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玛罢工事件：劳工NGO与中国工人关系的转折点

劳工非政府组织（Labour NGOs）在提高中国工人的意识上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南方。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LNGO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从工人对中国LNGO的依赖和对这些NGO的依赖，反过来，与外国NGO在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之中，但是它们又有一种伙伴关系。

最近，一些工人群体逐渐对自己和NGO顾问之间的利益分歧感到不满。这种不断发展的关系是在一个集权政体的背景下进行分析的，这种政治体制需要所有的参与者以复杂的方式制定战略。

本文提供一个2016年中国沃尔玛超市的罢工和其他集体行动的协调浪潮的案例研究。

01、背景

自中国向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开放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与南半球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一直是全球生产链上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者，而且规模宏大。中国出口工业部门的绝大多数工人是来自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的移民，他们在富裕的沿海地区劳动。

广东省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全球最大的供应链制造中心，大部分的LNGOs都集中在这里。

鉴于国外学者对中国民间团体兴起的兴趣，有了越来越多的关于LNGOs的文献。这些作品往往侧重于关注两个特定的领域：

（1）第一个是LNGOs与政党和国家的关系；

（2）第二个关注点是与研究人员关于LNGOs在中国劳工运动中扮演的角色的争论有关。一个极端的、负面的立场甚至将LNGOs称为“反团结机器”，另一种观点认为，LNGOs是无效的，因为工人不信任LNGOs，而LNGOs缺乏社会资本；

本文提出了两种LNGOs的关系，和LNGOs与工人之间关系的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广东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工维权行动寥寥无几；

（2）第二阶段，这些工人活动者们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LNGO；

（3）第三阶段，一些工人在自主组织的过程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如2016年，沃尔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波抗议和罢工浪潮。

02、研究方法

这篇论文的历史部分所使用的信息来自笔者过去三十年来对香港和中国进行的几十次研究访问，部分也来自二手出版物和原始资料。还有一些研讨会和会议中来自中国的LNGO工作人员提交的报告和评论。笔者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进行了三次实地考察。

03、全球劳工组织链和行动者的权力关系

由于中国政权的专制性质，LNGOs的情况与众不同。由当地资助的劳动中心提供服务和帮助工人组织的情况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案例。它涉及到一些类型的LNGO行动者，组织在一个链中，每个行动者都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

在这个链条的顶端是来自北半球的资助者。其中包括工会、外国劳工组织、外国使领馆、宗教组织、人权组织、劳工律师团体等。由于中国政府的控制，这些资助者中有许多不在中国境内运作。

相反，他们为香港的LNGOs提供资金，这些LNGOs随后在中国境内的工作第一线运营着由中国LNGOs运营的项目。一些香港的LNGO已经设法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但必须保持低调。

它们不仅为一些中国的LNGOs提供资金，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作为监督员来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

1.一种依赖关系:香港LNGOs和中国农民工

自1997年以来，中国一直对香港行使主权，但中国政府、中国的NGOs和中国的工人继续把香港的LNGOs列为国外的性质。香港LNGO的工作人员今天在中国工作时必须非常谨慎。

上世纪80年代，在深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出口经济区之后，大批香港工厂的业主迅速在深圳建立了工厂。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深圳，一些以信仰为基础的NGOs和以青年为导向的NGOs开始建立和资助LNGOs。

深圳市政府和深圳的官方工会并不以为然。

当时的农民工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女性。他们中的大多数年龄在18岁到20岁之间，或者低于最低年龄，大多数都住在工厂里非常拥挤的宿舍里。如果她/他们想把钱汇回家的话，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中国的户籍制度剥夺了他们进城的权利，除非他们找到了雇主。男性移民，作为麻烦制造者，很难在工厂找到工作，他们甚至更加脆弱。

公共话语给外来务工者贴上诸如“为资本家干活的一族”、“弱势群体”或“农民工”的标签。这些标签使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中成为受害者的地位。

香港的LNGOs认为，他们的使命是，先教他/她们有关法律和权利、如何阅读工资单、如何申领欠薪或受伤害的法律补偿，从而慢慢改变年轻农民工的心态。

LNGOs的工作人员找到了那些表现出积极的潜力来提高劳工权利意识的工人。只要LNGOs避开讨论自由贸易工会和罢工等议题，当局就能容忍。

2.从不对称到更加平衡的伙伴关系:中国和香港的LNGOs

在广东的中国劳工维权人士中，有相当多的LNGO工作人员接受过培训，他们逐步建立了自己的隶属于香港的LNGO。一些中国本土的LNGOs是由中国工人自己创办的。漫长的法律程序使他们成为劳动法专家，并使他们坚强起来反抗，他们开始帮助其他工人通过法院系统获得补偿。

LNGOs逐渐进入共生关系。中国的工人和本地的LNGO工作人员缺乏与外界沟通的外语能力，需要依靠他们的香港同行。

结果，各种关系出现了，这些关系取决于中国的LNGOs是否仍然依赖来自香港的资金。那些拥有独立资源的人变得更加自主，而其他人则需要维持一种更加依赖的关系。

但那些不会放弃他们的赞助关系的人会根据他们自己或外国资助者的议程继续利用他们自己的资金来干预和指导他们的中国同行的活动。稍后将会看到，这已经引起了工人和LNGOs之间的争论。

04、工人集体行动取代了LNGO的议程

2006年，在山东省烟台市一家小型电子公司Ole Wolff电子公司出现了一场罢工，标志着中国劳工运动新阶段的诞生。

其中一个罢工工人的丈夫，是一个名叫张军(音)的电工，他在劳动法上受过教育，他帮助工人们艰难地度过了四年的艰难旅程，使他们的工会免于被歼灭。

在笔者看来，这类事件的原因有很多：

（1）首先，工人们和张军之前没有与任何LNGOs接触过，这是由工人自己的机构发起的抗议活动。Ole Wolff工会的诞生标志着一个阶段的开始，一些中国工厂工人获得了劳工的主体性；

（2）其次，最近广东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导致大量工厂搬迁和关闭，加剧了他们的担忧。昧着良心的雇主一直在收拾行囊，让工人们陷入没有被支付工资、社会保障金和遣散费的困境；

（3）一些工人承担风险的意愿超过了LNGO的意识提升的议程，政府一直对这一议程坚持适度和合法合规的限制。

下面我们来看看举一个例子，2016年的沃尔玛劳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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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016年沃尔玛劳工斗争

200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始试图遏制工人们的一直在增加抗议活动，而工会联盟与ACFTU之前的做法相反，组织沃尔玛员工“地下”工作，在工作时间之外悄悄接近他们。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大约15家沃尔玛商店没有得到沃尔玛的承认而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会分支机构。

当沃尔玛在中国的利润因过度扩张而开始下滑时，该公司开始控制工资，增加工作量，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加班以避免支付加班费，增加兼职人员的比例，解雇工人，关闭一些商店。这些措施已经引起了员工的严重不满。

2014年，两个不同省份的沃尔玛员工成立了一个名为沃尔玛中国工人协会(WCWA)的在线论坛，向全中国的沃尔玛员工提供帮助。

一开始，他们对WCWA的期望并不高。它只不过是一个在线平台，沃尔玛的员工可以在这里交流经验、发泄不满，并提供相互的精神支持。

在2016年5月中旬，沃尔玛宣布将正常工作时间转换为弹性工作制，在这种工作安排中，商店员工经常会在没有加班费的情况下加班。这引起了工人们的恐慌。WCWA搅进这次行动中。

为了阻止沃尔玛采取强制措施来强制实施新的工时制，江西省南昌市的沃尔玛员工宣布，他们拒绝签署新的工资制度。他们于2016年7月1日举行罢工。很快，其他城市的其他三家商店的工人也纷纷效仿，开始罢工。WCWA成为全国的组织中心和士气助推器。

在沃尔玛工人维权行动中，一位著名的劳工律师段毅从深圳飞入南昌，开始建议工人停止罢工。据报道，他建议，根据法律，连续三天罢工将增加工人失去诉讼的机会。工人们在是否继续罢工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最终接受了段的建议。

一旦罢工停止，沃尔玛就进行报复。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它恐吓、骚扰和解雇了几十名最激进的工人。

2016年7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声明零售商店没有资格使用沃尔玛的工时制。但是这篇文章没有提到沃尔玛的名字。一个月后，广东省工会联合会发布了一份同样的声明，这次特别针对沃尔玛。但地方政府控制的地方工会却不理会这一声明，因为地方工会是由渴望吸引和留住投资者。这使得沃尔玛继续对工人施加巨大压力。许多工人投降并签署了同意书。

WCWA试图与国际工会和劳工团体取得联系，尤其是在美国的沃尔玛。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主动寻求国际团结。

06、沃尔玛的运动中的分裂

与此同时，段毅参与了沃尔玛的抗议活动，另一家中国LNGO的负责人，深圳春风(春风)的负责人张志如进入了这个事件。在WCWA的网络聊天中，段开始谴责WCWA的两位创始人过于胆小和谨慎，忽视了工人们提高工资的愿望，而不是组织集体谈判，他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他还认为，WCWA应该立即举行一场民主的全国选举，组建一个有组织的组织，由一个协调委员会组成。

表面上，这种分歧似乎是针对竞选策略的。

在双方的聊天室里爆发了公开的对抗，不断地互相指责贪婪、官商勾结和腐败。这让沃尔玛员工陷入困惑，而WCWA网络的参与也陷入了自由落体（went into freefall）。

利用这一点，沃尔玛采取了攻势，强迫工人签署新合同，并对拒不服从的工人进行猛烈抨击。这种报复行为是无情的。一些商店里的积极分子督促他们的同事不要签名，他们被一个接一个地骚扰和解雇。尽管沃尔玛违反了法律，但当地官方工会、地方政府和全国总工会的高层并未对工人伸出援手。

随着运动的消散和ACFTU的不支持，参与者退回到一个低调的阶段。

展望更光明的一面，这两年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一群新的劳工活动家已经被培养起来。他们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

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是否应该继续罢工，而不听从段毅的建议？社交媒体平台能单独维持一场运动吗？在这么多的工作场所，是否有可能举行一场由工人举行的民主选举？组建一个有组织的组织会引起政府的镇压吗？

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及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讨论我在论文中提出的“全球LNGO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