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的时候，在武汉市区倒是花了两个多小时，比高铁抵达韶山南站所花时间还要多些。高铁速度极快，很短时间就穿越了汨罗河、浏阳河和湘江，太多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故事在流传中间不朽，发了点思古的幽情，把毛爷爷与古人排列了一下，凑成打油诗一首：
汩水流连屈子忧，贾生长沙痛哭休。帝子哀吟来湘水，韶山人物耀千秋。
一、山依旧水依旧，感念主席心依旧
这个计划中的旅程，原本是春节前就打算去的，结果稍一犹豫，天就下雪了，只好留待今年了。查了查天气预报，这几天韶山天气晴好，很适合去晃悠两天，就在网络上预定了新塘湾的民宿，这个湾子（图上韶山毛泽东纪念园附近），与毛爷爷故居只有几百米远。
左图是韶山冲的盆地的总体态势，尾巴上的青年水库，流域面积17.5平方公里，原来分属韶山大队、韶源大队和韶北大队所辖。总体印象，韶山的交通不错，空气不错，很适合去徒步。韶山小盆地，基本上无工业，也不是城市，但道路网不差，这次住在村里两晚，来去三天时间，在村里徒步和爬山，感觉很不错，没有城市的喧嚣和工业污染。
去的时候正是油菜花最鼎盛的季节，花香扑鼻，黄花照眼，自然风光体验不错。
因为没有工业，韶山的农业也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农业一样，无法支撑一家人过活。遍地黄花，种的很是稀松马虎，推测是一种“被种田”——并不是为了收获油菜籽而种下去的。后来在韶山村公开栏中间发现，管理局2017年第四季度有一笔经费给村里——“下拨油菜种植耕地费、抛荒复垦费”93297.93元，目的不是为了收菜子榨油吃，而是为了旅游和好看。
在毛爷爷故居的小山冲行走，在一家家庭商店买了瓶矿泉水，有位坐在小店的客人当即对老板发感慨说：你坐在家里都有人送生意上门，你们可是要好好感谢毛主席。韶山的民众还是懂得感恩的，农业到处都养不活人，如果不是韶山发展为最热门的旅游到达地之一，那韶山人也得离乡背井出外打工去挣钱过活。能够在家门口挣一份生活，有些韶山故乡人，是毫不掩饰他们的感恩之心的，下面这两家是滴水洞出来之后的小店门联。
下面的照片拍摄日期是3月23日，这一天是周五，人流量不算大，但是，铜像广场上等着献花篮的人群也有好几十队，有人等排队等不及了，就在旁边找地方自己安排自己“插队”，然后献上花篮。
二、纪念馆里说春秋，劣币良币惹人愁
在展览馆里面看到的历史人文信息，观感却比较糟糕，恰好在微信上读到郭松民文章说小岗村的展览照片严重造假，这种现象在韶山也是随处可见。由此看来，到处都会遭遇到的普遍历史造假，体现的是政治伦理的衰落——这意味着今天的政治历史叙事生产，离不开虚假信息的支撑。
左图照片摘自谢觉哉1951年率领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在韶山拍摄，右图是从韶山村展览翻拍的，展览中间明明是引用了1951年两张老照片，却虚假注明是1961年公共食堂解散之后社员劳动情景。
在经历过1950年代的集体时代之后，左图继承于旧时代的“一尺挂两头”的大株距行距插秧方法，早已经被废弃了，在1958年之后已经改为“合理密植”了，韶山当时执行的是6*6或者6*7寸，到了1970年代插秧的株距和行距缩小为株距三寸行距五寸。
卢梭曾经发问：科学技术进步会带来风俗淳厚吗？他自己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仅仅是技术性的积累方面，就会带来不间歇的进步吗？
人们往往很容易相信一种线性的历史观，相信资本或者文化的积累，会导致未来会更好，现实往往证明这是靠不住的幼稚想法。文化的倒退或者精神污染的产生，往往是因为现实中间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机制，线性历史观的背后是对于“优胜劣汰”的依赖思想。
最为明显的精神与文化退化状况，可以看看写在墙上的书法，坏书法替代好书法的现象，不见得就不会与整体的书法水平进步同时发生。毛爷爷故居题字，从前是郭沫若写的，郭虽然不是书法大家，但起码够得上好书法水准，今天的题字是高官写的，连端正都称不上。当然，这种文化或者精神产品的退化，因为写在最显眼的地方，所以格外明显，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退化机制——逆向选择机制，是到处都在起作用的。
逆向选择机制之所以发生，主要肇因于个人占有政治权力或者经济资本数量的不平等，由此带来劣等文化产品生产者以过高的表达机会，权力和资本极大地放大了劣等产品的表达和传播机会，特殊情况下就会出现劣质产品淘汰高端产品的逆向选择。
参观韶山那个高大上的纪念馆，看到一个庭院的景观意象——有棵矮灌木独自霸占中心位置，含义很是隽永绵长，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老田的解读，当然是那种比较悲观和消极的。算命先生说，“命中犯了小人”的状况，是“人生之不可揣度”的主要风险，如果是一个国家或者政治体“犯小人”，就可能出现整体的逆向选择或者文化退化。
有节竹自远，矮木霸中庭。大树塞一隅，赤县犯小人。
在阶级社会中间，人们的认识总是会打上阶级的烙印，还因为不同阶层的人，会看到不同的景色，所以，做出的判断也会大相径庭。老田在韶山看到的是人流如织，但领导们只看到稀稀落落的几个人，这样的原初信息差异，想必会带来政见不同吧。
为什么领导老是与群众有着巨大的政见分歧呢？因为大领导看到的实际情况，始终与广大群众看到的，就是有这么大的不同。
据说，老百姓家里大多数会张贴毛主席像或者供奉毛爷爷的塑像，而官员们家里常常会供奉菩萨，这也是阶级差异之一。
三、绝句一首惊四座，真真假假凭谁说
1959年6月，毛泽东带着王任重与他一起回故乡韶山。在毛泽东请家乡父老吃饭时，与王任重同桌的韶山老乡，仗着自己辈分高，很不给王任重面子，当面批评他在报章上造假典型宣传“亩产万斤”的事情，说亩产千斤都做不到。可能是遭此挫折后，心情不愉，所以王写下一首打油诗嘲讽毛爷爷——“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据王任重在文革时期辩称，嘲讽诗是公开写在招待所的“留言簿”上的，倒不是秘密地发泄私愤。
显然，王任重如此不掩饰自己的心情，公开表达这样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态度，这在官场中间也许并不鲜见，但与普通老百姓对于毛主席的崇敬则有着根本不同，这就造成了鲜明的对比和落差，因此，文革期间造反派群众看到这首诗之后，都感到绝对不能接受。受到群众批判之后，王任重写文章辩称是因为作诗水平差，并不是有意不敬，还表示决心痛改前非，改掉最后一句。这一次去韶山参观时，发现这首诗一字未改，铭刻在滴水洞水库的路边的石头上，这可是真有点“死不改悔”的味道了。
沟通不良或者信息传递失真，是组织中间最常见的老问题了，而家庭成员在之间的沟通不良，后果往往也很不好，老公知道的事情老婆和子女往往不知道，此种沟通不良的存在，严重情况下会影响家庭和睦的。今天中国的历史写作，就大量受害于此种沟通不良造成的问题：结果是大批缺乏靠谱信息的高官亲近人士，又反常地获得了过高份额的历史发言权，这就格外放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1966年年底，武汉机械学院（该校后来并入华中工学院现改名华中科技大学）大学生刘汉武（当时雅称“刘大炮”）拿着王任重上面那首诗，当面要陶铸表态，据刘事后对老田讲述：当时陶铸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连说不好不好。陶铸很清楚地知道王任重的诗，之所以受到造反派质疑和批判的原因，不是什么“称主席为兄长或战友”，而是真的有点大不敬和讽刺。但看来陶铸没有把这个关键信息传递给自己老婆和女儿，后两者正是在完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在毛后时代又获得了过高的历史发言权，错误地把想当然写成了文字，导致谬种流传。现在王任重的诗句铭刻在石头上，还描上了金漆，与曾志言之凿凿的回忆一加对照（据陶斯亮对人回忆，所有署名曾志的文章均由她代笔完成），那就尴尬了。
不得不说，在共产党党史写作中间，那些大官身边的人——诸如秘书、下级、妻子儿女等，发言权过大同时掌握的靠谱信息又太少，由此问题多多。上面那套书对于文革历史界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多为高官家人所写，这些人写的党史回忆文章往往严重受害于“家庭内部的信息传递失真”，其靠谱性实在不容乐观。有趣的是，贵族们的不靠谱党史写作，还常常口称“历史是人民写的”——好像他们就是人民的当然化身似的，对此只能够长叹一声。
四、公私利害孰轻重，一朝取舍动千秋
官路艰难，仕途险恶，古人早有名言：“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一个人在官路中间，如何有效地保证自身的投入获得理想的产出，同时也能够避免职业风险，这是恒久不变的追求，这一切追求都可以浓缩为一个策略——“朝里有人好做官”，通过拉帮结派的宗派策略也许可以进行官场职业利益保险，但是会彻底损害职业体验。
韦伯在讨论官僚制或者科层制的时候，非常期待制度或者规则应用的非人格化趋势，此种趋势和变化能够带来机械化那样的效率，成为大范围许多成员合作的效率基础。但是，宗派策略恰好反过来，是确立私人关系和特殊规则来划分“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差别待遇，以职业利益的相互勾联去替代规则化的大范围合作。
由于官路艰难，对于职业利益保险的殷切需求，长期处于旺盛状态。毛泽东要求“跟路线不要跟人”，这是对韦伯的“非人格化规则应用”的别种理解和提炼，但现实官场中间总是会追捧“跟人而不是跟路线”——“宁可犯路线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是潜规则，这意味着基于宗派和圈子的语言和行事方式，会得到官场人士的优先响应和潜意识的好感。
在施政过程中间，找到那个可以“说私房话”的人，建立起特殊关系，往往会很有吸引力。文革期间，四川省委李井泉等人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可以相当随意地处分干部或者揽功卸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场保险事业成功的标志，但是，这样的保险永远只具有有限性。在处理宜宾市委书记张结挺不同意承担“专员李鹏右派平反”责任的案子中间，四川省委、监委在《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查报告》中公然这样写“（专员）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此种完全违背公开规则的“私房话”写入对上的请示报告中间，说明私人关系的确立和亲厚程度的存在。后来这份文件被周总理从邓小平处得到，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了，说这个案子是“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据老田访问当事人之一田禾所知，张结挺并不是反对为李鹏平反，而是要求省委按照组织程序下文解决，张结挺本人对李鹏划为右派并无责任，按照组织程序处分专员级别的干部是需要省委批准的，作为地委书记的张结挺无权划专员为右派，同样也无权决定平反，两者都需要省委在组织程序上的批准。张结挺坚持的就是需要走这样一个组织程序，而李井泉则要求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打了招呼之后张结挺就应该办事不应该有二话。这样的小冲突，实质上就是关于程序合理性方面的不同见解，而李井泉拒绝这一点。
在1975年的右倾翻案风期间，邓小平对贾启允说“如果人家说你复辟就说明你的工作干好了”，对赵紫阳说“不要怕人家说你是还乡团”，对马天水说“到北京可以多找我”，这些都是“私房话”，后果是以私人之间的亲厚关系替代非人格化的规则，这是职业利益得到部分保险的标志，大多数高官很享受此种特殊关系的宣示，仅仅在马天水那里碰壁了。可见在官场中间选择“跟路线”而不是“跟人”的高官，实在是太少了，这意味着自外于职业利益保险的强烈冲动。
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有一个两难处境：不可能不关心自身的前程或者职业利益，但是，这个关心本身却不能够提高出路，尤其是无法提供价值和意义生产出路。有点事业心的人，把价值和意义提到首位，就很容易被官场逆向选择机制淘汰出局。
据《胡耀邦传》，他在1965年倒是公开批判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各种极左手法的，结果被陕西官场刘澜涛等人联手打压并边缘化了，他回到北京之后试图在邓小平那里找到一点点公正，结果遭遇到第二次打击。就这样，胡耀邦决心一百八十度转弯子，加入大人物的圈子里去，响应邓小平以身作则的规训，1975年选择卖身投靠成为右倾翻案风的“四大金刚”之一，也算是得了点好处地位蹿升到顶了，但是，终究因为陆悭访谈事件而被踹出局。这正应了那句老话“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为职业利益风险而选择卖身投靠，也不能够完全保险的，所以，儒家推荐的做法，还是有价值的“临财毋苟得，临难无苟免”——作为一个身处官场行使公共性要求很高的政治权力的人，汲汲于个人富贵是不妥的。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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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田。来源：人民食物主权论坛。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