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在文化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的再反思中，处于什么位置？这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历史被颠覆后、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应该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从历史过程的原质和追求毛泽东文革原意的革命造反群众的价值观看，“7.20事件”是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一次群体性的抵制与反动，斗争实质上直指毛泽东的文革理念与方针路线，以及拥护该路线的造反群众。“7.20”群体性事变的初衷是用带暴力性倾向的部队哗乱和民众请愿闹事抵制中共中央，以改变或结束毛泽东在武汉推行的文革路线。甚至早在1967年8月——“7.20”后的运动走向，也似乎选择了“改变”和“结束”文革；该事件本身及后续历史的发展，形成文革初期历史进程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在对长期被封存的各级各派当事人集体记忆——口述资料和实际历史过程的考证基础上，本文澄清事件的过程与真相，阐述事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以及大家都应当沉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1967年上半年，随着上海的“一月革命”、全国进入夺权高潮。二月，中央上层对运动方法和路线发生辩论，以及带普遍性的外在形式上的军队与造反群众冲突，文革运动被改变为“镇反运动”，形成文革运动的新推进——和再一次自上而下的对文革的怀疑和反动，是对于毛泽东及其文革的一次全面抗击。春夏之交，群众性持续造反——对于人民的政治生存和革命权利的执着追求，冲击党政军国家机器，运动以否定之否定形式再获推进。与此同时，传统的体制性的对抗文革力量迅速完成着从思想到实体的整合，从而以群众思想认识对抗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冲突升级到武斗暴力冲突，对反传统体制的革命造反群众的镇压也发展到顶点。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就是其最典型体现之一。传统的体制性力量在该事件前后提出的对文革路线及其阶级路线的疑惑，正是质疑、抵制文革派别与文革派的一个重要理论冲突点，既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无不体现了社会学的深邃价值。对于这种带群体性的政治反抗，毛泽东主席没有简单采用一年来对待党内和上层斗争的方式加以抗击和压制。但文革司令部推进运动之意图和革命群众理解的“大民主”造反，也严重忽视了基于体制性的、群体性的对毛泽东文革原本意图的反抗力量。司令部的忽视，表现在过于相信精神、舆论和中央——即毛泽东的权威力量，无视了武汉这样一个近代工商业都市中，社会与政治层面一些隐伏的矛盾；群众两派的局限在于都始终难以真正理解毛泽东文革的宗旨——某种意义上在于探寻一种我们这个革命政权与体制持续、发展的更好模式，也不明白周恩来一再提醒红卫兵小将——“政策对于正确路线保证”的深刻警告，更不熟悉现代政治游戏的规律及不可避免的迂回，暂时持有不同认识的普罗大众更不明白什么政治的权术。
在文革的推进和抵制的两大思想倾向与政治流派的博弈中，1967年突显地表现出一种倾向竭力压制另一种倾向，去追逐、竞争另一种倾向，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攀升，斗争反复加强，文革对于传统的超常冲击、传统体制对于文革的反弹剧烈，矛盾日趋激化。“7.20事件”对毛泽东文革司令部和文革路线本身的反动，刺激了群众性的对军队和国家机器的全面质疑与进一步冲击；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作为对于机会主义罪过的惩罚，也被推到极致。在武汉这样的有大革命底蕴的码头城市中，不断强烈表达的群众运动的独立倾向时隐时现。从而，并非完全因当时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派的直接反对，而是基于传统体制性的力量对文革变动的强大惰性，也基于文革司令部内部的重大思想与工作方法分歧，毛泽东不得不改变策略，抛出左翼激进文人，避开政治危机，以平息“军愤”、“党愤”，回归秩序，警示与约制造反群众——防止运动过激触礁。文革的进程终于在开始清洗文革司令部内部的激进文人，和在造反群众中清洗“反革命5.16”分子，开始发生重大转折，出现迂回、退却。司令部内部、最核心领导人的思想与方法分歧，裂痕开始扩展，甚至延及到这场运动的最后。
不过，文革1967年的“热月”，并不像一些文革历史学者那样伤感与肤浅认为——由于文革司令部对“武汉事件”的处理直接导致，本文也不对“热月”本身进行研讨。“武汉事件”的必然性及事后相关形势发展变化，仅是产生热月的成因之一。
“武汉事件”本身，以及事件后出现的热月，留给后人相关的历史启迪和教训。
“武汉事件”以及毛泽东文革司令部对问题的处理与“表态”，成为文革初期，以推进与抵制、造反与保守拉锯争斗为标志的一个顶峰。文革进程从发动、普遍的反秩序反传统和持续上升向前推进，转化为相对收缩与回归秩序。在武汉革命造反派群众眼中的“七月‘成功’”，正孕育着接踵而至的他们感觉的“八月‘失败’”。
对武汉反文革路线的“7.20事件”的反击和批判，解决不了革命派向往文革的胜负问题，明眼人早已看到，武汉和周边地区的1967年的“红八月”，为近期的“热月”和“终究”的“热月”，埋下伏笔。武汉一个资深的教授教诲我，历来投身政治运动失落后，知识分子的出路要嘛去从商，要么去书斋做学问。
文革的群众性革命造反终究被反文革的正统体制性力量颠覆，成为必然。
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群众民主、同一契合的思维模式，未为两派群众真正接受与贯彻。他对自己亲自创建的新的国家党政体制的疑虑，他对于抵制文革的体制性力量和愚钝武人的宽厚引导和政策迂回，并没有能得到文革所冲击的体制与秩序的认同、理解；文革司令部对于当时一再抨击的无政府主义的否定，和按马列主义教义的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劣根性的再三调教约束，也未能被缺乏政治素养的革命群众真正接纳。现在看来，文革前非常意识形态化的省市当局，对武汉中下层群众和社会的正统意识控制，对群众运动的把握，并不如其他一些工商业大城市成功，比如说：上海。
毛泽东关于改善党和国家机器的思量与尝试，在武汉事变和“热月”受到严重干扰和阻遏。文革派的舆论和群众，把部队干部的所谓路线觉悟期望到教条化地步；实际上，对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军人而言，在文革中，与其说当时万众瞩目的路线冲突居于首位，毋宁说革命过程里的生死情谊、军地差异、对革命战争建立的新秩序的恪守、维护，对于我们革命获取的政权合法性的简单理解，以及传统打江山坐江山意识、山头宗派冲突与个人、团体过节影响着乃至决定着现实的是非取向。这些，无疑削弱甚至抵消了毛泽东让军队打思想仗、政治仗，为继续革命保驾护航的初衷。期望老将帅们真正理解、支持文革，通过文革群众运动，来取得从革命者到新的国家管理者身份的转型，取得彻底代表人民的根本合法性，实在难以实现。
“7.20”是对毛泽东文革理想的第二次挑战和打击，预示了未来对于文革的彻底颠覆——体制性力量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和政策的权威性的颠覆。
“7.20”是初期文革运动众多矛盾交叉的一个契合点、爆发点，它使不同利益取向和观点的人们长久地争议毛泽东文革的初衷和功过，文革是“该”还是“不该”？也使人们从文化的范畴沉思中国政治与社会矛盾、党内历史和现实斗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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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下旬，我已离开部队，被分配到河南农村锻炼，参加“整建党”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便在打麦插秧后休探亲假，第一次游览了岷江-都江堰、乌江-遵义、花溪-贵阳、漓江-桂林，瞻仰湘江-长沙-韶山，再赶回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恰逢1969、70届同学毕业分配。他们刚从“斗批改”的大别山区惊惶失措回到武汉，“树倒猢狲散”般悄然离开学校，并传告我：“老夫子”陈伯达亲自诱导，在文革热闹一时的水院，挖掘出庞大的“5.16反革命集团”，军、工宣队正在等待学生们上门自首。过去鼎沸的学生宿舍现在十分冷清、零乱狼籍，我在低年级同学的宿舍，偶尔发现一本丢弃在床上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我耐下性子，在蒸笼般热腾的蚊帐里翻阅这书，开篇就读到老马克思那震撼心灵的话语：
“除了很少的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的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我仿佛被老马克思话语的闪电击中。
我在悲愤里离汉北上，感到：我们又遭遇了“江南一叶，千古奇冤”……！
无疑，文革的造反学生，在经历了1967年文革反对派狂宴般的“7.20事件”仅仅三年之后，正彻底遭遇自己的“滑铁卢”，在领受对文化革命的一连串谴责和文革的失败。当年，我读法国革命史，比照马克思的原话在思索：如果说不是文革本身陷于灭亡，那么，陷于灭亡的是文革前的什么传统呢？是革命的共产党没有摆脱的哪些人物、幻想和观念呢？1967年被朴素的民众幼稚地比之为“七月革命”的胜利篇章，为什么迅疾转为革命的失败呢？这也是我苦思了几十年的问题。整个文革的问题过于庞大复杂，需要一部部专门史（范畴和学科、地区和阶段）来分别阐述，要一大部真正科学的、属于人民的文革通史来研究论述。但对一个地区震撼性的和全国运动关键性的重要篇章——“7.20事件”，今天多少应该来事后谈史了。
一、“7.20事件”史实的回顾与廓清
对于没有专门研讨过武汉“7.20事件”的海内外朋友与年青学者，需要首先回顾史实和廓清事实真相。
1967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武汉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批判中共中央文革路线与方针，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事件”。
周恩来7月18日在武汉军区的总结讲话，交代了武汉分歧的由来与发展：“1·26夺权就夺权，2·8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2·8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但是军区却组织了对群众造反组织一个声明的大批判。周接着指出：“不管怎样……不该把2·8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军区发布“3·21”通告，解散了几十万人的造反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学生组织二司受到批评指责，所以周恩来说：“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6·4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6·6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 ”就有调整……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把这四个文件（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
本来是个群众认识的分歧问题，军区非要弄到镇压“反革命组织”，结果武汉各个造反组织团结起来，喊出“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的过激口号。而“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周语），酝酿组织起庞大的“百万雄师”支持军区对造反派的镇压，挑起系列大武斗，造成紧张局势。所以周恩来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并建议：“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武汉军区的总结讲话，概括了运动的过程，问题所在及其性质，解决问题的方针、思路，是认识事件之前中央精神的一个关键。
通过重新发掘文献和历史记载、群众组织和中央的调查、访问重要的当事人，考证一些事实，围绕中央处理武汉问题、“7.20事件”，基本历史事实如下：
1．从着手准备处理武汉问题，到具体解决武汉问题、处理“武汉事件”，特别在事件的善后工作中，周恩来始终起到决定性的核心作用
其中，最关键的当然是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表态，表达与贯彻对处理武汉问题的基本方针，接踵而至的“7.20事件”，针对反抗的也正是讲话的精神实质。
周恩来有规范的信息渠道与机构，如“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总理办公室、总理联络员、中央文革记者站。他对于解决武汉问题，早有自己的实际调查研究与思想准备。受毛泽东委托，他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代表中央处理多个省市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些地方问题与湖北武汉并无二异，都是军队介入以后，造反派与军队矛盾、两派冲突加剧。中共中央指导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精神，应与当年其他省市问题的处理原则无二：批评部队在支左工作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团结对象”。历史地看，中央认为“大联合夺权”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
现在知道，中央文革在毛、周到武汉前，并未正式研究过武汉问题，对武汉下什么结论，但周恩来对武汉形势完全知情，有自己的看法，他与毛泽东俩人在67年7月10日前，连续三日商议，并于13日在碰头会宣布毛、周率军委其他领导南巡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也没有对武汉多说什么，仅仅谈了宏观形势与任务，表示要去调查研究。而周恩来代表中央的7月18日讲话提纲，是他在东湖听取汇报、与毛主席商议后，在当地草就的。
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于7月20日下午飞抵武汉，组织将毛泽东转移到上海，命令军区寻找王力，调动部队，平息武汉事态；旋即率谢富治、王力等离汉返京。
2．在毛、周到达武汉前夕，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为军区支左工作定调子
陈后来在中央学习班的检讨中也说：“7月9日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
3．毛、周到达武汉对军区做工作前，业已出现怀疑中央的舆论和谣传：
“（独立师）向连队的战士们大量灌输恶毒污蔑革命造反派的反革命舆论，把‘三新二司’的学校和他们所在的民众乐园描写成恐怖世界，人间的地狱，渣滓洞的宫殿，把‘三新二司’的革命小将说成混蛋流氓和杀人魔王，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说‘6.17’大血案，解放军去制止武斗的一个加强团的人被民众乐园的牛鬼蛇神杀了一大半，邱少云生前的英雄连队死的只剩十几个人，一个空军女广播员被‘三新二司’拉进民众乐园脱光了衣服，开腔破肚，割了脑袋，说他们杀人放火，抢友好商场、抢粮店等等”。2
16日，武汉三镇大街上就已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17日，凌晨谢、王一行到“百万雄师”总部，王力强硬批评其头头，接见非但没有增进沟通了解，还促使了“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的极度反感抵触。3并没有参加此次接见的湖北省劳改局军管会代表翁某，就在17日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这真是一个天才的预见！19日，军代表张某对“百万雄师”说，“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
4．在军区汇报、周恩来谈话时出现的抵触与冲突：
周恩来与陈、钟谈话做工作；但陈再道仍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周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4
陈再道后来检查说：（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钟政委事后检查说5：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们…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5．省军区独立师擅自将总理讲话要点传达基层，挑动部队反弹
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后来检查6是准确的：“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按：7月18日晚），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
18日夜，军区会议精神由独立师蔡政委决定传达到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蔡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群情激愤之下，牛、蔡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矛头指向王力。
蔡又向8201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对于王力的政治谣传，在15、16号已经在社会上散布。
军区秘书科揭发：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当时谢、王正在传达总理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7
19日下午，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相继退出回到师作战部，牛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9时，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有200多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对独立师的异常行径，干部曾提出疑问和意见——19日晚12时许，六团翟团长顾全大局，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6．独立师领导纵容和参与了揪斗王力和扩大事态
某些人在19日下午将“百万雄师”首要头目接去，面告毛主席就在东湖的绝密消息，授意群众去向中央反映自己对武汉文革问题的意见。8 半夜至次日凌晨，独立师干部和“百万雄师”在军区密谋冲击东湖宾馆、揪斗王力，名曰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与王力谈判。
“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中，警卫人员多次向独立师首长牛、蔡报告情况，而牛、蔡无动于衷，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时许，牛才到现场也并不采取果断措施，放任围攻、绑架王力，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并亲自参加在军区内对王力的批斗。事件发生之后，蔡探问大家看法，有机关干部尖锐指出其性质是兵变，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传车约50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
22日晚经蔡口述，传达四条紧急命令，再次规定要坚信师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
7．“百万雄师”部署继续抵制、散布谣言
20日独立师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在军区批斗王力，强迫他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又在全市组织大规模武装游行，呼喊反对中央精神的口号，扫荡革命造反派。
当晚，“百万雄师”会议拟出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3、“全面夺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21日上午，“百万雄师”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下午，“百万雄师”开会，将“临时联合代表团”改为“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回到北京，周总理等到机场迎接的消息。被压制了几天的革命造反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对事件的表态，秘密制订计划，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此外，“”百万雄师头头召开会议还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24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游行，呼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和“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在事件整个过程中，他们散布大量所谓“毛主席语录”和谣言：“百万雄师大、好、纯，是个创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汉的‘百万雄师’”。
形形色色的“北京来电”：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
8．抗争的矛头已指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
20日下午，在独立师师部，师政治部主任进来专门探问蔡炳臣政委“那个人呢怎么样了”，并追问“那个人呢！？”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后来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盘问张根成（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并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其实，早在7月19日，有人专门用小车接走“百万雄师”一号头头，授意群众去向毛和周请愿，有人专门告诉百万雄师揪斗王力的组织者：毛主席就在东湖。在他们批斗王力时，军区副政委要29师张政委让群众头头放了王，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9显然，动乱的挑动与组织者明明知道毛泽东在武汉而为之，就是要向毛主席、党中央施加压力。
在游斗张根成时，车上的军人率直地指责：“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对抗情绪十分激烈。在连续几天的活动里，有人在军区大门外激愤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支左办公室门前守卫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武汉测绘学院有署名“三司”的标语写有：“毛主席不要受王力的蒙蔽”。
一些大标语很说明问题：“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甚至有人居然公开说“不管周XX资格有多老，职位有多高，也要把他拉下马”，矛头直指周恩来。
以上尽管都是军民群众的个人一时愤激的言论，但典型地反映出蔓延三镇普遍的对抗情绪。
20日周恩来将重返武汉，陈再道也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和王力一样”！在独立师师部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实际上，军队的反弹，来自于一些领导干部对周恩来讲话与态度的极端反感。
9．实际上王力没有泄露总理讲话激化冲突
舆论总是宣扬王力泄露了“四点指示”激发了骚乱。甚至几十年来多数研究者也人云亦云。实际上7月19日凌晨，谢富治在水利学院讲话，并没有传达或提到中央处理问题的精神。王力接着谢富治发表激情和煽情的讲话，也没有传达什么四点指示，而是谈了几个意思：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从讲话内容看，王力在群众中没有泄露或公开周恩来的讲话精神，其大意是在当时中央的原则中的。在当时的具体背景下，这些精神当然是正确的，是按总理讲话精神引导群众的。况且7月19日群众对王力在水院讲话并没有反应；如不是独立师传出似是而非消息，挑动“百万雄师”到军区公开闹事，武汉三镇根本不知道什么“四点指示”，何来造反派在大肆宣传了所谓的“四点指示”呢，岂非60年代的“东湖纵火案”吗？
10．“7.20”中的武斗是6、7月对群众武力镇压的继续和恶性发展
“7.20事件”中，闹事者对中央代表王力的武斗之外，他们在武装示威中，继续对不同认识的普通群众，采取了扫荡性的镇压。20日，“百万雄师”大打出手：在警报声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口号声下，围攻和冲击武汉钢铁公司、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扫荡和抓捕造反派学生、教师。马路上的群众，一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毒打。
21日，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冲击湖北大学，并发射数百发子弹；几个人（包括卖冰棍的孩子）倒在“百万雄师”长矛下，并刺伤保护孩子的8199部队战士，湖北大学200余人被关押。一些中学校受到洗劫。深夜，“百万雄师”电话不断打到水利学院总机和其他院校，威胁道：“今天晚上血洗你们学校”！
24日“百万雄师”发起对体育学院和测绘学院的攻击，并刺伤制止武斗的解放军。直到次日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辆才散去。
这些暴力事件，就发生在毛泽东、周恩来身在武汉之时。
11．当年党中央对事件的处理
周恩来与谢、王等回到北京后，新华社广播消息，全国掀起谴责“百万雄师”、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巨大声浪。
22日凌晨，毛认为：陈是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离开以后，北京采取的措施是对的；军队是要打仗的，主要是打思想仗。23日凌晨，周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指示以中央名义召陈、钟和军区、部队部分首长进京。
25日，毛泽东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代拟复电：“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得到毛批准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
26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上批判陈再道，指事件为“叛逆行为”。
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表扬武汉造反派：“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12．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文化革命被“彻底”否定，“七·二○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七·二○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小结：
“7.20事件”所表现出的以独立师、“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传统体制性力量，对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路线的反抗，在政治层面上讲，的确是一次特殊历史时期的事变，是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次哗变、民变，是最强烈的抵制，自然也是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军队关系决不能容忍的反叛事件；如发生在西方，也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决不容许的。闹事者推崇固化的阶级关系与革命对象理念，他们追逐发自其内心的谣言，狂热地维护一个“过去的”说法，打击进行中的现实的毛泽东。这是极端“无意识”下的极端有意识，是群体无政府控制状态下的十分有（政府）控制。法国学者勒高夫所谓的没有意识，“是自然的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是被人接受了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是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撇开这种西方的话语，文革中被保守的右翼势力“无意识”化的东西，就是十分传统的政治规范的观念。“由于无意识行为已深深地积淀和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人和集体活动及历史发展进程的强大的历史惰性力量”。（徐浩 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P161）反革命的学者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不仅仅是对于历来造反群众的分析（或诋毁），一些概括倒也十分适合于“7.20”中的“百万雄师”的某些特征；他认为“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10 而冲动的群众的偏执、专横，在群情激愤中得以充分释放与辗转放大，许多冲突、突发事件，不都有这种特性吗？
西方著名学者熊彼得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谈到民主政治时，就述及勒庞的群众心理研究，告诉人们“人在群集影响下其行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激动情况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而且“群众心理现象绝对不限于在拉丁市镇狭窄街道上暴动的暴民。每一议会，每一委员会，每一由十几位60岁开外的将军组成的军事会议，无不流露出暴民闹事时那种十分触目惊心的特征，特别是流露出责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对非逻辑影响的较多的敏感”。
后来系列的颠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所谓文革回忆与研究，把事件的触发，别有用心地归结为造反派狂热拥护被王力泄露的中央指示精神。就如把1791年7月17日法国的“马斯场”镇压，简单看成为因为顽童偷窥——激愤的群众惩罚的暴力——触犯了秩序——触发了军队（对和平请愿）的镇压一样。而法国在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也早已走出这种偏执、低廉、表面的圈子。
“马斯场事件”，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右派势力积聚已久的对群众革命的恐惧、反抗的必然。“7.20事件”是中国文革运动的右翼势力和群体，积聚已久的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与理论的困惑与恐惧表现，对领袖与广大热心支持毛泽东文革的群众反动的必然。
注释：
1.提交The Fortieth Anniversary: Rethinking the Genealogy and Lega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四十年回顾：重新思考文革的历程和遗产》）会议论文，香港城市大学，2006。
2. 独立师某部战士揭发（1967年8月），参阅湖北省独立师整训资料。
3.采访“百万雄师”第一号头头俞文斌所言（2005年11月、2006年3、6月）。
4.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P199，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陈司令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他的确拍桌子对周恩来意见不通，此情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消息也很快传回北京，奉命送信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15军军长方铭也与群众回忆陈顶撞总理事情，陈说领导好办，群众不好办，总理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你“百万”，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后来在湖北省学习班批判陈再道时，在11月23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群众还再一次指责陈再道数次顶撞周总理、拍桌子。
5. 钟汉华政委在事件后检查（1967年11月30日），湖北省学习班编印文献，1967年12月。
6. 钟汉华的检查（1967年12月1日），湖北省学习班编印文献，1967年12月。
7.武汉军区秘书科揭发，辑于《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8.采访“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所言（2005年11月、2006年3、6月）。
9.当事人张昭剑，时为陆军29师政委，见张致杨先财、石仲泉的信（2002年）。
10. 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15、24，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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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海亮。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