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交朋友。当然，在交友的时候，我有所选择。大概地说，我对知识分子总有些戒心。我知道知识分子的可贵，可也知道他们的缺点。我并不因为看出他们的缺点即抹杀他们的长处与用处。不过，他们的那些缺点使我很难和他们结为好友。当然，我的好友中并非没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有不少是纯正朴实的。还要说清楚，我自己也多少是个知识分子，我也有毛病。这么说才公平。也须交代；我对知识分子的观察，是在旧社会里开始的。必须承认，旧社会的黑暗与坏风气应对他们的毛病的养成负些责任。
老舍先生
我希望自从走进新社会来，他们的老毛病已经逐渐得到改正。不幸而还没有这么作到呢，我在这里重提旧事便不无好处，希望他们和我自己都挖一挖病根，力求进步。我也相信，这对新社会培养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会起提高警惕的作用。
我觉得旧知识分子的最普遍、最突出的毛病就是“文人相轻”。按理说，既是知识分子，就该晓得知识是分门别类的，你学物理，我学历史，他学天文，各有千秋，谁也不该看不起谁。可是，说也奇怪，不但同行是冤家，学物理的看不起另一个学物理的，而且也看不起学化学的！（在这里，我把“文人相轻”的“文人”解释为“知识分子”。）拿我亲眼看见过的事情为例吧：当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们的那一学系里就有三位先生，经常在讲台上肆意互相诋诟，井攻击其他的先生。更奇怪的是隔着学系的先生们也遥遥相骂。我是教文学的，本与教社会学的某先生是江水不犯河水，可是他也把我骂得狗血喷头。这是为了什么呢？后来，我辞去了教职，去作专业作家。这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就是我不喜欢这些只知相轻，不知相敬的先生们。在学术上，他们理应各有专员。可是，在彼此相轻上，他们差不多是无知。他们似乎不知道学识各有专长，理宜相敬，也不知道学无止境，无可包办。不，他们看不见这点极明显的道理。他们总是唯我独尊，目空一切。这样，他们就永远想不到什么是团结。不，他们制造分裂：他们各去拉拢几个青年学生，分立小宗派，使一个学系里的学生三个一团，五个一派，随着他们闹意见，搞分裂。
他们是个人主义者。这就是病根。他们对别人只会攻击，不会善意批评。他们自己不会接受别人的批评，井把一切善意的批评视同攻击。自我批评么，根本没有想到过。似乎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的，他们自己永远不犯错误。因此，进入新社会里，他们最受不了的便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以受批评和作自我批评当作奇辱大耻。这就是他们提出“士可杀而不可辱”这句话来的原因。
既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他们便似乎应当很清高，不居于争名夺利了。事实不然。他们平日的互相攻击原本由于“当利不让”，有名必争。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他们自幼就受了学优而仕的教育。他们的知识是争名夺利的资本。一点小利，一点小名，他们也必争夺。他们绝对不甘居人下。
背着这样的个人主义包袱，而想如鱼得水似地走入社会主义，实在太不容易，假若不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团结。个人主义者根本不愿团结，因为一团结便人人有份儿，没法子再突出自己，唯我独尊。他们慨叹社会主义限制个人的发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团结的利器。他们首先反对这个说法。他们是学优而仕的、可杀不可辱的士。士农工商，他们高立在最上头。他们凭着那点知识，应当享受绝对自由，无可批评，也不许批评。越是中肯的批评，越令他们恨恶。他们善于遮掩自己的毛病，所以最怕直言无隐的揭发。他们非常敏感，无时无刻不在设法保卫他们的特权。他们最恨那揭发他们的短处与错误的人，特别是当众揭发他们的人。“三反”、“五反”等运动中，都积极地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使右派知识分子深恨这些运动。批评与自我批评损伤了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尊严”包括着作错了事不准说，不要改过。他们的”尊严“实在就是狂妄。
他们不甘居人下。所以在新社会里，他们必然反对党的领导。他们以为服从领导便是甘居人下。他们自居天才与名流，不甘受任何拘束。他们是那么珍视自己和自己的那点学识，所以看不起一切的人，所以叫嚣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好象任何人永远不能、也不该成为知识分子似的。他们的个人主义是那么根深蒂固，所以绝对不去考虑集体利益。他们憎恶集体。因此，他们反对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与农业合作化。他们不肯去实际调查，看看农业合作化等等是否有好处，而是一听到合作化这类的名词便怒气冲天。他们就怕失去自己的唯我独尊，还故意摆出悲天悯人的姿态，怕大家失去个人的“自由”，以便贩卖他们的自由主义。假使他们也去调查一下，他们便钻天觅缝地找缺点，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真凭实据。
挖掉个人主义的根子
是不是我说得太过火了呢？不，不过火！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家都看见了右派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们的个人主义把他们自己关在社会主义的大门外。他们向来只看自己，没有为集体考虑过什么，所以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生活中，他们时时刻刻感到痛苦，总想冲出去。凡是一般人认为合理的事情，少数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都以为不合理，因为他们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判断好坏的。
凡是一般人认为值不得闹纠纷的事，他们非闹不可，他们心细如发，无事不争。我们认为值不得争的，他们非争不可，不论多么小的小事。因此，国家无论怎样优待他们，重视他们，也难使他们满意。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他们并不诸事如意，而且时时遭受压迫与污辱。可是，他们现在还想念那黑暗的时代，因为他们在那时候可以吊儿啷当。他们管吊儿啷当当作”自由“。
我认识一位画家。他有好几个特点：他张口就骂人，而不许别人批评他一句。假若有人批评过他一句，他即永远不忘，恨入骨髓。
他先要笔润（指写字、作画、撰写文章的报酬），而不按期交画，或白要了钱，而始终不交作品。
在画家的团体里，他包办一切。他可以包而不办，但是不准任何人动一动手。
他应下来的任务，不告诉别人。别人应下来的任务，没有他不行；即使是他不会画的，他也去拾起笔来，画那么一两笔，好分享一份儿报酬。
有人请他对作品提意见，他一语不发，而用手指沾上口水，把他认为不妥当的地方一一抠掉，弄得满纸都是窟窿。
好，够了，无须再多说！他是知识分子，自称是三百年来没有过的大艺术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看看他的图章即能明白。他的图章是“小字阿瞒”。他的理想人物是“三国志演义”（是演义，不是正史）里的宁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在他的身上，由头至脚找不出别的东西，只有个人主义。他是一切，一切都须由他统辖。他反对共产党，并毒骂共产党。他管接受领导的人们叫作奴才。他不讲团秸，专搞分裂。他事事争，处处争，只要有他，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起很大的纠纷。他咬着牙浪费公款，好象只有多花点公款才解恨似的。这样，他把咱们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的缺点都汇于一身，集其大成。我们知道，这样的人并不很多，可是个人主义的根子若不及早地挖掉，是会发芽、开花、结果的。这也就是我们必须警惕的。
青年朋友们，及早挖掉个人主义的根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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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舍。来源《青年共产主义者丛刊》，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卢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