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期间提出的不断革命思想，指出了一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马克思不断革命思想的实质，是主张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上升阶段夺取政权，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2月开始的俄国革命经历了一个不断革命过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断革命的产物，它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设想是科学的。实现不断革命所需要的复杂条件决定了十月道路具有特殊性；不断革命所需要的动力组合决定了十月革命性质的复杂性；不断革命内在包含的革命下降发展阶段有助于我们理解内战结束后俄国革命的退却问题。
作为世界现代史的标志性事件，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无需赘言。在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之际，对十月革命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再次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本文将尝试从马克思不断革命理论的视角来理解十月革命，希望对于加深十月革命的理解、进一步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有所裨益。
一、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指出了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特殊道路
众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将是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是科学社会主义这门学科的全部枢纽。“两个必然”的基础是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这种矛盾运动怎样使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并论证了这种矛盾又怎样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就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和内在矛盾的充分展开怎样使得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和“剥夺者被剥夺”的不可避免性，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到来的不可避免性。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从这一理论逻辑中得出下述一般结论：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无论是在他们早期的19世纪40年代，还是在后来的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都设想过一些经济文化不太发达、资本主义大工业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和民族在一定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1848年革命前后他们的不断革命思想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1848年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过在法国和德国实现不断革命。与法国相比，德国较为落后，其革命起点更低，实现不断革命所要经历的阶段更多，因此这里以德国为例对其不断革命设想略作说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了德国共产党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的策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1]，即确认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继续，因此确立了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的不断革命战略，即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以《新莱茵报》为平台参与德国1848—1849年革命，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他们关于德国不断革命的具体路径的设想也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先后形成了几种不同的不断革命阶段论，包括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经“民主派掌权”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共和的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权的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等三种设想。[2]
自然，当时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资本主义主义大工业才刚刚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还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原理，德国社会发展的直接未来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在这样落后的德国实现不断革命何以可能呢？对此《共产党宣言》有简单的说明：德国革命的背景同英法革命有很大不同——“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了，而且德国“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3]这里一方面是指出德国具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强调与历史上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德国具有更为进步的国际环境（或者说处于不同的时代条件），这使得其不断革命成为可能。这个国际环境所起的作用在这里并不明确，其实是与他们当时的另外一个设想——世界革命设想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他们对1849年革命发展前景的展望，这一联系上这样的：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引发有英国参与的欧洲战争，设想战争摧毁旧英国使宪章派夺取，从而推进英国的社会革命，这样胜利的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将推进其他落后国家的革命，包括德国的不断革命。[4]这样，通过世界革命给落后国家的不断革命提供外部支持，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与唯物史观之间的矛盾得以调和，理论自洽得到初步保证。
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法国大革命启发的结果。实际上他们最早几处提到的“不断革命”基本上都是用来描述法国大革命的。[5]恩格斯晚年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6]这里所说的革命进程应该主要是指法国革命所经历的上升过程，用他自己话说，就是“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即更激进的要求，革命就这样一轮一轮向前发展。[7]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这一过程则这样写道:“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也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8]。
不断革命设想就是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法国大革命所呈现的革命上升发展的形式相嫁接。对此恩格斯说道：“我们关于1848年……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9]法国大革命的顶点是代表无套裤汉即下层平民的雅各宾派专政，1848年革命的顶点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也就是说，他们的不断革命设想，就是通过再现类似法国大革命所经历的革命上升过程，把无产阶级的统治作为这个上升过程的最后阶段、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起点巩固下来。188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时的一段话最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设想:“它们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相反，它们是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像在法国伟大的变革时期一样，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越明显地区分开来，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为止，而无产阶级则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继夺得各个阵地”。[10]
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设想在他们生前并没有成为现实。在马克思看来，法国二月革命很快就沿着下降路线行进，“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启倒车来了” 。[11]1848年的德国情况更为悲惨，资产阶级革命都没能完成，不断革命更是无从谈起。这表明要把不断革命设想转变成现实包含着重大的困难，需要更多的条件。
二、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设想在俄国的实现
从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整个俄国革命进程的发展来看，俄国革命客观上经历了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十月革命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借助俄国革命上升发展的趋势、驾驭革命发展浪潮的结果。[12]
俄国革命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过程。如果从二月革命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上台算起，掌握政权的阶级和政党几经替换。立宪民主党由于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不能解决俄国面临的大量矛盾，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土地问题、自由问题等，不得不退出前台，为克伦斯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所取代。克伦斯基政府尝试了种种努力，试图一方面缓和各种矛盾，一方面打击更加激进的政治力量（布尔什维克）等，使革命不再上升发展，但是失败了。从这时起，俄国革命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科尔尼诺夫将军叛乱为代表的走向反动、从而使革命下降发展的趋势，另外一种是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推动革命进一步前进因而继续上升发展的趋势，结果是布尔什维克获胜，革命走向反动的危险暂时被消除。
布尔什维克通过十月起义上台后，由于推动革命发展的矛盾尚未解决，也由于布尔什维克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观念的推动，俄国革命进一步沿着上升路线发展，各个政治派别之间进一步分化。在十月革命中同布尔什维克亲密合作过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后来在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解散立宪会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实习粮食垄断制度以及农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等重要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产生严重分歧，逐渐从革命阵营中退出；而十月革命后尚留在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则逐步转变为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甚至陷入同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产生过更为激进的派别，但是未能独立出来掌权。
俄国革命者经济政策方面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激进化、利益中心不断左移、下移的过程。布尔什维克上台后，首先是实现了其最初主张的苏维埃监督生产和分配，继而对银行辛迪加大型垄断性企业的国有化，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大部分大中型企业国有化并建立相应的国家计划和调节模式，最后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用直接的产品交换取代商业贸易和流通，甚至一度要求消灭银行和货币。
对照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图景，从二月革命起的俄国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不断革命过程。俄国无产阶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顺应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升发展的趋势，在十月起义中夺取了政权，顺势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使得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新政权在完成遗留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同时，突破资产阶级革命的限度，使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所具有的形式，即在政治上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了以国有化位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其具体运行在革命高潮时期曾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形式）。
关于俄国革命所经历的上升发展过程和所具有的不断革命性质，列宁本人也有所论述。如在描述俄国二月革命之后政权更迭、政治力量更替时，列宁写道，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想把革命限制在有限制的君主立宪制下，“当革命真正发展到要彻底消灭君主制并建立苏维埃的时候，自由派资产阶级就完全成了反革命的阶级”；此后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扮演过去的沙皇的角色，而小资产阶级在扮演“陛下的反对派”。[13]列宁对俄国革命前期的进程描述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国大革命进程的论述何其相似！实际上，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法国大革命多次进入列宁的意识之中，他常常将其与俄国革命进行对比。在1917年7月《用“雅各宾主义”能够吓住工人阶级吗？》一文中，列宁指出雅各宾主义是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的极大高涨，他分析了雅各宾主义“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的原因，认为20世纪的“雅各宾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它依靠已经具备的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物质基础，将获得最后的胜利。[14]1921年在论及俄国革命有可能退回去时列宁这样写道：历次的革命中“往往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巩固的劳动者政权；经过一个短时期，一切都又倒退了……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假如我们战胜不了这种势力，我们便会像法国革命一样倒退回去……”[15]在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论证、辩护时列宁多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最终能够前进多远，才能决定社会主义革命比资产阶级革命超出多远，才能决定能够完成哪些任务。不难看出，虽然列宁并没有使用“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来描述俄国革命，但是他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民主革命上升阶段从民主革命转变而来的这一事实是很清楚的。
三，不断革命理论视域下十月革命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1， 关于十月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
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一般认为它实现了第二次飞跃，即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但是关于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断革命的产物，从不断革命的角度或许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十月革命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识。
首先，不断革命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并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道路，因此它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理论。对于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而言，并不存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即不存在不断革命的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与十月的经验必然会有较大的不同。
其次，即使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看，十月革命的道路也有其特殊性。不断革命是针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革命转变理论，但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国情又决定了在这些国家实现革命转变的困难。一般来说，资产阶级革命越往前发展，动力越衰减，阻力则迅速增强。民主革命获得动力最大的阶段是在动员起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来完成广泛而深刻的民主主义经济变革（如土地革命）的时候。在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占社会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就会成为中立甚至是敌视革命发展的力量，这时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依靠占人口较少的无产阶级。更多时候，革命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动力就已经消耗殆尽了，而不断革命恰恰就是要越过这个阶段继续前进！这也意味着革命要持续上升发展、要实现不断革命，常常面临着动力不足的问题，这时就需要从外部输入动力——对外战争（民族战争）、世界大战等是为革命提供“额外”动力的常见形式。显然，并非每个国家都能获得这种额外的动力的，这也决定了不断革命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也非普遍道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时代，还是十月革命以后国际共运史的经验都说明了这点。
俄国不断革命得以实现与其有利的动力组合有关。传统上所说的俄国社会的三大矛盾，即沙皇专制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等，先后为俄国革命的持续上升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动力，反映了俄国革命深刻的阶级内容，但是光靠这些可能是不够的。在推动革命持续上升发展的其他因素中，如下几点值得特别提出。
一是革命爆发之前俄国已经经历了旷日持久、损失严重、消耗巨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为俄国革命设定了一个严苛的初始背景，加剧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为革命的爆发和后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俄国革命后来的面貌。
二是粮食问题在俄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法国大革命一样[16]，粮食问题几乎一直贯穿俄国革命的始终，是推动俄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月革命爆发后，最初的饥荒和危机迫使列宁主张对生产进行计算和监督，后来他进而提出了实行粮食垄断的主张。在1918年秋之后，在经历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粮食危机已经不再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总的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在内战激烈的时期，苏维埃俄国的大部分国土经常被占领，粮食和其他战略物资经常得不到保证，这迫使布尔什维克在粮食等问题上采取不断激进化的措施，由此而来的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包括中农矛盾的加剧。在这种严重的经济压力作用下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分化成为俄国革命激进化和“上升”阶段的重要内容。
第三是是外国的武装干涉。协约国就对苏维埃俄国进行的大规模武装干涉使俄国革命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获得了民族战争的色彩，从而从外部为俄国革命的上升发展输入了动力。从1917年到1921年，由于国外武装干涉和内战交织在一起，俄国革命长期采取激烈的武装斗争的形式。而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革命激化最好的催化剂。就像列宁说的，“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17]，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使得阶级斗争的“攻守逻辑”[18]特别鲜明；革命形势越危急，社会的革命潜力越容易发动起来，革命就越能向前进。因此这种阶级斗争的攻守逻辑成为支配俄国革命上升发展的重要机制。
除了上述特殊的动力组合外，十月革命赖以成功的因素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主观条件：一支经过革命训练和检验、坚决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现代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量——布尔什维克，这也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较难以具备的。在俄国不断革命的过程中，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大工业中心的工业无产阶级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十月起义的成功，首先依赖的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大的工业中心的产业工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此后革命才从城市转向农村。在以后的长期内战中，工人阶级是斗争的骨干力量，每次革命命悬一线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都直接诉诸工人阶级并能取得胜利。对于工人阶级的这一决定性作用列宁深有感触：“彼得格勒一到危急关头就成为确实产生出新的力量的奇妙城市”[19]。而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布尔什维克，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这个党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取得了这种地位。这个党在1905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期……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起，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20]正是在各种矛盾的交织和各种动力的综合推动下，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俄国革命获得了持续的动力，最终发展成为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肩的波澜壮阔的大革命。
2，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复杂性
通过不断革命实现的社会形态转换与按照“正常的”社会形态序列实现的社会形态转化之间的重要差别，在于前者是在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并不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不断革命、实现革命转变的过程，表明在革命过程中主导性的阶级矛盾也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能够贯穿革命全程。换句话说，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为了实现不断革命，往往需要特殊的动力组合、衔接与转换（这点前文已经述及）；在不同阶段推动革命发展的矛盾与动力之间可能只有偶然关系，它们难以统一归结为生产力较高发展程度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不断革命的特殊动力构成，决定了不断革命过程中实现的革命转变即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复杂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经济措施之一的大工业国有化就具有这种复杂性。俄国工业国有化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列举一些主要之点。[21]二月革命后，列宁一开始并没有提出国有化的主张，《四月提纲》中只是要求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加以计算监督。后来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列宁才开始全面论证对银行、保险和辛迪加即工业垄断资本进行国有化的必要性。1917年12月27日列宁起草了《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这个法令很快为苏维埃所通过。法令所包含的实际内容远远超出了银行业的范围，法令的第一条就写道：“宣布一切股份企业为国家财产。”[22]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剥夺整个资产阶级的任务，此后工业国有化的发展呈加速之势。在1918年上半年人民委员会陆续通过了关于商船国有化、关于铁路的集中化、关于对外贸易国有化、关于汽车业的改组和集中、关于石油工业国有化等法令。俄国第一轮国有化政策的高潮是1918年6月28日的国有化法令，这个法令规定了对主要工业部门的大企业以及蒸汽磨、地方公用事业企业和铁路运输企业的国有化。法令规定，对于固定资本在50万卢布到100万卢布以上的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到1920年11月1日，俄国65.7%的在册工业企业已经国有化，82.92%的工人就业于国有企业。[23]
粗略来说，俄国大工业国有化有三重动力。首先是俄国长期战争后面对物资严重短缺、生产停顿、经济趋于解体的经济背景。国有化是克服无政府状态、制止危机继续发展的措施的继续，是在前期的监督和计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这种监督和计算是为了在产品绝对或相对不足下为了保证人人有基本的供给而采取的措施。[24]大工业国有化同苏维埃政权的很多其他措施一样，直接原因并不是生产过剩、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失效的产物，而是社会生产（含资本主义生产）趋于瓦解、生产极度不足的产物。
推动国有化的第二个动力，是政治性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俄国国有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对抗的产物。苏维埃最初为了解决危机和饥荒而制定的工人监督法令引起了资产阶级的反弹，后者不愿意接受工人的监督，不能容忍自己在工厂中的绝对权威为工人代表和工人委员会所侵犯，经常用同盟歇业、断供原料甚至直接变卖财产、携款逃跑的方式来进行消极反抗，这进一步恶化了苏俄的经济状况，危及苏维埃政权。资本家的这些做法在不少地方导致工人要求将工厂收归国有。[25]反过来国有化也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被加以使用。
布尔什维克明确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意识是工业国有化的最后动力。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那里，大工业的国有化更多是作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而非简单的政治措施提出的。也就是说，这里主动成分多于被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后[26]，国有化就成为革命本身的重要内容和革命性质的体现，国有化的企业则被看作是俄国新增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列宁在论述国有化的法令的时候，指出为这些措施进行了长期的准备，这也表明国有化并不是对革命斗争环境的简单反映，而是深思熟虑的。[27]
大工业国有化的复杂动因使其具有复杂的性质，从这种多重性质可以得出两点推论：首先，由国有化的实际经济和政治斗争背景可推测，随着俄国阶级斗争的激化和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以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的压力的增加，国有化的范围还可能会进一步扩展；反之，一旦政治斗争和经济压力缓和，放松国家管制的压力就会增加，会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停止国有化甚至去国有化的现象。其次，俄国国有化并不是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在经济上失去进步作用的体现，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劳永逸地失去了生命力，在革命后的和平时期还存在着让资本主义适度发挥作用的问题。列宁后来自己承认 “在贸易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做得过分了”[28]。很多企业被不顾条件纷纷国有化，导致一些在经济上亏损的企业被收归国有之后给苏维埃国家带来了负担，对此列宁就曾经指示，苏维埃国家接收一个亏损的企业，还不如不要国有化。[29]
如果说大工业国有化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尚且具有上述复杂性质，那么在国有化基础上朝“社会化”方向进一步发展了的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则更加具有权宜性。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以应付内战和追求生存为目标的军事经济体系，对此列宁说得很清楚：“既然事情已发展到战争状态，那么一切都应该服从战争的需要，整个国内生活应该服从战争。”[30]但是一些人把它看作是俄国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模式，认为它“是对未来的预见，未来闯到现代来了”[31]。布哈林也把战时共产主义抽象成理论，把它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般道路。[32]虽然列宁对于这种追求极端快捷过渡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潮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也没有完全对那种激进直接过渡的思想产生免疫力（他后来也多次承认了这点）。例如，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形成的消费公社及其平均分配制度，其实是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不致有人饿死而采取的方法，这种分配方式与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关系，后者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人们的收入已经无须同个人的具体劳动付出相挂钩的产物。然而由于消费公社排除了按要素分配，列宁把这看作是共产主义性质的[33]。只有当革命高潮退去后，在造就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和环境不复存在、战时共产主义难以为继时，人们才发现，在革命上升发展时期所赋予这一政策的共产主义性质在经济学上是多么地缺乏现实基础。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经济形式似乎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范畴十分接近，但它们之间却隔了整整一个（甚至多个）历史时代。
3， 不断革命的下降阶段和内战结束后的退却问题
不断革命设想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上升阶段夺取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如前所述，革命经历一个较长的上升发展阶段是实现革命转变的前提。但是，革命上升发展的反题是革命的下降发展，它意味着从革命高潮时期的各种激进政策退却，因此也表现为对前期革命上升趋势的“反动”（如果反动走得太远，以致在政治上回到了革命以前的状态，那意味着复辟）。恩格斯后来把这种“反动”看作是革命上升发展的必然补充，他写道：“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而革命的上升——下降发展过程则是实现和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需要：“哪怕只是为了获得那些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摘的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果，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越这一目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34]
由于伴随着阶级利益的重要调整，同革命上升发展一样，革命的下降发展过程很可能也是通过统治集团的更迭来实现的。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的下降发展，热月政变就是革命从上升转向下降发展的转折点。从不断革命中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应对革命下降发展的趋势、顶住“热月反动”甚至是复辟的压力。[35]十月革命自然不能例外。在内战结束前列宁多次表述过没有世界革命俄国革命就无法维持下去的思想。[36]1921年5月在《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两个提纲》中列宁写道：“是‘热月政变’吗？头脑清醒地看待，或许是的？会发生吗？会见分晓的。”[37]如何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尽可能多地保存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成为内战结束后列宁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历史地看，尽管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有被“热月反动”所推翻，但十月革命仍然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自己的下降阶段。内战结束后俄国形势趋于缓和，阶级敌人的存在已经不那么明显，工人阶级的精华在内战中损失殆尽，普通群众在战后困难生活的重压之下革命激情开始衰退。推动革命发展的动力逐步减弱或消逝，要求“退却”的呼声在各个领域发展起来，提出这种呼声的，不但有“不可靠的同路人”（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还举行了暴动，其口号之一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也有工人内部的各种反对派。俄国革命迎来了自己的拐点。
布尔什维克顺应了形势的发展，在经济领域主动实行了退却，即实习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退却意味着部分否定自己过去的政策，尤其是否定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一些引起小农不满的极端做法（余粮收集制、禁止商品流通等）。但是许多布尔什维克对新经济政策不理解，对他们来说这不啻于一场政变，很多人甚至为此痛苦流涕。[38]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多次谈到的“退却”一词，应该在主动适应革命下降发展的意义上来理解。
面对革命的下降发展，俄共在政治领域的反应则更为复杂——在处理阶级之间关系时不但没有退却，反而带有局部“进攻”的特点，即延续甚至某些方面强化了内战期间的一些做法。俄共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缓和工农关系，经济上对小资产阶级做出部分让步，但是政治上毫不动摇——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镇压了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此后对小资产阶级阶在政治上充满警惕、对小资产阶级政党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面对内战结束后的复杂环境，列宁多次指出，“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势力是导致白卫分子卷土重来的政治跳板”[39]，并提出必要时对小资产阶级实施强制[40]等。但是在处理阶级内部关系方面，如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政策的天平继续向后者倾斜:内战期间产生的委任制替代选举制、一长制替代集体领导等做法保留了下来；为了在革命下降阶段的退却时期“保持秩序”，俄共强化了党内纪律，1921年俄共十大通过了禁止党内派别的决议；在政党、工会等关系上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先锋队的作用进一步加强等等。俄共的无产阶级性质、俄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落在了“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41]身上。
不过，内战结束后俄共在退却的同时也保存了较大的延续性。在经济方面并没有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建立的较为集中的计划和调节体制，也基本没有触及在革命过程中完成的国有化；[42]在政治方面，对小资产阶级的严厉态度和战时产生的一些制度继续存留，这也使得苏维埃的政治结构带有了一定的集中色彩。苏维埃政权没有在革命退潮时被击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得以保存，说明布尔什维克的上述应对是有效的。但是，苏维埃俄国的退却是否充分、俄共对革命下降发展趋势的应对策略是否最佳，似乎还是可以从理论上继续讨论的。尤其是考虑到，革命下降阶段的终点同时也是苏维埃俄国和平发展的起点，那么讨论在革命下降阶段退到哪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一个新政权初始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后续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话。自然，退却的“终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但是是否具有符合实际的理论准备和理论指导，其结果又会有着很大的不同。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只能留待他文再论了。
作者简介：曹浩瀚，男，1982年7月生，中央编译局马列部副编审、副处长，主要从事马恩著作编译工作，研究方向为马恩著作文本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
[2]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48年德国不断革命思想的详细论述，参看Hal Drapper，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247. 另参看曹浩瀚，《关于马克思1848年德国不断革命思想的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该文对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思想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5页。实际上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初步提出、论证了落后国家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6 卷第175页。
[5] 参看薛汉伟、辛仲勤:《革命与不断革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9 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5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56页。
[12] 俄国革命家列·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时也提出了一种不断革命论，限于篇幅本文不拟详述。
[13] 《列宁全集》第2版（以下同）第30卷，第358页。
[14]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47页。
[15] 《列宁全集》第41卷第131页。十月革命前列宁几次提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国民公会，提出俄国革命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国民公会（参看《列宁全集》第29卷第67页、第32卷第21页等）。具有坚毅性格和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列宁被看作是俄国的罗伯斯比尔，而温和、“理性”的普列汉诺夫则被比拟为俄国的马拉。（参看《托洛茨基言论》（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第60-75页）
[16] 参看（法）阿尔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3页。
[17]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74页。
[18]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64页。
[19]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93页。
[20]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25—126页。
[21] 关于俄国工业国有化可参看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23—233页。
[22]《列宁全集》第29卷，第176页。
[23]《苏联工业国有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501—502页。
[24] 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28日国有化法令的第一句就是“为了与经济遭受破坏和粮食危急状态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了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村贫民的专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98页）
[25]《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56页。
[26] 参看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09—214页。
[27] 可参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66页。
[28] 《列宁全集》第41卷，第208页。
[29]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9页。
[30] 《列宁全集》第37卷，第231页。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要求自由贸易，列宁则自始至终对自由贸易坚决说不，他明确认识到这关乎苏维埃命运，如在《论粮食贸易自由》一文中他写道：“粮食自由贸易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无限权力，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争夺钱财的疯狂斗争”（《列宁全集》第37卷，第163页）。
[31] [苏]克里茨基：《伟大俄国革命的英勇的时期（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分析试探）》，莫斯科1926年版第77页，转引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21页。
[32] [苏]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33]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61-462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1页。
[35]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落后国家孤立的不断革命是要被“反动”掉的。例如马克思1847年曾经提出，如果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消灭的物质条件还不具备，无产阶级即使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胜利也是暂时的，只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自身的辅助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332页）；恩格斯在1853年4月12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则指出，如果条件不具备时无产阶级被迫上台，它们将不得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结果“就会出现反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28 卷第587 页）。
[36] 如参看《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0页、第36卷第325页、第42卷第39—40页。
[37] 《列宁全集》第41卷，第396页。列宁去世后，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托洛茨基常被暗指为俄国的拿破仑——将在俄国发动“热月政变”的军事独裁者，参见Sheila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1994, p107.
[38] 据俄国革命者维·热尔盖回忆，列宁自己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经济上的热月反动，是布尔什维克主动实行的反动，参看Victor Serge, Memories of A Revolutionary:1901-194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31.
[39]《列宁全集》第41卷，第131页。
[40] 参看《列宁全集》第37卷第430—431页、第41卷第316页。
[41] 《列宁全集》第43卷，第19页。
[42] 参看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90-293、301-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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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浩瀚。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