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来的一系列文章中^[1]，卢荻试图论证：现有依据并不足以支持对中国“整体政治-经济构造的否定”。卢荻的理由首先是所谓的“屈从、反抗”论，认为中国对资本积累的逻辑既有屈从又有抵抗，“资本主义没有成为主导”。其次，他认为中国资本的对外扩张没有获取“经济剩余”，算不得帝国主义。

遗憾的是，在他的论述中，我们没看到什么“严谨的治学态度”，只看到了贫乏的论据和无力的论证，只看到了“从政治-知识立场出发来认定现实”——他用来形容别人的语句正适合他自己！——而这一“政治-知识立场”也不是什么“人民立场”，不过是为国家资本极力辩护的国家主义立场罢了。

一、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只能有一个？

对于卢荻的“屈从、反抗”论，质问其“谁的屈从”、“谁的反抗”是合理的，然而却对他无效。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从方法论上就反对“脱离了特定的生产方式或作为多个生产方式的集合体的社会构成（或政治-经济构造）来谈阶级、来作阶级分析”，而应该“先辨明该社会的主导运作规律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然后才能辨认体现劳动和资本的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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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指出的是，卢荻的整个论述充满了自相矛盾、莫名其妙的话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系’界定‘结构’而非相反。……惟有在确定了系统运作逻辑的基础上，才能辨认政治-经济上的各种主-客体关系及其组合。”难道在后一句话的逻辑中，不恰恰是“结构”规定了“关系”吗？

我们先单纯审视他这一观点的表述——首先，不能脱离“生产方式”谈“阶级”，这其实是句废话，因为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而阶级关系正是基于生产关系来谈论的；接下来的“先辨明主导规律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辨认体现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则属于无稽之谈，因为要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何种地位，本身就是要考察资产阶级在社会生产中占何种位置，何来先后之分！

卢荻之所以要制造出一个“先后之分”，为的就是将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与阶级关系割裂开来，随之用（他理解的）依附理论“修正”马克思主义，以世界体系层面的“系统性资本积累逻辑”取代前者；由此再来审视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人民在斗争中所面对的，就是“世界体系的人格化”——“美帝附庸集团”；因国家对这种逻辑及集团有反抗，故得出“资本主义并未主导”的结论。

在卢荻这里，所谓的“系统性资本积累逻辑”或者“系统性的利润导向”，有着十分具体的限定。他宣称：“屈从，就是指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无可逆转地主导了整个构造。这个运作逻辑，……在历史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指的是霸权资本集团的资本积累要求，在今日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形态资本主义中指的是经济的金融投机化、以及相应的‘掠夺性积累’。……在今日世界，非西方社会屈从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极致形态，是彻底任由霸权资本‘掠夺性积累’，也就是彻底开放金融和参与世界范围的劳动力‘竞争到底’。”

这一论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任何理由以一种一元的“系统性资本积累逻辑”来否定不同社会、阶段多种多样的“资本积累逻辑”的资本主义性质。在社会性质的分析框架中，前者可以影响后者但无法取而代之，否则我们何以理解这种“系统性逻辑”的变换与更替？何以理解不同国家在不同“积累逻辑”的基础上发生的冲突？二战前的美日英德，难道都遵从一种“系统性积累逻辑”吗？这是多么神奇的一种“逻辑”啊！

在卢荻这里，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只能有一个，并且只能是由世界体系中的霸权资本集团在当下的具体积累形式所限定的逻辑。这种论述不仅毫无合理之处（朴正熙统治下的韩国遵从了当时的福利资本主义逻辑吗？），而且与卢荻本人所赞扬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阿瑞吉的分析恰恰相反。

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的第四章论述了：在历史资本主义的霸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的过程中，英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以控制世界市场为基础，受到了德国中央计划式的公司资本主义，与美国纵向合并式的公司资本主义的挑战；而“美国金融资本直到最后始终维护处于崩溃中的英国世界市场体系……在那种替代中起领导或主导作用的力量不是任何形式的金融资本主义，而是通过组成纵向合并的、官僚机构管理的多单位企业，从而在美国出现的公司资本主义”（2001：347-348）。

换言之，我们不可能因为美国或德国的主要资本抵抗了英国的“霸权资本的运作逻辑”，抵抗了英国主导的贸易自由主义，就认为当时的美国或德国（乃至于日本）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在当时的美国或德国，不论是强调“生产性投资”的产业资产阶级，还是作为“英国附属集团”的金融资本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前者也并不比后者更有利于“人民的福祉”，他们都是无产阶级要推翻的对象。

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于资本支配劳动谋求增殖的生产关系占据主导，而具体的资本积累形式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是实质，新自由主义、军事凯恩斯主义、福利资本主义、金融投机化等不过是形式，是这一生产关系在特定的世界体系处境、国家阶级关系下的具体表现和产物。卢荻对实质性的生产关系问题避而不谈，拿某个特殊、具体的资本积累模式来限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内涵——我们实在是找不出比这更自作聪明的蹩脚理论了。

二、“趋向黄金时代”，还是嗜血的资本积累？

我们已经说明，卢荻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是不成立的。相较于此，卢荻对论据的选用更加荒谬。为了证明中国对资本主义有“屈从”更有“反抗”，资本主义的逻辑没有主导中国社会，卢荻造出了一套“趋向黄金时代”的叙事。

卢荻宣称，“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势——也即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在1950-73年期间的经济特点——产出和生产率、消费和投资、就业与工资都是近乎同步的持续快速增长”。这些都是由“长期持续的高水平的生产性投资率”所带动的。这种趋势“在2008年之后受到经济金融化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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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荻想说明的是：中国经济是个二元结构，除了“富士康模式”的劳动密集型路径，还有个“资本深化路径”，表现为“趋向黄金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由于廉价劳动力，而是由于“持续快速的生产性投资增长，以及在世界经济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对的非金融化”。不断增加生产性投资，说明中国“系统地抵抗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掠夺性积累’、以及历史资本主义的霸权资本的运作逻辑”。

这种将“剥削廉价劳动力”与“生产性投资增长”割裂开来的二元划分，是毫无意义也毫无根据的。“生产性投资增长”其实就是“扩大再生产”，在资本支配劳动的生产关系中，它是资本积累的最直接体现，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1972：356）。资本要支配劳动者不断创造出剩余价值来进行积累，而“廉价劳动力”恰恰是最有利于资本快速积累的因素之一。

中国工人遭受剥削的整体状况可以证明，“生产性投资快速增长”根本就谈不上对“掠夺性积累”的抵抗，反而恰恰是“掠夺性积累”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于国家资本的强大存在，原本可能由外资全部掠夺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变成了国家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投入——仅此而已！在未来，强大的国家资本也许会实施更大程度的阶级妥协政策，然而只要劳动者不掌握权力，这一切就仅具有欺骗意义，更谈不上对“资本主义”的抵抗。

卢荻说，是“买办性质的金融投机政治-经济群体与世界范围的霸权资本的共谋”，使得中国存在屈从于资本主义的因素，而“屈从”表现为“富士康模式”——这是多么大的脑洞才能想出来的结论！难道富士康的资本积累形式不是“生产性投资”，而是“金融投机”吗？难道与富士康沆瀣一气的地方政府不是为了维持实体经济，而是为了“金融投机”吗？就因为富士康的代工对主导世界体系的金融资本有利，所以其性质就是“金融投机”吗？这是多么强词夺理的逻辑啊！

如果眼下，读者们对这位亚非学院教授的严谨治学水平已然产生了怀疑，那么我要建议你们做更大的心理准备了（可以阅读韩毓海的书籍），不然可能难以忍受一些过分搞笑的论证过程。

卢荻在论述“趋向黄金时代”时期的状况时，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年处于高位。在这里，卢荻的计算方式颠覆了我们的数学常识：“根据定义，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减全社会从业人员人数增长率。”任何头脑清醒、数学合格的人都能明白，“根据定义”，“增长率”要通过当期数值减去前期数值再除以前期数值来计算。

卢荻的这一公式只能求得近似值，其条件是从业人员人数（劳动生产率的分母）的增长率很小——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一条件其实并不成立，因为劳动生产率分母的选择很有问题。无论如何，把近似值说成是标准值的错误，确实不该出现在人大教授的文章中。

卢荻对这一数据的解读，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技术进步，包括承载于机器设备更新的投资带动的技术进步，以及相应的各种随着经济规模扩张而出现的动态效率。”而廉价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劳动时间和强度增加的影响，则被认为是有限的、次要的，并且未列出任何文献来支持。

这种解读是缺乏有力根据的，不足以驳倒“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解释。以劳动者人数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分母，会严重低估绝对劳动时间的增加对产出增加的作用。当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民转变为打工者，其劳动时间和强度会增加很多。研究发现，北方农民的工作时间是6小时左右（齐心, 田翠琴. 2003），沿海工人的工作时间则超过11小时（刘开明. 2010），时间差异接近100%。对于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卢荻只提到了不同劳动本身带有的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其实还有个因素在于：农民劳动的许多成果纯粹用以自给自足，根本不会发生带来GDP的商品交换。

退一万步说，即便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主要不是由于吸纳农村劳动力，不是由于绝对劳动时间的增加，而是由于技术进步，这也不过是另一种加深剥削的形式。对于雇佣劳动者来说，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率提高恰恰意味着他被剥削的相对劳动时间更多，意味着资本愈发壮大，从而使支配他的力量更强了。

卢荻不认为“富士康模式”能代表中国经济的理由还有：“以净出口与总出口的比率粗略地作为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率……2009年加工贸易的附加值也只是仅占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然而，加工贸易的经济作用不单单体现在附加值上，还体现在大量工人的工资上，体现在由其带动的机械设备制造等各个产业上。而除了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代工厂之外，所谓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各种工厂、工地、商场、IT公司中，又有多少家不是在尽可能地剥削员工的更多劳动？

武汉市武昌五金交电公司职工维权

在卢荻的逻辑里，像富士康这样剥削廉价劳动力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具有“买办性质”的经济主体，似乎其他工人都“趋向于黄金时代”了！这种逻辑完全抹杀了一个事实——各个领域的资本，特别是“国家资本”，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都绝不逊色，有时甚至更加残酷。看看那些工作于国企的煤矿工人（t.cn/RN5elsa）、钢铁工人、机床工人、铁路工人、汽车工人 、电力工人、酒厂工人、盐厂工人、环卫工、建筑工和保安（t.cn/RN5gkWv），看看他们的斗争吧！

中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根本不能否认“剥削廉价劳动力”的整体性——难道富士康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吗？不难看出，卢荻的二元划分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一方的成立必然以另一方的不成立为前提。更何况，实际工资快速增长的时期，根本就与卢荻宣称的最趋向于“黄金时代”的时期不符。

根据卢锋（2012）的研究，农民工工资在21世纪初才开始快速增长，而且主要是在2008年以后；90年代开始的下岗潮更是典型的劳动力商品化改革（卢荻仅列举了“城镇职工”工资较快增长的论据，而下岗工人显然不会被计算进去！）；根据李怡乐和孟捷（2014）的计算，1984-2007年，我国GDP中的劳动份额总体处于下降区间，特别是1995—2007年经历了长期的快速下降，2008年提出“扩大内需”后才发生了逆转。

数十年来，中国劳动者所受到的压迫绝不仅是收入分配层面的，他们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而这正是嗜血的资本积累的残酷体现。造成大量工人伤亡的事故绝不只致丽玩具厂大火一起，小事故更是数不胜数，而事故的原因也往往与有关部门徇私枉法相关。1998年仅深圳市发生的农民工工伤事故就有12189件，其中90%以上是断指、断掌或断臂^[2]；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珠三角每年的断指事故达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3]。

我们不禁要问：卢荻，你所谓的“黄金时代趋势”在哪儿呢？！这到底是劳动者的“黄金时代趋势”，还是资本的黄金时代、吃人的嗜血盛宴呢？

三、国家主义幻觉与资本主义实质

卢荻认为，不断增长的生产性投资说明“中国的经济剩余至少是运用、是操控在国家手里、是在很大程度上免于利润导向的强制”。这表明在卢荻的大脑中，国家主义的幻觉已经完全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

什么叫“经济剩余”呢？在劳动者受资本支配的关系中，难道不是“剩余价值”吗？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不就是资本积累的导向吗？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表现为对利润的追求，不正是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吗？将资本积累与利润导向（谋求剩余价值）割裂开来，这到底是卢荻的幻觉还是有意为之呢？

卢荻声称，2008年之后金融投机化的集中表现是房地产泡沫，挤压了生产性投资，这确是事实。然而，金融投机化的产生却并不能被简单归结于“买办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作为国家资本的房地产央企以及国有金融机构恰恰是推高泡沫的重要参与者，万科、恒大等民企亦有不少国资入股。在近年来的“地王”中，我们常常能看到绿地、华润、中海、保利、信达、招商局、华侨城等央企的身影， 2016年拿地支出前15名的房企中，国企占据8席^[4]。

换言之，买办资本对应着金融投机和“屈从”，国家资本对应着生产性投资和“抵抗”，不过是卢荻的臆想。不管是金融投机还是生产性投资，都是不同的资本在不同的处境中所选择的积累形式。当市场需求旺盛、廉价劳动力充足，扩大生产性投资就是自然而然的举措；当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疲软，金融投机化就容易成为资本积累的选择。

与国际霸权资本的关系也是如此：是“共谋”还是“竞争”，同样因时因地而不同。国家资本主导了加入世贸、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一方面小农生产无法与国际资本竞争，使得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下岗职工也成为了城镇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国有资本的积累效率得以提高，这为卢荻所称道），使他们加入逐底竞争的游戏中——这难道不是与国际霸权资本的共谋吗？更别说妨碍工人斗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了。

在防止国际资本控制金融等经济命脉的方面，国家资本又与国际资本构成了争夺剩余价值的关系。现阶段，竞争的主要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国家资本要吸纳世界上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争夺廉价原料和高端产业的市场。而卢荻所谓“屈从于霸权资本”的买办代表富士康，最近不也要在美国开设高端产品的工厂吗^[5]？和国家资本一样，他们在条件成熟时也要对霸权资本发起竞争。

同样的，资本积累的动力决定了，在条件允许时，中国资本也会谋求掌握世界金融的霸权——同样的实质在不同条件下转化为不同形式，这也是为什么卢荻拿形式反过来框定实质从根本上就是荒谬的——卢荻的逻辑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的逻辑是金融化，帝国主义因而主要表现为金融霸权对全球劳动者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掠夺性积累’”，而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中国都存在对这一逻辑的抵抗，“正意味着资本主义化并没有成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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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荒唐的逻辑在卢荻的论述中始终延续：“帝国主义意味着经济剩余从发展中经济体流向发达经济体，而剩余流动的具体内容与形式，……则取决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系统范围的资本积累模式。”而“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范围的资本积累模式”或者说“系统性的积累逻辑”，就是“金融化”。因为中国“要在让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式下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不是加入现存的、投机导向的全球金融霸权”，所以中国不仅不是帝国主义，还恰恰是其抵抗者！

落脚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早已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中，而所谓“金融资本为产业资本服务”，恰恰是金融资本凭借其股权、债权得以控制更多的资本，掌握了更多权力。希法亭和列宁在百年前就指出：“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工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另一方面，银行也必须把自己愈来愈多的资本固定在工业上。因此，银行愈来愈变成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1972：612，650）

换言之，20世纪初帝国主义资本扩张的逻辑，就是将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固定在实体产业上，金融资本通过对这些产业的控制，汲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当今的帝国主义也同样依赖于这种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只不过投机性愈发增强了。在一百年前，列宁就已经指出了金融资本通过股市投机、地产投机谋取暴利的现象（620-621）。可见，实业与投机不过是金融资本积累的一体两面，在不同的条件、阶段下会突出不同的侧面罢了。关键不在于中国采取了何种形式，而在于实质上劳动者是否还是受资本支配的。

四、一边谋取剩余价值，一边“抵抗帝国主义”？

卢荻否认中国帝国主义性质的理由还有：中国是金融霸权下的受剥削者——然而这与帝国主义性质并不矛盾，以沙俄为例，1917年外资占有了俄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业资本，此外意大利也有相当大的经济比重被外资占有（阮大荣，1982）。

另一个理由是：中国并没有剥削被投资国家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者说，不存在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经济剩余。因为“在中国的对外经贸大膨胀期间，也即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严重恶化，而中国之外的发展中世界的国际贸易条件则大幅度改善，这显然是不符合、抵触所谓经济剩余从后者向前者转移的猜想”。“在2000至2013年间，安哥拉的价格贸易条件提高了158%，巴西的价格贸易条件提高了26%，而同期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却下降了25%”。

以上就是卢荻所做的最无厘头的论证！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术语定义就能知道，国际贸易条件是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这一指数的下降，只能说明一定时期内中国出口产品越来越便宜，进口产品越来越贵，无论如何也反映不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的经济剩余转移的状况。

对于这一变化的解释可以是：一方面，正是因为中国产品越来越便宜，出口才能越来越扩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产业升级需要的提升，进口产品越发高级也越发昂贵——产生这些影响的可能主要是中国与核心国家的贸易，而不是中国与外围国家的贸易，因为发达经济体的份额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多数^[6]。

根据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变化，判断整体经济剩余的转移状况已然不可能，根据某个特定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来判断其与中国贸易的性质则更加不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凭什么认为安哥拉或者巴西的指数变化，主要就是其与中国的贸易导致的呢？——或许卢荻具有某种神通，这在他看来似乎不成问题！

总之，仅凭这一指数的变化是根本无以判断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状况的，更遑论与某国贸易的经济剩余的转移。搞笑之处在于，经济剩余作为激进经济学家使用的非主流概念，恐怕从未被人用国际贸易条件这个主流经济学的指数以这种无厘头的方法来衡量过，因为两者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卢荻居然能生搬硬套地放在一起。这种混搭着实是学术界的一朵奇葩。

卢荻在阐述完中国没有转移走其他国家经济剩余的“道理”后，进一步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工业产出表现差异，不是由于后者的剩余被转移，而是由于后者受新自由主义、金融投机化所支配，投资诱因不足，使得剩余未被用于工业化；在工资方面，“即便其他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迫于中国工业制品的竞争，不得不削减劳动者工资，但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不是竞争本身，而是这些国家的生产性投资不足。至于投资不足的原因，那应该是源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也即全球范围的经济金融投机化、新自由主义”。

卢荻的论述实际上也否认了霸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对其他国家经济剩余的攫取，因为前者的贸易条件下降而后者提高了。于是积累途径就只剩下铸币税（然而仅适用于美国）、不固定的投机和剥削廉价劳动力——事实上在非洲，中资铜矿的营收差，工资比西方资本的还要低些（严海蓉，等，2013）。卢荻还忽略了，以拉丁美洲为例，近十余年来许多国家都由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实行所谓的“新社会主义”（也算“抵抗”吧？），已与纯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大不相同，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状况呢？更何况，投资不足与中国的竞争——较昂贵的劳动力价格使得资本积累动力不足，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使得资本更快积累——恰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

卢荻还称：“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贸易是持续的巨额逆差，这也是抵触以争夺市场份额问题为核心的帝国主义理论。”这更是个神逻辑，贸易逆差与市场份额之间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卢荻所论述的争夺外围国家、半外围国家的市场份额，跟帝国主义论通常涉及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争夺市场份额的问题也完全是两码事情（中日在东南亚高铁建设上的竞争是一个生动例子^[7]），帝国主义核心国家对半外围、外围国家也未必始终是阻碍其工业化的关系。

那么，到底什么是“转移经济剩余”呢？在高级产品和初级产品之间，往往是前一产业的垄断程度更高（除了一些稀缺的初级产品，如石油），分别生产两者的两国贸易自然会出现剪刀差，导致超额剩余价值的转移。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某一地区把所拥有的较不‘短缺’的货物‘卖给’另一地区，其售价比同等标价但朝相反方向流动的商品体现出更多的实际投入（成本），这样，总利润（或剩余）的一部分就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1999：14-15）

除了强行撇清中国与“不平等交换”的关系，卢荻还试图否认中国资本输出的整体性质：“资本剥削劳动的活动远未构成系统现象。有剥削（马克思意义），但迄今只是局部现象，总体上远少于中国所提供的补贴。”

卢荻在此又延续了他拿形式界定实质的恶习。资本对外输出的实质就是支配劳动谋取剩余价值，至于具体的剥削规模和程度，则取决于各种客观条件，但无论大小都不影响性质的成立。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个老板开工厂亏了本，而工人还拿了工资，就否认这种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更何况，卢荻根本没有数据支持“补贴更多”的结论，也无法证明补贴的接受者与剥削的承受者是同一群人。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过剩的中国资本如果不能承受比欧美投资者更低的利润率，不愿意进行一些额外的经济援助，就可能难以确保自己能获得项目，从而连那一点利润率都拿不到。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的海外投资同样遵循着资本积累的逻辑，这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充分暴露出来。

比如有报道称：“首钢收购秘鲁铁矿之初，曾签订协议称将在未来三年再加投1.5亿美元，以促进铁矿及其社区的建设，但实际只投资了3500万美元，因此遭到1400万美元的罚款。曾有当地人投诉称，‘首钢秘铁对于开矿之外的社区建设并不上心’。……一份报告曾指出，自2001年开始，首钢秘铁与其雇员及周围社区居民的关系持续恶化：工人抱怨工资低、健康有风险、劳工事故频繁……马尔科纳当地居民称，首钢秘铁剥削劳动力，污染周边海岸，对社区发展不尽责。”^[8]

在中国资本的扩张中，金融发挥了何种作用呢？某种程度上也产生了霸权的作用。《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工商银行将为俄开采靠近中国边界地区的铁矿提供巨额贷款……成了一些俄专家担心的问题。他们声称，吸引中国投资的代价可能会使远东地区变成中国的资源供应地。俄没有钱向这个地区投资，因此，只能向中国贷款。这就意味着在价格上将不得不向中国做出让步。”^[9]据《卫报》报道，厄瓜多尔政府财政紧张，向中国申请贷款，中方则要求获取开矿的资格。由于开矿要破坏许多原始森林，当地环保组织和土著举行了抗议。结果，政府把环保组织取缔，三名土著领袖离奇死亡^[10]。

五、劳动者的国家，还是压迫劳动者的国家？

卢荻这些论述的实质，就是将国家资本的性质，与劳动者受支配的生产关系割裂开来，为其披上“抵抗霸权资本”的皇帝新衣。似乎一时间，国家资本的利益，就变成了受其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国家资本的权力，就变成了受其压迫的工人阶级的权力！

于是他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在国家拥有全社会的生产性资产的相当高比例、以及控制银行部门的情况下，在收入分配领域，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不一定就意味着资本的收入份额上升，有可能只是国有部门从而是全体人民（至少是在政治-法律意义上）的积累增长。”

好一个“至少是在政治-法律意义上”！好一个“全体人民的积累增长”！如果没有实际的经济意义，换言之，如果在实际的经济关系中，劳动者仍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那在政治-法律上、在字面上的“全民所有”又有何意义可言呢？

卢荻也承认，中国现实的确是难以负荷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标准。于是他又搬来了一套据说流行于港台“左统”的术语：过渡社会、国家资本主义云云。过渡社会的概念的确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基本消灭的社会阶段，然而其最紧要的现实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不再受到政治压迫。

而现实是，劳动者所遭受的压迫是全方位的。在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由于中产阶级的舆论压力而被废除之前，它在事实上一直发挥着如同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济贫法》的作用：打工者离开农村后必须迅速进入工厂，以免由于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罚款——这极大地压制了工人对资方的议价能力。

我们在第二节提到，劳动者面临着巨大的工伤风险，这与劳动监察部门的不作为紧密相关。这种不作为更体现在合同签订、加班工资、社保缴纳等方面，2016年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及40%，2014年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不及30%，医疗、养老保险的参保率更不及20%。政府部门不愿主动执法、监察，不仅仅是由于它们与资方存在官商勾结的可能，更是由于政府部门忌惮于资本外流（张永宏，2009）。

在遭遇侵权或工伤后，工人们还要面对艰难的索赔、维权过程——这体现了一种更残酷的压迫。郑广怀2005年的论文指出：“目前，针对农民工的各种法律和政策保护越来越完善，但与此同时，农民工，尤其是伤残农民工的处境却依然不利。”“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在制度运作实践中”形成了“去合法性、增大维权成本、对制度的选择性利用和弱化社会支持四种制度连接机制”。“在引进外资以促进当地经济加速发展的政策导向下，选择劳工权益还是选择投资环境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资本优先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中山大学的研究者在2006-2010年对珠三角农民工进行了三次大型调查（郑广怀，孙中伟，2011）。他们发现：“劳动法并未能够有效保护大多数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劳动法执行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次标准’，……一个资方、劳动者和政府等相关方基于默契共同遵守的标准。……将违法形塑为常态和长期趋势。”“次标准”反映了“法律文本满足意识形态需要，法律实践则满足现实需要”的长期背离。在劳动局或法院的“调解”下，法定的工伤赔偿被打五折支付是毫不奇怪的事（郑广怀，2010）。

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卢荻所赞誉的“工会成员比重大幅上升”的实质。以沃尔玛在2006年受全总压力而大范围成立工会为例，这些工会大多数从一开始就由管理层控制，最终统统表现出了资方傀儡的“黄色工会”本质（陈佩华，2017）。2016年沃尔玛全面推行综合工时制，不满的员工多次上书全国总工会，而全总也没有任何实质措施协助维权。对于全总来说，这不过是“满足意识形态需要”罢了，而卢荻还在说什么“‘大劳工’的特性……颇有长足发展”的梦话。

与卢荻的呓语相反，现实的政治压迫恰恰表现为国家机器对工人团结组织的系统性瓦解——暴力机关通过传唤、行拘乃至刑拘，对工人维权行动进行恐吓与打压（远程，乙桥，2015）；法律部门则通过调解机制，将大规模集体案件拆分成小规模乃至个人案件，分化瓦解集体行动（Chen, F. & Xu, X. 2012）；宣传部门则极力抑制工人集体维权信息的传播，使工人难以得到传统媒体的声援，在新媒体上的声音也难以扩散（King, G. et al, 2013）。

这种压制绝不单纯是地方层面的。一些事件受到了省级党政机关的干预，比如甘肃农电工维权、黑龙江矿工维权，而省级领导哪位不是要受到组织考核的（一些人还鼓吹为“贤能政治”）？对于这种普遍现象，中央政府并不难发现，对于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事件，更不难察觉，而那些镇压行为则得到了默许（Cai, Y. 2008）。铁路工人发起倡议要求依法计薪、民主管理，获得近11万人通过微信投票支持，依然受到铁总（正部级）等部门的打压。

2015年的抓捕劳工机构工作者、2017年的抓捕工厂调查员，更是全国各地各部门联动协作进行的：《人民日报》、新华社专门发文，将工人争取社保的斗争抹黑成“诉求不合理、方式激进”的“聚集闹事”；外交部则宣称，工厂调查员“涉嫌非法使用专业监控设备”——请卢荻扪心自问一下，这到底反映了一种怎样的“整体政治-经济构造”呢？这难道不是从整体上对劳动者实施压迫的“政治-经济构造”吗？

一边维持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秩序，一边维持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这就是国家机器所担负的“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为了资本积累的长期发展，国家有时会牺牲一部分资本的短期利益；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劳动者的绝对生活水平也会有所提高——然而，劳动者受支配、受压迫的秩序始终没有发生真正改变。这种秩序显然不会是任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社会跟“过渡社会”也不会有半分半毫的关系。

六、保卫国家资本——为了人民的利益！？

中国的国家权力受国家资本的主导，在其维护的资本积累秩序下，最主要的受益者当然还是国家资本；它们的强大力量，也是国家机器得以稳定运转的条件。在中国资本的海外扩张中，国家资本无疑处于主导地位。那些规模较大的私有资本，也往往与国家权力建立了紧密联系，从而得以分享“走出去”的红利。

正因如此，国家资本、国家权力，以及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资本，必然会被同时囊括进国家主义“左翼”的辩护词中。相应的，劳动者／无产者／工人阶级则处于实质上的失踪状态，再好也不过是个“虚位君主”，由国家资本代替他们“屈从”，代替他们“反抗”。劳动者的利益就这样被绑架到国家资本的战车上。

下面是个典型的“绑架案”。希腊的改良主义执政党曾反对将某国有港口私有化给中国公司，卢荻对此评论道：中国的资本输出一方面没有超出经济手段（德国对希腊的贷款同样不存在超经济手段），另一方面是为了完成战略目标——外交与“提升生产率”（外交要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提升生产率”不就是为了资本积累吗？）；如果中国的这一投资也是同样的性质，那么希腊左翼要是反对这一项目，就成为了“西方中心主义左翼”，就是“抽象反对帝国主义，具体反对中国人民”！

可以想象在未来，中国某些投资项目又受到了类似的反对，乃至于爆发了冲突时，国家主义“左翼”还会搬出一套中国资本的优越论予以辩护，什么“提升生产率”啦，“工业化”啦，诸如此类。在这里，数据运用得合不合理不重要，论证得科不科学不重要，重要的是证出中国资本——主要是国家资本——的“优越性”。

卢荻说道：“纵使是中美同为资本同为权贵资本主义，也有糟糕的与更糟糕的之分，所以，左翼不应该抽象地批判资本，必须具体分析，直面现实”。于是，他们通过割裂资本积累的实质与形式，无视劳动者受到的现实压迫，建立起中国资本相对于欧美资本的虚幻“优越性”，拿虚幻的优越性否定现实的斗争需要。

只要哪些劳动者敢于威胁国家资本的权力，敢于威胁中国资本的积累，就要被斥责为破坏了中国“抵抗帝国主义”的大业，就是“中国人民”乃至“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反对者。

为了描述这一破坏的可怕，卢荻一连抛出了三个“如果”：“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构造，如果中国经历了苏联式颠覆性转变，如果中国的变革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那么中国人民将会遭受最彻底的“掠夺性积累”！在这里，苏联的颠覆似乎是由于没能保护“遗留的政治-经济构造”，而事实上恰恰是由于“政治-经济构造”所产生官僚统治者，选择了最快的掠夺方式，即抛弃这一构造本身。

使这种转变发生的关键，正是劳动者独立斗争力量的弱小。认为是“遗留的政治-经济构造”的存废决定了历史的发展，决定了是否导向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各阶级的现实需要与力量对比，显然没有半点儿的马克思主义可言！无视劳动者现实处境的社会分析框架，自然也伴随着对劳动者政治力量的无视。

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够打破国家机器的压制与束缚，形成独立而自觉的政治力量，那么才真正无力阻止统治者选择一条更残酷的发展道路。这时候，搞不搞新自由主义，搞出什么特色，就真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各方决定的事情。在这种支配下，资本积累的实质不会改变，那些似乎“不那么糟糕”的形式则随时可以破灭。这样的现实，恰恰被卢荻的论述所掩盖了。

卢荻表示，对于“革命、劳动者的阶级革命”，他“很感怀疑”。他怀疑革命主体能否“认清阶级利益，保卫已有的，争取应有的”。卢荻要保卫什么呢？就是所谓“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构造”——宁可不要劳动者独立的政治力量，也要保卫国家资本压制劳动者力量的“政治-经济构造”——这就是拿“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构造”束缚先进工人的手脚，拿死人的遗物束缚活人的斗争，拿“死人”抓住“活人”！

在卢荻等人的眼中，反对保卫、要求变革中国整个经济、政治制度的左翼，便是“西方中心主义左翼”，这些左翼对社会运动的介入，就是“作为尾巴跟在自由派本土派独派后面摇旗呐喊”，即便成功，“大有可能也就是复制波兰的团结工会经验，那还是反革命”。

好一个“还是反革命”！他们无法说服我们现存的制度是“革命”的，只好拿斗争之后“还是反革命”的前景来恐吓。这种保守主义混账逻辑无论如何也没理由出现在左翼论述中——难道袁大头、蒋光头“还是反革命”，同盟会就不能起义革大清朝的命吗？在起义之前，他们难道还应该使用大数据计算一番，算出五十年内胜利的概率大于50%才可以行动吗？

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凭什么认定，革命者无法在群众运动中动员起独立的政治力量，必然会“作为尾巴”，沦为自由派或者本土派的炮灰？没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治力量，我们要向谁祈求保佑一下无产者的利益？又是哪些人，在竭力维护这个抑制无产阶级形成政治力量的制度，同时极力诱骗无产者将希望寄托于所谓的“健康力量”？实质上“作为尾巴”跟在国家资本后面“摇旗呐喊”的，不恰恰是这些国家主义“左翼”吗！

“不许革中国资本的命——为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第三世界左翼”唯一真实的结论。

卢荻这样的国家主义“左翼”，善于为其观点加上一层学术外套。相较之下，李北方一类的国家主义辩护，几乎就是粗鄙不堪的市井骂街。只可惜，卢荻这件漏洞百出的“左翼学术”外衣，根本就遮挡不住那脏兮兮的国家主义裤衩。

然而，对一些自我感觉过分良好的人来说，漏洞也可以变成蕾丝，似乎身穿这一外套就能坐上彩车，招摇过市了。这些“左翼人士”乘着资本家赞助的彩车，浩浩荡荡地来到朝堂前，膜拜朝堂上供奉着的那尊马克思神像，连声叫喊着“保卫马克思”。当他们跪对神像三拜九叩时，那屁股正对着的，就是朝堂下那些熙熙攘攘的劳动者们。

注释

[1]面对历史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左翼——回应燧鸣等的商榷；面对西方（中心主义）左翼看中国；中国“走出去”，挤压了世界发展？；中国面对“新帝国主义”；中国经济有趋同“黄金时代”的可能吗？；权贵资本主义批判作为“左翼”的遁词；希腊左翼能和中国站一条道吗？

[2]孙覆海。深圳部分外来劳务工劳动安全状况堪忧。工人日报,1999-03-31。

[3]张许君,李文波。流水线上的断指声。南方都市报,2012-05-28。

[4]刘畅。央企退房真相调查：活跃公司多数“持牌”，扩张为占整合先机。澎湃新闻,2017-02-12。

[5]孟庆建。专访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未来在中美都会加大投资。证券时报网,2017-08-07。

[6]海关大数据应用中心。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19。6%，创2011年以来半年度最高增速。海关信息网,2017-08-22。

[7]尹鸿伟。中日竞争泰国高铁内情。观察者网,2015-04-07。

[8]田园。首钢秘鲁铁矿工人将再无限期罢工。财新网,2014-08-12。

[9]关欣,柳玉鹏。俄专家争论中国投资远东铁矿担心成中国能源基地。环球时报,2010-06-18。

[10]Jonathan Watts,Dan Collyns. Ecuador indigenous leader found dead days before planned Lima protest.the Guardian, 2014-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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