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产党曾经是日本国内反战力量中最坚决的主力，而且是对侵略战争的性质认识最明确的政治团体。但是，由于自她建立起就受到日本政府的迫害，长期受到镇压，一直处于地下活动，因此影响了其作为组织的力量的发挥。

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大会即成立大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建立，堺利彦为委员长。11月，日本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还专门设立了日本问题委员会。因此日本共产党的反战思想一直受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当时，尽管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但到1923年底，德国、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的工人运动相继遭到镇压，欧洲的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处境十分困难。1924年6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确定各国共产党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策略方针，这一方针包括要求各国的共产党同社会民主主义决裂，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进行不断的革命和建立在和平主义与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促进裁军和反对战争的运动等。这一方针基本是以苏联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为出发点的，所以它同时也强调“把‘保卫苏联’看做群众革命斗争的突出任务”，并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这一主张尽管从当时被帝国主义包围的苏联出发考虑有其合理意义，但是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还相当薄弱甚至怀有恐惧心理的日本，建立在共产国际这一路线基础上的反战活动，则常被误解为“为了苏联的反战”或“为了革命的裁军”。而当时的田中义一内阁也对共产党采取坚决措施，严厉取缔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在修改治安维持法的议案中，把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分割开，把同共产主义决一死战作为内外政策的根本。 ①所以，日本共产党所号召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缩减军备等活动一旦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其反战的号召力相反却被削弱了。从这一角度看，除了日本政府的镇压外，日本共产党的反战活动没有能够得到社会广泛支持也是影响其力量发挥的重要原因。

日本共产党建立后，就立即受到镇压和迫害。1923年6月5日，共产党运动被第一次检举。直到1926年12月4日，才在山形县的五色温泉举行再建大会。日本共产党再建后，于1927年2月派党员到莫斯科。6月，在共产国际特别委员会上通过日共的斗争方针共13项，其中包括：废除天皇制；保卫苏维埃；不干涉中国革命；制止日本走战争的危险道路和支持殖民地完全独立等原则。 ②这里提出的废除天皇制的方针在1932年的纲领里进一步加以明确，在许多日本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当时也没有获得广泛的拥护。日共根据这一反战原则在日本开展了斗争，影响了劳动农民党、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劳动组合评议会等外围团体，并在1927年5月31日组成反对干涉中国同盟，反对田中内阁出兵山东。1928年3月15日，日共第二次被检举。4月15日，上述3团体被取缔。以后又连续遭到第三次检举(1929年4月16日)、第四次检举(1930年2月24日)，使日本共产党的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在强大的压力与迫害下，有人提出应建立武装的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共产党是第一个明确地站出来反对对中国进行战争的政治团体，并且明确指出事变是日本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反映。 ③1932年“九·一八”事变1周年前夕，为引起人们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注意，日本共产党领导进行了著名的反战游行。7月25日，日本共产党在《赤旗报》上呼吁进行反战游行，并公开了游行的时间和地点，即8月1日下午7时半在闹市区的银座附近。关于这次反战游行，有这样的记载：

当天，通向银座的各个路口都部署了许多穿制服与穿便衣的警察，戒备森严。不管是什么人，进入这一地区都被检查，行人也被赶到一边接受审讯。但是，还是有几百名勇敢的工人从东京各区来到这里集中。他们终于在一个角上首先突破了警察的警戒，接着，几个路口的障碍也被突破了，工人们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列队前进，不断与警察发生冲突。这样的游行不仅在东京，而且在大阪、京都和横滨也进行了。 ④

在这期间，仍处于地下的日共为在军队中开展反战活动，编印了许多小册子如《士兵之友》、《高高的桅杆》等，以军人为对象进行宣传。经过努力，在陆军的弘前、佐仓、高知等地的部队中，在海军的战舰“陆奥”舰、“长门”舰中甚至还发展了少数党员。 ⑤1932年10月3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日本共产党在热海召开代表大会时被警察突袭，同日，共产党在国内的指导部也遭到破坏，陆续有1504人被捕。 ⑥此后，日本共产党几乎失去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只有部分党员进行秘密活动。

1935年7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对于国际反战活动来说，共产国际的这次代表大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在报告中说：“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共产国际没有立即把和平的口号当做中心问题来宣传，那只是因为当时对所有的人来说，‘和平’就是凡尔赛和约，而这种和约是共产党人一直谴责和反对的。现在这个体系崩溃了，于是保卫和平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了。” ⑦代表日本出席会议的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当时曾经联名发出了《致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也明确提出“军部是天皇机构中最反动最野蛮的帝国主义者”，号召人们把斗争的目标指向法西斯军部。 ⑧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一年的4月，日本共产党在国内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国内的最后一位中央委员袴田里见被捕。所以，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的联名信失去了接受的主体，日本共产党失去了在国内进行反战活动的条件。 ⑨

1937年1月，在监狱中斗争了10年的春日庄次郎被释放后，于11月5日与妻子共同组建日本共产主义者团，继续提出反对中日战争、反对军部独裁政治的主张。可是到1938年9月，日本共产主义者团又被检举。 ⑩1940年，日共再建准备会被检举，虽然仍有小规模活动，但到1942年5月，日共小规模的反战活动也完全被镇压了。 (11)此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流亡到国外，继续从事反战活动。

野坂参三与周恩来

日本共产党在中国的反战活动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进行。 (12)1940年3月，日本共产党的代表野坂参三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开始化名林哲，后化名冈野进，继续进行反战活动。10月，野坂参三担任了在延安成立的“日本工农学校”(日文名为“日本劳农学校”)的校长，李初梨、赵安博任副校长，对日本俘虏进行反战的教育。该学校设立A、B、C三个年级，后来还在山东和晋西北设立分校，先后培养了数百名学生，成为日本反战力量的骨干。 (13)在日本工农学校建立之前，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已经有一些日本俘虏在接受了中国八路军的教育后开始了和平反战活动，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反战活动。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在晋冀鲁豫地区，由日本俘虏前田光繁(杉本一夫)、高木敏雄、吉田太郎(古川万太郎)等人建立了初期的日本士兵的反战组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开始时人比较少，后来随着俘虏的增加建立了支部。 (14)曾经在小林多喜二的影响下加入日本共产党的鹿地亘在1934年遭到逮捕，释放后于1936年秘密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的介绍认识了鲁迅，从事《鲁迅选集》的翻译。淞沪抗战开始后，他明确表态反对日本的侵略，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经武汉辗转来到重庆后，领导在重庆建立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1940年5月，该同盟的吉积清等3人在延安设立了分会。 (15) 9月，重庆发行的杂志《民族》曾经刊登了据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杨立齐的文章，介绍了通过教育被俘的日本军人进行反战活动的情况。其中谈到，日本军人的反战活动已经从被动走向主动，在日本军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如驻杭州的日本两个联队发生了反战的兵变，在遭到残酷镇压后，有180名军人被判处死刑。1939年，第103师团的旅团长藤岛少将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罪名是本部队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活跃，下层军人中出现了反战阴谋。 (16)在另一份报告中，还记载了当时的反战同盟致日本军人的公开信，信中说：

日本士兵——敬爱的同志

我们都是受压迫的兄弟，请好好想一想，我们抛妻别子，离开父母，来到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还记得满洲事变发生时候的事情吗？我们士兵的鲜血流淌在满洲的大地上，可是资本家和地主们有流血的吗？而我们的流血又得到了什么？我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又得到了什么？他们不是比以前更贫困了吗？

士兵和无产阶级的兄弟们，我们再也不能听任那些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摆布了。这场战争完全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我们的血和生命不能奉献给他们。

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17)

1942年8月至1944年1月，晋冀鲁豫地区的日本士兵觉醒联盟与延安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合并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2月至日本投降，日本反战力量逐渐扩大，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以联合一切在中国的日本人，打倒军部，建立自由民主的日本为目标，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建立了协议会，在4个地区建立了18个支部，共有1000人参加。(18)

注释：

①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東京：南窓社、1982、225頁。

②松下芳男“三代反戦運動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291頁。

③赤松克麿“日本社会運動史”東京：岩波書店、1952、228頁。

④遠山茂樹、藤原彰“昭和史”東京：岩波書店、1952、69頁。

⑤小林五郎“特高警察秘錄”東京：生活新社、1952、128頁。

⑥每日新聞社“昭和史全记录”東京：每日新聞社、1989、98頁。

⑦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41-42页。

⑧日本共产党史资料委员会编：《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问题方针、决议集》，林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30页。

⑨市瀨正幸“日本共產黨”東京：元元社、1954、211頁。

⑩松下芳男“三代反戦運動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294頁。

(11)小林五郎“特高員警秘錄”東京：生活新社、1952、127頁。

(12)安井三吉‘抗日戦争時期解放区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運動’“近きに在りて”第3号，1983年3月。

(13)关于在延安的日本俘虏情况，可参见山本武利編訳·高杉忠明訳“延安リポ一卜”東京：岩波書店、2006；山極晃“米戦時情報局の‘延安報告’と日本人民解放連盟”東京：大月書店、2005。

(14)杉本一夫1938年被俘后，在山西省武乡县加入了八路军，化名前田光繁，后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建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悟联盟”，后改名“觉醒联盟”。吉田太郎在1940年6月建立“觉醒联盟”第一支部。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可参见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の日本兵たち”東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84。

(15)菊池一隆“日本人反戦兵士と日中戦争”東京：御茶ノ水書房、2003、56頁。关于在重庆的日本人反战运抵情况，可参见鹿地亘資料?{查刊行会編“日本人民反戦同盟資料”東京：不二出版、1994；鹿地亘編“反戦資料”東京：同成社、1964。

(16)“在上海日本総領事館に外務大臣松岡洋右の報告書”1941、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http://www.jacar.jp。

(17)“駐上海日本総領事館警察署長白神榮松致総領事堀內乾城の報告”1941、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http://www.jacar.jp。

(18)宍戶寬等“中国八路軍、新四軍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89、497-4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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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8期，步平《日本侵华时期国内的反战活动》，责任编辑：小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