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材料的选取

二、革命的开始

三、革命中的问题

四、革命中的人道主义

五、革命和革命战士

六、革命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七、革命的可能与希望

一、材料的选取

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的俄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莫斯科是革命的主战场之一。恰巧有一位中国读者熟悉的作家——高尔基是莫斯科起义的亲历者，笔者打算通过他的笔和眼睛，从一个普通莫斯科城居民的角度观察一下这场革命运动。

笔者依据的是高尔基的作品集《不合时宜的思想》（【苏联】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朱希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后面引用这本书的文字时只给出书名和页码，使用的日期都已经换算为公历。

通过高尔基？他不是公认的无产阶级作家吗？写出来的东西真实可信吗？他不会为革命歌功颂德吗？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前后，他笔下的一切文字都是用来反对甚至咒骂无产阶级革命的。

十月革命发动以前，在1917年10月31日（1917年11月6日彼得格勒起义开始，11月7日晚赤卫队占领冬宫）的《新生活报》上，他对传闻中即将发生的“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持这样的看法：

“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有责任驳斥有关”“行动的传闻”，“如果它真的是一个有力的和自由行动的、能够指挥群众的政治机关，而不是厚颜无耻的冒险家们或丧失理智的狂热分子手中的工具的话”。（ 《不合时宜的思想》，202页）

当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做，这些“厚颜无耻的冒险家们或丧失理智的狂热分子”反而很快就发动和领导了推翻俄国临时政府的军事行动并获得成功。高尔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起义发生十几天以后，在11月20日的《新生活报》上，高尔基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所谓“社会革命”是“通向无政府主义状态、通向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死亡的道路”。 （《不合时宜的思想》，204页）

类似的文字还有很多，甚至还有直接污蔑列宁的。应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深恶痛绝。可以想到，这样的人在11月21日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也不会对无产阶级的行动有什么好态度。何况《新生活报》本身就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的报纸呢！（《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1版，878页。）

而笔者对十月革命期间莫斯科情况的了解恰恰来自于这篇文章（《不合时宜的思想》，249-255页）的。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不真实的话，那也只可能是去掉了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内容，过分突出了革命的负面作用。

他意图污蔑第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但却通过自己优秀的文学功底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这次革命的活生生的材料——写这篇文章时离起义的发生最多也只有十几天，准确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时在莫斯科城普遍存在的微观历史场景又栩栩如生地新出现在我们眼前。

二、革命的开始

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天（1917年11月8日）白天，莫斯科出现了关于彼得格勒街道上残酷战斗的传言：“7.5万人被打死，冬宫被夷为平地，抢劫流行，大火成灾”（ 《不合时宜的思想》，249页），但该城居民并不相信。

当天深夜，莫斯科城的一些地方响起了射击声，有士兵、士官生、马车夫受伤。但这不是战斗，是“杀人的猎手”犯下的罪行。苏维埃在获悉情况后马上派出士兵逮捕了几个这样的杀人犯，并没有因为某些人扫射了士官生（临时政府对抗苏维埃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放过他们。

但 局面已经失去控制：“一整夜都有人在开枪；民警是出于害怕，流氓是出于开心”（ 《不合时宜的思想》，249页）。莫斯科情况很混乱，但混乱是杀人犯和流氓造成的，不是苏维埃造成的。相反地，如前面所写到的，这个新政权还逮捕了罪犯，试图消除混乱，不过没有成功。

到11月9日早上，混乱发展为战斗：“整个莫斯科到处是枪响，在步枪的单响中又加进了讨厌的机枪的连发声”（ 《不合时宜的思想》，249页）。

“但是这一切还没有破坏生活的平常进程：男女中学生仍然去上学，居民们仍然在散步”（ 《不合时宜的思想》，250页），排队购物也没有受影响。

有人觉得革命是把一切都推倒重来。但即便是在历史上最暴烈、意义最重大的革命之一——十月革命中，即便是在这场革命的中心之一——莫斯科，革命也几乎没有打搅普通民众的生活，连生活节奏都没怎么改变。

有人觉得革命是大多数民众参与的暴动。在革命的中心莫斯科，老百姓照常生活这件事固然说明革命对民众几乎没有损害，但同时也说明，在革命活动中民众参与度较低：绝大部分中学生没有罢课，绝大多数老百姓没有放下手头儿的事情，他们并没有去“闹革命”。

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支持苏维埃，虽然也没有反对它，当然他们更没有支持苏维埃的敌人临时政府。他们只是在议论，听到枪声时他们 “悠闲地几十人一群地聚集在街上，猜测着这是哪儿在开枪” （《不合时宜的思想》，250页）。

高尔基这样写道：“什么东西对这些人都毫无关系，不管所发生的事件多么悲惨，对这些人来说也只是一场景观。”（《不合时宜的思想》，250页）在他的笔下，莫斯科街头的人群，类似于鲁迅笔下的中国看客——同样对一切麻木不仁。这就是正在创造十月革命奇迹的俄国民众的真正精神面貌！

“看客精神”是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吗？显然不是！

高尔基和鲁迅，这两位来自不同民族的伟大文学家，都生动展现了各自所在国家的小市民的丑恶嘴脸。这是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历史阶段上受小市民精神毒害的人共同的阴暗面，是没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的民众的共性，虽然两位大文豪都错误地认为这是他们所在民族特有的缺陷。

不过，鲁迅在小说《一件小事》中通过“一件小事”看到了下层民众的奉献精神（[2017.9.4]. http://www.sbkk88.com/mingzhu/luxun/nahan/42932.html），而高尔基笔下莫斯科街头的人群也并非一无是处。

至少他们救助了一个被子弹打伤了的人，对这个人的身体状况还比较关心。他们甚至直接干预了战斗的进程：有一个士兵要对没带武器的士官生开枪，街头的一群人 “把他压倒，折磨了一顿”（ 《不合时宜的思想》，250页）。

这样看来俄国民众好像也没有仅仅在看热闹，他们真的有所作为。民众的行为说明他们还有起码的正义感：知道救助受伤的人；知道即使在战争中也不能对没带武器的人开枪，不论他是什么身份。虽然民众几乎没有参与战斗，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会惩治战斗中的不道德的行为。

敌视革命的人会把革命当做“多数人的暴政”，但革命斗争中心的情形否定了这种看法：老百姓不仇视作为个体的没带武器的士官生，尽管他们是革命打击的主要对象，尽管他们从出身到政治立场都属于和老百姓敌对的阶级。

高尔基本该像鲁迅一样，从小事中看到民众身上的积极因素，可是他却在说风凉话： “自然，就连这些人渣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积极性，当然，他们是在最不需要抵抗的方面表现自己的积极性的”；他认为：“如果有三个士兵的话，人群就会离开他们跑散的”。 （《不合时宜的思想》，250页）

士兵数量虽然很少，但相对于老百姓而言装备精良且组织完备，战争中他们要施暴老百姓是难以抵御的。民众对士兵的暴行难以进行积极反抗是现实力量对比的结果，并非仅仅是缺乏积极性。

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就应该更好地组织和武装群众，使他们有能力与战争中的暴行作更积极有力的斗争。当然，革命政党的另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就教育群众，使他们意识到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特别是参与苏维埃或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作为一个革命者，至少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但高尔基根本没有提到。

三、革命中的问题

接下来战斗进一步升级了——“对射的枪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密，越来越激烈”（ 《不合时宜的思想》，250页）——应该是在苏维埃与杜马或临时政府的武装之间。说“应该”是因为情况实在太混乱了，在战斗中真的分不清对方是哪个部队的。

“接上出现了巡逻队”（ 《不合时宜的思想》，250页）来维持秩序，他们要求人群散开以避免伤亡，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哪一边也不是”（ 《不合时宜的思想》，251页），既不属于苏维埃也不属于杜马。这样的武装人员似乎相当多。

看来，不仅是没有武装起来的普通群众缺乏自觉性。在 战斗开始的时候，就连武装得比较好的“巡逻队”也没有积极参加起义，这些人没有积极支持苏维埃政权。

可见，莫斯科的起义开始时该城的苏维埃受到的支持不算多：老百姓看热闹，“巡逻队”中立。不过战斗的发展进程表明：临时政府或杜马受到的支持恐怕更少，那些没有支持苏维埃的居民和士兵，更没有支持临时政府或杜马。

但在剧烈斗争的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维持的。很短的时间（甚至没有几小时）以后，革命形势迫使那些“哪一边也不是”的士兵参加了战斗，他们的选择“应该”不是在杜马一边。

不过他们不是兴高采烈地参加战斗的，这些士兵“开枪时很不情愿，好像违背自己的意志似的在尽革命的义务，造出尽可能多的死人”（ 《不合时宜的思想》，251页）。高尔基写出这样的话是为了表达对革命斗争的不满或怨恨。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说明：普通士兵用行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斗争是历史的必然，不以任何人甚至他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但以普通居民的视角来看，革命的必然性带来的结果，就是十月革命时期莫斯科城里混乱的战斗。“全市就好像是一个多层的面团——这一层是“我们的”，接下去是“他们的”，然后又是“我们的”、“他们的”。”（ 《不合时宜的思想》，252页）

“在莫斯科错综复杂的胡同里，人们毫无意义地互相开枪射击，从脑后，从身旁。”（252页）混乱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白天同一个团的士兵互相射击以致于打死自己人——他们都以为对方是士官生队伍。天黑以后情况更糟：“到了夜里，当在黑暗的、路灯熄灭了的街道上笼罩着死亡的恐怖时，经常发生自己人互相对射的情况。”（《不合时宜的思想》，252页）

这就是十月革命时期莫斯科的真实景象，真的很可怕。出现这样大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军事指挥不当的结果： “起义没有明确的“战略”计划，起义者在凭着自己的“大概”理解和“上帝对心灵的指示”行动。” （《不合时宜的思想》，251页）

但如果稍微了解一下军事史，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在战争中相当常见：战斗一开始，战前制定的计划都失效了，不论计划得多么周密。战争中特别是战斗中的混乱不值得大惊小怪。

而且高尔基了解到的情况还表明起义是有一定秩序的，已经可以看出一些部队整体行动的趋势，比如：“朝士官生盘踞的克里姆林宫方向进攻” （《不合时宜的思想》，251页）。至少目标是比较清楚的——占领士官生控制的地区，消灭他们的势力。

的确，在通过行动实现起义的目标时出现了很大的混乱。

但士兵们是在没有旧式军官（革命前只有他们掌握军事指挥方法）指挥的情况下战斗的，而战斗又是在障碍物极多的“莫斯科错综复杂的胡同里”和街道上进行的。仅仅考虑这两点，就不应该因为战斗中出现了混乱而咒骂起义。

起义中还有很多问题很可能是更严重的，军事上和政治上影响十分恶劣。

有些苏维埃的士兵是几乎没有战斗力的，很多赤卫队员不会使用武器，“一队人数不太多的士官生俘获了一辆装载步枪的卡车和一队赤卫队队员”（ 《不合时宜的思想》，252页）。有些苏维埃的突击队员是倒向士官生那一边的，从起义者的司令部拿到了步枪就与士官生合到一起。

这些问题，特别是司令部里的人缺乏分辨敌我的能力，增强了敌人的实力，同时削弱了苏维埃精神和物质上的力量。而这些错误本来是很容易避免的。

战斗变得更加激烈了，“大炮在轰响”（ 《不合时宜的思想》，253页）。军事上的失误伤害了不少普通居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些房屋的墙壁被炮弹打穿了，在这些房子里大概死了几十个无辜的人。”（《不合时宜的思想》，254页）这起严重的误伤事件，肯定会使得民众对苏维埃政权和革命行动的印象变坏一些。

上述问题仅仅是在高尔基的文章中看到的，事实上革命斗争中出现的问题应该比他写出来的要多得多。错误是不容回避的，虽然很多错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笔者还是要把它们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出来——后人应当正视这些问题，引以为鉴。

四、革命中的人道主义

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那革命和起义与统治集团的暴行（比如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有什么区别？革命到底造成了什么变化呢？从高尔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不错，起义是造成不少不必要的伤亡，但这些是混乱中的“误会”或“误伤”，起义士兵不是有意去增加伤亡的。起义前苏维埃派士兵逮捕罪犯，起义后巡逻队要求群众散开，都是武装起来的人民采取的消除混乱、避免不必要伤亡的办法，不过没有达到目的罢了。

旧式军人怎么看问题呢？高尔基在文章中恰好还提到“一个好像化了妆的军人”，称他为“屠杀技术的老手”。（ 《不合时宜的思想》，253-254页）当起义者炮轰士官生盘踞的克里姆林宫时，“他对认真听他说话的人们讲了很久，讲到在什么情况下必须用霰弹消灭人，什么时候应当“采用高爆弹”” （《不合时宜的思想》，253-254页）。

苏维埃、巡逻队与旧式军人的差别太明显了！

沙皇时代的指挥官是真真正正地漠视生命的：只要尽可能多地“消灭人”就够了，不用考虑别的。但他的听众可能不认同他的想法，有人提出了其他看法：“因为人道主义”，起义的人“故意这样射击”可能“只是为了吓唬人，而不是要把人打死”。 （《不合时宜的思想》，253-254页）

他竟然还反问：“我们有什么人道主义？”（《不合时宜的思想》， 254页）的确，你或你们一点儿人道主义也没有！在对人民群众的内战中，沙皇的旧式军官，是不会讲任何道义的：有反抗沙皇统治倾向的人，还是都消灭掉为好。

如果这样的人还在指挥战斗，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多地屠杀革命群众，幸好1917年早些时候的革命运动已经解除了这些旧式军官指挥权。革命消灭了残忍且保守的军官的势力，这就是政治领域的重大变化——那个“屠杀技术的老手”好像真的知道当下自己见不得人，所以化了妆后才上街。

对于沙皇或临时政府的军队特别是其中的反动军官而言，消灭和取代或正在消灭和取代他们的是人民的武装，具体说可能是支持苏维埃的士兵或自称“哪一边也不是”但很快大部分转向苏维埃的“巡逻队”。

统治阶级的军队和人民的武装是敌对的，他们不应该称对方为带有友好色彩的“我们”，比较恰当的称呼是带有对立色彩的“你们”。 “你们”没有“人道主义”不代表“我们”也没有。

“巡逻队”是“非常耐心地劝说看热闹的人们”的：“公民同志们，请散开！看见怎么回事了吧！现在不安全，会打死人，伤到人的。子弹可不长眼睛。请……”（《不合时宜的思想》，250页）

这就革命中的人道主义。即使在真正的战斗中，情况也是相似的。

“士兵们从角落里朝一条胡同射击，一位平民想穿过那条胡同，士兵们不放他过去”，他们劝这位平民说：“他们会打死你的，同志！那里有人埋伏着……”（《不合时宜的思想》，251页）

要知道“子弹可不长眼睛”，这些士兵自己的生命还没有保障，却还在关心平民的安危。可见，在战斗中革命战士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还会以更高级的形态表现出来。

与沙俄时代的警察当街打人根本相反，革命中维持秩序的“巡逻队”和战斗中的士兵对于老百姓的称呼是“同志”或“公民同志们”，要求他们做什么时要劝说，要用“请”。这些就是革命的成果：人民群众的地位提高了，武装人员不能像旧时代的长官那样对他们颐指气使，一定要尊重他们。

从小事儿中也可以看到革命给社会生活带来了相当深刻的变化。

苦口婆心的劝说是无效的，“那个老百姓必须穿过胡同，士兵们在劝说了很久之后决定放他过去，他们天真地微笑着请求”老百姓帮他们办一件事：“用手指告诉我们他们有多少人”， 但“那个老百姓没有理会他们交给的任务，朝胡同走去”。 （《不合时宜的思想》，251页）

反过来的变化也是类似的——老百姓不用对武装人员俯首帖耳，他们能够感觉到苏维埃一方的士兵不会强迫他们。不过，这个场景同样说明：即便是在革命进程中，即便是在革命的中心之一莫斯科，从社会底层来看，苏维埃也没有获得多少来自群众的支持。

这个老百姓继续走着，来到了战斗的另一方那边。通过和这一边的士兵对话，他发现交战双方都是苏维埃的人。于是，这个老百姓“劝军人们同敌人谈判，他自己则充当调解人的角色” （《不合时宜的思想》，251页）。

原来是同一个团的士兵！误会消除了。老百姓通过自己的行动减少了无谓的伤亡，自发地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混乱的作用。这个老百姓真的很可敬，在自己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还在关注战斗情况和苏维埃战士的处境，必要时又主动充当调解人。没有爱心和勇气，是做不到这些的。看来莫斯科的普通居民也不都是麻木不仁的。

群众虽然没有积极支持苏维埃，但也没有反对它。他们给予的消极帮助也起到了减少伤亡的作用。这就是老百姓的人道主义。

不论是老百姓或是苏维埃士兵的人道主义， 前文提到的那个“化了妆的” “屠杀技术的老手”是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但高尔基却没有批驳他的意思。你写到了那么多场景难道也没看到士兵或百姓的人道主义吗？还是你和旧势力一样，压根就不想看到呢？

五、革命和革命战士

也许高尔基真的不想表达任何对革命的积极情感吧。但他不明白，真实地展现就是对革命和革命战士最好的颂扬，而他这篇文章正好做到了这一点。

他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无产者穿着灰色军大衣，一连饥饿的样子，浑身沾满了污泥，每时每刻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却关切地劝说一位衣着干净、好奇心十足的“资产阶级””不要“出门” “溜达”，因为“那儿在开枪”，不安全。（《不合时宜的思想》，252-253页）

他觉得这种“热情态度令人惊奇”，“奇怪到了极点”。 （《不合时宜的思想》，252页）无产者“关心爱护”他们的“‘阶级敌人’的生命” （《不合时宜的思想》，253页），高尔基不能理解。也许在他眼里无产阶级革命就全体无产者或人民群众起来攻击全体资产者吧，如果不是杀光的话。

相当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群众没有参与进来，大部分资产者没有受到攻击，他就感到茫然了。所以他想问那些士兵“你们到底在跟谁打仗呀” （《不合时宜的思想》，253页）。

政治上的无知让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但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良知让他写出了真实情况，这一点对于后人从微观场景了解革命是足够的。

参加革命斗争的无产者并不仇恨作为个人的资产者，相反还关心他的安危，虽然他属于敌对阶级，间接甚至直接地压迫着自己和自己的同志。这再次证明了一点：革命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革命者的人道主义甚至是“以德报怨”的。 但真正的正义不仅仅是消极地减少伤亡，要积极行动，对于恶劣的犯罪行为要予以制止——甚至是使用暴力。

苏维埃的“士兵看见一条胡同里有一帮人正在抢商店，就朝他们开了三排枪，撂倒了近二十个强盗，死的死，伤的伤。后来，他们又帮助店主用木板钉上被撬开的门和被打破的窗户。”（《不合时宜的思想》，253页）

连一个反对甚至痛恨革命的人笔下的起义士兵都是品行高尚、见义勇为的人，那他们就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人，那他们就当然是真正可敬可爱的无产阶级战士。

同时，这些战士对敌人是严酷无情的，甚至到了过分的程度：“这些宽厚的、备受折磨的人们却野兽般地殴打负了伤的士官生，用枪托打破他们的脑袋” （《不合时宜的思想》，253页）。这的确是一种暴行，这样的残忍行为在残酷的革命斗争期间也是不必要的。

综合上述情况，高尔基这样评价无产阶级战士：“这些人非常可怕，他们能成就自我牺牲和毫不利己的功绩，也同样能犯无耻的罪行和卑鄙的强暴勾当。你会仇恨他们，也会全心全意地怜悯他们，你会觉得你无力理解你的人民的阴暗心灵的腐烂和闪光。”（《不合时宜的思想》，253页）。

不懂辩证法的人当然理解不了。爱与恨、光明与阴暗等等矛盾双方的存在难道不是对立统一的吗？任何人身上难道不都同时具备一些完全相反的品质吗？当革命战士身上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时，高尔基就理解不了了。除了他对革命怀有偏见以外，还有别的解释吗？

革命战士热爱劳动人民，关心那些不属于劳动人民甚至直接剥削过自己的资产者的安危，那他们痛恨什么呢？他们痛恨的是代表资产阶级继续像沙皇政权一样压迫人民的临时政府，是那些维护临时政府统治的士官生队伍。革命要消灭的正是这类东西。

地主和资本家在全国人口中占的比例本来就很小，而在那个时候冥顽不化地支持临时政府的人在统治阶级中占的比例也不大，因此革命要打击的人相对而言是很少的。

可高尔基却自作聪明地把这样的说法强加给革命者：士官生“应当被消灭”是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女”（ 《不合时宜的思想》，254页）。但前面他想问苏维埃士兵“你们到底在跟谁打仗呀”时，自己已经知道他们的答案了：“跟士官生。他们反对人民……”。（《不合时宜的思想》，253页）

革命战士清楚自己为什么打仗。敌人之所以要被消灭不是因为他们的出身，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反对人民，支持压迫人民的临时政府……

这些“反对人民”的敌人，人数虽不多但组织完备，要消灭他们不经过残酷的革命斗争是不可能的。虽然革命是空前光明和正义的事业，但在残酷的战斗中不可能不存在阴暗和邪恶。哪怕是推动革命的进步力量，比如参加起义的苏维埃士兵，也可能犯下前面提到的虐待俘虏的罪行。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高尔基也已经给出部分答案了：“备受折磨的人们” （《不合时宜的思想》，253页）。

这位作家在俄国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很多年，他非常清楚旧时代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大地主大资本家和代表他们的国家机器怎样残酷地压迫老百姓——伤害他们的身体、毒害他们的精神，以及这种迫害带来了怎样严重而可怕的后果，可能高尔基了解得比谁都清楚。“备受折磨”正是简单而准确的概括。

革命是在旧社会基础上发生的，不可能不受旧社会的影响。当“备受折磨的人们”起来消灭国家政权时，我们能因为出现了种种负面情况和过激行为而大惊小怪吗？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令人惊奇的话，那就应该是负面的影响竟然那么少：革命战士采取了一定的手段避免混乱，有力打击了刑事犯罪；而攻击目标没有扩大到一般资产者身上。

六、革命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当时高尔基称莫斯科的起义为“六天血腥屠杀”或 “血腥虐杀” （ 《不合时宜的思想》，254页）。但根据文中高尔基自己提供的事实，在战斗中出现的死亡人数最多是几十个，几天伤亡最多不过几百，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误伤。如果与此前此后统治阶级镇压群众运动或发动战争的手段和后果相比，革命就太小儿科了。

1871年，凡尔赛军镇压巴黎公社运动，几天内巴黎市区和运动有关无关的男女老幼伤亡数万；1905年，沙皇军队有预谋地攻击圣彼得堡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仅一座城市一天就有几千伤亡；1927年，中国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句话就足以证明反革命头子的残酷：“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就不必提世界大战中几年时间里几乎天天出现的成千上万的伤亡了。

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大屠杀”。革命真的很文明了。

在这样残酷的历史事实面前，特别是在有1905年俄国革命惨痛教训的情况下，高尔基却还说士官生在“按照所受的教育英勇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 《不合时宜的思想》，254页）。好像他们是值得同情的！“ 英勇地履行”怎样的“职责”呢？是像1905年一样屠杀人民群众吗？

这样称赞士官生意味着高尔基差不多成了革命群众的敌人。要知道，那时也是像士官生那样“为数很少的一小群人” （ 《不合时宜的思想》，254页），一小群忠于沙皇的军人和警察，疯狂地屠杀革命群众并成功地镇压了革命运动。

统治集团会在群众运动和革命形势的冲击下动摇和分裂。如果不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动起义彻底消灭统治阶级的政权，等到统治阶级能够调动有组织的反动力量维护自己统治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意味着对革命群众的大屠杀。无法保证士官生们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

在出现了有组织有力量的群众运动以后，想减少伤亡就只有斗争到底、革命到底，直到消灭一切统治集团的政权。布尔什维克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起义是正当的：需要进行损失相对较小的战斗以避免很可能会发生的对于革命群众的大屠杀。

当然，这些只是基于人道主义的愿望而得出的结论。现实中革命能不能胜利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而革命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哪些变化就更难说。

革命连很多恶劣的现象都改变不了。

革命甚至都没有改变起义中的混乱状态。战斗进行好几天了，还是这样： “机枪在哒哒直响；一辆装甲车在附近什么地方一边行进，一边射击；步枪、手枪不停地乒乒乓乓地作响。那印象仿佛是人们聚成一大堆，正在进行一场面对面的扭成一团的肉搏混战。”“炮弹毫无意义地飞来飞去”，“莫斯科这六天”的战斗“是毫无意义的”。（ 《不合时宜的思想》，254页）

革命也没有真正提高赤卫队员的自觉性。战斗进行好几天了，还是这样：“一辆货车”“上面挤满了荷枪实弹的人们”，“他们在朝天开枪”，“大概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革命士气”，为了不去想他们在做些什么”。 （ 《不合时宜的思想》，254页）

但动物是有改变的。战斗开始时是这样：“惊恐的寒鸦疯狂地叫着，好像有人在撕破布似的” （ 《不合时宜的思想》，249页）；战斗进行了几天以后是这样：“寒鸦在潮湿的屋顶上一边飞，一边令人厌恶地叫着” （ 《不合时宜的思想》，254页）。战斗开始时是“惊恐的”，后来就敢在战场附近飞翔了。不过“令人厌恶”这一点没变。

普通居民的变化与寒鸦类似。看客依旧是看客，只不过围观了六天革命斗争以后胆子大了不少，不只是瞎议论还敢去捡霰弹了：“圆圆的、可恶的霰弹冰雹般地打在屋顶的铁皮上，落在马路的石块上，看热闹的人们赶忙在烂泥中搜寻着把它们捡起来“留作纪念”” （ 《不合时宜的思想》，254页）。

他们始终没有主动支持革命行动，仅仅六天当然改变不了老百姓的行为习惯和精神面貌。可是，列宁赞同革命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个观点（《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1版，602-603页。），那么六天革命斗争对于社会变革的意义很可能超过和平时期的一个世纪。但对于教育群众来说，似乎一个多世纪也没有用。还是相信六天太短不足以起作用吧。

革命能够消灭反动政权。但这并不是因为革命团体力量强大，或受到了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积极支持革命的人与全体居民相比是少数，更不用说参加革命斗争的了。所以很多东西都改变不了，包括老百姓的“看客精神”。

七、革命的可能与希望

对旧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任重而道远，革命只是为这种改造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而获取这个条件是最困难的，是需要无数仁人志士长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从60年代起，我们就试图用青年们的头颅去撞穿专制的高墙。”（ 《不合时宜的思想》，255页）

用青年们的头颅去撞穿专制的高墙！ 残酷的压迫、辛酸的往事，恶劣的社会环境、错误的斗争方法，冲天的革命热情、宝贵的献身精神……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与俄国革命相关的一切几乎都在概括在这生动形象的一句话中。高尔基真是伟大的文学家！

革命斗争一贯会受到反动政权的残酷镇压： “50年来青年被消灭在监狱里、流放地、苦役场。”（ 《不合时宜的思想》，255页）这样做造成了“悲惨结果”：“俄国没有了有才能的人，甚至简直没有了会工作的人。”“专政耗尽了国家的精神实力，战争从肉体上消灭了千百万年轻人”。 （ 《不合时宜的思想》，255页）

笔者不像高尔基那样悲观：先进的革命战士会在社会运动中不断产生出来，不是任何反动力量能够改变的。但笔者也认同这一点：统治集团对社会健康力量（不单是革命组织）的摧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最严重的就是老百姓缺乏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非常现实”这句话笔者听过无数人说过无数遍了。庸人以为老百姓“非常现实”就说明革命不会发生。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革命运动了，因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情况都是类似的。

甚至是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俄国，甚至是在革命斗争的中心之一莫斯科，老百姓也“非常现实”。在革命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大多数人也只是忙着自己的事儿：上学、购物、散步……最令人厌恶的是他们还麻木不仁地围观和议论。总之，大多数普通居民丝毫没有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的迹象。

但是开天辟地性质的十月革命还是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获得了胜利。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不以任何人甚至是多数人的意识为转移。

胜利的希望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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