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以及苏联在74年之后的解体,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命名为“极端年代”。[1]随着这“极端年代”一天天远去,诸多事件的历史意义也展露出来。

若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回顾20世纪,就不难发现,“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所造成的冲击遍布全球,影响深远。今天,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影响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消失了。但是,苏联的遗产却继续保留在广大的亚非大陆。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苏联模式曾一度是许多不发达国家羡慕和效仿的对象,是非殖民化的现实选择。因此,“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对世界非殖民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是:“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冲击。“十月革命”和苏联建立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恰逢世界经济大萧条,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尖锐化。以罗斯福“新政”和美国“瓦格纳法案”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改良,正是由此开始。“二战”后欧洲的重建,是在与战前的资本主义模式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西方福利国家的模式。应该看到,“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建立,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转型产生了关键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有时是间接的。

因此,本文将探讨“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影响之下的、容易被忽视的两个遗产:世界非殖民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改良。这两个历史过程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其与“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一、“十月革命”与民族问题:理论与实践

学界对于“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的评价,通常集中于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成败。然而,无论从当时的情况出发,还是以今天的视角回顾,“十月革命”都与民族问题和世界殖民主义问题密切相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自己的学说时,将注意力集中在无产阶级解放的问题上。他们倾向于将民族解放问题也归结到阶级解放的领域,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域。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有过深刻的观察。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2]

然而,对于民族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仍然是突出强调两点,这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其一,“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将由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完成;其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在造成民族界限的消亡,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彻底完成这个转变。[3]

19世纪的最后20年,是欧洲主要国家争夺世界殖民地的时代。1885年,欧洲主要国家在柏林召开所谓“捕猎非洲”的会议,目的是彻底瓜分非洲大陆。当时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基本上不重视殖民主义问题。正在向社会沙文主义转变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殖民政策上的立场,也越来越接近本国统治者的立场。1897年德国占领中国的胶州湾,在德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甚至为德国的所谓“开明殖民”辩护。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等人则持相反的立场。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大战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密切相关,因此无法忽视殖民主义问题。列宁认为:在发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垄断高额利润被用来收买无产阶级上层,培植与资产阶级政策完全融合的工人贵族,因而在极少数富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矛盾有缓和趋势;另一方面,世界被划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大多数债务国,殖民地宗主国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迅速发展。[4]由于帝国主义时代发展的不平衡性,本应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任务,就摆在了无产阶级革命面前。列宁列举了3类国家对民族自决的态度:第一,西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这些..大..民族都在压迫殖民地和本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第二,欧洲东部的国家,包括奥地利、巴尔干国家,尤其是俄国。这些国家之中民族斗争尖锐,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正在发展。压迫民族的工人斗争要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结合。第三,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切殖民地。在这些地区,迫切需要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5]

列宁有关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学说,在“十月革命”后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原因是苏维埃工农政府掌权后,要处理占全国人口57%的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少数‘大’国不断加紧压迫世界各民族的时代,因此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不可能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恩格斯语)”[6]在夺取政权后的几天内,苏维埃工农政府发布了《俄国各民族的权利宣言》,毫无保留地宣告民族自决的权利。

二、“十月革命”与亚洲非殖民化进程

“十月革命”对“一战”后世界非殖民化进程的影响非常深远。这也许并非“十月革命”的推动者与参与者的主要意图。

1920年,高尔察克、邓尼金等白俄军队等被击败,苏维埃领导人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并在巴库召开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这是新生的苏联力图对亚洲广大殖民地地区产生影响的一次重大行动。大会的最突出主题就是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和东方的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大会还通过两个宣言,即《告东方人民书》和《告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工人书》,试图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呼吁扩大到世界范围。[7]

虽然“十月革命”在欧洲工人阶级中没有得到广泛响应,它在亚洲却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产生了持久震荡。苏维埃政府公布密约,放弃沙皇领土要求,将土耳其、波斯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刻转化为和英国殖民主义的民族矛盾。“十月革命”极大地影响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卡美尔,促进了土耳其境内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受“十月革命”的激发,阿富汗爆发了抗英独立运动。印度次大陆也跟着骚动起来,在阿姆里察城发生了英国军队和印度群众冲突的事件。

“十月革命”的震荡还传播到了被列宁称为“先进的亚洲”[8]的代表——中国。“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9]这种革命精力,也感染了中国的革命者。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曾以诗意的语言记载了在中国土地上所感受到的“十月革命”的巨大振荡。[10]1919年,欧洲还处在革命骚动与战胜国分赃的纷乱当中。“五四运动”在中国爆发了。毛泽东总结说:“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11]苏维埃政府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重申放弃沙皇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孙中山了解到: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和帝国主义不同的“最新式的共和国”。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以求通过苏维埃国家的帮助,“摆脱凭借强力和采取经济的帝国主义方法的国际体系所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政治与经济的奴役”。[12]1924年,中国和苏联签订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个与外国的平等条约。受此影响,在全中国掀起了一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心内容的反帝群众运动。

“反帝反殖”是“十月革命”留给苏联的重要遗产,它成为苏联国家理念的一部分。尽管列宁以后的领导人的外交政策渐渐地向民族利己主义蜕变,但苏联在殖民地国家的声望依然很高,这种情况一直保留到“二战”后的60年代。

三、苏联模式和后发工业化道路

“十月革命”并没有引起世界革命,其后果反而是东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形成和巩固,这应该也是“十月革命”的参与者始料未及的。

20世纪20年代后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苏维埃国家的出现和巩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以中央计划经济为核心的苏联模式。如果以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特征来衡量,苏联模式离这个第一阶段还很远。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标准来评价苏联模式,那么结果也会是相当负面的。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估计:苏联模式是单个民族国家内实现共产主义的一次失败的尝试。

“十月革命”后,尽管在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出现了革命形势,全欧洲范围的革命并没有发生,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对俄国的革命信号做出回应。苏维埃工农政权被长期孤立,苏联模式也成为这一严酷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也就出现了如何诠释和评价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建设的问题。E.H.卡尔的观点代表相当一部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看法:“在一个无产阶级自身经济上落后、数量上占劣势的国家,要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不是、也不会是马克思列宁所意味的社会主义,即由经济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发起革命的结果。”[13]

E.H.卡尔所代表的看法是否中肯可以商榷,但这不是本文的主旨。重要的是,即使苏联模式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遭到挑战,也并不能抹杀其重大的历史影响。这种历史影响,往往在苏联模式的创造者的主观意图之外。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是走进另一个房间”。[14]

这里所说的苏联模式的历史影响,就是苏联模式对世界不发达地区摆脱殖民地之后,迅速完成内部积累,实行工业化赶超策略,并建立起较为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榜样示范作用。

自1928年开始,在苏联模式中具有核心意义的超工业化战略真正开始实施。这一年,苏联开始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尝试。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度实行七年计划),逐渐形成了以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银行、国家物资委员会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先由轻工业的发展,并依靠外部的金融支持进行资本积累。而苏联模式是依靠对农业的强迫征收完成独立自主的内部积累(主要通过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途径),以迅速发展国有化的重工业为动力,力图实现短期内的超速度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强调对特定部门生产资料的倾斜:如钢铁、机器制造、化工等。苏联模式在其早期确实表现出了惊人的速度,在“二战‘期间,其发展速度超过了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的速度,直到70年代,苏联的发展速度才迟缓下来。至此,苏联已经在石油、煤炭、铁矿和水泥领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按照苏联官方的统计,从1913年到1980年,该国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份额从5.5%增长到了20%。

苏联发展道路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包括:对轻工业的忽视、产品的短缺、劳动者积极性的欠缺、对环境的破坏,以及体制本身的僵化和抗拒改革。然而,苏联发展道路也确实提供了一种模式。按照E.H.卡尔的说法,它“大部分来自自己的努力而不靠外援,将自己提升到主要工业强国的地位,使之成为落后国家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天然领袖。”[15]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模式使俄国成功地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然而,它确实提供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也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另一条道路。

俄国出生的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朗在研究苏联经济发展中注意到: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其政府在工业化中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早期工业革命国家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在落后国家中进行工业化,需要同时建立各产业部门的前后关联。政府所起到的这种作用,也被格申克朗看成是一种“落后的优势”。[16]

认识到苏联模式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参考借鉴作用的,主要不是苏联学者,反而是西方的一些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美国学者查尔斯·威尔伯认为:苏联模式的特征是国家规模的计划经济、动员内部资源以积累、工业的国有化、关键性重工业部门的建设,以及农业改革和集体化。这些对于不发达国家具有借鉴意义。[17]另一位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帕尔伯提出,苏联模式适用于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不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通常有着一个巨大农业部门和薄弱的工业部门,缺少完备的统计信息和灵敏的价格体制。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大规模投资发展本国重要工业部门的做法具有战略意义。因此,苏联模式成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知识分子所认同的模式。[18]

下面来看一下受苏联模式影响的最典型和最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几个例子。

1952年民族主义革命后,埃及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实行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了土地改革后,埃及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经济。“国家生产委员会”调集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电力生产、工业和采矿。最有标志性的国家项目,就是在苏联援助下建立了阿斯旺大坝。至1962年,埃及经济实现了51%的国有化。

另一个案例是印度。1947年独立后,印度在政治体制上实行的是多党民主制度,然而,在国家的经济发展领域则多方面借鉴了苏联模式。比如在国家主导下发展重工业,以高关税壁垒发展本国自主工业体系,实行五年计划等等。尼赫鲁本人对苏联的指令性经济模式十分赞赏,在他1955年访问过苏联之后就更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统计学家马哈洛诺比斯(P.C.Mahalanobis)在推广苏联模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发明的“马哈洛诺比斯模型”被应用到了印度的1956~1961“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对印度的加速工业化,起到了关键作用。按照西方标准,印度实行的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由计划委员会实施,该委员会的主席由内阁部长担任。

伊拉克和叙利亚也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叙利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于1963年执政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尽管其党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派别斗争,但叙利亚在近半世纪的时间里,一直维持着和苏联政治体制相当接近的一党专政的体制。伊拉克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亦是在1963年走向国家的权力核心,开始向一党专政体制演变。在同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该党左翼提出了激进的纲领,包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集体农庄、工人民主控制生产资料。后来,该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偏离了左翼立场,却保持了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1979年,萨达姆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统治。据萨达姆传记作者的记录,萨达姆是斯大林的仰慕者和自觉的效仿者。虽然这并不能说明萨达姆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任何认同,但却反映了不发达国家民族运动领袖对苏联模式的理解和认同。[19]

四、苏联影响和西方福利国家化

霍布斯鲍姆在其力作《极端年代》中,对所谓“历史共产主义”作了这样的评价:第一,苏联红军打败了希特勒德国从而拯救了西方民主。没有苏维埃政权及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会有反法西斯的胜利。第二,共产主义阵营的存在以及计划经济的影响迫使资本主义实行内部改造,从而大大延长了其寿命。从一定程度上看,凯恩斯主义的一度盛行、福利国家的发展,甚至社会民主党入阁参政等都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回应。作为20世纪的历史讽刺之一,“以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十月革命’最深远的结果是它在战时和战后都挽救了其敌人”。[20]

包括E.H.卡尔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都认识到..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出现对资本主义实现内部改革的至少是间接的作用。而这种间接作用和影响,主要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直至20世纪60年代。

“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影响直接波及大英帝国的体制内部,英国“费边社”的领导人西德尼·韦伯和比特里斯·韦伯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就典型地说明这一点。韦伯夫妇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费边运动”和工党的领导人。他们于1895年创立了伦敦经济学院。一方面,韦伯夫妇始终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实验的支持者和宣传者。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费边社”的魅力领袖。特里斯·韦伯作为“济贫法委员会”成员时所提交的报告,成为后来西方福利国家最初蓝图。1932年,韦伯夫妇访问苏联,随后撰写了《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对苏联模式作了称赞和肯定。[21]

约翰·凯恩斯及其学说可以作为这种间接影响的另一个案例。凯恩斯创立了以其姓氏命名的有关就业、利率和货币政策的经济学说,被其传记作者誉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拯救者”。[22]作为自由主义者,凯恩斯并不认同苏联模式或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然而,凯恩斯看到:资本主义的致命弊病在苏联模式下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凯恩斯多次访问苏联,对苏联经济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凯恩斯曾在演说中,详细地讨论了韦伯夫妇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一书,并认为苏联的创新,完全可以点点滴滴地借用到西方经济制度中去。[23]

20世纪3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美国遭遇历史上的大萧条。1932年,美国新当选总统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声称:要给美国人民带来一个“新政”。罗斯福在其执政的第一个100天当中,就高效地实施了这个“新政”的主要部分。他设立大型的国家机构来减少失业,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调控金融,设立农业调整管理局支持农业生产,设立田纳西河谷管理处以控制灾害,等等。罗斯福新政是美国历史上可以和美国内战相提并论的一次社会变革,它深刻地改造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至此,“一战”后受“十月革命”影响在美国社会流传的革命理念,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保守主义之后,终于一部分地参与并体现在罗斯福新政当中。

在罗斯福新政的影响下,劳资关系领域出现了新的突破。这就是1935年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案》,即著名的《瓦格纳法案》。这个法案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合法性,并创立国家劳动关系理事会(NLRB)。法案还规定,工会可以采取“协调行动”来进行集体谈判,这意味着允许工人可以合法罢工,或采取其他和平形式向雇主施加压力。

“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出现对美国无产阶级和左翼政治的影响耐人寻味。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人阶级仿效俄国同伴行动的前景,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致命的威胁。而属于共产国际系统的美国共产党,由于盲目追随苏联,却丧失了自身的影响。在大萧条的历史背景下,危机迫使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自身的改革。

五、结语

我们把苏联模式视为“十月革命”遗产之一,但并不应把它视为“十月革命”的惟一遗产。毕竟,“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国际性的和全球性的,它对俄国之外乃至欧洲之外的世界,产生了长久和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十月革命”给俄国留下的是一个森严壁垒的围城和被拦腰斩断的世界革命,那么,它留给欧洲以外的世界,特别是在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广大不发达地区的,则是另一种值得探索的可能性。

“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曾经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寄予希望,事情却并没有按照其预期发展。然而,“十月革命”的果实却始料未及地在另一个广阔的领域发挥了影响,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并为它们提供了革命建国的模式。其次,“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虽然没有引发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却间接地引发了其深刻的改造。这再一次印证了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狡智”。[24]

注释:

[1]参阅[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4]《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6页。

[5]在列宁的论述里,已显现出后来由毛泽东发展出来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雏形。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4页。

[6]《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4页。

[7]E.H.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52,vol.1,p.325;vol.2,pp.261~267.

[8]《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9页。

[9]《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1359页。

[10]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载《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8~599页。

[11]《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659~666页。

[12]参阅孙中山给加拉罕的电报,载《史学译从》1958年第3期。

[13]E.H.Carr,The Russian Revolution:From Lenin to Stalin(1917~1929),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79,p.20.

[14]《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59页。

[15]E.H.Carr,The Russian Revolution:From Lenin to Stalin(1917~1929),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1979,p.22.

[16]Alexander 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45.

[17]Charles K.Wilber:The Soviet Model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也可参看Nor ton T.Dodge & Charles K.Wilber:“The Relevance of Soviet Industrial Experience for Less Developed Economies”,Soviet Studies,Vol.21,No.3(Jan.,1970),pp.330~349.

[18]Nicolas Spulber,Soviet Strategy for Economic Growth,Blooming 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4,pp.127~128.

[19]Said K.Aburish,Saddam Hussein:The Politics of Revenge,New York:Bloom sbury USA,2000,pp.30~32.

[20][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21]Sidney and Beatrice Webb,Soviet Communism:A New Civilization,New York:Longmans Green,1935.

[22]Robert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The Economist As Saviour,1920~1937,Philadelphia:Trans-Atlantic Publications,1994.

[23]John Maynard Keynes,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0,pp.333~334.

[24]Georg Hegel，Lectures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Introduction,trans.by H.B.Nisb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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