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博士的亦庄往事

一次文献报告会上，60后的老板突然开始教训起他的学生们来：你们这些90后，在家都是父母的乖乖宝，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都是博士生了，可有去工厂做过工，去农村种过地？会不会做饭蒸没蒸过馒头？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水库种过棉花，上山下乡……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不珍惜……哪天让你们去流水线上干上两个月，体会一下每天十二小时的重复劳动，你干的越卖力，价值感越低，哪里像在实验室，做出了科研成果是自己有成就感，体现了自我价值……

瞬间内心被触动，惊叹作为业界大佬的导师竟然如此“体察民情”，旋即又莞尔：作为他口中不堪的研究生一员，我偏偏去工厂做过工。心中竟闪过一丝得意。由此竟然引出一段往事来……

那是一年多前,我还在尤卡斯大学的郊外上课。三面环山，一面临湖，风景如画，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与世隔绝。寒假结束前的某一天，人文学院的一位小伙伴突然告诉我，亦庄打工，去吗？

于我实在是一个新鲜的去处。若说兼职挣钱，倒是在情人节的街头卖过玫瑰花，在校刊的角落里发过清新文，在寒假给中学生补习过理化生。去工厂打工却是头一遭。大学里学材料科学，去钢厂和陶瓷厂认（zou）识（ma）实（guan）习（hua）过，没见到期待中的钢花四溅，只是被血淋林的生产事故堆砌起来的安全守则培训吓个半死，接着头脑中的印象停留于自动化和现代化的生产厂房中，留守寥寥几个技术工人操控开关，心想与偌大的空间和机器相伴，他们可觉孤寂？当时略读过一些马列，稍闻一百多年前与日不落帝国的霸业相左的是英国工人在流水线上十几个小时劳作贡献剩余价值的悲惨事实，知道一些剥削，异化，雇佣制，云云。然而皆停留在观念中的臆想，停留在对于一个看似“真理”和“情怀”的“高尚”事物的想当然的执念，而至于真切的接地气的当下现实，是完全触摸不到的。

那就去亦庄看看吧。找了个借口买了提前一天从家里返京的火车票，下火车之后放妥行李箱直奔目的地，在北京呆了四五年，却是第一次坐地铁来到这个偏远的工业区。当时一起打工的还有XX大学的同学。晚上和四个女孩子挤在一间屋子里，三张床，床上的被单污迹斑斑，散发着淡淡的霉气，卫生间的洁具都镶满腐朽的黄锈，窗户的木框被湿气蚀成残垣。那是此生第一次住20元一夜的旅店，这样简陋、潦草和邋遢的旅店。毫无疑问，为了适应外来打工者在亦庄的收入水平，旅店自然“因地制宜”。然而小时候家里的旧房子在南方的梅雨季节也曾滴滴答答漏过水，湿了床铺，乡下外婆家的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也给予了我快乐的童年时光，所以这样的住宿环境倒是不会让我大惊小怪，不能适应的。

那一夜，无法适应的，是早上五点多的闹钟。

起这么早，是为了及时把自己这一天的劳动力“卖”出去。若是起晚了，别人就不“买”了。

早起洗漱完毕收拾出门，和XX大学的同学们在路边早点店随便买了些早点吃完，接着走到一条街道上，北京冬天的清晨寒冷入骨，那时才刚六点多，晨光熹微，这条神奇的街道上已经人头攒动。各色男女在街上左顾右盼，走走停停，更为神奇的是，在街道的两边，一遛儿站着五花八门的广告牌，上面写着“XX厂，管饭，XX元一天，早八点到晚八点，车接车送”的字样，广告牌后侧站着三两“工头”。后来才知道，这些“工头”是劳务中介公司的人，他们一大清早在这条街道上招徕新鲜出炉的劳动力，集齐人数，然后统一用车送到指定工厂，完成一天的任务，接着送回原地，作鸟兽散，各回各家。

而我们，以及各色左右顾盼的男女，无疑就是要找定一个广告牌把自己“卖”掉的临时工。

觉得自己被“卖”掉的那一刻，是在迟疑逡巡了良久后，把自己的身份证交给了一个“工头”的那一瞬间。那时觉得有些惶恐，长这么大，第一次莫名其妙的在一条大街上就这样把自己最重要的身份证件交给一个陌生人，不安全感弥散开来。然而想到自己“远道”跋涉忍着早起的寒胃阵痛，目的是要去真实的生产一线，去赤裸的剥削之所一探究竟，竟平添一种壮士断腕的悲壮胆气来。有两个XX大学的女生和我选了同一个广告牌，是去一家印刷厂，犹记得名字叫做“今日风景”。明码标价90元一天，管两顿饭。一个身高一米七着灰黑色略考究夹克外套的圆脸中年男子，两手抱团在旁边漠然的看着，他的“同伙”手里攒着一叠身份证，接过我们的身份证后，对我们微一颔首，继续面无表情的等待着，接着不断有找活的人把身份证交给他。而失了身份证的人，像是身家性命交了出去一般，就只得乖乖的呆在他旁边等候差遣沉默不语。后来集齐人数，圆脸中年男子终于不必等待，有偷懒睡过头的小伙子匆匆忙忙跑来问还要人吗，中年男子看也不看，颇带遗憾的说，明天再来把！小伙子就悻悻的离开了。而那时才七点不到。

中年男子和他的“同伙”把我们一干人带离那条没有现金交易只有自觉上交身份证的买卖街道，来到一片空地，让我们像军训那般排队集合，清点人数，大约二十四人。而彼时还有别的工厂劳动力“团伙”在旁边集合清点人数。“劳动力”们皆安静温顺，”工头“开始打电话，过了十来分钟，一辆黑色的旧面包车驶来，停下。“工头”走过去把除了副驾驶外的所有的侧门和后备箱都打开，然后冲我们示意了一下，我和另外两个女生还没反应过来，别的“劳动力”已经一窝蜂的涌了上去，像是着急逃难一般，从侧门和后备箱钻进去，车里乱作一团。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工头”突然严厉的呵斥着维护秩序，并不断催促着车外的“劳动力”赶紧上去，并不断谴责车里有些人占据的空间太大，让他们腾出地方来。我们的惊讶还未落幕，其他人已经全部填进了车里。中年男子“工头”看见我们三个还愣在车外，似乎是三个年轻漂亮和平日做临时工的人不太一样（相比于衣着随意老旧皮肤铺满咎纹的中年打工女性）的女生，呵斥的声音仿佛变得轻柔了些，敦促我们赶紧上车。恰好在临近后备箱的一条细长木凳上，对面一半坐满了四位，而这一半坐了一位，还剩下八分之三的位置，我们能半个屁股着凳膝盖恰好抵着盖下的后备箱，面朝着半黑的后窗玻璃，虽然局促但也安然，相比于面包车前部揉做一团咿咿呀呀抱怨的“劳动力”们，我们简直太过幸运！真是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平日里十人坐便已超载的面包车，被拆下来除了司机和副驾驶之外的所有座位，皆换以细木长凳，硬生生的塞满了24个临时工和两个“工头”！

坐在车里的滋味是异样的，我以为我坠落到了另一个世界，对刚才的乱象惊魂甫定，闪过一个念头，是穿越到了夏衍写《包身工》的年代吗？旁边坐着一位用智能机看电视剧的阿姨，在身后传来的一片嘈杂挣扎的音调中，这位阿姨显得淡然自若。不自觉跟她聊了两句，她说家住邯郸，家里有两个孩子需要上学，曾在京郊一家工厂长期打工，月薪三千多元，但是工厂月前倒闭，暂时未找到下一家工厂，于是先在亦庄临时找些活干，当临时工已经一个多月了，每天如此，早出晚归，在亦庄租了一个房间，月租四百多，语调平稳朴实，仿佛被打工岁月淘洗得泰然顺随。

打开手机地图，发现我们被运出了北京，到了河北地界，约七点四十左右，抵达目的地。我们下了车，对方有人来接应我们，中年“工头”和对方客气的打着招呼，笑裂了嘴，仿佛有了一丝活泼的气息，和先前的冷漠严肃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三个女生从后备箱跳下来时，中年“工头”竟然迟疑了一下，突然冲着对方提高了音量兴奋的说，给这三个年轻女生安排点贴片之类的轻松的活！这着实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接着我们都被带到了工厂的食堂，有工厂人员来给我们训话，类似“岗前培训”。然而当时的内容却早已浑然忘却。之后这一波临时工被分流到不同的岗位。

这是一家印刷厂，初入厂房时，我还怀抱着理科生深入实践的审视视角，要去搞清楚生产的流程。看到成排的车床，以及车床旁边堆摞着的阿狸的漫画册，无疑这些漫画册就是从这些车床里剪裁诞生出来的。然而还未来得及像金工实习一般怀着婴儿的好奇欣赏人类惊人的创造力和制造技术，去好好研究一下车床的运转过程，就被一个干练的小姐姐和人流带到了另一个车间，开启了我们这一天的工作。时钟刚刚指向八点。

那是一个贴片车间，所谓贴片，就是一本邮集里，不同的页码中，不同的位置，该贴上大小形状不一的透明薄片，这些薄片底部沾有双面胶，撕下白带，将薄片粘在邮册上，形成一个薄片夹层，而夹层里则是用来插入不同纪念意义和图画的邮票。我们的任务就是快速的把薄片贴上去。两个人一组，一个人负责一册中的前八页，一个人负责后八页，而不同形状的薄片已按照顺序依次摞在面前，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微缩的人工流水线，前一个人的速度制约着后面那个人，后面那个人的速度也督促着前一个人。这一天的任务量后来听说是人均八百册。

而我，在干了十几分钟后，就“幸运”的被带到了一个临时工去不了的车间。那个干练的小姐姐突然来到我们这个车间，对着我们这个桌子上的女工们（大约有临时工也有长期在那个厂干的工人）说，谁干过插票的活？当时大桌子四方，每一方都坐了两组，一共十六个人，没有人吭声，大家都头也不抬的老老实实的干活，只有我，貌似没有被这种“严格遵守纪律”敛声屏气的压抑空气同化，保持着“小知”惯有的散漫好动。于是好奇的抬头看了她一眼，想知道她要干啥？她看了一下我，问我，你会插票吗？当时并不懂她嘴里的插票指什么，但是无端的想要多多探究一些角落，于是微笑的点了下头，她傲然的说，跟我来吧！于是我喜滋滋的扔下了贴片的活，跟着她去了另一个车间。

这是一个装有摄像头的车间，因为这个车间堆满了价值“不菲”的邮票。据说，以前这里是不让临时工来的，因为发生过邮票失窃事件，于是他们对临时工抱有怀疑。而今天为了赶工，不得不叫上我，我成了那个“重要”车间里唯一一个临时工。这个车间里共有八个人两两成组坐于桌子四方给邮册插邮票，插邮票规则同贴片。另外干练的小姐姐和带临时工来的中年男子负责搬运邮册和“监工”，然而所谓监工，他们是监察不了别人的，只能监察一下我，为什么呢？那天在那间屋子里的人员实在特殊，经过半天的观察倾听和私聊“打探”，八个负责插邮票的人员中，我是临时工；和我同组的女生以及坐在我右手侧的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是学生工，来自石家庄印刷学院（中专），作为学业的组成部分，他们在这里实习了两个多月了，还将实习至少半年，实习期月工资八百元，吃住在工厂食堂和宿舍；还有一个朴素的小姐姐和监工的冰冷小姐姐地位相同，都是在这家工厂长期打工的外来“本厂人”,属于吃住在工厂月薪三千没有五险一金的那种；不知道为何这家印刷厂急于赶出那批邮票，临时还抽调了三位“高贵的”办公室人员，大概属于这家私企的白领阶层，朝九晚五，不必像“本厂工人”、“学生工”和“临时工”那样一天十二个小时守在厂里，她们的工作地点平时应该在北京城里，一个是会计，另外两个是办公室职员。

插邮票之初，我还饶有兴致偷闲观摩那本邮册，想起作为乡村中学教师退休的外公，唯一的爱好就是集邮，心里想着自己竟然参与了邮册生产的过程，我手里的这本会不会被哪位同样爱好集邮的老爷爷买走呢？于是干劲鼓舞，欢欣的一页页插着邮票，兴奋之时还插嘴问他们这本邮册在市场上卖多少钱？

原本三个石家庄印刷学院的学生都低头默默的插着邮票，监工小姐姐和临时工工头也安静的搬着邮册，只有抽调来的三个办公室女士一边干活一边操着京腔老公孩子天气服装的家长里短。大约被这个“不守规矩”的临时工吓到了，她们一开始愣了一下，一位穿着优雅还系着丝巾的办公室阿姨看了我一眼，接着闲话似的语调说，这谁知道啊，接着又讨论市场这一块不归她们负责，她们也并不知情。突然监工小姐姐警觉起来，对着我这个“外来临时工”颇以“工厂主人”的身份不客气的说：我们这个房间可是安装了摄像头的，以前就发生过临时工偷邮票的事情，我们的邮票都是有数的，一旦发现偷窃，别说你这天的工资没了，以后厂里也都不收你，中介也不要你了！

这番突兀的论调的确让我惊讶，一时语塞，只得接着干活。干活过程中，有几次被“监工小姐姐”发现邮票插重，于是她越来越不耐烦，冲我苛责嚷嚷，她生气的时候扎的马尾甩起来，一开始我还觉得她有点可爱，为自己因为手生造成的误工感到抱歉。而后来，她说话越来越难听，极尽贬低威胁之能事，三番两次威胁我不发这天的工资，我被她这种态度搞的兴致全无，迫于淫威不再对自己的劳动充满自豪感价值感和憧憬心，反而只图赶紧完事，从“自觉的纪律”变成“饥饿的纪律”，并且一旦自己发现插重，为了避免被她当众“教训“，也不会想着停下进度往前翻纠错，而是接着插空一册“错上加错”，这样她看不出来就好了！从小没咋受过委屈的我，也有要怼回去的冲动，但是想到身份证被扣在中介手里事情闹大了不好便只得忍气吞声。而在同一个房间的临时工工头略显尴尬，不得不为了我的事情对监工姐姐小心谨慎，颇有袒护我之意。到了后来监工小姐姐竟然自以为是的神气活现的建议临时工工头以后不要再招我，仿佛给她添了天大的麻烦。

在那期间，对我凶悍的监工小姐姐也曾妄图融入办公室三女郎的话题，有阿姨插重邮票，她笑着说我来帮你找找，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对不同人的不同态度有何不妥，接着对她们百般“谄媚”，夸她们有学识，工作轻松，收入稳定，家庭美满，而有位烫了头发卷儿的阿姨竟然也被夸的飘飘然起来，偏要显出自己在那个环境下优越的地位，故意问我们插邮票到几点，当听说大家平时几乎都八点下班时，顿做大惊失色状，说自己平时最多五六点就下班走了，回家后要监督自己的孩子弹钢琴，接着说外地人都说在北京上清华很容易，殊不知北京的孩子竞争压力也很大呢，去年清华的分数线也要六百好几呢，而且北京不是平行志愿，差几分一不小心就掉到那种非985的在京垃圾“211”去了呢……（PS,绝对原话，无语脸）接着掏出手机给老公打电话告诉他自己今天下班晚让他回去监督孩子。监工小姐姐见自己插不上话，就只能灰溜溜的撤离，接着老老实实搬邮册，或者接着抱怨插票的活以前是不许给临时工插手的。办公室三女郎把该聊的话题聊的差不多了，就开始对临时工工头感兴趣，问他带队临时工一年能挣多少钱。他倒也老实起来，谦逊的说一年好的时候也就十几万吧。此时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中介公司消息灵通把临时工拖到缺人的各个工厂，厂里按照人头给中介公司结算费用，而临时工一天的工钱由中介公司支付，或许远小于工厂开出的价格，所以中介公司就能赚取不菲的差价。所以在亦庄的买卖市场看起来“工头”和劳动力对立，然而在面对各个工厂的时候，中介又不得不站在维护临时工利益的那一方了。那一天在这家工厂别的车间还发生了16岁的“临时工”和“本厂人”打架事件惊动了警方，“临时工”孤立无援立刻给他的中介公司“大哥”打电话，在“大哥”的出面下，被打伤的“临时工”得到了保护，没有进入警局，最终只索赔了打坏的100元背包。后来回去的时候听到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一个中介公司的零时工“工头”竟然义愤填膺的维护起临时工来，说他们“本厂人”欺负外来临时工，不如捅到警察局去，他在警察局也有亲戚，弄进去了也能把他弄出来，可惜那孩子胆子小。引来面包车里被扭曲“罐装”的劳动力们一片附议谴责这家印刷厂本厂职工对待临时工恶劣态度的声音。

话说回来，那天中午十二点的时候，监工姐姐宣布大家可以去吃饭了，说一点钟回来继续干活。中午给了一个小时吃饭和休息，去食堂看了一下菜还不错，有肉和蔬菜，还有零星的黄瓜汤，本厂职工用自己的碗，而我们只能用堆在一边的铁盘。吃完饭，发现油挺少的，想着把盘子放回去，问一个食堂员工盘子放在哪里，他指了指我们领盘子的地方——这个时候我突然一阵反胃，意识到这堆铁盘都没有人洗过，昨天的临时工用完，今天的临时工接着用……在吃饭结束后，四处溜达。经过了他们员工的宿舍，从外面偷瞄一眼，发现和大学宿舍一般大小，但不是上床下桌的四人间，而是上下铺的八人间，拥挤程度可以想见。

下午开始干活后没话找话和三个学生工聊起来，坐在我右手侧的是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她说学校组织实习，一共八个月，十一月份来的这里还要呆半年，把印刷厂的每个生产岗位都要轮一遍，刚刚从贴片轮到了插票；不忙的时候八点就下班了，忙的话加班到九点多，晚上在宿舍也不知道干啥，附近有个乒乓球台会打打乒乓球；从石家庄印刷学院毕业后大约还是要在印刷厂干这些活，但她实在不想干了。监工小姐姐见她和我聊了很多，开始不满，似又不便对本厂熟人发作，故意问她，那你想干啥？她看了一眼监工小姐姐，说，我想当监工，接着笑起来，又黯然下去，对我说，当监工也没意思。

晚上吃饭也是一个小时，我不再用铁盘，只是找了个馒头啃起来，也不再吃菜。没曾想坐到了一个在厂里长期打工的湖南老乡前面。他憨厚的模样，啃着一个鸡腿，说高中没毕业就辍学出来打工，在这家厂里干了八年，食宿全包，月薪三千五。我问他有养老保险吗？他说没有三险一金。我问他那怎么办？老了退休了干不动了怎么办？他愣了一下，说，大家都没有啊，这个厂里大部分人都没有，老了，那么远的事情，谁想那么远。接着坦然的笑了下，似乎对当前的生活颇为满足。

吃完晚饭接着干活，到了约八点，我和邻座的女生已经插完了1000册邮册，大家都完成了任务，零时工工头在数人数找工厂结账，而监工小姐姐依然喋喋不休态度恶劣的冲我发火，嚷嚷不该给我工资，这与那个房间她和其他人的融洽简直格格不入。竟略庆幸自己只需扮演一天临时工的角色，便不会对她的这种贬低自尊的行为积郁太多的愤懑，以至于掀桌闹掰或者积郁成疾。非亲身体验不能知道原来如此不人性侮辱人格的监察会这么疏松平常的发生在工厂的角落里。邻座学生工小妹妹在监工小姐姐最后一次冲我抛下随意贬低性措辞后小声问了一句，你明天还来吗？我猜她是想知道被监工小姐姐这样“羞辱”了一天后我还愿意来吗？我笑了一下说，我要开学了。她问，你在上大学？我点了点头，突然有点后悔告诉她我要开学了。我是可以走了，但那一车，那一街的临时工，都不得不为了生计日复一日的重复经历着，罐装挤压的面包车，长时间单调重复的简单劳作，呵斥粗鲁的临时工“工头”，排外自矜的“本厂人”，还有颐使气指，小人得志的“监工”。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抬着酸胀的胳膊，我走出车间与XX大学的两名女生汇合，突然发现这个厂的临时工都匆忙的奔跑起来，不知缘由，我们也汇入其中。后来跑出工厂，发现还是为了挤上面包车。我们只得站在一边干着急。我担忧的问了一句，要是我们上不去了怎么办？这时一直把着副驾驶门的护了我一天的零时工工头突然打开副驾驶门关切的对我说，你们可以坐副驾驶位置。话音未落，一位约五十岁左右的阿姨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冲上副驾驶的位置来，结果被刚刚还慈眉善目的工头一把掀下来，工头脸色一凛，嘴里骂骂咧咧道，我让两个小姑娘坐副驾驶，你也不看看你多老了，给我滚到后边去！阿姨一个趔趄，一个字也不敢吭声，就直接闪进了后备箱。我心里一阵发凉，一个年过半百的阿姨，操劳半生，得不到应该有的尊重和照顾，却因为生计在这个“人肉罐头”前遭受如此耻辱。先前积累的对工头的一丝好感荡然无存。这恶劣之行径，混乱之面包车，和《包身工》里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带工老板，横七竖八的躺着猪猡的狭小工房有何差异？

面包车把我们拖到了来时的街道，在中介的狭小门面里，我们被要求准备十元钱换取自己的身份证和100元毛爷爷，这一天就算是结束了……

我的亦庄往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除了酸胀的胳膊和浑身的腐味，除了用一天的另类奇遇换取的90元，还多了些什么呢？亦庄，那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可以直接穿越到民国时期和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的活教材，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相互尊重友好的礼仪修为，都是可以随时不存在的。只有把尊严踩在脚底，用血汗劳动换来的如同蝼蚁般的生存。

一年多后回忆起来，亦庄，亦冰亦火亦人间，庄生晓梦迷蝴蝶。

附：亦庄打工见闻思感

亦庄？亦冰亦火亦人间，庄生晓梦迷糊蝶。

亦庄并不荒芜，也非人间狱劫。

相反，灯红酒绿，铺肆楼宇，北京烤鸭，步行街。

然而只有宾馆的被子被霉气裹挟。

大约这里的宿客并不在意生活质量，匆匆离别。

为了节约成本，老板娘也懒得清洁。

就如同第二天晨曦，

卯时不到的街边，招徕的工头纷纷伫立，

和他们写清日薪与厂名明码标价的告示，

召唤这些来去匆匆讨生活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