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精简版

（列宁  1904年2—5月）

笔者按：《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是列宁的一篇名著，是列宁为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形势并提出统一的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而作的。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二大”）在国外秘密举行，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并宣布了统一的党的真正成立。但是，党内正统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分歧也在“二大”期间全面暴露，并最终在会议结束后发展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对立。次年（1904年），列宁写作了《进一步，退两步》，全面分析了“二大”期间围绕纲领、策略和组织等问题而出现的各种党内分歧，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所应有的若干组织原则（也称“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成为此后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基础。该书一发表，给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阵营投入了一枚重磅炸弹，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非常恼怒，并立刻撰写了反驳著作；而在国外，该书也引起了罗莎·卢森堡等第二国际领导人的不解，卢森堡指责列宁的主张是一种“极端集中制”，而列宁则回应称卢森堡没有详细了解俄国党内派别分歧只是泛泛而谈一般的民主原则。笔者不才，将这本原文十六万字的著作删节摘录为三万多字，以助读者更便捷地了解列宁的思想；精简有局限，有需求的读者请寻找全书阅读。

序言

当持久的顽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些时候就开始显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争论点，战斗的最终结局如何，就要看这些争论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细微的枝节问题，同这些争论点比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党内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引起全体党员的深切注意已经半年了……我想一开头就请读者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明显的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们党内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政治意义问题，这两个派别的划分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前的一切划分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第二个问题是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原则意义问题，因为这个立场真正带有原则性。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党内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斗争的最终结果，斗争的结局，把一切属于原则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和把一切属于无谓争吵方面的东西剔除出去而作出的原则性总结的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要靠分析党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情况，解决第二个问题要靠分析新《火星报》的新的原则内容。这两种分析占了我的小册子十分之九的篇幅，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

其实，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整个立场，还在讨论党章第1条条文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们主张建立界限模糊的、松散的党组织；他们反对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来建党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他们要求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生和“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参加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认为这是“形式主义”；他们欣赏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欣赏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极力鼓吹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错误。

至于说到党代表大会的记录……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使我们看到唯一非常确切、完备、全面、充分和正确地反映我们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描绘的各种观点、情绪和计划的情景，我们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正是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也只有这些记录，向我们表明，究竟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纯粹小圈子式的联系的一切残余，而代之以统一的伟大的党的联系。每一个党员，只要他愿意自觉地参加自己党的事业，都应该仔细研究我们党的代表大会……本书作者如果能够对大家广泛地独立地研究党代表大会的记录起点推动作用，这项工作就算没有白做。

还有一句话要奉告那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人。他们看见我们发生争论，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章取义，抓住我这本谈论我们党内缺点和失误的小册子中的个别地方。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希望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也能把反映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景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同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相近也好！

尼·列宁

1904年5月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

组织委员会制定了非常细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并且交给所有的委员会讨论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18条是这样规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一切党组织都必须执行。这些决定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反对，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规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吗？当然不是，当时，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许多分散的独立的集团组成的，它们有可能不承认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者的善良愿望。这个决定等于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互立下的誓言。这个决定是要保证一切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承担的巨大的劳动、风险和开支都不至于白费，保证代表大会不至于变成一出滑稽剧。这个决定事先就规定任何不承认代表大会的决定和选举的行为都是破坏信任的行为。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

如果不分析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如果不了解代表大会上某些色彩之间的斗争情景，那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意见分歧。马尔托夫甚至把崩得分子算作火星派分子，以便抹杀各种色彩之间的区别，这不过是回避问题而已。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前的历史，就可以预先指出（以备以后检验和详细研究）存在三个主要集团：火星派，反火星派，以及不坚定的、犹豫的、动摇的分子。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组织委员会事件

……

于是，争论问题就归结为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组习气呢，还是党性？是为了各种团体和小组臆造出的权利或章程而限制大会代表的权利呢，还是不仅口头上而且事实上在代表大会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级机关和旧时的小团体，直到建立真正的党的领导机关？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在目的是要把党切实恢复起来的代表大会上，一开始（第三次会议）就爆发的这次争论具有多么重大的原则意义。这次争论可以说是旧时的小组、团体（如“南方工人”社）和复兴的党之间发生冲突的集中表现。所以各反火星派集团立刻就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无论是崩得分子阿布拉姆松，无论是马尔丁诺夫同志，即现在的《火星报》编辑部的热心的同盟者，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马霍夫同志，都表示支持叶戈罗夫和“南方工人”社而反对巴甫洛维奇……这个“紧密的”反火星派的反对派的真正意思，是任何一个出席过代表大会或者仔细注意过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党内历史的人，都完全清楚的。这个反对派的任务，就是维护各个小团体的独立性、独特性以及狭隘利益，以免被广大的、根据《火星报》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党吞掉。

……马尔托夫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马尔托夫同志坚决而公正地反对那些“认为党的纪律无非是指革命家必须服从他所参加的那个下级团体”的人。“在统一的党内决不容许有任何强制性的派别划分”，——马尔托夫当时向那些拥护小组习气的人这样解释，却没有料到他的这些话正是斥责了他自己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以及代表大会以后的政治行为……当马尔托夫从中央机关的角度看问题时，他谴责强制性的派别划分，可是，当马尔托夫对中央机关的组成表示不满时，他却又坚持这种派别划分了……

……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些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在代表大会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那种政治色彩的实质和意义，因为这种色彩的特点正在于没有独立性，小里小气，没有自己的路线，怕别人议论，永远在两个营垒之间动摇不定，怕公开说出自己的信条等等，——总之，就是带有“泥潭性”。

……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根据是涉及自己的“下级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级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决不是党性的态度……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在这里与《火星报》制定的组织方针对立的，即与主张团结全党力量、消除那种分散力量的混乱状态的方针对立的，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在没有真正的政党时曾做过有益的事情，可是当工作已经按集中制原则进行时，它就成为多余的了。为了小组的利益，“南方工人”社……要求保存“继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为了党的利益，该社应当服从调动，把它的力量调到“相应的党组织”中去。从小组利益和“庸俗观念”来看，解散一个……不愿意解散的有益的团体，不能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从党的利益来看，解散这个团体，使它“融化”在党内，是必要的……

……在讨论中，火星派分子正是从原则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表示反对手工业方式和涣散状态，不考虑个别组织的“同情”，而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南方工人’社的同志们早在一两年以前就持较有原则的观点，那么党的统一事业和我们在这里所批准的纲领原则的胜利早就达到了”……

解散“南方工人”社的问题引起了该社的无比愤怒，这个迹象在记录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五）语言平等事件

……

对“带来害处”的挖苦话仅仅表示埋怨和遗憾，以此来回避这件事实，是令人可笑的。冲突是不会由于任何尖刻的挖苦话就产生原则的意义的，只有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划分的性质才会产生这样的意义。不是什么尖刻话或挖苦话引起了冲突，——这些话只是表明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的划分本身存在着“矛盾”，存在着引起冲突的一切前提，存在着一碰到甚至小小的导火线就会以其固有的力量爆发出来的内在分歧。

相反，从我用来观察代表大会的观点看来，由于“小小的”导火线而爆发十分剧烈的原则性的冲突，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可避免的。既然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时刻都有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斗争，既然在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既然这些不坚定的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共占三分之一的票数，那么，火星派分子方面有一些人，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人分离出去，就有可能使反火星派的方针取得胜利，因而引起“疯狂的”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由什么过分尖刻的话语或者攻击引起的，而是由政治的分化引起的。并不是什么尖刻话造成了政治冲突，而是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本身存在的政治冲突造成了尖刻话和攻击，——这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也就是我们和马尔托夫在估计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及其结果方面的基本的原则性意见分歧。

……

（六）土地纲领

……

现在，事实上受到割地重压的也有雇农，他们为摆脱盘剥制而斗争是根本不必“强迫”的。需要“强迫”的倒是某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更广泛地看到他们担负的任务，强迫他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丢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强迫他们考虑到使我们的目的复杂化和发生变化的历史情况。只有认为农民是傻子的这种偏见，即马尔托夫同志公正指出的，在马霍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对土地纲领的人们的发言中流露出来的偏见，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反对者忘记了我国雇农生活的现实条件。

我们的“中派”分子把问题简单化为只存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并且力图把自己的狭隘观点照例强加在农民身上。马霍夫同志说：“正因为我认为农民就其狭隘的阶级观点的限度来说是聪明的，所以我以为他们会拥护夺取土地和分割土地的小资产阶级理想。”这里显然是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一件事情是把农民的阶级观点估计为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另一件事情是缩小了这个观点，把它归结为“狭隘的限度”。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的错误正在于作了这种归结（也如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的错误在于把无产者的观点归结为“狭隘的限度”一样）。其实，逻辑或历史都教导我们：正是因为小资产者的地位有两重性，所以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可能比较狭隘，又比较进步。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农民狭隘（“愚昧”）或者受“偏见”支配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始终不倦地开阔农民的眼界，促使他们用理智战胜偏见。

……

马霍夫又是从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地简单化开始。他宣称：“我国唯一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可是他从这个正确的论点马上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其余的阶级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全场大笑）……是的，它们是无关紧要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反对支持它们。”……普列汉诺夫……作了公正的反驳。他说：“我们应当批判自由派，揭露他们的不彻底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在揭露一切非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时，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同专制制度比较起来，就连不保证普选制的宪法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无产阶级不应该宁要现存制度而不要这种宪法。”……

（七）党章。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

代表大会在讨论了纲领问题以后，接着就讨论党章问题。不用说，党章问题对于我们大家都有重大的意义。要知道，《火星报》从创办时起就不仅作为机关报，而且作为组织细胞在进行活动。在《火星报》第4号的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中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组织计划，并且三年来始终一贯地执行了这个计划。当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在相应的决议所提的三条理由中有两条谈的正是《火星报》的这个组织计划和组织思想：《火星报》在领导党的实际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统一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所以很自然，如果一定的组织思想得不到全党承认，没有正式规定下来，《火星报》的工作和建党即事实上恢复党的全部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了。而党的组织章程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第二是承认进行思想领导的机关报的特殊作用，它恰恰估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在把革命进攻的最初的根据地建立在国外这种条件下的暂时的和特殊的需要。第一个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串在整个党章中；第二个思想是由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产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火星报》的这两个建党的基本思想，我在《火星报》（第4号）编辑部文章《从何着手？》中已经发挥过了……剩下的只是在措辞上加加工就可以把党章条文规定下来，因为，如果对《火星报》的承认不是一纸空文，不只是一句应酬话，那么党章正应当把这些思想体现出来……

……

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我的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

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尔托夫的草案根本没有什么思想，而只是泛泛空谈。说党员应该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这样的，只有爱说废话，爱在“章程”中堆砌大量空洞的词句和官僚主义的（就是说，对事业不需要，只有在装饰门面时才似乎需要的）公式的人，才会这样说。第1条的思想只有在这样提出问题时才会产生：党的机关实际上能不能对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党员进行领导。这种思想在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中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所以我也就无法知道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对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看法。可见，马尔托夫同志所作的实际考证是一笔糊涂账。

……

（八）火星派内部分裂以前关于集中制问题的讨论

……当时发言攻击“可怕的集中制”的还只有那些觉得《火星报》主张的集中制对他们显然不利的人，即阿基莫夫、李伯尔和戈尔德布拉特，小心翼翼地（所以如此，是为了随时可以向后转）跟着他们走的有叶戈罗夫等等。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都还看得很清楚，崩得、“南方工人”社等等正是根据狭隘的小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

例如拿戈尔德布拉特同志的发言来说吧。他拼命攻击我所主张的“可怕的”集中制，说这种集中制是要导致下级组织的“消灭”，“完全是想使中央机关有无限权力来随意干预一切”，而各级组织“只有权驯顺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等等。“按照这个草案建立的中央机关将是孤独的，它周围不会有任何外层，只有无定形的散漫人群，它的一些唯命是听的代办员将在这个散漫人群中进行活动。”这同马尔托夫们和阿克雪里罗得们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以后用来款待我们的那套虚伪空话一模一样。人们曾讥笑崩得，因为它一方面反对我们的集中制，同时又使自己那里的中央机关拥有更明确规定的无限权力（例如，可以吸收和开除成员，甚至不许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人们了解了问题真相以后，也会嘲笑少数派的喊叫，因为他们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大声疾呼地反对集中制和党章，而一拥有多数，就立刻又要按党章办事了。

（九）党章第1条

试问，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1条）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还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1条引起的比较不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象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1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手段进行“原则斗争”。

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1条问题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的派别划分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确切地认识到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显现或者开始显现出来的那些观点的色彩的真实性质……在从实质上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态的发展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有点夸张的话）是由历史进程形成的这种问题的提法。

……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我在《怎么办？》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党小组接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从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1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

……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按照我的看法，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看法，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称号”广泛散布。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

……

……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纸空文和空洞的辞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有利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可以参看一下考茨基论述知识分子的一些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并不象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

……

……马尔托夫继续说：“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并不因此就把它变成党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编入党组织中了……”请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混乱到什么程度：加入党的非党组织！请看一看他的公式吧：党＝（1）革命家组织，+（2）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3）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组织），+（4）执行各种任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生等等，+（5）“每一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建立一个组织〈！！〉，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党。”是的，当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建立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说是“建立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词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那就是说空话。

……

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黑体是我用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

……最后一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作无政府主义。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也承认组织关系，而且不只是抽象地承认。”……巴甫洛维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迈进了一步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者说缺口。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见阿基莫夫的发言）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也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细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

（十）无辜被加上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

……《火星报》组织所有出席代表大会的16个成员一致同意讨论关于可能的候选人问题，并以多数票否决了马尔托夫同志所提出的候选人之一——这不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事情吗？要知道，我们聚集起来举行党代表大会，正是为了讨论和解决究竟把“指挥棒”交给谁掌握的问题，而我们全体党员的义务就是要极认真地对待议程上的这一项，正如鲁索夫同志后来十分公正指出的那样，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事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庸人的温情”出发。当然，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候选人问题时，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和小型的会议上，不能不涉及到某些个人品质，不能不表示自己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警告过：把不赞成候选人看作一种“侮辱”，是很荒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党员的义务即自觉地慎重地选择负责人员就“吵闹”和大发歇斯底里，是很荒谬的。可是当时我们的少数派却为此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读者说施泰因同志是旧组委会的“主要人物”，无辜被人指责有“什么险恶的计谋”。你看，在是否赞成候选人的问题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吗？有人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会议上以及在党的正式的最高会议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以后，就在街头公众面前抱怨，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有人后来竟用闹分裂和要求增补的办法来要挟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谓争吵吗？我们在国外沉闷的气氛中，政治概念竟然混淆到如此程度，以致马尔托夫同志连什么是党员义务，什么是小组习气和私人关系也分辨不清！主张候选人问题只适合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和解决，据说这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会首先就是要讨论重要的原则问题；参加代表大会的是运动的代表，他们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问题，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在代表大会上为指挥棒问题而发生的一定的争论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

……《火星报》组织举行的另一次表决，是“以10票对2票4票弃权通过了五人名单（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根据我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这次表决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争辩地证明，后来在无谓争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谰言，说什么我们想把非火星派驱逐出党或者除掉，说什么多数派只是通过代表大会半数从半数里选出的等等，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所引证的这次表决情况表明，我们不但没有把非火星派分子从党内排除出去，甚至没有把他们从中央委员会内排除出去，而是让我们的对手占了一个相当大的少数。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想占多数，当这个小小的愿望实现不了时，他们就大吵大闹，根本拒绝参加中央机关。事实真相就是如此……

……

那种充满小组习气和非常缺乏党性而经受不起吹来一点当众公开争论的新鲜空气的心理，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这正是俄罗斯人所熟悉的心理，这种心理用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要么飨以老拳，要么握手言欢！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一小群亲密伙伴的小圈子里生活，因此一旦在自由的公开的舞台上由自己负责发表言论，就手足无措了。给别人加上机会主义的罪名，给谁？给“劳动解放社”，而且是给该社的多数人加上这种罪名，——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可怕！或者是为了这个洗不掉的侮辱而造成党内分裂，或者是用恢复小圈子的“继承性”来遮盖这种“家丑”——这就是上面那封信里已经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两种办法。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小组习气的心理同在党面前公开发表意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

（十一）继续讨论党章。总委员会的组成

……

……　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争论占了代表大会第25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这次争论暴露了在许多不同的草案周围形成的非常零散的派别划分。阿布拉姆松和察廖夫根本反对成立总委员会的计划。帕宁硬想使总委员会变成一个纯粹的仲裁法庭，因此他始终一贯地提议把那些规定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以及总委员会可以由它的任何两个委员召集会议的词句删掉……

争论的问题首先归结为确定总委员会的任务：是仲裁法庭呢还是党的最高机关？……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总委员会的组成完全符合“调解机关”或仲裁法庭的性质：两个中央机关各选派两个委员，第五个委员由这四个人来聘请。别说这样的总委员会组成，就是按照鲁索夫同志和赫尔茨同志提议的由代表大会通过的总委员会组成（第五个委员由代表大会任命），也只符合调解或仲裁的目的。总委员会的这种组成和它应该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的使命是根本矛盾的。党的最高机关在组成方面应该固定不变，而不应该受中央机关组成的偶然（有时是由于被破坏）变动的影响。最高机关应该同党代表大会有直接的联系，从代表大会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而不是从其他两个服从于代表大会的党机关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最高机关应该由党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组成。最后，最高机关组成的方式不应该使它本身的存在取决于偶然情况：在两个委员会对于选举第五个委员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党就会处于没有最高机关的境地！……

（十二）党章讨论的结束。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工人事业》代表的退出

……

……试问：怎样进行斗争呢？我们进行斗争既不用歇斯底里的手段，也不用无理取闹的方法，而是用完全老老实实和完全正当的办法……

……

……马尔托夫同志把关于总委员会组成问题的表决同关于增补问题的表决合在一起，举出了八次表决：（1）由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各选出两人参加总委员会——赞成的有27票（马），反对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7票［注：括弧中“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马尔托夫（马）当时站在哪一方面。］；（2）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员——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18票（马），弃权的有7票；（3）由总委员会自己增补新委员来代替总委员会的离职委员——反对的有23票（马），赞成的有16票（列），弃权的有12票；（4）增补中央委员会委员要取得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5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7票；（5）只要有一个能说明理由的异议就不能接受委员——赞成的有21票（列），反对的有19票（马），弃权的有11票；（6）增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要一致同意——赞成的有23票（列），反对的有21票（马），弃权的有7票；（7）可否把总委员会有权取消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接受新成员的决定的问题提付表决——赞成的有25票（马），反对的有19票（列），弃权的有7票；（8）对于这个提议本身——赞成的有24票（马），反对的有23票（列），弃权的有4票。马尔托夫同志的结论是：“这里，显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拥护这个提议，其余的崩得代表弃权。”

……

……这意味着只有在崩得分子缺席或者弃权时，我才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每当崩得分子认为值得对斗争干预一下时，他们总是支持马尔托夫同志的……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结束

……

……在《火星报》问世的那个涣散时代，各个团体经常偶然地自发地形成起来，必然带有一些有害的小组习气。要建立党就需要消除这些特点，要求消除这些特点；吸收一些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是必要的，因为有些编辑部成员一向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编辑部加入党机关系统不应当只是一个著作家小组，而应当是一个政治领导者小组……我们应当让那些担负了传播《火星报》思想并准备把《火星报》变成政党这一切工作重担的同志自己去决定，究竟谁是最适合参加新的党机关的候选人……

……

……发生了一场毫无结果的、十分可笑的争论：多数派（以穆拉维约夫同志为代言人）说他们十分了解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真正意义，而少数派根本不听这一点，硬说“我们没有可能进行分析”。多数派不仅认为可能进行分析，而且已经“进行了分析”，并且说这种分析的结果已使他们看得十分明白。少数派大概是害怕分析，所以只是用一些“抱怨的话”来掩饰自己。多数派要人们“注意到，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多数派“希望，主持中央机关报的都是一些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符合我所说的那些要求的人物”。少数派又不敢接受挑战，一字不提他们究竟认为谁适合参加不只是个著作家小组的编辑部，究竟谁是“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少数派仍旧拿所谓“协调性”作护身符。不但如此，少数派甚至拿一些原则上根本错误、因而受到应得的尖锐抨击的理由作论据，说什么“代表大会既没有道义权利，也没有政治权利来改变编辑部”（托洛茨基）；说什么“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也是他说的）；说什么“那些落选的编辑部成员应当怎样对待代表大会不愿意把他们留在编辑部的事实呢？”（察廖夫）

这样的理由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抱怨和委屈方面了，这就是公开承认他们在真正原则的论证上，在真正政治的论证上陷于破产。多数派立刻就用一个恰如其分的字眼来形容这种做法：庸俗观念。鲁索夫同志公正地指出：“这样一些同党的工作概念截然相反，同党的道德概念不能相容的奇谈怪论，居然出自某些革命家之口。反对选举三人小组的一些人所持的基本理由，可归结为以纯粹庸人的观点看待党的事业。〈黑体全是我用的〉我们如果持这种不是党性的而是庸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在每次选举时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选举甲而选举乙，甲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如果我们不选举组委会的某个委员而选举另一个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位组委会委员会不会感到委屈呢。同志们，这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如果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说些相互捧场的话，不是为了表示庸人的温情，而是为了建立党，那么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们的问题是要选出负责人员，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对某个落选者不信任的问题，而只是看对事业是不是有利和当选人是不是适合他当选后所担任的职务的问题。”

……

庸俗观念同党性作斗争，最坏的“个人意气”同政治上的理由作斗争，抱怨的话同起码的革命责任感作斗争——这就是我们代表大会第30次会议上因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问题而发生的斗争的实质。

……

……在代表大会以后十分流行的一种行为的标本和开端，对于这种行为，我们只能称之为无谓争吵。我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已经使用过这个字眼，不管编辑部怎样感到不满，我不得不反复使用它，因为它无疑是个用得正确的字眼。有人以为无谓争吵一定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凡是稍微熟悉我们的流放生活和侨居生活的革命家，都一定看见过数十次无谓争吵的现象，当时由于“神经过敏”以及由于不正常的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人们往往提出并且一再重复一些最荒谬的责难、猜疑、自责、“个人意气”等等。不管这种无谓争吵表现得多么卑鄙，但是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定要在这些无谓争吵中寻找卑鄙的动机。只有用“神经过敏”才可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发言中的上述言论，即把谬论、个人意气、幻想出来的恐怖、笼络人心的行为、虚构出来的侮辱和诋毁等等搅成一团的言论。死气沉沉的生活条件在我们这里产生数以百计的无谓争吵，而一个政党假如不敢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

唯一能够引起而且确实已经引起马尔托夫同志“神经过敏”的，仅仅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简单事实，即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在关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了失败。这一简单事实的政治意义在于，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取得胜利以后就着手巩固自己的影响，方法就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也取得多数，建立起组织基础，以便根据党章同多数派认为是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东西作斗争……

……

……马尔托夫同志拒绝同我们妥协或作出让步，并在代表大会上用书面向我们提出挑战，而当他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时，他就哭泣和抱怨起“戒严状态”来了！难道这不是无谓争吵吗？难道这不又是知识分子脆弱性的表现吗？

说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想起考茨基不久以前从社会和心理特征角度对于这种知识分子脆弱性所作的精辟的论述。现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往往患同样的病症，我们向更有经验的同志们学习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治疗方法是很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引证考茨基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所作的评述，只是从表面上看才能说是离开本题。

“……现在关于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问题又使我们产生了很大兴趣。我的同事们多半会由于我承认有这种对抗而表示愤慨。但是这种对抗确实是存在的，这里也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如果企图用否认事实的办法来回避这种对抗，那是一种最不适当的策略。这种对抗是社会对抗，它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个别资本家以及个别知识分子是可能整个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也就改变自己的性质。我在以下的叙述中谈的主要不是这种至今还是本阶级中例外现象的知识分子。在以下的叙述中，如果不作特别附带说明，我所说的知识分子就仅仅是指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立脚点的，是知识分子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是存在某种对抗的。

这种对抗和劳资对抗不同。知识分子不是资本家。诚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资产阶级的，并且他在没有变成游民以前不得不维持这种水平，但是同时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常常还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往往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一定程度的鄙视。所以，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对抗的。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却是非无产阶级的，因此在情绪上和思想上也就产生某种对抗。

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他的全部力量，他的全部发展，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来自组织，来自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当他成为强大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觉得自己是强大有力的。对他来说，这个机体就是一切，而单独的个体同这个机体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无产者作为无名群众的一分子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进行着斗争，他毫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个人荣誉，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贯穿于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的纪律。

知识分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是运用实力，而是利用论点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他只有凭借自己的个人素质才能起一定的作用。因此，在他看来，个性的完全自由是顺利进行工作的首要条件。他作为某个整体的从属部分而服从这个整体是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心意。他认为纪律只有对群众才需要，对上等人物是不必要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

……尼采的哲学主张超人崇拜，对这种超人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保证他自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个人对任何伟大的社会目的的任何服从都是卑鄙可耻的，这种哲学正是知识分子世界观，它使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除了尼采以外，易卜生可以说是符合知识分子情绪的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斯多克芒医生（《人民公敌》一剧中的人物）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这种知识分子必然会同无产阶级运动、甚至任何人民运动发生冲突，如果他试图在运动中起作用的话。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运动也和任何民主运动一样是以尊重多数同志为基础的。斯多克芒这类典型的知识分子认为‘紧密的多数派’是应当被推翻的怪物。

……李卜克内西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满怀着无产阶级的感情，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却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特点，他心甘情愿地行进在普通士兵的行列之中，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按照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处于少数地位就抱怨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的那种颓丧的啜泣。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不想突出自己，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模范地服从党的纪律。”［注：卡尔·考茨基《弗兰茨·梅林》，载于《新时代》第22年卷（1903）第1册第4期第99—101页。］

马尔托夫及其同事们只是因为一个旧小组没有被批准就拒绝担任工作，抱怨人家用戒严状态和非常法来“对付独立团体”，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当“南方工人”社和《工人事业》被解散的时候，马尔托夫对这些独立团体并不关心，而当他的团体被解散时却关心起来了。

马尔托夫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尤其是在代表大会以后）滔滔不绝地对“紧密的多数派”首先发出种种抱怨、非难、暗示、斥责、造谣和诽谤，这也正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知识分子发出的那种颓丧的啜泣。

……

著名的“戒严状态”一词现在已经永远具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意义了，至于它曾经是一个何等“吓唬人的字眼”，这可以从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即进行选举以后发生的表面上很小但是实质上很重要的几件事实来说明。马尔托夫同志现在极力宣扬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戒严状态”，煞有介事地自欺欺人，硬说他所臆造的这个稻草人的意思就是“多数派”对“少数派”进行了某种不正常的压迫、攻击和驱策。下面我们就会让大家看看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但是，即使拿代表大会快结束时的情况来说，也可以看出，在选举以后，“紧密的多数派”不但没有压迫这些不幸的、被驱策的、被侮辱的、任人宰割的马尔托夫分子，反而自动提议把记录委员会中的三个席位分给他们两个。拿策略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决议案来说，也可以看出完全切实地讨论问题的情况，当时提出决议案的同志的署名往往表明，可怕的紧密的“多数派”和“被损害和被侮辱的”“少数派”是互相交替提出决议案的。这难道象是“解除工作”以及别的什么“驱策”吗？

（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

……

……我们在代表大会整个讨论过程中详细考察过的四个基本集团，即：（1）火星派多数派，（2）火星派少数派，（3）“中派”，（4）反火星派。这些集团在原则色彩上的区别，我们已经从许多例子中看到了，如果有人因这些集团的名称太使爱曲折前进的人联想到《火星报》组织和《火星报》方针而不喜欢这些名称，那么我们要向他们指出，问题不在于名称。现在，我们已经根据代表大会的一切争论考察了各种色彩，也就容易用表述各个集团色彩的实质的评语来代替那些已经用惯和听惯的党内的名称（使某些人听来刺耳的名称）。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四个集团的名称如下：（1）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2）小的机会主义者；（3）中等的机会主义者；（4）大的（按照我们俄国的尺度来讲是大的）机会主义者……

……代表大会的“中派”是在什么时候跟火星派一道走的呢？或者是在反火星派也跟我们一道走的时候，这里只有很少的例外情况（通过党纲，不问理由如何而批准《火星报》），或者是在仅限于作一些声明而不必直接采取一定的政治立场的时候（承认《火星报》的组织工作而不必对个别集团切实地实现《火星报》的组织政策；否决联邦制而不妨碍在讨论联邦制的具体草案问题时弃权，例如马霍夫同志就有过这种例子）……

……彻底的火星派和不彻底的火星派共同反对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这类表决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实现《火星报》政策的某种具体计划，即在事实上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承认《火星报》……这一类“划分”明显地表明，在关于实现我们的原则的许多问题上，中派是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他们接近反火星派比接近我们的程度大得多；他们在事实上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比倾向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程度大得多……

……一小部分火星派分子脱离出去而转到反火星派方面，结果就使反火星派获得胜利（当他们还留在代表大会时）……究竟哪些分子是偶然和暂时地时而转到这边，时而又转到那边；哪些分子又是一往直前地同阿基莫夫们结成牢固的联盟。根据最后一次表决，即表明最终地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那次表决，显然可以看出火星派少数派同整个“中派”以及反火星派残余完全打成一片了……

现在我们就根据各类表决的客观材料给代表大会作一个总结。

人们往往说我们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多数派带有“偶然”性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就是拿这个作为唯一的理由来安慰自己的……说多数派是偶然现象，在一个意义上，而且只是在一个意义上，即在断定七个极“右派”机会主义分子是偶然退出代表大会的意义上，才能这样说。他们退出大会有多大偶然性，我们成为多数派也就有多大偶然性……但是，试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认为这七个人的退出是偶然的呢？对于这个问题，那些爱说多数派是“偶然”的人是不愿意理会的。这是一个使他们不愉快的问题，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我们党的右派中的最激烈分子而不是左派中的最激烈分子，难道这是偶然的吗？退出代表大会的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种“偶然”退出，难道不是同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进行的并且在我们图表中十分明显表现出来的反对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有某种联系吗？

只要提出这些使少数派不愉快的问题，就可以看出，硬说多数派是偶然这种话是要掩盖什么事实。这是一个毫无疑问和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少数派是由我们党内最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党员组成的。少数派是由党内那些在理论上最不坚定、在原则上最不彻底的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正是由党内的右派组成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划分，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划分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直接的必然的继续，这种划分不是在昨天才出现，也不只是在俄国工人政党内出现，大概也不会在明天就消失。

……

把《火星报》旧编辑部这样一个小组中充满顽固的小组习气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事实看成分离的原因，这是不是可笑呢？不，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因为起来维护这种独特的小组习气的是我们党内所有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都为维护任何小组习气而斗争的分子……所有借口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的祸害具有“历史”性而为之辩解和加以维护的分子。狭隘的小组利益如果只在《火星报》编辑部一个小组中比党性占上风，那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偶然现象。但是竭力维护这种小组习气的是同样重视……“历史继承性”……的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之类的同志，象哀悼旧编辑部“被谋害”那样痛心地哀悼《工人事业》“被谋害”的叶戈罗夫之类的同志，以及马霍夫之类的同志等等，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常言说得好：你告诉我，你同谁相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你告诉我，谁是你的政治同盟者，谁投票赞成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政治面貌是怎样的。

……

代表大会（以及党）划分为左派和右派，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危险，而且甚至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恰恰相反，俄国（而且不仅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最近十年的历史，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划分。至于形成这种划分的根据是右派所犯的许多很小的错误，很次要的（比较来说）意见分歧，这个情况（这个使从表面看问题的人和头脑庸俗的人感到惊奇的情况）却表明我们全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现在，当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几乎使党陷于分裂时，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聪明人，他们说：为了组委会事件、“南方工人”社或《工人事业》的解散、党章第1条、旧编辑部的解散等等这一类小事情，究竟是不是值得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斗争呢？谁这样说，谁就是把小组观点带到党的事业中，因为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斗争，当它还没有导致无政府状态和造成分裂的时候，当它还是在全体同志和全体党员一致承认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而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党的右派，同阿基莫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进行的斗争，是绝对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注：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谈话。他向我抱怨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啊！这是残酷的斗争，这是鼓动互相反对，这是激烈的论战，这是非同志式的态度啊！……”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太好了！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得到发表。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一个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一切太好了。这才是生活。这并不是知识分子那种无休无止的讨厌的无谓口角，他们停止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这位“中派”同志用大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耸了耸肩膀。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很自然，除了色彩问题以外，代表们在进行选举时还要考虑某某人是不是适当、工作能力强不强等问题。现在少数派总想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两个问题各不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不同的问题，应当用不同的方法来回答。对于色彩问题，应当在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在所有一切问题的公开讨论和表决情况中去找答案。关于某人是不是适当的问题，大家在代表大会上一致决定用秘密投票来解决。为什么整个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呢？——这是一个十分浅显、无须多谈的问题。但是，少数派（当他们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甚至连浅显的道理也开始忘记了……我们从各个角落听到所谓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没有工作能力、不适当、心怀叵测等等流言蜚语，但是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为取得中央委员会中的优势而斗争的不同色彩，我们却丝毫也没有听到什么。我觉得，在代表大会外面散布关于个人品质和行动的流言蜚语，是不体面的和卑鄙的。用这种流言蜚语在代表大会以外进行斗争，我认为，这就是诽谤行为。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我能给予公众的唯一回答就是指出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情况……

（十五）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争方法

……

……少数派的消极反抗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就立即开始了，因此我们马上警告说：这是一个使党走向分裂的步骤；这是根本同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忠诚的声明相矛盾的；这只是由于没有进入中央机关（就是说由于落选）而要搞分裂，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想过要解除任何一个党员的工作；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开始愈来愈变成夹杂着谩骂、猜疑等等的无谓争吵了。

但是警告并没有起作用。少数派的行为表明，最不坚定和最不重视党的分子在他们中间占了上风。于是我和普列汉诺夫只好收回我们对于格列博夫的建议所表示的同意。既然少数派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仅在原则方面而且在起码的党员忠诚态度方面都是政治上不坚定的，那么所谓“继承性”的话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普列汉诺夫比谁都更巧妙地嘲笑了那种十分荒唐的要求，即要求把公开说自己有愈来愈多的分歧意见的人“增补”到党的编辑部中去，让这些人占多数！在新的分歧还没有在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以前，中央机关的党的多数派竟会自动把自己变成少数，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事？让人们先把分歧谈出来吧，让党去讨论这些分歧的深度和意义吧，让党自己纠正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犯的错误吧，如果它确实犯了什么错误的话！为了一些尚未说明的分歧就提出这种要求，这本身就表明提出要求的人是十分不坚定的，表明他们是用无谓争吵来完全压倒政治分歧，表明他们既根本不尊重整个党，又根本不尊重本人的信念。世界上还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有原则性信念的人，他们在自己打算使之改变信念的机关里取得（用非正式手续）多数以前，竟然拒绝进行改变信念的说服工作。

……

人们向马尔托夫等同志提议，要他们说明意见分歧，请求他们直爽地说出问题的底细以及他们的意图，劝他们不要再耍脾气而要平心静气地分析他们在党章第1条上犯的错误（这同他们向右转的错误有密切联系），——但是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却拒绝交谈，并叫喊说：我被围困了，我受驱策了！人们对于这些“吓人的字眼”的嘲笑，也未能使这些可笑的叫喊的热度有所降低。

怎么能围困一个拒绝共同工作的人呢？——我们这样问马尔托夫同志。既然少数派拒绝当少数派，那怎么能委屈、“驱策”和压迫他们呢？？要知道，处于少数地位，总是会也必然会对处于少数地位的人有某些不利。这种不利就是，要么必须加入在某些问题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委员会，要么必须站在委员会之外攻击委员会……

马尔托夫同志叫喊“戒严状态”，是不是想说人们用不公平不正当的手段对他们这些处于少数地位的人进行斗争或者说进行统治呢？……但可笑的是，既然马尔托夫同志还拒绝交谈，无论怎样也不可能对他进行斗争！既然少数派还拒绝当少数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统治！

在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编辑部工作期间，马尔托夫同志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也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可以证明中央委员会有越权或者滥用权力的地方。不管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态》一文里如何兜圈子，一个完全不容反驳的事实是：在关于戒严状态的叫喊声中，除了“颓丧的啜泣”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们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编辑部是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的，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是农奴！”一语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超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之上的“上等人物”。用“我们不是农奴”作为说明拒绝在党内工作的理由，就等于彻底暴露了自己，就等于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理由，根本说不出道理，根本没有什么应该表示不满的正当原因。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个人声明，我们认为他们拒绝工作完全不是由我们这方面引起的，我们请他们说出分歧意见，可是他们回答说：“我们不是农奴”。

对于那种在争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暴露出机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空谈倾向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来说，任何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都好象是农奴制。广大读者很快就会知道，新的党代表大会，在这些“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看来，也是“上等人物”觉得可怕和忍受不了的农奴制机关……这个“机关”对于那些乐意利用党的招牌但是又觉得这个招牌不符合党的利益和党的意志的人看来，确实是可怕的。

……少数派的行为完全违反代表大会的决议，打乱正常的实际工作……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力量说服党，就采用瓦解党和阻挠任何工作的手段……

……

少数派的斗争方法大家已经都看得十分明白了。我们责备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犯了政治错误，责备他们转向机会主义，同崩得分子、阿基莫夫们、布鲁凯尔们、叶戈罗夫们和马霍夫们结成联盟。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现在“制定了”两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多种多样的袭击、攻击和进攻等等。

第一种方法就是打乱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力图阻挠一切而“不说明理由”。

第二种方法就是“吵闹”等等。

……

看来很明显，叫喊所谓官僚主义，不过是对中央机关人选不满的一种掩饰，是掩盖他们违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郑重说过的诺言的一块遮羞布。你是官僚，因为代表大会委派你不是按照我的意志，而是违反我的意志；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所依据的是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决议，而不是我的同意；你做事粗暴而又机械，因为你只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多数，而不考虑到我想得到增补席位的愿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愿意把权力交给旧时的亲热伙伴。这些伙伴对代表大会直接斥责他们的小组习气愈是感到不愉快，就愈是竭力坚持他们的小组习气的“继承性”。

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喊中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实在的内容。这样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再一次证明少数派的知识分子不坚定性罢了。少数派想使党相信中央机关的选举不恰当。用什么方法使党相信呢？是用批评我和普列汉诺夫所编辑的《火星报》的方法吗？不，他们没有力量这么做。他们想采用一部分党员拒绝在他们所仇视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的手段。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个中央机关，都无法证明自己能够对那些不愿意服从领导的人进行领导。拒绝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绝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种办法不是说服，而是破坏。而用破坏来代替说服，这正表明自己没有坚定的原则性，对自己的思想缺乏信心。

人们在大谈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词可以在俄语中译成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因此我可以完全泰然地请读者自己来判断，现在我们党内斗争的双方究竟是哪一方犯了这种官僚主义毛病……

……

普列汉诺夫同志立刻就回答马尔托夫，请他不要使用诸如官僚主义、庞巴杜尔作风等等“损害代表大会尊严”的字眼。于是他同马尔托夫同志辩论起来……他说：“如果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各委员会在建立其组织方面、在制定其章程方面实行自治〉，那它们就会在对整体的关系上，对党的关系上实行自治了。这已经不是崩得派的观点，而简直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了。确实，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个人的权利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彼此冲突；每个个人都可以自行确定自身的权利范围。自治的范围不应当由一个集团自己确定，而应当由它构成其一部分的那个整体来确定。崩得可以说就是违反这个原则的明显的例证。这就是说，自治的范围要由代表大会或者代表大会所建立的最高机构来确定。中央机关的权力应当以道义上的和精神上的威信为基础。这一点我当然是同意的。组织中的每一分子，都应当关心使机关有道义上的威信。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需要有威信，那就不需要有权力了……把权力的威信同思想的威信对立起来，这是这里所不应当有的无政府主义言论。”这些道理是再浅显不过的，都是不言自明的公理，根本用不着进行什么表决，至于人们不相信它们，那只是因为“目前概念都混淆了”。但是，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必然使少数派企图破坏代表大会，不服从多数；而要为这种企图辩护，就只好用无政府主义的言论。非常可笑的是，少数派除了埋怨普列汉诺夫使用了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一类过分厉害的字眼以外，无法向普列汉诺夫提出任何其他的责难。普列汉诺夫很公正地嘲笑了这种埋怨，他问道：为什么“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词不可以使用，而亵渎君主和庞巴杜尔作风这些词却可以使用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种特有的误解在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那里已经是屡见不鲜了：他们的新字眼带有鲜明的“火气”的迹象；当人家指出这一点时，他们感到委屈，——说什么我们是有原则性的人；但是，人家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在原则上否定局部服从整体，那么你们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又因人家使用了厉害的字眼而感到委屈。换句话说，他们准备同普列汉诺夫厮杀一场，但是又要普列汉诺夫手下留情！

……多么幼稚啊！他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说实在的，向自己的老同事们反复讲解这样一些起码的道理，真叫人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你感觉到，问题不过是在选举问题上少数不愿意服从多数！……新《火星报》并不拒绝利用党机关的招牌和权利，但是却不愿意服从党的多数。

如果说这些谈论官僚主义的词句中真有什么原则的话，如果说这不是用无政府主义态度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话，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削弱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把组织关系搞成只是在口头上抽象地加以承认。这一点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看见了，当时阿基莫夫们和李伯尔们就曾经大谈“可怕的”集中制，和后来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讲的一模一样，机会主义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机会主义的本性，而且不仅在俄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十六）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

……

于是，那种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在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时暴露出思想动摇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在实践上就走到了早在9月间即在一个半月以前我曾经预言过的那种合乎逻辑的结局——破坏党组织的地步。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在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普列汉诺夫同志向两个党中央机关的同事声明，说他不忍“向自己人开枪”，说他“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裂”，说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必须作最大限度的个人让步……

……基本思想是，在政治上不应当过于生硬、过分激烈和毫不让步：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必须对修正主义者（那些同我们接近或者表现动摇的）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

普列汉诺夫同志当作新的口号提出来的让步，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让步者深信要求让步者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政治家总是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向那不合理的、对事业有害的要求实行让步。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他直爽地说要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说为了避免分裂而必须让步。可见，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所谓新思想完全可以归结为一句并不怎么新的处世格言：勿因小别扭而妨碍大快事，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言论总比党的大分裂好。普列汉诺夫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清楚地知道少数派是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并知道它是用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斗争的。普列汉诺夫同志主张，要用个人让步的办法同这个少数派作斗争，正象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伯恩施坦作斗争时那样……

……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转变了态度，由一个多数派变成了一个坚决的调和派……也许普列汉诺夫同志想在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达到善意的和真诚的和平的纲领？凡是这样的纲领都要求双方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普列汉诺夫同志指出了多数派的什么错误呢？——对修正主义者采取了索巴开维奇式的过分激烈的态度。不知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是他自己所说的关于驴子的那些挖苦话呢？还是当阿克雪里罗得在场时十分轻率地讲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话；普列汉诺夫同志宁愿使用“抽象”说法，并把罪过转嫁到别人头上。当然，各有各的爱好。但是，我无论在给一个火星派分子的信中还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都公开承认过我本人说话过于激烈；我怎么会不承认多数派方面的这种“错误”呢？至于讲到少数派，普列汉诺夫同志很清楚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是修正主义和导致分裂的无政府主义。难道我能阻挠用个人让步以及种种“kindness”（亲切的、温和的手段）使人们承认这种错误并消除它的害处的尝试吗？既然普列汉诺夫同志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直率地劝告大家“宽恕”那些“只是由于某种程度的动摇”而成了修正主义者的“对手”，我又怎么能阻挠这样一种尝试呢？……至于维护多数派的立场，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我自己的政治职责。在这方面指望普列汉诺夫同志是很困难和很危险的，因为所有的情况表明，普列汉诺夫同志是要把他所谓“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当自己的好战癖性同政治的考虑相抵触时没有权利迷恋这种癖性”这句话辩证地解释成：如果一定要射击，那就射击多数派更合算些……司徒卢威先生欢迎而且也不能不欢迎现在人人都看见的在新《火星报》上开始的向我们党内机会主义派方面的转变。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欢迎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每一次向机会主义的转变，哪怕是最小的和暂时的转变。聪明的敌人所作的估计很少是纯粹的误会。告诉我，谁在赞扬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普列汉诺夫同志希望读者粗心大意，企图把事情说成是多数派绝对反对在增补方面作个人让步，而不是反对从党内的左派转变为右派，但这是徒劳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了避免分裂而作了个人让步，而在于他虽然完全承认同那些态度不一贯的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争论的必要性，却宁可同多数派进行争论，而他同多数派的分歧就在于对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问题的实质完全不在于普列汉诺夫同志改变了编辑部的人选，而在于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争论的立场，不再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维护这个立场。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的引证，是更有教益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

……

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出版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

……

……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统一之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制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现在却有人把这些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退到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退到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复活了……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由较高级的形式，即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党组织的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较高级的形式拉回到较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护，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形式不过是形式。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很久以前把我们从策略-计划拉回到策略-过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已经有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

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毫无疑义，我们党的工作内容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游行示威和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们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时来鼓吹他们的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是这种情况。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有人企图把它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揭发我，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这个吓人的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我说也可以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来解决……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打出的一张反对亚历山德罗夫的王牌，就是用教训的口吻指出：“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编辑部不了解，正是提出信任——单纯的信任——这一范畴本身，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以及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现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

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无政府个人主义。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很久以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正是自治制，当时他们令人可笑地竭力证明：部分不应当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可以有自治权，确定这种关系的国外同盟章程可以在违反党内多数的意志、违反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情况下生效……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维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使它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情况是如此，而且这种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惯例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

……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相联系的……

……

……因为德国的阿基莫夫们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经常在专门的机关刊物上暴露自己的面目，所以这次争论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的分析。以革命派代表之一的资格出面说话的，是卡·考茨基。他说，沃·海涅的论文“表明整个修正主义派的思想进程”。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在意大利，机会主义者都在竭力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瓦解组织，导向把“民主原则”歪曲为无政府主义。卡·考茨基教训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群众对他们委任的代表的统治，它不同于冒充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统治者的其他权力形式。”卡·考茨基在详细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的自治制所起的瓦解组织的作用后指出，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社会民主党，才使机会主义、自治制和违反纪律的倾向严重起来，并且一再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纲领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爱德·伯恩施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本来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判”的“一般原则”。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老的策略的，也是多半只限于唱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风凉话，而根本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内阁主义的”策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是直到现在并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章程确定下来的”明确的原则论点，尽管人们一再公开提醒他们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非常愿意“根本改良”我们的组织章程，但是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这种高调是如此幼稚，以致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的意思，哪些真正是增补问题的意思。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所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向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陷入吉伦特主义的空谈。最后，就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原则，它是作为唯一的、真正明确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则。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出的那种绵延不断的委屈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联系的。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驱逐他们，围困他们，驱策他们。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编造被驱策者和驱策者这种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自己所预料的多得多。的确，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可以看到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在革命社会民主党那儿受到委屈的人。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们让他们“委屈”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组织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被取消而受到极大的委屈；这中间有马霍夫同志，他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受到了委屈（因为他每次总要出丑）；最后，这中间还有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们受到的委屈，就是他们因为党章第1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就是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所有这些令人伤心的委屈，都不象许多庸人至今想象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人说了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讦，进行了狂热的论战，由于什么人粗野地甩门，什么人挥舞拳头进行威胁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既然我们在这三年中不是光耍耍嘴皮子，而是表示了一种应该转变成行动的信念，所以，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我们同站在前列勇敢地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委屈过以后，我们只是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委屈一下，他们就受不了了。量转变成了质。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委屈的人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痛哭流涕地彼此拥抱在一起，并扯起了旗帜，举行“反对列宁主义的起义”。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是一件大好事。革命派举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举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是坏事了。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只要大体上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不难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分，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透彻了解在这方面堆积如山的大量文字材料的人，每个想透彻了解那许许多多片断的例证、孤立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每个斗争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

……

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1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谓争吵，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各种特定的声明，将同一过程中不同阶段发展的各种特定的因素搅成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脑袋钻不进，就把尾巴塞进去”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混为一谈。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总起来说可归结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革命！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确实进行了一次革命；一般来讲，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为了断定一次具体的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就必须知道鼓舞战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过去往往是彼此极端敌对，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实际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牺牲并不是轻易作出的，而是经过战斗作出的。由于取消组织而引起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这阵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组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党的领导机构。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则上为了党牺牲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己的小组又是一回事。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象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正确地（偶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为组织被取消而感到的委屈实在太大了。狂风使我们党的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重新泛起，这些渣滓为过去的失败进行报复。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党内被击溃的机会主义派，由于偶然得到阿基莫夫这一猎获物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对革命派占了——当然是暂时的——优势。

结果就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发展和加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旧《火星报》曾教人学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去学处世秘诀：忍让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却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报》光荣地遭到了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的憎恶。新《火星报》“变聪明了”，它很快就会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对它的赞扬为耻了。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一致。新《火星报》，它的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甚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政治上的伪善。它大骂小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它假惺惺地斥责分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一个多少有组织的、多少名副其实的党发生分裂。它声明必须考虑革命舆论，同时却隐瞒阿基莫夫们的赞扬，并制造一些卑鄙的谣言来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这是多么可耻啊！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啊！

进一步，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象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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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破折号。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