帝制或帝政为特征的波拿巴帝国主义为代表，另一种以“北亚美利加所行之帝国主义”（或称膨胀主义）为起点，两者之间存在性质差异，前者以政体形式（帝制）为标志，后者以对外扩张（共和制，超越了帝制与共和的政体差异）为症候。推动新型帝国主义产生的动力包括：物理学的发达促成了生产形态的变化，经济条件的改善导致人种膨胀，将“强弱之不齐”所导致的国内竞争态势推向全世界，最后，由于国内斗争相对平缓，新型帝国主义国家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外掠夺。在欧洲各帝国内部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冲突之后（作者称之为“列强革命后恢复之余”），通过政治妥协，形成了贵族/资产阶级的混合政体，即从一种封建贵族的军事体系向严译《社会通诠》所谓“军国民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
俄、法经典帝国主义（及对欧洲霸权亦步亦趋的日本）与在19世纪晚期发生转变的新型帝国主义—美国、英国和德国—存在连续性，但不能在认识上加以混同：前者是以19世纪以世袭君主制为特征的帝国逻辑的延伸，而后者才是20世纪帝国主义的标志。这一观点与稍后梁启超的分析略相类似，但梁启超的分析从政治形态的差异，逐渐转向了经济分析，更加接近于霍布森及此后列宁所做的论断：“俄国之帝国主义，与英、德、美、日之帝国主义，微有不同，即英、德诸国之帝国主义纯为‘近世的’，而俄则仍近‘中世的’也。俄之侵略，其主动在君主、贵族而不在国民，乃主权者野心之结果，非民族膨胀之结果也。”[24]正如他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对“民族帝国主义”一词的使用一样，梁启超区分了帝国的帝国主义与民族的帝国主义，提示了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革命）后产生的新型政体和国家形态与帝国主义这一现象的新关系。
在访问美国之后，梁启超基于对美国的实地考察，发表了《二十世纪之巨灵 托辣斯》一文，对于帝国主义与经济组织的变化有了更为深入的观察，其结论是经济组织的复杂化导致了生产过剩及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从而产生了帝国主义现象。这一论述将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从政治和军事形态转向了经济组织：“托辣斯之起，原以救生产过度之敝，使资本家得安然享相当之利益。十年以来，其组织日巧密，其督理日适宜，遂使美国的业产增数倍活力”，由此产生了生产过剩。“岁积其所殖之利，如岗如陵，已如无复用之之余地。此亦英雄髀肉之所由叹也。故全美市场赢率日落一日。曩者，英人有事于南非，募军事公债五千万。美人争馈若鹜，不旬日而全集之。此皆满而思溢之表征也。故美国人之欲推广业场于海外，如大旱之望云霓，其急切视欧洲诸国倍蓰焉。由此以谈，则美国近来帝国主义之盛行，故可知矣。天下事惟起于不得已者，其势力为最雄伟而莫之能御，美国之托辣斯，由生产过度之结果也，其帝国主义又托辣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之结果也。皆所谓不得已者也。”[25]梁启超对于托拉斯起源的论述存在不少误解和不清晰之处，比如将托拉斯看成是救自由竞争和生产过度之弊，而不是视为自由竞争的结果、垄断市场的形式和进一步导致生产过度的动因，但他将帝国主义视为托拉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之结果却包含了洞见。[26]美国独立运动本是针对英国殖民主义而来，但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之下，这一共和国却于1898年为吞并古巴、夏威夷、菲律宾而发起美西战争，1900年又加盟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公然抛弃其独立时的“共和不侵略主义”之承诺，从而开启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时代。当梁启超在美国的新殖民地夏威夷眺望大洋另一侧的国度时，其心情可想而知；而在终于抵达北美大陆之后，他发现：生产组织的精密化和生产过剩正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原动力，生产过剩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扩张，而托拉斯则形成了较之专制政体更为严密的对于人（劳动者）的控制体系。
如果帝国主义是一种超越政体形式的全球现象，那么，在新型的危机中，仅仅依靠政治变迁来拯救中国和世界就变得十分渺茫，由此，新世纪的思考必须是一种综合政治改革与经济-社会改革的运动：或者重建帝国以形成抗衡性均势（梁启超所谓“大民族主义”，即一种类似于维也纳体系的帝国式民族主义），或者探索超越或克服资本主义垄断和扩张形态的社会道路，后者正是晚清思想探索欧洲社会革命、分析包括托拉斯在内的生产组织形态和市场扩张的政治/社会后果的动力。为什么自强、梁启超等将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也列为新型帝国主义呢？光荣革命之后，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限制王权，但并未罢黜国王，建立共和体制，而是形成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君主立宪政体。在欧洲历史中，英国也被视为最早的、包裹在王权框架内的民族国家。自强、梁启超将英国作为区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体制诞生的标志之一，包含了对新的历史因素的思考：在布尔战争中，英国与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建立的两个共和国德兰斯瓦尔共和国和奥兰治共和国为争夺南非土地和资源发生战争，这一事件不仅是殖民主义形态发生转折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英帝国逐渐衰落、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已经到来的界标。这一转折在欧洲内部伴随着地缘政治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普法战争之后，德国一跃而进入列强行列，至1900年，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英国，不但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工商学术后来居上，一边在欧洲帝国间纵横捭裨阖，另一边锐意于殖民扩张，进入了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新时代。因此，自强将德国与美国、英国并列为20世纪三大新帝国主义的典范。
这一对于“世纪”的解释与欧洲维也纳条约体系的逐渐解体，1894-1895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及其后的“三国还辽”等序列事件存在着密切关系。甲午战争的关键动力产生于日本明治维新，尤其是1880-1890年代的工业经济扩张与国内市场和自然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甲午战争后，日本独占了朝鲜市场，吞并台湾、澎湖，逼迫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等商埠。清朝作为战争赔偿支付日本的2亿两白银为其工业化和军事化提供了重要资金。从1895至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数倍扩张，军事工业、矿业、铸造业、航运业和纺织业惊人成长。1900年的八国联军干涉与甲午战争后的“三国还辽”不同：“三国还辽”是在维也纳体系面临新的势力崛起时帝国间平衡和妥协的产物，而八国联军干涉已经包含了更新的内容，其中美国的介入及其以“利益均沾”为目标的“中国保全论”最具有象征性。在幸德秋水、梁启超做出有关帝国主义时代的判断之后，如今称之为东亚或东北亚的地区卷入了帝国主义与革命的同一进程：1902年日英同盟条约签订；1904-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并在战后签订《朴茨茅斯和约》；1904-1905年俄国革命震撼亚洲，同一时期中国革命浪潮汹涌；1906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再度兴起，1910年“大逆事件”发生，幸德秋水于次年被处死；1911年辛亥革命颠覆清王朝，创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1914-1918年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革命在战争硝烟中爆发；1919年朝鲜的“三一”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接踵而至，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成为全球性变迁之中的重要环节……[27]。马关条约-“三国还辽”-八国联军-日俄战争等等序列事件，与美西战争、布尔战争等等事件相互连动，标志着以1815年维也纳条约为标志的19世纪欧洲秩序在扩张中的式微，一个将中国、日本和其他世界悉数卷入其中的世界性的新型帝国主义时代正在降临。中国共和革命颠覆皇权，明确地向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致敬，但在新型帝国主义诞生（共和国或立宪政体与帝国结合）的背景下，其当下的含义却是超越19世纪维也纳帝国体系及其世袭君主模式的正统主义（legitimism），开创一种朝向未来的、从而也注定是不确定的社会/政治形态。新的共和国及其立宪政体同时包含对旧的共和国及其立宪政体（美国、法国）的模仿（政治结构、人民主权等等）与否定（共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双重内容—如果说前一方面是19世纪的延续，后一方面却标志着在与前者的纠缠与搏斗中新世纪之诞生。
对20世纪的意识和判断凝聚了一代人对于鸦片战争以降，尤其是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惨痛经验和理论总结。我们在梁启超等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写作中不难看到其时代判断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和知识视野。但在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情境中，谈论20世纪与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别，并不只是在纵向的时间轴线上展开的叙述，更是在横向的、整个世界关系的总体变化中产生的判断。因此，对于新世纪的判断包含着、也提供着一种新的时空框架、一种不同于（又纠缠着）公羊三世说和社会进化论的新的时势观。这一新的时势观为不同以往的政治判断提供新的认识前提：革命与改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论正是在这一新的认识前提和框架下孕育和爆发的。
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后，至少有两本杂志以“二十世纪”命名。1904年10月，陈去病、汪笑浓等人在上海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痛念时局沦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犹如睡狮之难醒，侧闻泰东西各文明国，其中人士注意开风气者，莫不以改良戏剧为急务，”[28]号召梨园子弟为创造“一般社会之国民”[29]而奋斗。柳亚子在《发刊词》中赞许汪笑侬等为“梨园革命军”（柳亚子语），要求不但演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反清剧目，而且法国革命、美国独立以及意大利、波兰、印度、希腊的独立运动也应该成为编演内容。[30]这份刊物刊行两期后即为清政府封禁，但足以说明一种以20世纪为标志的世界意识已经遍及文化与政治各领域。1905年6月3日创刊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发起成员多为留学日本的华兴会成员，如田桐、宋教仁、黄兴、陈天华等。这本以“提倡国民精神，输入文明学说”[31]为宗旨的刊物，对英、俄、日、德、法等国家的殖民方式展开了分析，尤其对日俄在中国的冲突做出回应，终因抨击日本侵华政策而被迫停刊，同年更名《民报》，成为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出版物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民报》正是“世纪”意识的延伸或产物。在这份倡导革命的刊物上，我们读到了一系列基于对新世纪的判断而产生的政治主张、哲学观点和战略筹划，其中心命题是综合了多重内涵—尤其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新型革命。
“世纪”意识传达的是一种“同时代性”的感觉，一种将不同空间及其历史脉络纳入同时代性的普遍视野的认知方式。在这种普遍性的视野中，中西古今的关系既不能用中体西用等二元范畴加以描述，也无法以欧洲版的普遍主义给予规范。世纪的概念标志着一种普遍历史观的诞生，以及对这一普遍历史内部的不均衡性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思考。“今天下人士之想望二十世纪之文明者，必曰：二十世纪乃精神的文明之时代，全是自由与公义之世界也；……此不过梦拟之想耳。实际二十世纪之自由与公义之腐败，必过于十九世纪之末。”[32]“今亚、非二洲，正当非（指菲律宾—作者注）、杜（指德兰斯瓦尔—笔者注）事后，将来Independence （自由，又译独立）与帝国主义之大争，其猛烈必百十倍于欧洲列国之革命也。”[33]因此，伴随帝国主义时代的降临，20世纪势必是以亚非地区的民族革命为主要形态的、区别于欧洲革命模式的革命世纪。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中，笔名卫种的作者（也是编者）声言刊物的宗旨就是要阐明中国在帝国主义时代所处的独特位置，进而探讨适合于中国处境的“主义”。他说：
世界有名之主义，为今日列强所趋势者，则政治家之帝国主义其最著也，与吾人之主义同耶？否耶？在十九世纪初，平等博爱之说，大昌于世，学者无不唱和，则宗教家之社会主义是也。自帝国主义既出，而风会一变，此主义乃昔盛而今衰，与吾人之主义同耶？否耶？又欧洲大陆，今日虽悉宪法，脱专制之毒，而国民之权利与自由，皆从国法上所认定；乃各国人士，尚以为政府时有专横，必欲尽拔其根株然后快，遂倡无政府主义。然此主义既出，而学者每斥为邪说，为各国所不容，与吾人之主义又同耶？否耶？[34]
作者提出辨别20世纪之支那所处的位置，以选择中国的独特道路。他以爱国主义作为20世纪之支那所必举的旗帜，恰好与幸德秋水对于帝国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的分析形成对比，但这一“主义”的区别源自中国与日本在全球关系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并非截然对立。在同年《国民报》上一篇题为《二十世纪之中国》的社论中，作者论英美自由之沦丧，强调中国取法于19世纪法国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的意义在于“为地球万国之表率矣，亦我同胞之国民，二十世纪中分内所有事也。呜呼，今日已二十世纪矣！”[35]因此，即便是对19世纪命题的借鉴与回归，也已经包含了全新的意义。当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这个变化的独特性，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旧方式讨论自身面临的挑战了。
20世纪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纪”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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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晖。来源：“保马”因文章篇幅较长，故分四次推送，敬请关注。责编：毕非）
注释：
[1] 本文是笔者论20世纪中国长文上篇的压缩版。文章的基本思想曾在2016年秋季学期（清华大学）和2017年春季学期（哈佛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中讨论过，但有关20世纪中国的社会理想、国家概念及政治主体形成的讨论未在此文中论述。感谢积极参与这两个课程的同学，我在与他们的讨论中相互激发，获益良多。
[2]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Die Verwandi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I），强朝晖、刘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03页。
[3] 针对“今天对革命与斗争的遗弃和诅咒的潮流”、也针对“那些用所谓的今天的‘民主’来彻底消灭革命斗争的人”，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他的名为《世纪》的书的《献辞》中大声宣判：“20世纪已经发生了。”这一宣称即刻在保守派的报纸上引发激烈反弹。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第1页。需要说明的是：孔飞力对于现代中国的探讨集中于19世纪中期，而不是对于20世纪的直接探索。他的成名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Rebellion an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its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1970）是对太平天国及其影响的研究，而这本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研究则以魏源为对象。
[5]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38-145页。
[6] 这也正是当代全球史关注的问题：启蒙、革命或者文艺复兴等等，这些范畴和观念都是在全球性的互动关系中呈现其意义的。See Sebastian Conrad,“Enlightenment in Global History:A Historiographical Critiqu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17:4（October 1,2012），999-1027.
[7] S.N.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大革命与现代文明》（The Great Revolutions and the Civilizations of Modernity），刘圣中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第113页。
[8] S.N.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9] S.N.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大革命与现代文明》，第113页。
[10]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I），第91页。
[11] 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第109页。
[12] 同上，第111页。
[13]关于美西战争，参看G. J. A. O'Toole: The Spanish War: An America Epic 1898 （New York: W. W.Norton &Company,Inc.,1984），以及Brian McAllister Linnn:The Philippine War,1899-1902（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0）。
[14] 同上，第111页。
[15] 同上，第112页。
[16]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八十三期，1901年6月，第2页。
[17]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紀偺怪物 帝国主義》一书出版于1901年，但其若干章节曾先于全书出版在《千代田晚新闻》连载。
[18]《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广告版。
[19] 《开智录》为横滨开智会的机关报，故又称《开智会录》，倾向革命，但由《清议报》代印、代发，仅刊行6期，于1901年3月20日停刊。该刊于1900年11月1日出版，主编郑贯一，由冯懋龙、冯斯栾协助编辑，三人撰文分别以自立、自由、自强为笔名。故署名自强的《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的作者应为冯斯栾。
[20] 自强：《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开智录》，转录自《清议报》全编，第178页。
[21] 《二十世纪怪物 帝国主义》一书的中文译本于1902年在上海出版，即幸德秋水著《二十世纪之怪物 帝国主义》（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清光绪28年（1902年），1925年曹聚仁重新点校出版，影响扩大。值得一提的是，1902年起，这部著作的译者赵必振（1873～1956）先后翻译了《近世社会主义》、《土耳其史》、《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人权发达史》、《世界十二杰》、《希腊史》、《罗马史》、《扬子江流域大势论》等11部著作，其中1903年翻译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1902年初版），是系统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与幸德秋水以社会主义思想抵抗帝国主义时代的倾向一脉相承。关于幸德秋水的反帝思想的最新研究，参见Robert Thomas Tierney：Mons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Kotoku Shusui and Japan's First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一书。这部著作也收录了幸德秋水原著的英文翻译。
[22] Robert Thomas Tierney：Mons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Kotoku Shusui and Japan's First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5），p.27.
[23] Ibid.,p.29.
[24]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续第61号，三、革命之前途），《新民丛报》第62号（1905年2月），第53-54页。
[25]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 托辣斯》（续前号），《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1903年12月，第114页。
[26] 关于梁启超对托拉斯的论述及其谬误之处，参看赖建诚：《梁启超的经济面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6，第124-129页。
[27] 与一系列国际事件相互关联的，是日本思想界对帝国主义现象的新观察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萌发。例如甲午战争时期，德富苏峰发表了《大日本膨胀论》；“三国还辽”事件后，日本新声社（新潮社前身）于1906年出版《世界之日本》；1898年幸德秋水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906年堺利彦等成立日本社会党（次年被查禁）等等。
[28] “招股启并简章”，《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1904年10月。
[29] 同上。
[30] 柳亚子：《发刊词》，《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一期，1904年10月。
[31] “本社简章”，《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号，1905年6月，第129页。
[32] 自强：《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转自《清议报全编》卷二十五，第183页。
[33] 同上，第184页。
[34] 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号（1905年6月）。
[35] 《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5月10日），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