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天津铁路一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正准备高考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响应毛主席号召,与我校29名同学一起到内蒙古哲里木盟(现改为地级通辽市)科左中旗的一个以蒙族为主的村庄插队落户,后回津上学,留校做教师,直至退休。2013年9月,我作为知青代表回通辽市参加了市有关部门组织的纪念上山下乡45周年座谈会,因没有做充分准备,座谈会上简要谈了我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受到与会者领导和知青朋友的一片掌声和赞扬。后回津后,我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我上山下乡的心得体会及对我一生学习和工作的影响,以《认识劳动,认识农民,认识国情,认识知青》为题目发表在有关网站和杂志上。今年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和上山下乡50周年。最近又把旧文翻出来阅读一遍,应该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收获体会和对自己一生的影响。为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我决定将该文重新发表,个别文字做了修改。因原文有17000多字,本次将该文拆解为四篇即“认识劳动”、“认识农民”、“认识国情”、“认识知青”。已在网上发表前两篇“认识劳动”、“认识农民”,现发表第三篇“认识国情”。
认识国情
我们这一代人中小学受的正面教育多,强调要继承老一辈革命传统,长大以后把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困难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实际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年轻时对我认识国情影响之大的经历一是文革初期的从天津到延安的步行长征串联。我走过太行山脉、吕梁山脉和黄土高原,两个山区和陕北农民的贫穷状况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二就是农村插队。我所在的村庄与我所熟知的华北大平原、山区、高原的农村完全不同,其主要特点就是地广人稀。关里农民常说,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而这里确实不上粪,更没有积粪的习惯,因为土地太大了。这里土地管理也差,更没有科学种田。村里基本没有机械化,只是有两台柴油机,主要用于菜园子浇水。耕种、管理、收割、打场完全是人工。村里也没有电,有文化的人也极少,更没有医生,农民有一点小病也要到二十里地远的公社卫生院看病,稍大点的病要到百里之外的旗医院或通辽医院,来回仅路上就需要两整天时间。我们初到村时,确实做好了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打算。看到农村的这种落后状况,也确实跃跃欲试,想搞科学种田,想搞农业机械化,想把我们大队办成大寨式的农村,想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成以农为主,学工、学军、学政治的农村大学校,甚至在我们的建议下,把原村名也改名为“五七大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我们的思想与实际距离较远,这些目标远没有实现。只是在我们的帮助下,村里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三位知识青年任赤脚医生。他们不脱产,利用业余时间为村民看病,还经常半夜被村民叫走。为给村里节省药费,常常自己采集和制作中草药。有的知青还担任过大小队的会计、出纳、记工员、民办教师等。我曾被公社抽调多半年帮忙工作,走访过全公社所有村庄,也到过其它旗、县农村搞过外调,常吃住在村民家中,看到了农村更多落后的因素,也感受到他们生活的艰辛状态。
下乡几年后,开始了招生、招工选调,我有幸被大队和集体户推荐,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回到天津上学。我至今还特别感激集体户所有知青。大学毕业留校后做教师工作。我深知,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专业上要过硬,毕业后的一些年,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钻研业务,一边教学,一边科研,并较早地解决了高级职称。但我的时间和精力绝对没有完全都放在单纯解决个人的职称方面。青年时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农村几年的经历中看到和感受到的国家、民族相对落后的现象,都促使我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工作中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教书?为什么科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学校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工作与个人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我考虑自己的奖金是没有错误的,但我仅仅是为奖金、职称、家庭而工作吗?长征步行串联和几年农村生活看到的农村的真实状况经常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所看到的社会现实虽然是个别地方,但它实际也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国家和民族的这种状况感到我们一代人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我虽然不再直接参与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但我真正做好我的教育工作、理论研究工作,为社会提供更多有意义的精神食粮和培养更多合格意义上的人才既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也是间接支持和帮助了农村建设。为改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事业才是我工作的最终目的。如果说,我下乡时看到的中国国情主要是经济的落后和农民文化素质的欠缺,而今天所看到和接触到的国情更多的是人在现代化面前表现出来的奴性、虚伪性、内耗性、肉欲性等扭曲的人格特征。鲁迅当年之所以弃医从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看到中国人在外国强权势力面前表现出的麻木不仁状态,同样,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在社会各种恶势力和强权面前仍然表现出这种麻木不仁状态,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任何社会科学本质是人的科学,是辨别和评价人的观念、行为的是非、美丑、善恶的科学,是关于做什么样的人的科学。既然自己已经从事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也就必须正视和努力改变中国人当今的这种人格特征。尽管这种改变比改变经济更要艰巨、困难,但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要求自己学习无止境,研究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因此我在职称评定之后,始终继续学习,继续研究,且发表了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退休之后,仍然笔耕不辍。
一、关注社会最低层的普通工人、农民的生存状况。我大学的几十年工作中,确实读了许多书本知识,但绝对不是只读纯理论书本,我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社会现实。如毛泽东所说的,读社会这部无字的大书。我所有发表的研究成果其背后的事实根据就是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大量感性材料。小岗村作为典型树立之后,我一直有看法:小岗村农民吃返销粮究竟是集体所有制造成的,还是村干部的自私自利观念造成的?土地承包可能有一时的粮食增产,但能够搞机械化吗?能带来农民的共同富裕吗?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有关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的有关报道。也了解到河南省南街村和江苏省华西村依靠集体化道路取得的巨大成果,也读过曾做过农村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2000年出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2004年初,我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桂棣夫妇俩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后含着眼泪读完的。它不仅帮助我真实了解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民的真实生存状况,也看到了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精神。我不仅向我的学生推荐这本书,而且给学生专门做了《对<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理性思考》的学术报告。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时,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理论工作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干预生活”,用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去撞击社会,批判现实。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讲,要确立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针。我本身就是搞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那么研究的基本方法就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但是我发现现实中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太严重了。照抄照搬领导人讲话和西方思想,不研究现状,不研究客观规律,一味地进行吹捧性研究。我不愿随波逐流。因此多年来,我研究的重点是以我对社会生活大量社会现象的占有中分析、提炼出社会最需要的理论问题,并从中发现客观规律性的东西。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功能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因此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这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批判现实。所以在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围绕社会大量现实问题,如官场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市场经济、道德堕落等写了大量理论分析的文章,发表在有关理论刊物及网站上。
三、深化教育改革。我既是理论工作者,也是教育工作者。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就对教育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文革之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愈演愈烈。我在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感受颇深。固然依靠我个人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但我绝不能推波助澜。我作为曾经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来到教育战线,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努力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所以,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用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如研究教育战线的基本矛盾即教与学的矛盾、教学与科研的矛盾,特别是针对当今教学实践中重教轻学的现象,我发表许多文章,阐述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而且我发现中国当今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是在缺乏科学的学习理论指导的消极、被动、盲目或处在感性经验阶段的学习状况,导致学习方面事倍功半。在校学生学习的状况折射出整个民族包括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学习状况。而现有的学习理论大多是照搬中国古代思想家与现代西方学习心理学的理论。这些理论尽管有许多合理因素,但远不能适应当代社会需要,且有许多错误的地方。我是搞哲学研究的,通过研究我发现,学习本身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是认识论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因此,我从哲学角度发表了大量有关论文,对学习的本质、学习价值观、学习主客体、学习环境、学习方法等诸方面做出许多有独到深刻的新见解。在实践方面对我校大学生学习状况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学生开设《大学学习学》课程,组织学生对学习开展多方面的研究活动,且出版多本有关论著。
激发我这种社会责任感意识和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的重要源泉、动力之一就是我几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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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贵生。来源:作者投稿。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