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那么问题来了，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外来物，其中唯物史观是基于“西方历史”而来的学说。中国是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中国悠久的历史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那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是“西方的产物”，是不是就真的不适用于“东方的中国”呢？所以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春秋战国为何出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原因，以此来阐述一下：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的中国适用性的理解。
一、井田制瓦解，新阶级产生
你耕田来我织布
我挑水来你浇园
寒窑虽破能抵风雨
夫妻恩爱苦也甜
——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古老国度，“你耕田我织布，你跳水我浇园”是对封建时期中国小农经济典型的描述。这种“一家一户”的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不过这种“家庭”的土地私有制并不是中国农耕社会土地所有制唯一的形式，比这种“家庭”土地私有制更加古老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起源于商朝，完善于周朝。最熟悉的用来描述井田制的词句莫过于“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井田制更为详细的描述是：周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诸侯将受封土地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把土地再分赐其子弟和臣属。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与买卖。受封者还要向国王承担义务，就是要向国王交纳贡赋。在贵族受封的土地上，奴隶和庶民集体耕种。
在西周时期，土地被划分成“井”字形方块，耕地阡陌纵横，形同井字，称为井田。井田制有一点非常特殊的地方在于：“所封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所以井田制其实是一种奴隶主贵族土地私有制，奴隶和庶民要生产只能依附在奴隶主贵族所掌握的公家地上！那么问题来了，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井田制在春秋战国时期瓦解了呢？为什么古代中国能在那个时期从奴隶制发展为封建制呢？这里面有什么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原因呢?
井田制要想维持下去，首要的条件必须是土地这种生产资料（大部分）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上。然而春秋战国生产力上却出现重大的变革，铁器逐渐广泛地使用和牛耕也开始推广，而这对于井田制的瓦解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春秋战国时期，耒耜（lěi sì）是主要的农耕工具。耒是一根尖头木棍加上一段短横梁。使用时把尖头插入土壤，然后用脚踩横梁使木棍深入，然后翻出。耜类似耒，但尖头成了扁头（耜冠），类似今天的锹、铲。在铁器没有发明之前，耒耜的材质多为木制、骨质、陶制，这些材料的不耐磨损而且强度不够大，所以农业生产若想顺利进行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是奴隶和庶民在奴隶主的公家地上干活）。因而对于“庶民”试图单干去开一片“私家地”这种事情，在还是使用木制石制的农耕器具条件下是难度很大。
各种各样的耒耜
在铁器出现之后，木耒、木耜开始套上铁制的刃口。《管子•海王》说到当时铁官时，提到“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这是这类工具变为铁制的明确证据。在出土的实物中也有这方面的材料，如湖北江陵曾出有战国时的耒。其形制是，从柄到齿皆为木制，齿端套有铁制的刃口。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木耒上面也套有铁刃。然而仅仅只有铁器还是不足以完成“单干开地”的任务，因为铁制农具相比于木制石制农具虽然更耐用更高效，但是靠人力使用而言最大问题在于动力不足。当把牛用于农业生产就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牛不仅比人的力量大，而且每次牛的劳动时间也长。与人当动力相比，牛作为动力还具备另外一个特点：维护成本比用人低。总的来说就是牛的使用让铁器发挥了更大效率。
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节省了社会劳动力，为古人们开辟广阔的山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带来了方便。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带来社会出现新的变化，大量的劳动力被用于去扩大生产规模（既扩大耕地面积）。并且铁器和牛耕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是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维持生存，而这些新开荒的耕地是不属于原先井田制的“私田”，这些在“私田”上生产生活的人们就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农阶级。小农的出现意味着井田制的“千耦其耕”、“十千维耦”的集体劳动形式过时了，而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经济形式开始形成。由此标志着封建地主阶级、中富农阶级、小农阶级这些新兴的阶级群体开始登上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二、封建的革命：变法与战争
人有土田，汝反有之。
人有民人，汝覆夺之。
——诗经《瞻卬》
私田瓦解的不仅只是井田制，更是瓦解了奴隶制的周王朝。早在西周中期，就有个别贵族强迫庶民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私田的开垦加强了地方诸侯的经济实力，井田荒废宣告诸侯对周王朝不用再承担任何义务。所以即使没有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即使没犬戎的进犯，诸侯王和周天子的对立也必定一个无可避免的过程。私田在另一方面导致贵族在土地之间的诉讼、斗争层出不穷。公元前580年，晋大夫却至与周争鄇田；公元前533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公元前528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等等。可以说私田的纷争引起了频繁的战争，这表明生产力的发展给社会矛盾和社会制度带来深刻的变化。
开辟和耕种私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井田制可以说是对劳动力巨大的束缚，为了打破这种约束各诸侯国都制定了各种政策（新的剥削方式）去招募劳动力。如齐国田氏向民众征赋税使小斗，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晋国韩氏、魏氏、赵氏采取扩大地亩，而不增税额的办法，收买民心，因此出现“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公羊传》）的现象。奴隶们纷纷从公室逃往私门，“归之如流水。”封建依附关系产生了。春秋时代见於记载的“族属”、“隐民”、“宾萌”、“私属徒”，都指的是这些逃来的奴隶。虽然他们身份还不是自由的，但却不同于庶民。他们可以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独立经营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家庭副业。他们已经是封建农民的前驱了。奴隶的逃亡，使一些国家的公田“唯莠骄之”（也就是变成了荒原），井田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废除井田制
那么新开垦的私田又该怎么处理？对于这种的情况，各国都相应的进行了各种变法。比如：新兴军功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从而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动。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来自传说中的度娘）。这里主要介绍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主要内容（节选）：（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革；（二）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从这三条内容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之后几千年的封建制基本形式：土地私有允许买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一个制度的变迁就在春秋战国开始完成！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毛泽东文选《反对本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含义并不是为了对立“中国”与“西方”，更不是为了“创造”一套所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而是克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以达到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灵活运用。对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思想不适合中国”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因为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他们眼里只能是看到种种的不同，看不到种种不同背后的“相同”。为什么没人认为“物理是西方的科学，中国的物体运动不适用西方的物理理论”？因为物理研究的物体运动方面是研究其普遍性或者叫做本质的规律，这个规律与东西方无关，并且这些规律无论是在中方还是西方都经得起人们实践的检验。而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理论探寻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是仅仅只是“西方社会”的规律。
此外“民族主义”思想也会刻意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对立起来，民族主义通过这种贬低“外来学说”的手段来彰显出本民族的“自豪、骄傲与伟大”，在历史领域则通过弘扬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来树立中华民族“唯我独强、唯我独优”的民族自豪感。对于“优秀的中国历史”，民族主义怎么能让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思想染指呢？所以这种民族主义是十分危险的思想倾向，这种民族主义思想不但会让我们无法正确认识我们当今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会刻意把其他民族“当作”劣等民族，把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人为的对立起来。
图片来源：网络
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圆，中国的月亮也不比外国圆，到了十五都会圆。科学的发展不仅揭掉了自然的神秘面纱，也揭掉了历史的神秘面纱。虽然历史还有很多扑朔迷离的事件没有破解，但是历史到了今天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其自身的普遍性规律。所以具有源远流长历史的中国反而是更有利于我们“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76年前毛泽东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指出：“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到了今天，我们也应该本着这种事实求是的态度，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普遍性原理，通过中国历史去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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