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苏维埃中占大多数还的还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革命时期，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和策略得到了快速的检验，短短几个月之内，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奇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也创造了丧失民心速度的奇迹，输掉了看上去不错的一手好牌。本文作者并非持布尔什维克立场的共产党人，但作者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现的这一段精彩的历史，值得我们深思。
1917年二月革命后，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由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领导。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大多数，而5月他们在政府中又获得了几个席位。布尔什维克能够领导大多数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的工人并掌握政权，这在1917年春天还令人觉得难以置信。但到了秋天这却变成了事实。弄清楚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一社会主义者失败的反面很重要。不弄清这一失败的原因，也就不能理解这一胜利的原因。
社会主义者和列宁
早在3月初，彼得格勒苏维埃对“政权问题”的讨论就表现出了三种观点。社会民主党人Н．齐赫泽和М．斯科别列夫认为，不应当掌握政权，因为到那时候势必要为一些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措施，其中包括继续进行战争承担责任。K．格沃兹杰夫和孟什维克右翼认为，可以进入政府，以便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布尔什维克、左翼孟什维克（区联派成员）K．尤列涅夫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B．亚历山德罗维奇要求推翻临时政府，并由进入苏维埃的各个政党组建临时革命政府。这个建议以13票对8票被执行委员会否决。3月2日，在苏维埃会议上只有19人支持激进派，400人支持执行委员会多数通过的决议。格沃兹杰夫的建议也没有获得通过。但是在5月，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已经站到了格沃兹杰夫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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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的领袖们认为，他们不能管理国家，而且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没有组织联系的国家也不会服从在这一革命机关中起领导作用、目前还不为俄国所熟知的人做出的决定。革命者还必须具有足以使他们的威信超过杜马领袖影响的声望和合法工作的经验。所以，在首都被当作国家政权机关的苏维埃由此认为政府要由杜马多数来组建。但苏维埃希望发挥最高监督机关的作用。苏维埃的领袖们认为，彼得格勒的“自发势力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除了我们任何其他人都不拥有现实的力量”。而推举自己的代表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民众要求进行革命。社会主义者原则上同意，应当使革命朝着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实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方案的方向推进。但是国家的发展水平和世界大战的局势限制了朝着这一方向的推进。
政府暂时在与彼得格勒苏维埃达成的协议框架内发挥作用，苏维埃及基层自动组织起来的其他机关都遵循此原则。只是在秋天，当彼得格勒苏维埃转为拒绝与临时政府妥协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左翼社会主义流派控制时，才出现了真正的“两个政权”并存局面。
1917年春天，苏维埃发展成为遍及全俄的自治组织网。通常，苏维埃按照代表选派的原则组建——下级组织向上级苏维埃派出自己的代表，并且可以召回或者更换他们。这一原则是被自发采用的，没有统一的代表资格标准和明确规定的程序。
1917年秋以前在苏维埃中占领导地位的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当时也意识到，基层自治机关并不代表居民的大多数。但是，在庇护被动的大多数，试图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使各项国家决议具有尽可能广泛的社会基础之时，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有丧失积极的少数居民支持的危险，而在革命的条件下政权的命运就取决于积极的少数居民。在当时，以被动员的激进少数为支柱的社会变革有可能引发与改革过程中利益被忽略的那些阶层之间的大规模内战。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两个极端派之间徘徊后，紧接着就走向了一个极端，而布尔什维克走向了另一极端。但是在1917年6月至11月间，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自治制度和全国范围内的民主制结合的“中庸之道”也成为可能。
由于战争和革命事件，经济危机加剧，劳动人民本已十分艰难的处境不断恶化。这引起了民众的失望，提出了采取能根本变革社会的迅速而果断措施的要求——社会激进主义。布尔什维克成了肩负领导具有最激进情绪的士兵和工人群众重任的力量。
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的回国对革命的前途具有特殊的意义。托洛茨基后来写道：“现在仍需要问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尽管提出这个问题要比回答它更容易。如果1917年4月列宁没有回到俄国，那么革命的发展将会怎样?”的确，列宁通过自己的政治策略和意志极大地加强了革命的激进主义成分。如果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可能会合并为社会民主党，这会削弱布尔什维克派的战斗力。即使没有列宁这位领袖，激进的民众也不会停步不动——这个角色会转归无政府主义者（整个1917年这一来自左翼的威胁一直都令布尔什维克不安），而这股力量的组织性就会变得极差。当时如果没有列宁，从右翼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到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这些社会改革的拥护者联合的机会就会更多。没有列宁，切尔诺夫就可能会成为革命的领袖，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联盟在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动后，由于无法承受反革命势力的攻击，会向右转，这是完全可能的。切尔诺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都不具有列宁那样的意志。列宁证明了自己实施所拟定战略的能力，他的反对者输了。他们是输给了比列宁更差的对手（像科尔尼洛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这样一些人）了呢?还是在实行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自己开始转而推行更为专横的镇压政策?要知道，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都参与过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甚至社会革命党人的立宪会议委员会政府（1918年在萨马拉的自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政府——译注）在I918年国内战争的条件下也曾诉诸镇压手段。但也正是替代列宁政策的多党制的社会主义选择的本质成了避免内战的机会。
列宁返回俄国后立即开始采取果断措施改变政治力量的对比。列宁不顾布尔什维克派比较温和的领袖（加米涅夫、斯大林）的反对，坚持推行新方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这一战略，列宁在几次讲话和《四月提纲》中都进行过阐述，它是超激进的，因为它要求在近期内铲除现存社会的基础本身。
四月提纲
列宁认为，推翻了专制制度后，俄国革命“已经到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也就是说，达到了可能实现他在1905年提出的任务。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到达‘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因此，列宁准备提出建立联合政权的任务。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可以成为广泛联盟的组成部分，但不是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联盟，而只是社会主义者与追随他们的民主派的联盟。
在《四月提纲》中，列宁宣传“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苏维埃就是“向社会主义迈出的一步”，它能召开立宪会议并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因而在社会上不会再有任命的官员（只有选举的）、警察和粗野的军队。列宁要求工人们：“要试一试，犯点错误，才能学会管理。”
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思想，大多数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是谬论——要知道，在苏维埃中是一些出身于平民百姓的鲜为人知的人在不切实际地空泛议论。但苏维埃很快就学会了工作。后来以保守主义观点而闻名的新闻记者罗扎诺夫承认，苏维埃中的“发言者明显好于国家杜马中的发言者”，“讲话一般来讲都不善辞令，甚至都不能给人留下印象，而恰恰是一些事实求是的、最紧要的言论、要求或是阐释问题的言论。”
列宁当时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就制订出的任务：“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列宁的这一观点被《统一报》（编者普列汉诺夫）说成是忽视了地点和时间条件的“梦话”。普列汉诺夫断言：“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不可能成为我国当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可以对此感到高兴；也可以对此感到伤心。但是凡属不是空想主义者的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以这个思想为指导。”普列汉诺夫当时得到了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思想家的支持。其中的很多人一直活到布尔什维克能够基本做到消灭自己国内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的那个时期。“地点和时间”情况是对社会民主派的发展式地铲除资本主义的刻板模式的嘲讽。
但是列宁的战略得到了托洛茨基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区联组织成员的理解。列宁号召进行的事业与不断革命思想相符。尽管倾向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联合的布尔什维克的右翼（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人）还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在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上列宁路线还是获得了胜利。革命“转入”新的社会主义阶段，选择了以布尔什维克派为代表的自己的火车头。
掌权的社会主义者
在1917年春天的形势下，群众的领袖们只能修正他们的运动，但是却不能确定运动的方向。而首都下层民众的情绪却越来越激奋。4月，发生了自由派政府政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很明显，如果进入政府的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自由派这一部分的领袖，那么这可能很快将导致国内战争。政府应该依靠更广大的阶层——其中也应该包括那些被苏维埃统一起来的人。
5月5日政府进行了改组——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起领导作用的社会主义者——切尔诺夫、斯科别列夫、策烈铁里、彼舍霍诺夫进入了政府，克伦斯基主持两个部的工作。切尔诺夫宣布社会主义部长对苏维埃负责，甚至称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立宪会议”。这样就提出了对苏维埃负责（但不是像列宁所要求的那样对无产阶级负责）的政府的思想。但这一思想至今都没得到阐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们已经代表了政权中的“民主作风”。但是只有在他们开始为劳动阶级的利益奔忙时，街头的群众才会认定各位部长是自己人。
1917年之前，孟什维克否定自身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参加政府的可能性。但是一些有声望的西欧同行已经尝试进入“民族统一”政府——特别是在战时。进入政府的不是孟什维克的理论家，而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不打算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孟什维克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观点却源自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地位的国家主义。建立社会国家和国家调节的任务是社会主义者能解决的过渡性任务，社会主义者可能会完成这一过渡性的任务，而不是希望他们建立社会主义。
这些任务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国家实行的国家调节措施相适应。孟什维克部长策烈铁里宣称：“如果与民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政权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组织生产，那么危机就不可避免。”社会革命党部长切尔诺夫坚决主张粮食部变成供应部。在社会主义者进入政府后，给人的感觉是改革将会这样开始。
5月中旬前夕，由孟什维克的主要经济学家格罗曼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济处准备好了经济改革的议案。5月16日议案获得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即温和社会主义者各位领袖的赞同。决议要求“在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自觉干预问题上要坚决果断”。否则就将面临灾难。孟什维克将经济调节和国家主义混为一谈（1920年代格罗曼不是平白无故地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者之一的）。现在按照他们的方案，经济管理工作应该集中在吸收了现在负责军队和居民供应的各个机关的供应委员会手中。要实行国家垄断的不仅仅是粮食，而且还有其他日用必需品（肉、盐、皮革），煤和石油的开采，金属、糖、纸张的生产都将转入国家托拉斯手中。价格将是固定的，银行将处于国家的监控下，劳动力资源将由劳动部进行分配。这个方案的制订者认为，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这样一个官僚主义的超级机关手中，就会结束机关本位主义和分配的混乱局面。苏联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这些希望是幼稚的。但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方案与苏联的实践有一个原则性的区别——即国家的管理必须要建立在民主制的基础之上。中央和地方都打算成立由各社会组织的代表组成的经济委员会，以讨论和制订经济管理和调节机构实施的计划。经济委员会是国家的“经济中枢”。不知道这样的经济“议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官僚们进行监控。但20世纪的经验也证明，在资本主义市场瓦解（而这在1917年的俄国正好发生）的条件下，没有国家果断的调节是不行的。尽管官僚经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浪费，但是完全无作为及寄希望于市场自发势力则更具有破坏性。
按照格罗曼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工人组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国家应当提出并立刻实施建立国民经济宏伟任务的最后关头终于到来了。必须根据国家的任务从无序的生产转向有组织的生产，以便使全国最大限度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利用。”
彼得格勒苏维埃5月16日的提案被政府忽略了。各位社会主义部长没有坚决要求实施，从社会主义运动要求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使自己进入政府丧失了意义。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国务会议（也称莫斯科会议，临时政府召集的妄图使“七月事件”合法化的会议——译注）上对自己的议案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充。而政府则继续捍卫私有制．使国家陷入了经济混乱。
国家调节经济的思想被淹没在讨论和协商声中。当斯科别列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呼吁让资产阶级交纳累进所得税，征用超额利润时，无政府主义者索恩采夫在大厅赞许的笑声中反驳道：“斯科别列夫开始用列宁主义者的语言讲话了。他要求实行征收，但这一切都处于时局的影响之下，只能是空洞的漂亮话。你们想征收资产阶级的利润，在这里有人为你们鼓掌，但在政府中，16人中你们有5人，我想，进行表决的地方不是这里，而是那里，是内阁里。”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提案被同盟的伙伴封杀。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社会主义部长们明白，不作为就意味着灾难——而他们都无所作为。灾难出现在秋天一一这能怪某些布尔什维克党吗?
社会革命党人不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模式的束缚，坚决要在这里马上开始社会主义运动。但仅仅对于该党的领袖们而言，这条道路是漫长的，俄国应当从土地改革开始。正是根据与孟什维克的工作分工，社会革命党人集中精力进行土地改革。
但是社会革命党的部长们（除了切尔诺夫外）也都拒绝进行社会变革。这导致了一批领袖（斯皮里多诺娃、卡烈林、纳坦松、柯列加也夫等人）和一些组织（彼得格勒的党组织、喀山的党组织等）从社会革命党内分离出来，分离出来的组织都认为必须推行接近布尔什维克要求的政策。
是什么使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大多数在变革的道路上止步不前了呢?要知道他们是不受孟什维克教条束缚的。
各个革命民主党的领袖们毕生都在为社会变革而奋斗。社会革命党人认为，他们掌握政权的时刻也将是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及接踵而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起点。而现在，在掌权之后，他们却拒绝在立宪会议召开前进行变革。这一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失败的奇怪现象是由“地点和时间”情况决定的：“如果战争必须继续，那么为此就需要‘国家的各种有生力量’的一致，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而资产阶级当时就被看成是这样的‘有生力量’——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Н．贝霍夫斯基准确地复述了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的逻辑——因此，为了战争的需要，为了保卫祖国，哪怕与资产阶级达成暂时的和解都是必要的……为了继续进行战争，需要同盟国的借款，而如果完全将‘有资格的人士’排除在政权之外，那么同盟国就不会将自己的钱借给我们。其次，对外战争要求国内不能发生内战，而立即夺取土地有可能引起这种战争，使前线和军队的战斗力受到削弱，因为军队的指挥人员大部分都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
感觉好像时间对社会主义者有利。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过几个月就将召开立宪会议了，立宪会议就会批准确定符合大多数公民情绪的变革方向。甚至战争还会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条件——在这一点上，切尔诺夫与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在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切尔诺夫提出了关于战争结束后国家调控前途的修辞性问语：“那些被引入现实生活的各种组织成分要不要?难道它们都应该消失吗?”切尔诺夫坚信：“战争是个分界，战争是个转折，从转折时刻起，集体化的方法将会发展起来，而且还应当以加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但是，简单地保留战时的调节体系还不够：“……战争造成的集体化应当根据民主化和社会权利的原则保留下来。”
切尔诺夫看到了尽快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但是他坚信，只有广泛的“民主阵线”——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不追求社会主义目标但（与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人不同）准备支持彻底的民主化的各民主派政党及组织，才能进行社会变革。
但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成员中都有右翼力量，他们倾心于与立宪民主党结盟，坚决反对革命性变革，而在社会革命的右翼开始出现立宪民主党的“势力范围”，立宪民主党对民主的看法与社会主义观点存在着根本区别——他们坚决主张取消苏维埃及与其有关联的基层自治组织。切尔诺夫及其他社会革命党中派人士劝说右翼同盟者相信使改革活跃的必要性，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作为农业部长的切尔诺夫按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精神进行一些哪怕是微小的土地改革的尝试都会在政府和官僚机构中遇到强大的阻力。切尔诺夫“打算停止土地交易，因为经过土地交易，那种可以用来增加劳动用地的土地储备有可能从人民政权的手指缝中流失，打算将私有土地转给在地方上负有参与确立新土地制度使命的土地委员会进行登记。”6月29日切尔诺夫向政府提交了相应的法案。立宪民主党人和总理李沃夫坚决反对该法案。只是在“七月危机”之后，7月9日法律最终还是被修改通过——允许土地交易，但是需要省土地委员会的同意和农业部长的批准。带有这样附加条件的法律实际上包含着骗人勾当。7月12日临时政府做出了说明，3月1日以后进行的交易在实施立宪会议赞同的改革时将不予考虑。但这是联合政府在土地领域中采取的干涉所有制关系的一个界限。
而在社会经济危机和激进主义情绪高涨的条件下，要求有更多的重要措施，要求改革者以人民自治组织为支柱。在许多地区农民已经开始夺取地主的土地，发生了与临时政府军队的冲突，这败坏了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眼中的形象。
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与改革不相容，导致了二月体制的灾变。
俄国的选择
这样，国家就面临着两难选择：是在立宪会议召开前维持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联盟，还是建立由所有苏维埃政党组成的对苏维埃代表大会或苏维埃的各个机关负责的清一色（没有立宪民主党人）的“民主”政府。
第一条道路首先是与克伦斯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他是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中第一个进入政府的，“七月危机”后，他主持联合内阁的工作。他坚决维护同自由主义者的联合，并提出革命面临的首先是政治—法律任务，而不是社会任务。第二条道路由从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到布尔什维克的右翼领袖加米涅夫的这样一批政治家所坚持。在这些政治家之间也存在各自的不同之处。切尔诺夫主张建立社会主义者占明显优势的政府，由这样的政府进行坚决果断的民主改革（其中包括社会改革），采取措施尽快签订合约，并以苏维埃、各种群众性社会组织（工会、合作社工作人员）及由全体居民选出的新地方自治局在其中都有代表的“预备议会”为依托。以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一区联派成员和右翼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左翼，主张建立对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一般来讲没有非社会主义的民主派参加）。
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的思想是由社会革命党的左翼6月4日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社会革命党党团会议上直接提出来的。但是，当左翼提出讨论“社会主义者掌权”的可能性时，对他们的回答是，能做到这一点的民主制还很不坚实，政府不能够使国家摆脱危机，劳动群众还会对社会革命党人产生不满。党的统一束缚住了社会革命党内左翼联合拥护者，也为右翼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努力设置了障碍，因为他们的党内同志对同“妥协主义者”结盟的思想持怀疑态度。
分属于不同政党的左翼政府的拥护者也没能对自己的计划达成一致（在这里起了巨大作用的是主观因素——一些政治家优柔寡断，另一些政治家威信不高，还有一些政治家存在着常常是纯私人的相互不信任和不和睦）。切尔诺夫没有去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接近，往往在决定性时刻表现出动摇；马尔托夫努力维护自己在孟什维克党内的影响；而区联派成员认为，他们的观点更合乎布尔什维克的心意，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有时还获得优势，因此他们的观点不可能抵挡住列宁意志坚定的逼攻和自己党内的彼得格勒积极分子的激进情绪。结果，左翼社会主义选择就在各个不同政党的派别之间被“拆分了”。左翼阵营的连线绷断了，它的两极开始迅速滑向独裁主义和武装冲突，而这种武装冲突在1918年导致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分道扬镳。
但在1917年的7月初和9月初，列宁还是能参加左翼社会主义政府的，这不可避免地也会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产生影响。执政党的重要性使党变得多少有些右倾、变得比较温和。当时布尔什维克两次表示准备进行商谈，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放弃了建立社会主义政府的机会。
为了对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做出客观评价，要考虑到1917年7月和9月社会主义者也讨论过将政权转交给以苏维埃为依托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可能性，但最终还是没能达成一致。他们害怕与布尔什维克结盟，因为在社会主义政府中，他们作为一个比较坚定的党，能够坚持可能会使人民分裂的过于激进的“超前”措施并使之实现。
政府领导人在拒绝建立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而布尔什维克有可能参加的广泛的社会主义联盟之后，就失去了社会积极分子的支持，这正好是在克伦斯基认为自己的地位最稳固的那个时刻。他7月击溃了左派，8月击溃了右派，任意摆弄一些幼稚的政治演说家。他认为，再过两个月，他就要隆重地召开立宪会议了，就可以驾驶民主的巨轮穿越暴风雨了……
实际上，封杀了社会变革、拒绝与“下层”分享权力的克伦斯基，无论是在军队、社会、参加政府的各政党中，还是在民主会议上都有代表的各种群众性组织中都没有得到支持。克伦斯基被看成是选举前所需要的那种临时性的过渡人物。准备选举角逐的各位领袖为了不丢分，不想为不受欢迎的政府辩护。选举一被通过，新的合法政权就会推行它认为需要的那些社会改革。它与当前自我任命的政府不同，将是一个靠人民意志支撑的民主的政权。但是恰好在这时，布尔什维克决定用另外一个靠苏维埃代表大会支撑的更民主的政府来替换这个自我任命的政府。他们发动的十月革命成了20世纪国家历史的转折点。
还在十月革命期间，在10月25—26日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对两条道路进行了讨论。或者推行以大多数劳动人民为支柱的社会改革（组织大多数进入苏维埃，但是最终也没有实现）。这可以及时防止内战，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立即开始土地改革（随后通过：立宪会议的权威批准其原则）、国家调节及同时扩大工作人员对生产管理的参与的立场上达成妥协，这是可能的。或者通过“民主派”的激进少数的力量推行类似的改革。而激进的少数依靠的是尚未建好的苏维埃系统和积极分子中已适应于社会政治冲突而不习惯组织生产和交换的干部。苏维埃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的联合构型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力量联合和各政党之间“职责划分”的基础，但是这样的发展进程注定不可能实现。
布尔什维克是个小的社会政治派别，但是受人欢迎的苏维埃政权思想帮助他们获得了尚未受到党中央控制的广大基层激进运动的支持。就这样，布尔什维克就获得了一开始他们没得到的群众的支持，因为他们能够比右翼社会主义者更好地完成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建立依靠基层民主组织的政权并开始改革。社会主义者没能参加这一进程，这就注定了1918年社会的分裂和国内战争。
对于改革者而言，1917年的革命给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如果你们国内存在尖锐的社会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对此不能坐等。当国内有数百万人处于贫困状况时，不能无限制地寻求与资本家妥协。如果你们不进行内科治疗，那么更激进的力量就会到来，他们将会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进行治疗。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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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历史中心主任、教授亚历山大舒宾，徐海燕译 刘淑春校。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