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日子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席了我们交流经验的几次小组会以后，很快就建议我们研究理论问题，要我们从作报告或专题报告开始，报告可以由组员轮流来作。我自告奋勇第一个作报告。

“那您能给我出个什么题目吗?”我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手指了指刚出版的瓦-沃-(沃龙佐夫)写的书《我们的方向》，于是我就从这本书着手了。我写了一篇专题报告，到现在我还记得，报告的措词很尖锐，但内容却很贫乏。报告我是在自己房间里作的。听报告的人除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外，还有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马尔琴科、瓦涅也夫和格-波-克拉辛。由于报告的内容太贫乏，没有进行专门的讨论，也没有交换意见，大家都尴尬地闷坐在那里，最不好受的当然是我这个作者本人，因为这彻底的失败是我造成的，我灰心极了，等听报告的人一走，就把报告稿撕得粉碎。

格-波-克拉辛当时被大家默认为我们小组的领导人，他倒是决定要挽回这个局面，提议在下一次会议上作一个关于市场问题的专题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皮包里大概不止有一篇这样的报告，但他故意不作声。他显然是想先知道谁来作这个报告。

会议是在斯-伊-拉德琴柯那里举行的，他这时已经结婚了，在彼斯基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单独的住所。到会的人相当多，除了老相识以外，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陌生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窗户旁边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远离围坐着报告人和我们小组其他许多人的大桌子。格-波-克拉辛口才很差，报告是照着一个四开的本子念的，本子折成两半，因此就留有半页空白，在这些空白处写了许多反对意见，这都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事先看这篇报告时写的。这个本子后来在我们中间传阅过；我们既看正文，也看反对意见。不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反驳报告时所作的发言却要完整得多。他的发言很长，发言显示了他特有的技巧，他总是设法避免刺痛报告人，但报告人还是感到无地自容，我们在座的人都觉察到了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次发言可以说只是个大纲。他没有引用任何统计数字，也没有引用马克思的任何词句，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应当从研究我们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公式出发。他用鲜明的线条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图画，说明正是由于农民的破产和分化，正是由于货币经济排挤了自然经济才出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

所有这些意见后来都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详尽的发挥，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但在当时这些意见听起来完全是一种新发现。

“他才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带路人，我们的理论家哩，跟着他我们决不会吃亏。”每个人都这么想。我们的心头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喜悦，因为正是我们小组，我们这个组织拥有这样一个大睿大智的人。当时决定再举行一次会议，继续进行辩论。克拉辛试图反对，但已经没有人听他的话了。克拉辛的领导地位垮了。

自从这次辩论会以后，我便常常到小哥萨克胡同七号去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久他就在那里长住下来，一直住到 1895 年春天。他的无穷的智慧，他的知识，他的刚毅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尊敬他。我把他看作鼓舞我去进行我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的巨大精神力量，我对这个事业是无限忠诚的。他了解这一点，他珍视我的忠诚，因而在革命事业中给我以信任，对于我的许多大小弱点都友爱地加以宽容。他性情非常温和，同别人谈话时十分亲切，他是个赤诚的同志，在待人接物方面既朴实又爽朗。当同志们偶尔聚在一起乐一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拘束，总是非常高兴。有两三次在彼得堡，有几次在我家里和在流放地，我看见他对朋友们是那么亲密，那么随和。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思想集中，寸步不让，极端严峻，从不温情。

他说：“革命不是儿戏，来不得半点庸俗。” 他为人爽直，从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从不自我标榜。他用自己平常使用的语言跟工人们谈话，为他们写文章，从不借口使用纯粹的大众语言而生造词语，他不用这种低级庸俗的办法去迎合“下等人”，他不像某些同志那样，好像是为了使意思更明了，用廉价的大众化方法来叙述自己的思想。

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干巴巴的书呆子，他热爱人们，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的乐趣，但他最大的乐趣是斗争，是争取胜利。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革命。除了与革命密切相关的生活以外，他没有别的生活，也没有别的需求。对于那些不能全心全意参加工人运动，不能同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彻底决裂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不大喜欢的。他认为一个职业革命者要比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变种好得多。

当时在民粹派的杂志上，特别是在《俄国财富》杂志上，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不同作者而主要是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我们大家都再三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击他们，答应他用最大的力量去印行他的著作(哪怕是用胶印版)，使它在我们这个范围不大的小组之外广为流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才着手写作，1894 年春天《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本书便写出来了。他写得很快，关于米哈伊洛夫斯基的那部分在 4 月间就已经完成。这本书没有在小组里朗读过，至少我不记得有这回事。我个人读过这本书的大部分手稿，是在作者家里抽空读的。第一版的印制工作由拉德琴柯负责。究竟是谁印的，我不知道。用胶印版印的书页印好以后一包一包地陆续送到我们的住处来，我和瓦涅也夫把书页整理好，装订成小册子，然后由瓦涅也夫送到工艺学院，由我们在那里的同志向外发行。按当时的技术条件，第一版不会超过五十册。我相信一次不可能调制出更多的胶印油。

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当然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主张一定要寄一本给米哈伊洛夫斯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就这一点向我指出说：“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给米哈伊洛夫斯基，而是为了：第一，向尽可能多的读者解释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揭露民粹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指出这是小市民思想，是为小生产者辩护的。”

第二编也是 4 月间开始写于彼得堡。第三编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夏天在莫斯科或莫斯科郊区写成的。

1894 年春天第一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同时发行。有几本分别寄给了一些报刊编辑部，其中包括《俄国财富》杂志。书价没有规定，给多少就收多少。书款交给了我们小组的出纳处，但连印刷费都难以抵偿。书很受欢迎，这一版一下子就销完了，于是便考虑印刷第二版。

9 月中旬瓦涅也夫又负责印刷了第三版(如果把甘申和马斯连尼科夫在莫斯科印刷的一版算作第三版，那么这就是第四版)，这一版注明的日期是 1894 年 9 月，并标有“一个外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印行”的字样。

第二编，即论尤沙柯夫的那一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在 5 月间就写好了，我们阅读过。第三编是他在夏天写成的。但他要先印第三编(论克里文柯)。

当我们完成了第一编第四版(也就是我们彼得堡的第三版)和第三编第一版 (也是唯一的一版)的印刷任务以后，我们曾要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允许我们着手印行第二编(论尤沙柯夫)。

这已是 1894 年 l0 月的事。而这时发生了一些情况，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再考虑用我们的资金去印行论尤沙柯夫的著作。

写书和有关的操心事并没有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离开我们组织的地下活动，相反，他的注意力主要正是集中在这方面。

我们的秘密活动在那时是相当原始的。我们当中很多人只是由于私人友谊才联系在一起。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我们都起了外号。瓦-瓦-斯塔尔科夫叫“捷姆利亚尼卡”，扎波罗热茨叫“古楚尔”，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叫“苏斯利克”，瓦涅也夫叫“米宁”，我叫“波扎尔斯基”①，等等，等等。这都是些开玩笑的外号，宪兵们始终没有弄清楚真相。

后来，到了 1895 年，过渡到了“鼓动”阶段，组织扩大了，除了老同志的中心组，还发展了庞大的外围组织，即由宣传员、技术员、秘密书刊的保管员和传递员、联络员等组成的几个附属小组。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持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将组织成员按区分组；第二，严格划分每个成员的职責和在党内应尽的义务；第三，停止一切不必要的相互往来；第四，任何私人通信都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喜欢写信，特别是喜欢往外省写信的人，往往会情不自禁地用各种方法或明或暗地提到老相识，提到事业的发展情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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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外号在俄语中是“草莓”、“古楚尔人”、“黄鼠”、“地雷”、“烈火”的意思。——译者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不断扩大自己和我们在小组中的工作，他注意组织的成长，逐渐改组了组织，分出了中心工作组和写作组，并按区建立了分组。他向我们提出了我们的工作与群众运动脱节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我们当时在涅瓦关卡外的谢勉尼柯夫工厂有一些关系。1894 年底或 1895 年初，这个厂发生了一次风潮闹得很凶的罢工。工人们捣毁了工厂办公处，痛打了某些高级职员，向赶来镇压的警察投掷了石块。这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到一个小组去(在这个工厂里有一个小组是他亲自掌握的)，问自己的组员：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及早告诉他必然要发生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为什么又不及时让他了解情况?小组里的人只是就运动应当先深入后扩大等问题作了泛泛的解释。这又一次证明，我们那些参加小组的工人严重脱离群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搜集了关于事件的材料以后写了一份传单——一份归纳了罢工工人要求的告罢工工人书，然后就去找扎波罗热茨(当时他也掌握着谢勉尼柯夫工厂的一个工人小组)，问他是否有可能把传单印出来。当时没有这种可能。而事情又很紧急，于是他们两个人就用印刷体把传单抄写了几份，交给谢勉尼柯夫工厂的工人小组去散发。传单当然是发迟了，因为事件已经结束，工厂也已平静下来。不过人们还是在工厂各处大声朗读了传单，传单很有意思，受到了欢迎，也引起了议论①。

在这前后，出现过一本引起很多议论的小册子《论鼓动》。它的主题涉及我们活动中最尖锐的问题：怎样从小组活动过渡到群众活动，怎样吸引群众参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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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给谢勉尼柯夫工厂工人的这份传单至今没有找到。——编者注

研究各厂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早就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来了。这时他编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提纲》，现在要是能在旧宪兵档案里找到它才有意思呢。这种四开纸的调查提纲有四页多写满了他那密密麻麻的字迹。这种调查提纲我们每人都有一份。我们还把它复制出来发给其他小组的宣传员。我们非常热心于收集情况，有一个时期，连宣传工作也放弃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收集情况也十分热心。我们工人中不知是哪一个(是舍尔古诺夫，也可能是美尔库洛夫)到他家去看他时，常常被他盘问得汗如雨下。

关于工人生活的似乎很简单的问题，要得到准确的回答也并不那么容易。比方我们问工人当前最不满意什么，抱怨什么，希望在工厂里取消什么时，有时会得到这样出入意外的回答：“厂里停止供应开水了，大家都在闹着要开水呢。”或者从别处会听到：“计件工资减少了五戈比，为这五戈比估计要罢工。”这些“开水”、“五戈比”之类的事挂在大家的嘴边上，到后来开展了鼓动工作以后，给我们惹了不少麻烦。反对地下工作新方法的人，主要是斯-伊-拉德琴柯和格-波-克拉辛，提出了反对意见，说我们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耗费精力，把革命工作归结为要求开水的斗争，这是在葬送社会主义宣传事业，因为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必然会使参加我们小组活动的所有工人很快就被宪兵抓走，一切工作都将停顿下来。

怎样实际运用调查所获得的材料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提出了新的主张：要以“合法”要求为依据开展鼓动工作。根据调查提纲从每个工厂收集来的材料不止一次地表明，现行法律已经在哪些方面遭到了破坏，程度又如何。鼓动工作应当从要求遵守法律做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介绍了莫伊先柯和他的同志们在 1885 年奥烈霍沃—祖耶沃大罢工中所采取的策略。大多数组员显然都同意在实践中试行新策略的决定。召开过一次会议来形成这个决定，并请来了一些工人代表参加会议。

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是在特罗伊茨基大街三号我和瓦涅也夫的住处召开的，时间是在 1894—1895 年的那一冬天。到会的人除我们两人以外，还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格-波-克拉辛、斯塔尔科夫、扎波罗热茨、拉德琴柯、雅库波娃、舍尔古诺夫、巴布什金、美尔库洛夫以及其他几个参加小组活动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问题作了说明，有人朗读了小册子《论鼓动》中的片断，再一次听取了“守旧派”的反对意见，也听取了为新办法辩护的理由，在克拉辛和拉德琴柯表示反对的情况下，以多数票通过了决议——由小组宣传 (并不停止这种宣传)过渡到以群众的迫切要求为依据，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任何与运动的政治任务无关、与“劳动解放社”老原则无关的话都没有谈起。当时认为，运动的政治方面可以体现在小组宣传和将要用来进行鼓动的口号之中，如果运动领导人——工人们认为这样做合适的话。

严格说来，1895 年春天，我们还没有进行鼓动，但工作范围毕竟扩大了。各区小组的数目增加了，我们的组织不仅包罗了范围相当广泛的工人，也包罗了范围相当广泛的知识分子。尽可能把在彼得堡进行同一方面活动的小组联合起来的问题也提出来了。为了利用技术设备，我们同民意社建立了联系。由于作出了以要求遵守现行法律为依据开展鼓动工作的决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地写了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①，这本小册子是由民意社印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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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3—52 页。——编者注

政治警察对我们的监视明显地加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算到国外去，以便同“劳动解放社”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并为争取经常供应我们通俗的秘密书刊进行一些活动。复活节那天，同志们聚集在皇村我住的地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制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并给我们分配了在他万一被捕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分担的任务。这是 4 月间的事，5 月他就出国了。

9 月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国外归来。他知道我们需要书刊，他像我们组织的任何一个普通成员一样，用夹底箱从国外带回了满满一箱秘密书刊。箱子顺利地带进来了，也许是故意放过他的，为的是进一步监视他。后来这只箱子给我们添了许多麻烦。必须把箱子和箱子里的东西尽快藏起宋。密探到了也没找到箱子。

秋天，马尔托夫来到彼得堡之后，我们同他的接触多起来了。马尔托夫有一批人，他们在国境线上有可靠的关系。此外，他们还有一部油印机，这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有用了，对印刷传单极为重要。现在传单不必再甩手抄了，可以用打字机打出来，无须忙碌地调制胶印油就能很快地印出相当像样、便于阅读的传单来。我们第一次试用油印机是在 11 月，到 12 月我们就用它全速进行工作了。

把在彼得堡进行活动的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全都联合起来，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又一个主张，但这件事直到他被捕以后通过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才得以实现。利用有生力量的大量补充以及与民意社取得的协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定创办《工人事业报》。为这件事我们的组织在拉德琴柯家里(辛比尔斯克街十二号)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一次会议称之为“立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与马尔托夫小组进行合并，建立了一个由五人(乌里杨诺夫、马尔托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瓦涅也夫，都作为区的代表)组成的核心，并整顿了组织。会上还确定了中心组的候补人选，中心组当时由十七人组成。另一次会议是编辑会议，是在被捕前三天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工人事业报》编辑的身份给我们朗读了第一号的全部稿件。在第一号也是唯一的一号上有四篇文章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撰写的：一篇是一般政治性内容的社论，一篇是《1895 年雅罗斯拉夫里的罢工》，一篇是悼念弗-恩格斯逝世的文章 ①，还有一篇是评论杜尔诺沃通令的文章(《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②)。被捕前几天，扎波罗热茨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要把他那笔迹容易被人认出来的手稿直接交到印刷所去，并有所准备地把它重抄了一遍。因此，后来宪兵就把扎波罗热茨当作这些文章的作者，把他看作头头，判了他更长期限的流放。在那次会议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全部材料都交给了负责与印刷所联系的瓦涅也夫；在工 2 月 9 日凌晨的那次搜查中，这些材料也全都从瓦涅也夫那里抄走了。

但是鼓动运动仍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波里斯-季诺维也夫和彼得-卡拉梅舍夫同由他们挑选出来的一批青年人，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都进行了公开的鼓动，他们在大街上，在成堆的工人当中，在厂门口和其他地方堂而皇之地散发传单。传单往往触及时弊，例如，舞弊营私，违反法律，不预先通知就削减工资等等。于是工厂督察来了，开始了侦查，警察也进行了讯问。这一切在单调的工厂生活中是大事件，它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和关心。

大家都紧张地等待着：传单事件将会导致什么结果。舞弊营私、专横跋扈本来只是内部知道的事情，现在把它公之于众，当然激起了人们的义愤。

“骂得真痛快!”有人在人群里一边读刚捡到的新传单，一边说。

传单现在已经被人大声地朗读，也就是公开地朗读了，这样朗读传单的人多半是那些给传单提供过材料并负责散发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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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者提到的弗-伊-列宁的这三篇文章至今没有找到。——编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65—68 页。——编者注

宣传员现在到小组里去，不再是去物色那些能够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的、知识水平高的工人了。他现在要找的倒是那些能够掌握群众情绪、能够发现重要事实、有可能成为鼓动员的活跃积极的同志。“鼓动”使我们着了迷，过了不久我们简直就没有时间去搞小组工作了，于是警察对我们的监视更加强了。

我们当时念念不忘的是，要给群众运动灌输自觉的政治思想，即为推翻专制制度、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思想。但是由于害怕采取为时过早的、策略上错误的步骤，我们不自觉地滚进了“经济主义”的泥坑，“经济主义”过两三年以后在《工人思想报》上被大肆宣扬了一番。

这种“尾巴主义”的因素，这种为运动服务而不是去领导运动的倾向，在 1896年我们所有的传单和声明中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的理论水平不够，不能胜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捕以后由我们来充当的重要角色——运动领导人的角色。

我至今还记得，在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的最初阶段，我思想苦闷时去找他，他总是用这样的话来鼓舞我：

“您一定会看到，我们很快就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党。革命一定会到来，我们将作为一个准备去完成自己使命的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第 l 卷 1956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

出版社版第 141—14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