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苏联东欧集团的社会主义，在经历了战后的辉煌之后，以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开端，进入了危机。这个危机政治上表现为各个阶层对沉闷僵化的体制的不满，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乏力，在这个危机中，各种各样的思潮都登上了历史舞台，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其中就包括匈牙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尽管他本人拒绝接受这一称号）捷尔吉·卢卡奇。
卢卡奇写作了《民主化的进程》一书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出路的看法。为了写作这本书，卢卡奇甚至暂停了他晚年最重要的长篇巨著《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写作，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七十年过去了，尽管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早已土崩瓦解，卢卡奇的思考不再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但是他对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探索仍然值得我们再学习。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卢卡奇简要分析了历史上的种种民主制度，历史上有过两种基本的民主类型，其一是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这种民主的特色是城邦公民的直接参与，这与经济基础中的部分土地公有是分不开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分解，城邦民主制也逐渐消亡；另一种是近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这种民主制的自由平等的基本模式，是建立在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在这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利己主义的，“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这样的一种民主因此只能是有缺陷的、虚伪的，因此，卢卡奇反对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来解决社会主义的危机。
为了解决这场危机，不得不首先探究它的根源。卢卡奇认为这首先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非经典”性质有关。“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在一系列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然而十月革命却是在经济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俄国发生的，后来在亚洲东欧建立起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摆脱这样的“非经典”性。
考茨基等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曾经据此职责俄国革命是一种错误和早产。但是卢卡奇指出，十月革命的发生是与人民群众解决战争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迫切愿望相一致的，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虽然没有客服经济基础上“非经典”的困难，但是也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样的“非经典”性就使俄国革命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经济问题、一是民主问题，在革命胜利、战争结束之后，就应当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发展民主。经济发展和民主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提供理论的解决，因此这个问题成为了列宁的关注焦点。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列宁苦苦思考着如何解决官僚政治的问题。然而在列宁逝世之后，他的后继者们却再也没有继续他的思路。
在所谓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战中，存在的只是权力斗争和对经济问题的关注，而忽视了民主化的方面，论战的最终结果是，似乎只要进行了国有化就使得一国社会主义成为了可能，这正是社会主义危机发生的原因。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虽然对斯大林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然而他也只把社会主义问题当做一个经济问题，当做纯粹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因此他还是没有摆脱经济主义的错误。
在《民主化的进程》里，卢卡奇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反思，并认为斯大林的问题在于：
1.颠倒了战略与策略之间的关系，把策略上的需要至于首位，这种方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现实政治”的方法。
在列宁逝世之后，苏共党内都普遍有这样的倾向，正如列宁在他的遗嘱中提到的那样，斯大林、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都试图以行政甚至暴力的手段去解决重大问题，而唯一具有理论家才能的布哈林在理论准确性上也存在着严重不足。斯大林在政治斗争中的最终胜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政治策略的运用上胜过他的对手。
实际上这不只是斯大林个人的错误，也是二十世纪第二国际以来在社会主义者内部流行的一种倾向。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内，我们都能看到理论家和掌握实际权力的领导人之间的分离。尽管列宁也是一个善于分析实际情况，并制定出正确策略的人，然而他是在一种历史的科学理论和战略结构的框架内做出决定的。
在列宁的后继者那里，没有了理论的眼光，不把理论当做严肃的指导，导致新的策略不过是临时拼凑而成的，而且可以轻易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理论变成了一种事后炮制出来的诡辩，对策略中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则以“辩证法”为名进行掩盖（在这里，作为一名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笔者感到有必要结合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实践经验指出，这种实用主义策略的最终结局，就是把共产主义的实现推迟到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因而也是无限遥远的未来，而在现实问题上则以“猫论、摸论、不争论”为借口，把完全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东西堂而皇之地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斯大林把经济学当做一门实证主义的科学，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简单归结为工业化的问题，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民主问题。
2.斯大林简单化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了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道路，卢卡奇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剩余劳动，实际上这和马克思所批评的拉萨尔关于“对劳动的不折不扣的补偿”的观点是如出一辙的，这是把社会主义单纯归结为一种经济问题，而卢卡奇则强调民主的重要性。
他指出，历史是人类实践和自然、社会的相互作用。“民主”不是一种静态的制度，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应该用“民主化”一词来代替“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把人看作一种能动的创造者，因此这种制度是一种实现人的有目的的构想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不是把社会视为仅仅受决定论的规律的支配，而是决定论因素与目的论因素的组合。社会主义民主的目的是对资产阶级公民社会的超越，是消除人的日常生活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分离。资本主义是受资本的决定论束缚的社会，而这一决定论的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不再有效。
当然，马克思承认经济的必然王国是解放的自由王国的基础，但是自由王国必定是不同于必然王国的，在这里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需要，而是人类自我实现的第一大需要。但是卢卡奇认为，通过斯大林主义是不能到达自由王国的，因为这种体制极大的压制了群众的能动性，尽管在形式上它确实是民主的。
在快速工业化的时期，斯大林主义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在苏联经济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之后，它便失去了历史的有效性，这就导致了苏共二十大之后的社会主义危机。卢卡奇认为光依靠旧有的苏维埃制度已经不能再激发群众的活力，因为它的无效性早已使群众对它失去兴趣。而有活力的自由的公众意见其实一直以地下的隐蔽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私人交谈之间。这种隐秘的公众意见被卢卡奇认为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契机，把这种这种意见动员成为一种系统的公众实践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关系到共产主义的生死存亡问题。
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过程中，由于群众普遍的政治冷淡，因此必然需要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而党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自己和国家之间区分开来（党国不分的所谓“党国体制”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好词）。社会主义世界内部最紧要的问题应当是首先对当代社会主义的危机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也将是马克思的真正方法的复兴。最后卢卡奇引用了马克思的分析：与不断狂飙突进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地自我批判、不断地停下脚步并往后退却，直到无路可退之地，那是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今天回望那个时代，卢卡奇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设想可以说已然胎死腹中，而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恐怕也仍然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这提醒着我们，不可能无条件地直接接受先烈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有待着我们在实践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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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兰东。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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