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利用国民党爆发蒋桂战争、粤桂战争的时机，在赣南、闽西打出了一片新根据地。但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红四军内部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并演变成红四军内部的一场大争论，进而导致了毛泽东在7月离开红四军到地方工作。离开红四军的140天，是毛泽东人生的一段低潮，不仅落选前委书记，失去军事指挥权，又受到病痛的折磨，而且时刻处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同时又为红四军党内出现争论和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痛心疾首，可谓身心交病。面对种种困境，毛泽东仍然践行着革命者的理想，以非凡的毅力和对革命的巨大信念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地方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巩固红色政权，并深入地方调查研究，打开了闽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在逆境中，毛泽东移情于景，用“战地黄花分外香”来表现战地秋光的明艳与壮丽，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信念，显示出一代伟人的风采与境界。
毛泽东手书《采桑子•重阳》
黯然离去
1929年2月初，朱毛红军入闽前夕，红四军前委在赣南项山召开前委会议。有人提议，红四军下山以来，天天行军打仗，居无定所，军委会开过后，还得向前委汇报，前委又得开会；或去前委开了会，军委又得传达贯彻，人又是同一批人，军委与前委显得重叠，还不如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统一领导军队及各级党委的工作。也有人不同意这个提议，认为前委的权力太集中，不一定好。这个建议和反建议，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6月8日，红四军在上杭白砂的严家祠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给会议交了一个书面意见书，意见书分为四条：一、前委军委是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承担，陷于不生不死状态；二、人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却要多一层军委机构，前委工作不好承担；三、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四、对决议案没有服从诚意。最后，毛泽东说：我不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朱德对红四军党内是否存在“发生了动摇的最大组织原则问题”，逐条表示了不同意见，红四军领导层的矛盾大有激化的趋势。为解决争执，1929年6月22日，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陈毅一开头，就号召代表们“大家努力来争论”，目的很清楚，想通过争论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对敌。但此言一出，代表们又开始议论纷纷，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大会对争论的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各打五十大板”，宣布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处分决定，并把处分决定写进了“七大”决议案：“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这次会议的结果致使毛泽东原想通过会议停止纠纷、统一认识的希望落空了，加上他于四五月间染上疟疾，身体虚弱，遂在会上重申他先前提出的去莫斯科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的请求，希望在没得到中央允许前，由前委派他到地方做些事。新前委同意了他的请求，1929年7月8日，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军。
地方工作
离开红四军的毛泽东很快地投入到地方工作中。7月9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份来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恰逢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7月20日，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明了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3项基本方法。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闽西的革命之路指明了方向，使与会代表深受鼓舞与启发。之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为闽西的土地斗争提供了长远的制度保障。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不得已退出大会。7月29日，敌人三省“会剿”来势汹汹，叫嚷通过合围用一个星期把闽西根据地一举解决掉。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处变不惊，谋略在胸，他说:“我们不要硬拼，要硬中带韧，采用牛篦政策，用力压就瘪下去，一放手又弹回原样。敌人来了，我们分散转移，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力量。等敌人走了，我们再打回来。如果三省‘会剿’之敌来进攻闽西，我们可以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朱德赞成毛泽东的策略，建议采取内外结合，围魏救赵的办法以解闽西之围，一部分部队留在闽西，一部分部队离开闽西。前委会上，决定由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当陈毅提出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时，却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七大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可能毛泽东觉得说话太过刚硬，又机警地说：“再说，我还要等机会去苏联学习呢！”会后，三人分头行动，陈毅离开闽西去往上海，朱德率队出击闽中，毛泽东则留在闽西。
带病奔波
红四军蛟洋前委紧急会议后，毛泽东化名“杨主任”继续隐居于闽西山村，他的妻子贺子珍以及中共闽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人邓子恢、张鼎丞都陪在他身边，并由粟裕率领一个支队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为了避开国民党军和民团的追击和搜查，他们不得不经常转换驻地。8月21日，他们来到岐岭的牛牯扑村，毛泽东先后在村里的“华兴楼”和青山下的竹寮住了20余天。据粟裕回忆，毛泽东“住在一个半山坡上，我们就在驻地附近活动。当时敌陈维远就在永定附近，在我们的监视下，未敢进山。毛泽东由于过度疲劳身体不好，他在这里养病、写东西，坚持斗争。我们常常看到他屋内的灯火经夜不灭”。9月17日，毛泽东居住在金丰大山牛牯扑的消息被敌人知道了。金丰团总纠集各乡民团配合大埔县的国民党保安队共六七百人分两路扑向金丰大山进行“围剿”。听到零零星星的枪声，粟裕便带领部队配合地方赤卫队到前沿阻击，开始认为敌人跟往常一样骚扰一阵就鸟兽散了。但此次不同，敌人猖狂得很，直迫牛牯扑，前沿战斗紧张，形势十分紧迫，于是，中共岐岭支部书记陈兆祥立即派出陈添裕等4位同志，赶到青山下竹寮，组织转移，此时的毛泽东因疟疾未愈，不能爬山，又因山高坡陡不好骑马，用担架抬又因荆棘灌木挡路，举步维艰。在这紧急情况下，陈添裕顾不得太多，背起高大的“杨主任”就走，10里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仅用了1个小时。到达雨顶坪基点村时，贺子珍早已到“总楼”门口等候，毛泽东指着陈添裕对贺子珍感动地说：“多亏了牛牯扑的同志！”之后，毛泽东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在本子上并说：“我忘不了牛牯扑的人民！”
毛泽东在雨顶坪小住后转到陈东上石垅。9月下旬，又移到上湖雷塘下住了10余天，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召集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指导地方政权建设，慰问革命烈士家属。此时，由于有毛泽东的精心指导，永定各地土地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全县先后建立了12个区、113个乡苏维埃政府。到了10月26日，永定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府，各项建设紧锣密鼓地开展。
红四军在这段时间里转战闽西粤东，保卫着闽西根据地，但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也越来越暴露出来。朱德为此深为忧虑，在攻下上杭之后，他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会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摆开问题让大家争论。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朱德也认为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遂与郭化若及一部分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给前委回了信：“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求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之后，毛泽东也感觉信的用词不太恰当，他带有歉意地对身边的萧克说：“我那封信写得不好，身体不好，精神情绪不太好，所以写了那样的信。”
临江赋诗
在毛泽东隐居闽西这段时间，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这年9月27日，上海《申报》在第四版登载国民党将领张贞发自福建的电报：“毛泽东龙岩病故。”10月21日，该报又据汕头的电报，称“毛泽东在上月（即9月）暴死”。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看到这消息，信以为真，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则1000多字的《讣告》，沉痛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因此会感到高兴。”还说到：“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完成了他的使命。”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一个名人，以特别的方式悼念起毛泽东。民国元老柳亚子写了这样一首诗：“神烈峰透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还特别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和毛泽东同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别人写在诗里。但柳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写诗悼念毛泽东的同时，毛泽东也在写诗，写一首关于人生与战场的诗。
1929年10月，人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离开永定河溪。一路上，秋高气爽，山峦锦绣，黄菊遍野，流溪潺潺。傍晚时分，来到上杭，住在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第二天就是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常常在这里登高，赏菊。这天正在养病的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登上临江楼，凭栏远眺，但见天高云淡，秋雁南飞，远山逶迤，汀江远去，触景生情的毛泽东，禁不住回首往事：秋收暴动，中央责怪他没有坚持攻打长沙，撤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职，传到井冈山，说成是开除了他的党籍，一度不能过组织生活；离开井冈山后，他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又落选，失去前委书记之职。往事历历，前局未定，移情于景的毛泽东喟然长叹，挥毫写下了这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古代诗人在重阳节这天，常常是吟咏生命，怀念故乡，移情老人，毛泽东的词则格外地渗露着远非闲病之人所能到达的乐观和高昂。他一扫过去诗坛的悲秋情调，把人们引到一个革命家的内心世界，把秋日的菊花勾起的感伤和寂寞，投射到对开阔的大自然的凝视之中，心情显然又归于明朗。在1962年发表这首诗词时，他把“但看黄花不用伤”，改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进一步表现出战地秋景的绚丽和壮美。
重回四军
前委会议后，陈毅带着重任，秘密赴厦门，由厦门经香港再到上海，敞开胸怀向党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争论。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问陈毅：“你说实话，毛泽东如何？”陈毅不假思索：“我不如他。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都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说明我管不了这一坨哟。”周恩来对陈毅说：“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自己的核心人物。如果现在要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有影响的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当然是最好的人选。”陈毅胸怀坦荡地说：“我回去后还要请毛泽东复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去做了。”中央政治局在研究后，集体讨论后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俗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
1929年10月1日，陈毅在上海登上赴香港的轮船，经汕头、梅县，回到闽西。10月22日晚上，由陈毅作为前委书记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陈毅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包括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陈毅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向他承认错误。”朱德立即表示：“同意。”陈毅三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既汇报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并写上：“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毛泽东连接三信，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接纳了陈毅的爽直和大将风度，回信表示不久就会回到四军。11月26日，毛泽东在福建省委特派员谢汉秋的陪同下，来到红四军驻地长汀见到了久未谋面的朱德、陈毅。朱德、陈毅当面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当时身体不好，精神欠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就这样，他们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消除了，宽容和肩负的革命重任让三位红四军领导紧紧握手。在经历近半年的曲折后，毛泽东终于重新回到红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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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建嵩。本文来源：《福建党史月刊》。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