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共和国的文明内涵”研讨会上的口头发言，经过整理之后发表在《开放时代》杂志2018年第1期。发表文字有删节，这里是整理稿全文】
我这个文章写得很啰嗦拖沓，是因为自己思想也没有理清楚，因此就报告一下思路。题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制度遗产与毛氏生产政体（单位制）的形成》。中国在后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场革命对后来的影响是什么？希望考察一下两者的关系。
一、提出问题与思考的起点
我说一下我做这个思考的起点。第一个，是99年开始参与网络的左右舆论战，参与论战后有很多发言文章，有一年到上海有位网友对我一个很强烈的批评，说我的主要倾向是“红道洗白”，用白道的语言去总结共产党革命的经验。
第二个，是我们国家在20世纪在一场革命以后又经历了一场改革，这也是一个180°的转弯，毛时代和邓时代强调的思想方法非常不一样，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思考方式及其内容拿出来，让他们在思想上进行对话，这肯定能够对我们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些启发。
第三个最重要的经验是在重庆发生的，05年9月我在重庆呆了一个多月，主要是做文革的口述史访谈，在一两个星期时间访谈了十多位工人，重钢和附近军工厂的老工人。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对国企的评价和我学到的东西完全相反。我自己90年毕业以后就分到国企，当时对国企没有多少好感，也谈不上恶感，最主要的感受是工资太低，后来就深圳打工去了。这一批老工人他们在思想、感情乃至立场上跟我对国企的观感很不一样。其中有一个老工人讲的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毛主席时代我们的工厂里面那个宿舍是“细吹细乐”很热闹，现在是一片死寂。
我自己也是学经济学的，也知道从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我们的国企的效率是一直下降的，数据我都知道，但是怎么来理解这些数据背后的人的命运问题，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老工人对于国企演化的看法，给我一个很大的再教育，那些枯燥的数字变化背后是许许多多的鲜活的人的命运。
从这里出发，就可以找到一个更为具体的研究路径，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在经济基础内部尤其是“面对面管理”这个层面上，作为工人阶级或者劳动者是有着不同的经验感受的，选定了这样的角度，就可以借鉴对科层制和生产政体的研究成果，来呈现和对照这个不成熟的思考。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个历史时刻
新中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出现的，新民主主义，从这个概念循名责实，它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新与旧，按照传统的解释，是体现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和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不同。新民主义第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是湖南农民运动时期，它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农民通过组织农会联合起来，形成新政治优势，一切权力归农会，变成了新的权力中心；同时还颠覆旧有的观念权力，使得政权、神权和绅权这些观念权力也都动摇起来了。因为现实审核的政治优势和观念权力都被颠覆了，所以乡村社会中间旧统治阶级的经济优势也就被抑制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标准的阶级斗争，在针对旧统治阶级经济优势的现实中间，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出新的政治优势和舆论优势，以此抵消了经济优势的左右，就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一种政治优势和舆论优势反对经济优势的特殊状态，这是毛老人家的一个观察结构。
孔夫子讲“述而不作”，毛跟孔夫子不一样，他总结和提炼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是为了更好地作，“述”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作”。这是新民主主义第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阶级斗争到底怎么斗，湖南农民运动提供的经验是这样，组织起来形成新的政治和舆论优势，这就是“民主主义”中间的“新”，然后以此为基础去颠覆旧有的社会结构，以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去对付旧统治阶级拥有的经济优势。国民党和豪绅地主非常痛恨共产党，老是说共产党是“匪”，因为对我们这么至关重要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力，被你们组织民众给强硬地抢夺过去了，真是抢的，不是自愿的“禅让”，不是我认为你比我优秀，我禅让给你。我觉得新民主主义的一个核心内涵就是抢夺从前由旧统治阶级掌握的政治和舆论优势，这样，才算是形成了新的领导权，这个新形成的领导权还挂在无产阶级名下，这就不同于旧民主主义了。新民主主义的领导权特点，在每一个历史时刻都是可以检验到的，它的内涵是非常一致的。
第二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时候，八路军组织地方工作团，去村里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一样形成新的政治和舆论优势。我们上午提到国民党少将徐复观，他很痛恨共产党说“奸伪”可以控制社会，这个“奸伪”到底是怎么控制社会的？我讲一个案例，1938年八路军东渡到达，到山西平顺建设根据地，直到1949年解放，这个地方一直是处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平顺县志》记载了共产党如何控制社会的步骤，民国31年和32年减租减息运动中，在全县召开文明收租会419次，参加人数13605人，总算账会281次，参加人数17729人，思想论战会263次，参加人数9742人，说理斗争会545次，参加人数28659人，民主座谈会359次，参加人数9002人，总参加人数占全县人口的66%，这一会开完的后果是什么呢？在经济上造成的影响又是什么呢？贫农家庭35%上升为中农，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由25.5%下降为10.5%，根据地内部土地占用平均化和中农化了。很多人都注意到就是共产党搞减租减息，搞合理负担，两个政策搞完了以后整个根据地地主的经济优势已经不管用了。在华北的农民组织起抗日救国会，通过对地主阶级进行各种说理斗争之后也颠覆了观念权力，后果就是原先有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的旧统治阶级，再也没有领导权了，被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农民组织夺去了领导权，这样才有新民主主义。通过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过程，共产党与农民群众形成了相互认同和相互支持的紧密关系，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非常有力，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权深入乡村并具有强大执行力，就这样，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从根据地群众流向八路军，支持革命的成功。
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三个更成熟的时候就是新区农村的土改，土改的时候还特别强调的一件事，就是要求组织农民通过自己的斗争来实现分田，，反对和平土改。共产党派出工作队只是起引导作用、组织和培训农民积极分子队伍形成农会，由农会来划定成分、没收财产并分配。是否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实现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与苏东国家的一大区别。毛泽东1959年阅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教科书时，才发现这个不同，苏东国家是政府没受土地分配给农民，毛对这有两个评价，一个是恩赐分田没有经过斗争，第二个就是右倾观点，不抓住这么好的有利时机进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中共与苏共的不同政见，主要的源头就在这里。毛泽东后来说斯大林写了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包括后来的赫鲁晓夫，在毛泽东看来都是“缺政治”的，这个缺少的政治，就是因为苏联没有经历过普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群众组织与动员过程，结果基层干部的选拔以及干群关系，与中国是完全两样的。共产党进城之后，也一样开展民主改革，把民众组织起来去颠覆旧的权力形成新的领导权，到了1952年夏天“五反运动”结束后，城市里私营工厂里面的“生产指挥权、人事调配权和利润分配权”都部分地转移到了组织起来的工人手里，这样，也同样在工业环境里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内容，是需要组织民众建设相对于旧统治阶级的政治优势和舆论优势，完成领导权的非自愿转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相互认同和支持关系的建设，造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权执行力基础，这才是根据地建设得以成功的关键。
在革命过程中间，干部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对群众进行启发和动员，形成一种非常不同的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结合经济学和管理学里经常提到人力资本概念，可以分成两类的人力资本：一种是有机人力资本，另外一个就是无机的人力资本，有机的人力资本相当于是干部与群众之间形成的相互认同、理解和支持的关系，毛时代比较强调从工农兵一线选拔和培养干部，这样的干部自身就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带头作用，他的权威大多是自下而上的；我们今天比较重视无机的人力资本，通过高校这样的教育生产线来生产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是通用型的技术性知识，不与特定的群众集合形成相互理解和支持关系。
这两张照片是在新区土改时拍摄的，左边的这张是一个南下干部，坐在地上与农民拉家常，一方面是调查情况另一方面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土改，右边是一个南下干部在大会上向群众讲话。这两个场景，很容易想到毛泽东那个著名的说法：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学生。有机知识分子的知识内容，总是来自于书本之外，是群众的体验和感悟的集合，这样，一个人才成长为葛兰西所称的代表本阶级发言的知识分子。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建立了共产党和农民的相互认同和支持，共产党政权的主要的执行力，是农民自下而上的认可。在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历史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质变，国家政权首次实现了垄断暴力目标同时还有能力提供秩序，这具体地体现在土匪消失了，实现了真正的国内和平。
结果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不再建造各种安全堡垒，去单独地面对安全忧虑。左边这幅图我是在网上找到的，这是解放前农村住房的标准设计，大批房屋密集地拥塞在一起，通风采光都很差，建设成本还不低，房子之所以要这么建，目的就是要防御土匪；农民家庭通常是要养牛养猪养鸡的，可以想象房子建成这样那空气会是什么状况；右边这个图是我们村子最后一家还住人的土砖房子，是农民所说的“解放牌”房屋，这是实现了国内和平之内、对土匪的担忧不再是第一考虑因素之后的住房建设方式。
在统治阶级中间，没有国内和平的安全忧虑，也反应在建筑上，孔夫子说“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考古学发现“城郭沟池”的出现是在龙山文化时期（仰韶时期的半坡文化和姜寨文化只有壕沟），此后修筑城池把自身圈在内部，就成为一代又一代统治阶级最为热衷的公共工程，恩格斯对此有一个很经典的解释，高耸的城楼已经标志这进入了阶级社会。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对于安全的忧虑转化为城郭沟池的修建，对照西方的同类处理同样的问题，他们采取的方案是不一样的，右边的照片是法国的萨瑟兰城堡，这是一个家族的单干方案，中国统治阶级相比较就是一个合作化方案，按照行政层级和地域修筑城池进行合作处理。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面临的处境是一样的：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垄断暴力，同时对下对内的治理能力也很有限，由此需要一个安全工事——建造一个城堡把统治阶级成员自己围起来，避免外面的威胁；中国的安全工事是合作化的都城、府城和县城，欧洲是贵族在家族规模上的单干产物——城堡。
左图是荆州城东门附近的城墙，右图是法国的萨瑟兰城堡
城郭沟池的需要和不需要，反映了政治关系上一场根本性的质变。共产党在根据地就已经形成了与农民群众的相互支持关系，消灭了土匪，由此再造了新型的政治关系，共产党自身获得了农民群众支持下的高度执行力，延续数千年的安全忧虑就此成为过去式。而且，还应该提一下，共产党实现这样的进步，是在获取全国政权之前，还处在农业社会时代，就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就，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1940年代就发现：共产党控制区内部已经没有了土匪。当时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无论是与日本侵略军相比，还是与国民党军相比，都是处于弱势的；我们都知道国家是一种暴力机关的说法，但是，共产党硬是在暴力力量弱势的条件下，实现了更高程度的国内和平。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建国之后，共产党政权的力量和政策，能够深入到经济基础内部主导进行根本改造的原因所在——通过一场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去塑造与群众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
三、三湾改编的制度内涵：一种颠覆性的管理学想象力
在革命时期一个重大的传统，也是非常具有颠覆性的，但人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人们对于常规管理的想象力是：管理者掌握各种管理手段对被管理者进行控制或者激励，促使其提高努力水平，并把这个视为管理绩效的凭借。甚至认定，如果没有官员或者说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强迫和激励，就没有效率。
三湾改编提供一个相反的管理和绩效的想象力，主要的一条就是从政治和经济平等去改造管理权的运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面这新的想象力归结为：“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开会有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经济公开。”他还进一步总结说：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制度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同样一个人昨天在白军中间作战不勇敢，到了红军之后就完全不一样，红军就像是火炉一过来马上就熔化了。马克思有个著名的看法——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三湾改编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通过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平等的建设，来重新构造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工作动力就不再是管理者和管理手段的函数。毛非常强调把管理权向被管理者开放，通过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方式来激发被管理者对于目标的认同，在高度认同的基础上收获高水平的努力，这是完全不同的想象力。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表达包括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个方面的变化，要求领导工作要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管理事务就不再是由管理者单独负责的专业，而是变成了一个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进行积极互动的公共领域，管理事务最后要在这个公共领域中间来共同处理。
应该说，官兵在政治和经济上平等，通过干群互动的公共领域去共同应对管理事务，这不是多数官员不那么愿意接受的管理方案，对这种新的管理想象力的拒绝一开始就是存在的。1929年毛泽东为此落选前委书记，随后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也不是能够轻易贯彻的。据赖传珠回忆，古田会议之后连队普遍开展了整风，整风就是强行给被管理者赋予批评权，让被管理者批评管理者，以此形成压力促使多数干部进行不情愿的改变，后来的延安整风期间也一样是连队普遍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由战士行使对于官长的批评权。自下而上的批评权，就成为落实新的管理想象力的一个周期性的保证，建国后的群众运动也与形成反向压力和实践干群积极互动有关。
最大的变化是建国后外敌消失，团结一致对付强敌的外部条件没有了，因此，新型管理想象力遭到嫌弃。1958年党内高层争论激烈化了以后，毛泽东对这段历史和后来的演化过程，有一个重新的回顾：“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 依据毛泽东这个事后的回顾，当初的官兵一致乃是被逼不得已的选择，等到成为执政党之后，就有了更多的条件去实现管理者集权，由上级通过管理手段去强迫或激励下级的想象力就开始回潮了：“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
对三湾改编确立的各项管理原则不感冒，在共产党内部一直存在，这是毛泽东毕生与其进行对话或者进行路线斗争的针对性所在。而苏联的企业管理中间“缺政治”，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改造，缺乏干部积极互动和相互认同的基础，也不存在三湾改编的后续实践，因此，苏联在管理权方面的制度实践，与中国也完全两样，格外物质刺激和干部对管理权的垄断，而毛泽东提倡的鞍钢宪法是在与苏联企业管理方式进行对照之后而提出的。
毛时代的企业的内外部关系的塑造，通过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政府的影响力深入到了经济基础的内部。1952年夏天“五反运动”完成以后，哪怕是私营企业内部，大部分的管理权力也已经转移到了工人手里，1953年1月份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人调查了武汉、南京和上海的私人企业，他发现这个工厂里面的生产管理权、生产指挥权、人事调配权和利润分配权都已经到工人手里，工厂内部的管理规则乃至于管理者，都发了变化，单位制的基本特点——成员资格——在私营企业内部也已经开始形成了，以后再开除工人或者随便扣工资的管理手段，也就很难使用了。单位制的一个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管理权受到成员资格的绝对限制，成员资格包括就业机会和工资两项，都不再受到管理权的侵犯，后来所成的“铁饭碗”“铁工资”就是这么确定下来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激发被管理者的高水平努力，就不再依靠管理者运用强制性的管理手段了，必须另找门道去促进劳动者自愿努力水平的提高。
以此而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中间，否定雇佣劳动制的主要努力，是以劳动者获得成员资格为制度依托的。后来批评“大锅饭养懒汉”，强调管理权必须要能够对就业机会和工资进行调节，在这个改革的最后阶段，果然走向了回复雇佣劳动制，这是毫不奇怪的。
四、共产党内部的政见分歧
在毛泽东所强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间，共产党干部确立与群众之间的积极互动和支持关系，这是共产党根据地建设成功的关键：主要是依靠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同时，在军队内部的管理中间，强调官兵平等和干群积极互动，这也是一种期待被管理者自愿付出高水平努力的方向。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后来成为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内部的管理权划界的基础。应该指出，在共产党里面始终是有不同政见的，在外部是与苏联共产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政见。在中共内部，始终有人想要把常规管理想象力引入，以加强管理权对被管理者的强制性，以便可以逼迫被管理者提高努力水平，据以提高企业效率甚或加快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邓小平在78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间，提出要有一个新的“大政策”，主要思想是强化管理者的权力同时强化管理手段的运用。假如强化管理不破坏原本管理体系的认同的话，显然就能够收到实效，可以在较高的自愿努力水平上，通过管理者手上掌握的管理手段强化使用去逼迫工人多干活，再收获一个非自愿努力水平的提高。这里有一个盲点是：自愿努力水平与非自愿努力水平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能否在不破坏认同的基础上去强化管理权的垄断和使用？后来的事实证明，管理权的强化首先破坏了被管理者的认同，强化了劳动者的异化感受，使得自愿努力水平下降速度，快于非自愿努力水平的上升速度（这一点受制于管理手段强化的速度无法快速到位），结果导致总的努力水平下降，李怀印教授等人的口述史研究论文《回望“主人翁”时代》中间，许多访谈对象都谈到是改革初“心气散了”。
那么，让管理者垄断管理权的使用，同时以强化管理手段运用去追求非自愿努力水平的提高，这样一种管理想象力，实际上不是对文革的颠倒，也不是对四人帮的批判，而是对三湾改编确立的各项管理规则的一个针对性的不同政见。
而且，从强化管理手段开始，被管理者的异化感受上升，自下而上的认同基础毁坏，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的认同毁坏，更具有根本性，是管理者自身对于管理目标的不认同也在持续上升之中。这个方面的舆论宣传和经济学论证，都集中于阐述如何激励管理者付出高水平的监督努力，据以迫使劳动者多干活，在这个宣传或者论证过程中间，逐步地背弃了“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引入和发明了“权力效益论”的观念，依据这样的认识：有且只有管理权的权力及其合理使用才是企业效益的源泉。这就使得许多管理者有根有据地认为，自己对利润和效益的贡献极大，但是所得报酬却不成比例的低，产生了极大地心里不平衡，并通过逐步下放到手的权力进行各种安排去追求管理目标之外的私利。舆论宣传中间甚至以同情的态度，生造了一个“五十九岁现象”去表达，以此去摹状那些不甘心的“贡献巨大者”。也就是说，为了给强化管理的改革做宣传，报章舆论和学界大拿，都众口一词地说企业效益增加的主要贡献来自管理者和权力，这强化原本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官员们的不认同，催生乃至于强化了那种自上而下的不认同的产生。由此，国企遭遇到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的不认同，这就使得国企的持续稳定经营变得艰难起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国有企业的效率变化，到底是不是强化了管理权，就可以逼迫工人多干活提高效率？下图三条曲线，一个是资产利税率、产值利税率和资金利税率，这三个曲线都是一致的向下，1984年以后国企改革全面铺开之后，都是快速而稳定的下滑趋势，到了1996-1997年，连续两年，国有企业盈利企业的总盈利小于亏损企业的总亏损，出现了全局性的亏损。
然后朱总理的“国企三年脱困”，最后的后果是国企剩下不多了，绝大多数通过MBO和抓大放小私有化了，对管理层是搞产权激励，同时对工人实行买断工龄，一方面是产权私有化了，一方面是员工恢复了雇佣化，这个应该是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
五、在单位制解体之后的回顾
单位制的主要特点，除了起内部的管理绩效来源不同之外，还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复制的遍布城乡的熟人社会。单位制及其塑造的熟人社会，还有着内在的秩序维护职能，使得秩序对于国家机器的依赖性下降了。改革开放塑造了今天这个高度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对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这一块需求很殷勤，具体体现为公检法机构的极大扩张，镇压机器和镇压成本都上升了，但真正的维稳能力却在下降。这就是说，单位制的存在，极大地改变了公司领域的界限，并以低成本和更为有效的方式，回应了秩序要求。
新儒家老是想要返本开新，但问题在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儒家政治思想及其德性领袖生成模式，还有没有应付新世道的能力？这一点恰好可以结合单位制的状况，进行检验和挖掘。不过，毛时代工农业现金典型，大庆的王进喜和大寨的陈永贵，都应该算是标准的德性政治领袖，起领导权威主要不是自上而下授予的法理型权威，而是他们通过自身的带头努力和垂范，赢得了自下而上的拥戴，这样的熟人社会内部领导权的生成逻辑，恰好跟儒家的德性政治领袖要求完全一致。在这个方面，还不能说改革后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垄断了真理，更有可能的是，强调自山而下的激励和监督的理论，恰好忽视了更为强大的作用机制。
毛泽东曾经说中国人民要对全人类要有所贡献，从革命和建设年代经验，可以证明：管理权的绝对垄断和强制能力的增强不是追求效率的唯一方向。对照韦伯那个悲观的展望——人类为了效率不得不陷入“理性铁笼”之中，从中国过去的经验看，追求效率“理性铁笼”并非绝对必需，是可以提前走出去的，人类解放事业也是有可能提前的，并不需要等待韦伯所说的效率不再成为第一需要或者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那一天。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最重视的努力方向，怎么把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去规训好统治阶级，让统治阶级更加服帖地服务于多数人的利益，而非老是谋划着要恢复常规管理增进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在政治和经济平等所塑造的社会关系总和之下，通过说服教育去塑造和提高人的认同，据以提高大家的自愿努力水平，在追求效率的效果上，比强化和垄断管理权要靠谱得多。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深化，当然还有很多“学徒工阶段”肯定有的不足，但是，在革命时期不利条件下被逼实现的管理想象力的突破，依然是我们展望一个较好未来的起点。时间到了，我就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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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田。责任编辑：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