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中国新工人》的第三部《女工传记》，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书最后的附录就是我的生命故事——这是应我们三联出版社编辑的要求写的。因为我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中记录了34位女工的故事，然后编辑说你也应该写一下你自己的故事。

写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这辈子特别长，好像可以分成四辈子。

吕途老师

第一辈子

我第一辈子就是我的娘家。按照传统的说法，可以说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我爷爷是一位医生，他在一个教会医院里学了护理和医术，解放后在县医院里做了一辈子的医生。我的爸爸妈妈也都是大学毕业生，都曾经在报社当过记者和编辑。

爸爸在我15岁生日的时候送给我一首七律，其中的几句话是这样的：立国立家首立身，正言正行在正心。温良恭俭让行事，仁义礼智信做人。这就是我爸对我小时候的教育吧。

后天就是我妈妈二十周年忌日，我和姐姐会回长春，到她的墓前去，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我妈妈去世的时候她正在长春一所大学的讲台上，突发脑溢血倒下就再也没有苏醒过来。送殡的时候，全校的师生都出来了，学生们打了一条横幅“妈妈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人生成长，父母的一言一行，一定会在你生命中打下烙印。我父母所做的一切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其实姓林，我以前出版的几本书都是用了我的本名林志斌。但是我在写新工人的时候用了“吕途”这个名字，“吕”是我妈妈的姓，希望我做的这些事情我妈妈在天之灵可以看到。

第二辈子

因为书香门第的影响，我就是觉得必须要读书。其实那时很无知，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考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农大，第二志愿是白求恩医科大，第三志愿是长春中医大。我就想着，反正就是为农民或者为病人服务吧。带着这样一个很朦胧的想法，就考上了农大，毕业后又留校。

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不舒服。我很喜欢教师这份职业，我也是一个很用心的老师，但我觉得自己很无知，没有经过社会的历练。我之所以会离开那个工作岗位，不是因为我不珍惜那个岗位，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太无知，没有资格去教书育人。离开的时候我已经评上了副教授，不到30岁。但是我心里的声音是：天哪，我都成副教授了，这太不对了。我确实是非常用功，做了很多研究，写了论文，出版了书籍，有资格评上副教授，但那些东西都还不是真才实学和真知识。

后来我又出国读硕士、博士，在读书期间我也会做很多工作，多是担任国际援华项目的咨询专家。这个过程中给我冲击非常大，因为我发现，专家这个头衔戴在头上好像很有光环，但是做的一些事也不对。比如一些扶贫项目，我们作为专家从北京飞到省里，一个大宴会，从省里到县里，一个大宴会，从县里到镇里，一个大宴会……反正最后，到了村里的时候有几十辆丰田越野车，可是当你真的面对扶贫对象的时候，你能扶什么呀？当我看着农民们的一双双眼睛的时候，我觉得不对，什么地方出现了严重错误。可能就是我这种比较求真的态度，对许多带着光环的职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所以当我离开它们的时候，我不觉得我在放弃什么。但是，我也不是说专家都不是真专家，一定有很多兢兢业业做了很多贡献的专家。我个人的体验不是对别人的否定，只是批判我自己。这是我的第二辈子。

第三辈子

因为我在中国的职业听起来都是很好的，而我却没有什么感觉。大家一般不都说国外好吗，说欧洲好吗，那我就去体验一下。

我在这一辈子的时候，我前夫是德国人，在欧盟做外交官。外交官一般每四年会轮职一个国家，作为外交官夫人是不准在轮职国工作的。对于中国长大的一个职业女性来说，我不能工作了。我作为女人的一个存在是“太太”这个身份，我作为一个人存在却没有任何社会价值，这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但这又是我自己的选择，真是非常尴尬。后来在比利时的时候，因为是欧盟总部，我就可以工作了。当时就觉得只要有一份工作，不要让我待在家里就会很幸福，于是在比利时最大的一家银行做了高管。结果只做了一年。这一年让我认识到了一种企业商业文化的欺骗性、高大上的虚伪性。

第四辈子

人生到底会不会有一个目标？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我想肯定会有。但这个目标不是你一开始就知道的，可能是一个比较朦胧的目标，或者是一种价值观和文化的积累。而当你决定主动选择一个目标的时候，往往是你否定了很多“不是”，最后找到了那个“是”。

认识北京工友之家是一个很偶然的过程。2003年的时候我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有一个基金会在那儿做一个亚洲研究项目，就找到了我做中国项目的负责人，由我决定选题。我觉得打工群体从数量上、作用上都对中国的影响特别重大，所以就选了这个研究题目。回到中国做研究的时候，北京只有四家关注打工群体的机构，我就结识了北京工友之家。

当时，我把工友之家的工作人员当做研究对象来看待，触动很多。其中一个触动，就是我去做访谈，访谈对象是王德志。当时学校的暖气管子冻住了，他拿着火枪在那儿烤，因为不烤的话第二天学生会挨冻，而且管道也会冻裂。我觉得我的访谈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我的访谈做出来，研究报告写出来，在国际会议上发表，对在皮村烤暖气片的王德志和他的同事有用吗？没有一点儿用。我当时其实特别尴尬，整个就是碍事儿。所以我对自己作为研究人员这样一个身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批判。最后，由于各种原因，2008年1月的某一天，我就来到皮村工作了。就是这样一个经历。

接下来按照我三本书的思路，来谈谈对中国新工人的看法。

第一本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到底什么是“新工人”？在我这本书里有一章专门讨论。它有三个层次的意思。第一个层次，从字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区别于“老工人”。那什么又是“老工人”？在我们建国头三十年，有很多国营企业还有大集体的企业，在这些企业里边，工人的待遇跟现在的打工者是非常不一样的，无论是从制度上得到保证的工人权益，还是工人意识。而且从年龄上，他们现在也老了。第二个层次，我为什么不叫他们“打工者”，而是叫“新工人”？因为我觉得“打工者”的意思就是你只是一个劳动力而已，你是一个劳动力商品，你是一个劳动力工具，你不是一个有主体性的劳动者或者人。对于这点，我是不认同的。虽然我不认同，但我知道这是社会现实，但是现实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对吧？所以我还是希望用“新工人”来区别于“打工者”。第三层，“打工者”跟在座各位可能还是有区别，更多指的是户籍在农村，在城市打工的群体。其实，我使用“新工人”这个概念是希望有一种对新型劳动文化的倡导。我们都不应该只是一个打工者，我们都应该去追求一种劳动文化。

大家都知道，我们新中国1949年成立之后到现在将近70年了，这个国史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四十年。这四十年中，打工群体经历了很多阶段，开始的时候流动是很不容易的。后来，到1992年前后，打工人口猛增。然后，到了2003年，从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到了现在“新公民”、“新工人”的阶段。

工人或者工人子女从农村到城市打工，他可能不认为自己是城市人或者是工人，他认为我是从农村来的人。但是我是谁呢？你说我是农民我已经不种地了，你说我是工人，我又没有工人的待遇。其实，从社会对一个群体的认同，到自己对自己的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可能经历了二十年、三十年，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我是工人。我知道了我是工人，才会去争取作为工人的权益。它需要时间的历程和自身经历的积累，社会的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我们“新工人”这个群体有多少人呢？两亿八千多万人。八千六百多万的制造业工人，我们的手机、所有用的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人制造出来的；大概有五千五百多万的建筑工人；看不见的那些在家庭、小区里面的有两千多万的家政工，她们照顾着我们的孩子，她们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伴随着这些将近三亿的打工群体的，就是超过一亿的他们的子女，这些子女又被贴上了两个标签，一个是“留守儿童”，一个是“流动儿童”。他们的父母，很多是留守老人。所以整个加起来五六亿的人。在这儿看到的都是一个个数字，但是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就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在我们的身边。

这就是2009年的时候，皮村的两个场景。去过皮村的人都知道，皮村的生活环境确实非常不好，脏乱差，居住条件也非常差，我住的房间跟照片上的这个房间也是一样的，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就是八九平米的一个空间，当然不可能有厨房、厕所或者是洗澡的地方。我当时住到这个环境中之后，用的都是旱厕。我不相信只有我觉得这个环境很糟糕，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这样的环境，所以特别想知道工友是什么样的看法和状态。

在08、09年我就做了一个《打工者的居住状况与未来发展》的调研，最终报告没有发表。我当时在想，大家为什么能够忍受这样不好的生活状态？工友告诉我，反正也是暂住，早晚也是要离开的。我说，是吗，早晚真的会离开吗？我在皮村发放的几百份问卷显示，最长的已经在皮村生活了15年了，最短的有刚来几个月的。总认为是暂住，一住就是十年，这是怎么回事呢？做调研的时候，我就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在城市工作不下去了，会怎么办？统计结果，大部分都说，我会回老家。然后我又问了下一个问题：你未来的打算是什么？跟上一个问题的答案完全相反，大部分人都说，我会在城市继续打拼。所以说，回老家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在城市继续打拼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可是在城市打拼的环境又这样差，是什么支持每个人的呢？那就是“万一我待不下去，还可以回老家”。作为一个研究者，我的思维又再往下走一步：当你觉得在城市待不下去的某一天，你想回到老家的时候，那个老家你还回得去吗？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就做了我第一本书。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是什么样子，这是深圳。当时我做居住状况调研的时候到了深圳，这是一个工伤工友租的屋子。他们夫妻在这儿，但是只有一张单人床，因为他们俩总是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而两个女儿在老家。

这是我在广州番禺的时候，我跟房东说我要租房，他就给我看这个生活的空间。我个子比较高，但也不胖，从这个门走进去，就只够我身体的宽度。走进去之后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这边可以做饭，那边可以上厕所。当时给我的心灵的冲击很大：住在这里边就是吃了、睡了、拉了、尿了，目的只是为了维持生理机能的恢复，然后第二天去打工。

这是在东莞。穿绿色工装的一对夫妻，他的妈妈和他的儿子都在老家。

有人会问我：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居住状况呀？我说是吗，原来如此啊，我自己开始没有意识到。我当然重视工作了，因为工作是我们的收入来源嘛。但是哪个工作把我们当做完整的人来看待呢？而我觉得去观察和研究我们的居住，才更能够体现对一个人整体的状况的关注和描述。

我们在城市的居住状况，和我们的打工收入是有关的。我们在城市的工作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工资很低，同时我们孩子在城市的教育成本不被社会和企业承担，那之所以这么低的收入我们还能够活下去，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居住状况如此的恶劣。

大家打工经常会跳槽，可能有人会说，太不踏实了。但那样一份工作，怎么能踏实得下来？对换工作的频率我做了一个统计，大概一年半就会换一个工作。换工作的原因很多，工资低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当你看到你对面的工友手指被切掉的时候，你还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吗？我做了统计，有一个岗位最多只能做三个月。大家猜得到吗？就是保安。保安这份工作，其实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但是它太乏味了，又没有任何前景，所以这份工作做不久。

在城市的这一切，让我们觉得在城市是待不下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一个无奈的选择：我还可以回到老家。我当然希望所有人都有一个老家可以回。我也不认为返乡是错的。如果我们在城市可以待得下，在农村可以回得去，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农村又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收入的计算，是一个小案例。我访谈过的农民中收入最低的，可能只有工友打工收入的2%，最高的也只有打工收入的50%。农业收入就是在打工的2%到50%，那谁愿意去种地呢？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没办法，种地它就是不挣钱。但大家能否思考一下这合理吗？把农业的产品价格压得很低，才可以制造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总而言之，农村收入很低，是农村衰败的一个原因。

衰败还体现在整个农业生态系统出了问题。我到一些农村做调研，没有人养猪了。没有人养猪就没有农家肥，只好用化肥，导致了土壤板结。没有劳力去种地了，我可以打除草剂、打杀虫剂。除草剂、杀虫剂对于我们人类的危害很大。当有一天我们的田野里没有蜜蜂的时候，我们人也就活不下去了。有时我们图省事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想法，最后给人类自己造成巨大的灾难。

农村的基础设施前三十年建的很多，比如沟渠、水库等集体设施，但由于缺乏维护，很多也都废弃了。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去做调研，我去找村组长，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家，然后说出去打工了。后来还访问一个村组长，他那天特别愁眉苦脸，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的水牛被晒死了。我说水牛怎么会被晒死呢？他说我打牌一天一夜，没照顾好。许多农村从物质的、生产的、精神的、基层组织的各方面，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当然也有很多好的农村。我们机构的新工人艺术团整个十一月，做了一个全国的巡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乡村。我们看到了一些生机勃勃的农村合作社、生态农业在生长。

再来看这么一个大坑，旁边是漂亮的房子，怎么回事呢？大家盖房子要风水啊，你的门楼越高风水越好，一家一家把宅基地垫高。可你家垫得高别人家就被淹，别人家就不得不重新翻新房。 没有村规民约、没有村级治理的时候，谁也过不好。

这个房子很漂亮是吧，但已经没人住了。我有的时候跟工友一起回他们老家做调研，工友也很久没回去了，我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很开心，把我让到屋里说“快进快进”，一进屋，哎呀这漂亮的沙发成老鼠窝了。

这个也是很漂亮的房子，但是只有老人家一个人带着小孙女。我说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房子呀，他说我两个孙子将来结婚都够了。那很漂亮的镇上的房子，一条干枯的河流在旁边，污水横流。这么漂亮的房子又能持续多久呢？

我觉得当我展示这些的时候，有的工友或者有的人会说，本来我们在城市很苦，我们想将来回老家，叫你这么一展示，我们这点可以抱着的希望都被你给打破了。

我讲到的是我看到的一些农村衰败的情况。描述这些是让我们要看到现实才有可能去改变。如果你想象的是一个我们老了以后要回到的家乡，可到了你老的那一天那个家乡不再，你还回到哪里去呢？城市你待不下，家乡又不再，那不是更大的危机吗？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依托是一个假想的未来的话，那你不仅不会有未来，更不会有现实。我们应该去创造一个待得下的城市，一个回得去的农村，而不是说凭着假想，最后我们没有现实也没有未来。

这就是我第一本书所展示的现实，它是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我们迷失在城乡之间。我不是为了展示现实多不好，而是希望能够面对现实。

当我写完这本书并和工友一起讨论的时候，我又面对了另外一个现实：大家非常的迷茫。一个人迷茫到顶点的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大家知道这个网是什么吗？是防跳网。这是我在苏州一家工厂打工的时候宿舍的防跳网。左边图片是重庆富士康的宿舍楼。我们也知道十三连跳的故事，它不是故事，是真实的血淋淋的事实。

一个人用结束生命想要表现的，就是我对这样一个生活状态的坚决拒绝。当然我觉得人不应该这样去做，因为我们的生活还有可能性。但是当他们看不到的时候，他们就拒绝继续生存下去。

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我真的希望我们可以有一种可能性，让人们不再这样选择结束生命。我们今天的文明如果建立在一个没有基础的东西之上，即使再豪华它都不可能持久的。所以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的思考，我才写了下二本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围绕第一本书，我们在苏州组织了一场读书会，现场大概有二十多位工友一起讨论。这件事给我特别大的冲击。

在现场的时候我一说现实很不公平，人群就立刻分成了两派，我属于少数派。现场争论非常激烈，我非常吃惊，这样一个现状怎么会是公平的呢？工友们就说：“不公平也是合理的”。

我说：“合理在哪？” 然后我就一二三四五列出不合理的地方。

他们又说：“不合理，但是不合理也是正常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

当时我意识到：当一个人没有对所处环境的充分认识时，你是不可能改变的。这就是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也是因为你不改变人的思想，是没有用的。我又不认为我有能力去改变别人的思想，那怎么办呢？

第二本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

基于这么一种寻求，我就继续往下写。

一个人怎么能认识到自己此时的思想是怎样的？必须有文化！如果一个人对于“我怎么才能够不被剥削”的问题的答案是“成为剥削者”，如果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需要成为那个给自己厄运的人的话，谁能过上好日子呢？没有人会！我不希望是这样的文化。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文化呢？今天的社会是资本霸权的社会，资本的文化不仅流行在整个社会中，它最可怕的是主导了我们的思维。我们认同了它，工人也认同了它，当工人认同了剥削了自己的人的时候，还怎么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他会说，如果我当了老板，我会和他们一样。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会反抗他们吗？当然不会。

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改变思想和文化。当然我也认为，这种改变，它不一定就是很激烈的，因为思想的改变是很漫长的，文化的积淀是很漫长的，但是一定要从今天开始。正是因为它漫长，我们更需要尽快走出这第一步。

在写第二本书时，我找到比较熟悉的工友，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周见一次面，然后每次见面的时候，你给我描述你在工厂中都干什么了。见了两次面之后，我们都放弃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对她来讲，工厂的一切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那时意识到，如果你想研究文化的话，你必须成为那个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东西，像空气一样，我们需要空气，但是这个氧气我们看不到。文化也一样，它深入到我们每天的一言一行，但是我们可能都会不自觉。

所以，我就去工厂打工。时间都很短，我坚持不了太久。我去了一个台资厂，一个德资厂。选这两个，是因为工友们告诉我对于企业他们排了一个序，对工人最好的是德资厂，然后依次是美资、英资、韩资、日资、台资，最差的就是我们国内较小的民营企业。所以我就先去了相对最差的台资，然后又去了所谓最好的德资厂。

进了工厂，我发现我比工人还乖，特别害怕被管理人员斥责。所以我就拼命的干，不休息，千万不要被他们骂。在台资厂的时候，我们的名字是不被称呼的。你是谁并不重要，你都不如一台机器、一个产品重要。我所在的岗位是贴标签，任何人都可以做。谁都可以替代你，你当然就没有价值了。我们没有凳子坐。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没有凳子坐，非得站着。想想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是，你没有权利去争取一把凳子。

我觉得当我们长久地浸润在这么一个文化氛围中被贬低的时候，最后自己也会认为自己一钱不值，我们就是没有价值。

到了德资厂，我发现确实比台资厂要好一点。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苏州本地人欺负我们外地人。干的时间长一点的外地人，就欺负我们这些新来的。一个新来的工人，如果遇到对那个岗位不熟悉的同样新来的我，她就会斥责我。所有的人都内化了这样一种压迫的体制文化。

在第二本书中我就讲，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样一种文化，进而打破这样一种文化，我们是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的。

这样的文化不仅存在于我们的工作中，还体现在我们对待房子、对待婚恋、对待子女、对待消费的态度上。有一句广告词：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我就想：为什么爱情就要和钻石搭上边呢？在这样一个文化中，我们是拜物教。他爱不爱你，是靠钻石来印证的。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之下，只有钱重要，其他一切都不重要。而当只有钱重要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一切。但是我们不自觉，书中工友的故事都有反映。

比如在讲消费文化时，我就用了一个工友的故事。我和他聊天，但是他特别困，我就说：“我们俩聊天就这么乏味吗？你能不能不要表现得这么困呢？我都不好意思了给你问问题了”。他说：“我已经失眠了两宿了，我睡不着啊”。我说：“你为什么失眠呀？”他回答说：“我拼命想一个问题，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就睡不着觉”。我说：“你想的什么呀？”他说：“我在想，是宝马重要还是幸福重要？”我说：“这么深刻的问题！”当时我们两个都很严肃，我又说：“为什么宝马和幸福并列了呢？”他说：“你看，如果我的目标是拥有一辆宝马，我这一辈子会很累很累啊！”因为他一个月工资只有两千块钱。他又说：“如果我的人生目标是幸福，我就可以立刻拥有啊。如果我不在乎那些，我不就幸福了吗？”我们俩就一直聊，我就在想，宝马是什么？宝马不就是一辆车吗！但是为什么宝马就代表着那么多的含义呢？这就是拜物教下面，一个东西的使用价值并不重要，而是它证明了你成功、证明了你有地位，这种证明，才使宝马与幸福并列了起来。后来我就问他：“你觉得你能够买得起宝马吗？就算你这辈子拼命努力”。他说：“那老板是怎么拥有的？他得想啊，你得按照老板的思维来想。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你将来能够开上宝马吗？”我心里想：“我早就开过宝马了”但是，在那个对话的场景下我不会这么不礼貌地和给工友直接说。

说到业余生活，我和一位姓叶的男孩工友聊天。他说：“我跟你说吧，老板根本不在乎钱，他要的是你的命。”原来觉得是一句玩笑话，后来我也发现，在工厂加班的时候，我当时上夜班，十二个小时，有的时候十个小时就做完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做了，但是老板是不会让你下班的，你要熬满十二个小时。他说：“老板就是要你必须待到那十二个小时，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时间，他就是要你再也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我说：“你太有智慧了，真的是这样。”当我做夜班的时候，我们是晚七点上班，早七点下班，下了班后坐公交回到住的地方，可能吃早餐都没有胃口，倒头便睡，睡醒的时候就已经下午五点了，吃点东西就要赶去上班了！你的二十四小时，除了工作和睡觉，简单的维持生理的吃饭需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时间。所以，当所有的工人都处在没有业余时间的状态中，他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此外，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社会交往。所以，当这样一些文化控制了我们，甚至我们也认同了它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有任何健康一点的前景呢？但是，当这么多人，三亿四亿五亿，更多的人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会好吗？我不认为社会会好。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工友可以读到我的第二本书。但是好像也不是特别成功。工友看到这个书的时候说到：“哎呦，太厚啦！” 工友往往没有读书的习惯。我在工厂打工的时候，也会住在女工宿舍，因为习惯拿着一本书，所有人都吓坏了：“什么？你看书！！！”我当时立刻弄了一个帘，因为我要做笔记嘛，我就偷偷的。此外，工友没有时间，也接触不到这样的读书机会。所以，我又强迫组织工友读这本书，又在苏州开了一次读书会。后来现场特别感人的，因为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工，她就抱着这本书，说这是她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她说她当时没有想着可以把它读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它读完了。她又说：“我邻居一个男孩，前几天酗酒死掉了，如果我要是早几天看到这本书，我借给他看，说不定他不会死掉”。当然我不知道这本书会不会真有这种效果，但我希望工友可以读自己的生儿育女、婚恋、工作的故事，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从中可以知道自己什么样、社会什么样，继而才可能做出改变。

所以第一本书，是发现“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第二本书，我希望我们工友能够认清自己的文化状态是怎么样的。文化的核心，就是思想、道德和价值观，而文化的表现就多种多样。文化在一个人身上的终极表现，就是你是怎样一个人。那你作为工人，是怎样的一个工人。人生的选择就是你文化的表现。我就希望通过很普通的故事，人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思考。我可能会像思考我自己的人生一样，去思考什么不是出路，也许可以反过来为我们指导什么是出路。我们是工人，那我说，我们变成压迫别人的那些人，我认为这不是出路。当然，我也希望大家都当上老板，但是这可能吗？不要有那种意义的老板，我们这个社会人人都平等就不行呢？

当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的时候没有出路，可能有人会笑话我说，你不谈钱还谈什么。我也不是不谈钱，有了钱我可以做很多事。但是如果这个社会觉得钱就是一切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失去一切。我们今天教书不是为了育人，治病不是为了救人。难道你不会成为病人吗，难道你没有子女吗？我们一定会失去一切的，如果我们认为钱是唯一的出路的话。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过客心态。就是我们觉得今天是暂时的，我在这儿住都是暂时的，不好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家乡。最后你会发现，这样一种心态最符合的就是资本剥夺的要求。

我们也会做工友的调研，工友会说，哎呀想不了这么多，我打工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很简单。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在社会我们每个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最后肯定连养家糊口都实现不了啊。今天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也不是没有改变的可能。改变，不是说有一个人给你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而是从我们的经验中，知道我们不想要什么，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道路。道路不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多样的。我们可以有合作社，可以有社会企业，可以有生态文明，城乡互助，等等。

第三本书《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我一直想写一本工友们都能读的书。前两本书向工友推广阅读时都不太成功，而第三本书每个故事只有五千字，我想这可能是工友能够读完的篇幅。

还有一个写本书的原因就是，我想记录真实的历史。因为我会负责我们机构的教学工作，包括“工人大学”是我们发展教育培训的一个中心，在这里我们会讨论很多事情，现状乐不乐观，将来的出路在哪里？这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历史的包袱会成为障碍。你一说团结互助，大家就会说，天哪难道要回到过去吗？过去很惨。他们觉得集体就是糟糕的，因为我们过去有很惨痛的历史。但历史就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经历过。而且，教科书上的历史也许比较抽象。可能活生生的历史更能带给我们真实的历史的面相。那么，什么是活生生的历史呢？我觉得就是生命故事。所以，在《女工传记》中，女工的年龄跨越了近70年，从1950年出生到1990年出生的。当我讲一个女工说当年她在国企工作的时候，大家工资都一样，他们都献工献时的时候，现在的女工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我访谈那个时候的生产队劳动的场景，大家说都抢着早点把这垄地干完，现在的工友听了也不相信。但这是真实存在过的。我没有经历过过去的那段历史，我知道它肯定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它不是仅仅因为互助、集体而造成的，一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我希望通过这样活生生的故事，让历史不再成为我们的障碍，而成为我们开拓未来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这本书它是个体命运和每个女工的生命历程，积淀下来的社会历史和互动，通过不同时代的女工，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能够让我们看清现实、找到自己、开创未来。

最后，回到我做的这个主题，劳动者何去何从。我没有能力去指明什么道路。我在工人大学的教学中，认识了很多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白领。我们有半年的线上教学，然后最后有为期一周的研讨班。在这半年中，在我们的共同学习中，每个学员的变化给我力量，让我看到希望。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不是别人给的，一定是自己萌生的。当然这样一种萌生肯定需要一种学习，这样的学习包括正视自己的生命历程，去读历史，去看社会。这样的学习一定可以让每个人都焕发出积极的力量。

比如，我们的学员徐某，他是我们皮村是文学小组的一位成员，是一名建筑工。我们每次开周会是晚上8点到10点，那时他在工棚里。工棚里很嘈杂，甚至没有足够的灯光，他会在路灯下写作业、开周会。如果我们建筑工都有这种力量，那我觉得，怎么会没有希望呢。

王某，他是大学毕业生，做IT的。我没有见过他，因为在线下的时候他没有时间来。他是一个很有趣、玩世不恭的小伙子。每次开周会的时候他会说，也没什么对、没什么错，世界就是这样，会很圆滑的说话。但是当我们学习结束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老师，我没想到我这辈子能做一个这么帅的决定，我辞职了。我说别别，你这让我心有负担，难道是因为我们培训所以你就辞职了。他说不是，是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人生方向，我终于知道社会企业是我的方向，目前这家公司不能给我这个平台。我要做碳交易的社会企业，提供一个IT的平台。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激动。

胡某，他在皮村的笔名叫小海，皮村的诗人。他是流水线上的工人，现在在社会企业当店员。

马某，她是一个家政工。在工人大学写周记的过程中，她才发现自己很有文笔。她写的几篇东西，后来都发表出来了。她就说，希望更多的家政工可以参加工人大学的学习，因为一个人有了文化才有底蕴。她又说，为什么不能有家政工的社会企业呢，说老师你们办一个吧。我说我们办这个一定办不好，你来办吧。

艳红，在农村，是一个全职妈妈，养育着两个孩子。开学第二个月，刚开始讨论社会企业的时候，她就说不行，我得做点什么。现在馒头特别有问题，里面会加漂白剂，甚至会加纸壳等各种东西。她就说不敢让孩子吃外面卖的馒头，好不容易找到有一家做手工馒头的它又不做了，那我能不能用社会企业的方式做馒头呢？我说你可以尝试呀，你不一定自己做，你可以找大家一起来做。我们就讨论了很久。别人的馒头卖三毛钱，她的馒头一块钱，但其实也没挣多少钱。在微信群里，她就说，不要光图挣钱，要互助。然后合伙人就把她从群里踢出去了，说我们卖东西就是要挣钱。然后过两天发现他们卖馒头别人不信任，就又把她给拉回来了。她就又慢慢地开始跟别人说，说我们当然要挣钱，但是关键看你要怎么挣钱。

上面大家觉得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吧，但是我觉得是很大很大的事情。很小的一个决定，但是它是需要你很多的思考、理解、学习才能做出来。而这个很小的决定可能就对你的人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这个力量在每一个人身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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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计划。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