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败而亡国，尚可怪罪汉卿，但抗日胜利，汉卿不仅无功可言，仍为阶下囚。当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声势十倍于共产党，不旋踵于四年之内，丧失神州大陆，竟怪罪于囚中的张学良，宁有此理？
事实上，《西安半月记》虽说毫无承诺，蒋在行动上实已接纳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由剿共转向抗日。孔祥熙说，抗日救国乃蒋之既定政策，并不确实，可由蒋氏自己的话来驳斥。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距西安事变仅一个多月，于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犹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十一)然而事变之后，却停止剿共，逐步走向抗战之路。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中日之战便不可避免。其实，“九一八事件”远较卢沟桥严重，然因不抵抗，卒未演成战争。西安事变之后，既由不抵抗转为抵抗，任何日本挑衅，一抵抗即可引发战争，因不能期望日帝退缩也。就此而言，西安事变确可称作抗战的渊源。
蒋介石虽不愿明说张学良逼他抗日，却忍不住抱怨张学良中断了他的剿共。《西安半月记》引言中有谓：“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这一段话，且不论无意中自认西安事变导致其政策之改变，由剿共而抗战，所谓至多一个月内可竟全功，则绝不可信。固然，若不计代价，倾全国之力，扩大内战，或可竟全功，然势必耗尽国力，让日帝坐收渔人之利，此正是爱国者如张学良所不忍见，乃不惜以兵谏逼蒋改弦易辙，领导全国抗日救国。
然而，西安事变导致中共坐大论，却大有人唱和。孔祥熙于一九五O年的冷战时期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劈头便说：“八年抗日战争与今兹共党之窃据大陆，亦实于是役种其因。”即于西安事变时代表张、杨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的李金洲，竟亦说：“大陆全部沦陷，政府偏安海隅，使七亿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推源祸始，皆肇端于西安事变。”(李氏撰《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一)国民党官方史家更将张学良描绘成失去大陆的罪魁祸首，史传曲笔，莫此为甚，李敖曾撰《别赖张学良了》长文驳斥，铿锵有声，足资参考。(见李敖编著《张学良研究》，页一五五至二一六)须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败而亡国，尚可怪罪汉卿，但抗日胜利，汉卿不仅无功可言，仍为阶下囚。当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声势十倍于共产党，不旋踵于四年之内，丧失神州大陆，竟怪罪于囚中的张学良，宁有此理？
由“中共坐大论”再推本溯源，演成共党阴谋说，大肆发挥《西安半月记》所指张学良“受人迷惑，做联俄梦想”，认为张、杨原无主见，因受到中共的渗透、分化而制造事变，并以周恩来为西安事变之“谋主”。李云汉专著论述事变前因主要章节，分别为“共党怂恿张学良”、“信心动摇”、“三次秘密接触”、“赤氛笼罩西安”等(见李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页三至十二)，可谓阴谋说学术化的大成。李氏固代表国民党的立场，但长久以来内地学者亦辄谓，张之逼蒋抗日方针系受到共产党的启示与影响。事实上，中共对东北军的影响不能说没有，而之所以有影响乃因日帝侵略的大气候，东北军并非因中共的宣传而抗日，但中共号召抗日，自有相契之处。
《西安半月记》中触目之曲笔，尚有：“尔(张)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蒋)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此显指“九一八”事，明明张受蒋不抵抗政策之累，代蒋背黑锅，而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此!抑陈布雷画蛇添足之笔欤
《西安半月记》中已埋下嫁祸于杨虎城之伏线，如借张口曰：“余(张)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三，但彼(张)踌躇未允；惟自十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页十七)竟认为张受杨之煽惑，失之更远，故张于台湾囚中作《反省录》，不惜力言：“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西安事变史料》第一册，页一一二)显因蒋氏恨杨“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挟嫌弯曲，实可做杨氏一家于抗战胜利后遭灭门之祸的伏线读。
蒋介石脱险归来，马上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留下来。张是自愿而且十分坚持陪蒋回京的，为西安事变做了动人的收场。他于行前告诉孙铭九：“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但是张学良看错了人，蒋介石才不来这一套呢，他要泄一时之愤，顾不到“千古美谈!”哩!
回京没有几天，张学良就被蒋介石移付军事审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蒋比做袁世凯。据傅斯年说，审判经过为“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见汪子飚《傅斯年密函里的西安事变》，《张学良研究》，页一四九至一五四；另参阅马王《西安事变逸话》，《香港时报》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最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核准。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要求请予特赦，理由是：“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才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一月四日，特赦获准：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
张学良虽被特赦，但是，蒋介石的宽大是很可怕的，因为“加以衔勒”、“严加管束”，最后淹没了“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张学良还是“遽令废弃”了。最不甘心的也许是硬不让他带兵去抗日。
近半个世纪来，蒋介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看住张学良，只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蒋政权迁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他，连东北耆宿兼国民党同路人莫德惠，也不过在十二年中，一共只见到他三次。
蒋介石不讲信义，令宋子文、宋美龄这两个调解人颜面无光。宋美龄是妻子，无可奈何，只是说了一句“我们对不起汉卿”的良心话。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对“他(张学良)送蒋先生回到南京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见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而“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显然也不无内疚与抗议的双重意味。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和好了。在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里，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声浪里，在“停止一切内战”的实行里，在“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谈话里(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谈话)，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的释放里，在西安事变八条件无异大部分的同意里……中国在走向自由，张学良在失掉自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激流网摘选自李敖《蒋介石评传》第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