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浙江作协副主席沈虎根首次揭秘建国初期工会的那些事

编者按：沈虎根，1933年9月生于浙江杭州余杭区农家，原名季夫根。少年时在小城镇当学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工会工作，并补习文化和学习写作，1954年7月发表处女作。1955年9月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会议，次年3月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7月调至新闻单位。1960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短篇小说集《入党之夜》、《没有太阳的日子》，儿童文学集《金枝玉叶》、《我这一家人》、《沈虎根儿童文学作品选》、《小雁归家》、《雁•狗•猫及其他》，小说散文集《大街小巷》、《岁月留情》、《书趣无限》，文论集《儿童文学使我快乐》等。

历任《浙江工人报》、《浙江日报》编辑记者；浙江省文联书记处书记、浙江省作协驻会副主席兼《东海》文艺杂志主编；浙江省出版总社副社长兼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同时兼任社办期刊《幼儿智力世界》与《幼儿故事大王》主编、编审职称。曾任杭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同时相应担任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退休后曾任浙江省作家协会顾问，浙江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退休后仍关心工人阶级前途与命运，热心于红色事业，笔耕不辍。现为激流网会员刊物《红色年华》顾问。

原浙江作协副主席沈虎根首次揭秘建国初期工会的那些事-激流网原浙江作协副主席沈虎根

1949年5月4日以后，临平街上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安民布告。有些社会经验的店员已经主动和南下干部联系，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我知道的就有棉布店职工沈启发和周永泉两位，他们很快成为南下干部开展当地工作的依靠骨干。当然在一批主动靠拢政府的人当中，也有混进来的投机分子、杂在职工队伍中的败类，但不久随着民主改革、镇反运动的开展，都毫无例外地遭到清洗，换上了我们这些年幼而觉悟不算最早但政治上可靠的新人。

新华药房没几天就恢复了正常营业，我下面的两个师弟也归了队。我算守店有功，这为我以后可以离店参加社会活动提供了“资本”。但当时我和师弟们都还是学徒，外面的世界还关注不到我们，最初的拓荒工作还轮不到我们，南下干部首先要找有些文化、有些社会经验的成年职工。在这解放的最初日子里，我们就靠着周围的革命氛围，靠着报纸面目一新的内容，来提高觉悟、提高信心和勇气。在这种新形势的影响下，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读书与进步的关系，同时看书的条件也有了好转，无须惧怕老板了。最爱看书的要算得上我了，多半是我买了书来给大家共享。由于缺乏购书的钱，就把店里供给的理发和买肥皂、牙膏的月规钱省一些下来，又把早餐的大饼油条钱省下来，然后委托一位替各药房去上海批货的跑街老汉——一位人们叫作“老宁波”的人，在上海旧书店按书单购货。“老宁波”和我关系好，有一天他上楼找我，看到我床铺蚊帐里挂满了《水浒》人物画，惊呼着他年少的女儿毛头上楼来看。我见她喜欢就给了她几幅。“老宁波”会帮我在上海不同的旧书摊淘到同样最便宜的书。当时就这样的购得了一批道林纸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有的还是毛边式的版本），再就是那时还半懂不懂的鲁迅杂文《二心集》、《三闲集》、《而已集》等等。我们几个学徒书读多了，竟然也有所思。虽刚刚解放，但胆子可比以前要大得多了。童心加觉悟，由我“主编”，师兄弟们在老板不会走动的地方——我们三人睡觉的楼上房间里办起了手抄的墙报，起名《新华药房报》，还模仿了鲁迅杂文的写法，如《我们不再受骗了》（对老板不要抱幻想的意思）、《受苦人必须要团结》（针对我们师兄弟有时要闹别扭）等等。记得其中我有一篇绕口令式的题目《吃饭难，难吃饭，饭难吃，吃难饭》，控诉学徒吃饭要比别人迟上桌、早结束，中间要替老板添饭、放筷做生意，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只够白口“吞饭”而不及挟菜了，否则就吃不饱。结论是：学徒不是吃饭是“吞饭”，老板说学徒是不付饭钱“白吃饭”，其实是“吃白饭”（没有时间挟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从街面响着的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宏亮的宣告声。《新华药房报》为此出了专刊。新中国诞生进入1950年后，标志着新民主义往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

镇上要筹建工会、吸收会员，这就有我们的份儿了。从县里派到镇上来的同志，让沈启发和周永泉派人来通知大家去元帅殿开大会，动员大家报名入会。沈启发和周永泉都是镇上棉布店的职工，有一定的文化，沈启发还是账房先生。他们两位是临平职工中的先行者，早在解放前就传阅进步书刊，并经常交流看法，向往新世界、信任共产党。对大家来说，组织工会要破解的第一道难题，首先是要打破套在职工身上的枷锁——取消“三节制”，就是取消根深蒂固的旧的店规：老板有权在三个时机“端五、中秋、年头”任意解雇职工、学徒；若是职工犯规、学徒犯错，老板可以随时解雇、开除，老板把你留到节日时才打发走人，算是“文明”的了。这就是可恶的“三节制”。老板在这“三节”的日子解雇无须充分的理由，只消随口说一声，如“本店生意不旺”或“本店开销过大”或“本店范围太小，委曲你了”等等，你明知不是那回事，也只好哑巴吞黄莲。所以职工中流行着一句话：“职工的包裹雨伞是放在门背后的”，说不定随时要走人；上了年纪的职工更是朝不保夕，常言道“职工做到老，不值一根草”；学徒则担心“满师即失业”，老板打发学徒更容易了，客气话也不用讲，只要说你懒惰成性，做事调皮，有的店主为找个借口就诬陷你“手脚不干净”同时又表示“看在师生份上”“不影响你前途，只要不闹就不公开揭露”，让你敢怒而不敢言的背了黑锅回去。更气人的是有的老板常说：“一百只狗难找，一百个人好寻”，“用学徒好似牛腿上拔毛，拔一丛拣几根得了。”担心被解雇，惧怕失业，是每个职工最大的思想包袱，似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身上透不过气来。所以这个现实问题不解决，职工就不敢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不敢向老板表达正常的诉求，不敢监督老板偷税漏税，不敢抵制经营伪劣商品，不敢抵制掺杂制假……什么工人“翻身”“当家作主”统统成了空话。只有在职业有保障的前提下，才能施行这一切，什么民主、自由、平等，这是最基础的条件。因此，工会发起人说：“万恶的‘三节制’必须打倒，雇主不得任意解雇职工。职工有重大过错，或因经营亏本又一时无法扭转，老板有充分解雇的理由，也须经过工会核议、商会协议”。发起人在讲台上高声地说：“‘职工做到老，不及一根草；学徒做煞人，不被当作人’的时代必须结束，大家要组织起来依靠人民政府取得保障！”这真是大得人心。我听了不禁热血沸腾，头一批报名加入工会。少数老年职工，怕得罪不起老板或因抹不开情面，表示要回去想一想。

实际情况，确实存在着阻力。店是老板开的，却不能随意解雇职工，这不是剥夺了他用人的权利吗？对老板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有的老板对职工参加工会活动不满，说成“叫化子坐大堂，讨饭佬登龙廷”。我店缪老板见我们忙乎工会的事，特地召见我们谈话：你们还在学徒期，不同于正式职工，加入工会就得听听先生的意见；还说，上交了照片，就是以后征兵的依据，你们不听我的，也得征求家长的意见。这时，东大街有一家中型南货店，老板姓孙，因一位职工要加入工会，发生口角遭到解雇。工会管不管，如何管？不但全镇职工、学徒眼睛盯着工会，就连工商界也关心着这件事。工会发起人就抓住这头一件劳资纠纷，召集全镇职工、学徒，在元帅殿和孙老板开评理会，同时邀请工商界的代表列席。孙老板就仗着在杭州读大学的女儿，胆子大得很（那时小镇上出个女大学生是了不起的，镇上曾有个中学生在杭读书不慎游泳溺死引起镇上一片叹息，认为损失了一个人才）。当时双方都手执《新民主主义论》《共同纲领》为依据，辩论的结果，工会代表（会议主持人）沈启发把孙老板和他读大学的女儿驳得词穷理缺、面红耳赤的败下阵去。最后评理会在全场高唱《我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中结束，在工商界代表的附议下，迫使老板向工会递交《悔过书》，向本店职工赔礼道歉并敲锣打鼓把解雇的职工迎进店去。这一来，工会的威望大大提高。所有的职工、学徒都踊跃加入了工会，而且镇上的油坊、搬运、手工业等行业也相继成立工会（筹）。

原浙江作协副主席沈虎根首次揭秘建国初期工会的那些事-激流网参加工人纠察队是作者作为积极分子的起步。第二排中立者为作者。

接着又发生了杭州市有家国药店学徒被老板打死的事件，杭州有人骑自行车飞奔到临平来联络发传单。临平镇店员工会（筹）随即拍电报声援，并组织游行以加大声援力度。

从此，工会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每逢在将军殿、元帅殿两处开大会时，必先唱《我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还以行业为单位相互拉唱、相互挑战，此起彼落，然后各自嘲笑对方歌唱得不响亮不整齐。有时对方还没有唱完，就不客气地呼喊“加油！加油”，于是大家哄堂大笑，然后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

这时，我很自然的成了工会的积极分子。不但积极参加自己药业基层工会的活动，同时也积极参加全镇性的工人活动。比如参加带枪的业余工人纠察队，在夜里睡集体铺，深夜放哨、巡路、查证件；参加秧歌队、腰鼓队、唱莲花落的演出队，为淮河缺口的灾民募集寒衣、宣传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残余、胜利解放某岛某地。辅导我们开展这些活动的是从上面下来的几位女文工团员，一身的列宁装，脑后拖两条长辫子，灵巧的身段、姣好的面容，在街上走过，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她们在晚上辅导我们，第二天还来店里访问拉家常，对我这样的学徒也显得亲和与尊重，使我感受到一种旧社会所没有的新的人际关系。

我大概是太开心了，那段时间特别喜欢唱歌，不只开会时集体唱，一个人也会放声地歌唱，只要一空闲就唱，回到了自己家里就唱得更勤，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唱歌。唱歌成了一个人的习惯，这大概是翻身后的“扬眉吐气”的反应吧。

工会陆续办起了职工俱乐部（含图书报刊阅览室）、职工消费合作社、文艺演出队。这些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图书报刊阅览室我是常客，看的是《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新儿女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等等解放区作家的文艺作品。在演出队都是大哥大姐一档子人，我比较年幼，长得也不高，只能演配角。演出新越剧《九件衣》时，我演一个幼小的穷孩子，没有一句正式台词，只在半夜里被唤醒时叫了一声“妈！”演妈的人是银行的一位年轻女同志，名叫傅萍江，有一次我去银行借贷“职工小额贷款”（为困难职工特设的低息贷款，每次限额20元），办理贷款的正是傅同志，他的同事开玩笑：“儿子向妈来要钱啦”，闹得我脸发红、取了钱拔腿就跑……

学徒的苦日子离去还不远，可谓记忆犹新。所以我政治热情高，响应政府号召不亚于成年职工们。有一次政府号召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我在控诉日本鬼子侵略时所受的苦之后，把两个月价值六十斤大米的学徒半作工资（学徒满师之前，到了一定年龄可发小额工资，称为“半作”）捐献了。第二天我有事经过西洋桥（凡水泥桥都称“洋桥”），忽然听到在河埠洗衣的照相馆学徒陈义水在喊我：“虎根，你真光荣，黑板报表扬你啦！”我急忙到街头黑板报的地方一看，果然真的，标题是《学徒爱国不落后》。我心里高兴但不好意思多停留。这是我第一次受到的表扬，印象深，容易记住。

那个年头，被称之为“困难年”。原因是国民党败逃之前，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市场萧条，已使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刚刚实行地土改，农民一时无力投入成本，生产力恢复得不多，购买力还上不去；加上有些职工对工商业政策的理解和处理的简单化（要求加薪过急过高）；还有老板们本能的抵触而消极经营。国家还承担着解放全中国和抗美援朝的任务，对国计民生不可能有太大的投入。因此经济萧条的现象一时扭转不过来。有的老板还散布流言说，苏联当年连高尔基也只吃黑面包，列宁的卫队长在征粮时饿得昏了过去。在工人中的消极现象、不良情绪也在蔓延，流言：“我们工人有力量（一首歌词的头一句），背上铺盖回家乡（失业的意思）”。这时政府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的指示，坚持“边稳定，边建设”的方针，对职工以实物折价的方法支付工资，以当日报纸牌价为准，稳定了物价，稳定了人心。工会强调执行“劳资两利”政策，工资定得较高的职员自动降薪，工资偏高的棉布业、百货业以及别的行业的管帐先生降得较多，以主人翁的姿态支持店方度过难关，于是老板们也自动降薪决心共克时艰。我的学徒半作工资已无法下降，但我把店务交给师弟，实行送货下乡，每天蒙蒙亮时赶上附近的乔司、亭趾、星桥等多个小街的早市，在空地上摆地摊，吆喊着卖常用药、备用药，增加了店里的营业收入。我为了吸引顾客，招摇过市地做了一幅纸质三角旗，旗上写“新华药房”，并用硬纸板做了喇叭式的话筒。上早市的农民们围拢来，就会买一些十滴水、眼药水、万金油、八卦丹、仁丹一类的小件商品。我这一行为，在当时的商业职工中算是创新的，因此受到药业基层工会的表扬，也为我以后被吸收为“党的宣传员”创造了条件。

接下来说说我的老板缪先生。往前推一些日子，解放前镇上实行的居民保甲制，北大街设一名保长（由后街的木器店老板长期担任），新社会废除旧制度改为街道主任，由居民大会公推民主产生（伪保长都是伪政府指定的）。缪先生自由散漫惯了，开居民会照例派我代表出席。因缪先生过去骂国民党、蒋介石出了名，也有超越一般人的政治见解，被一致推荐为北大街的街道主任，政府派来主持会议的人不了解情况，见他在大家心中的威信很高就欣然表态接受。我还以这次为先生立了功，兴冲冲回到店里向他报告时，他反而觉得辱没了他的身份，拒不接受。然而这是经过民主推选一致同意推选出来的结果，一时不好更改，于是以后碰上那些跑腿的工作也全由我代表了。缪先生始终不当一回事。政府还是看重他的名望，邀请他参加杭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协商会议。他开会回来只向我们传达了一件趣事：会议领导在讲话时讲：“蒋介石滚出大陆永远不能回来了！”台下有人应：“要回来的！”全场大惊，台上人问：“为什么？！”那人答：“抓回来接受人民审判！”于是全场鼓掌。他称赞那位工商界代表的智慧。然而他出席了一次就再也懒得去了。至于县以下的各级代表性的会议他一次也不曾出席，他曾流露出这样的想法：“这些都是土包子，我缪某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时，他们在哪还不知道呢。”客观上他这时的肺结核病情已无法逆转了！长期的饮食与生活作息无度（特别是酗酒、落夜），加速了病情的发展。等待他的便是卧床不起了。也就是在这个当口，他命我在本店附近一家倒闭的门店去设柜出卖他曾经心爱的藏书，由我暂时在那里打折售书。对我来说，这个临时差使实是给了我一个大胆放心的读书机会，师兄弟们说我好比是“小老鼠落入了米缸里”。那时的肺结核比后来的癌症还厉害，到了晚期绝对无救，他本是一位名医当然知道，所以到后来他只求速死，竟去池塘投水自尽，因已骨瘦如柴的身子穿了厚厚的丝棉袍沉不下去而被人救起，无奈不久后终因“灯油耗尽”而使一位名医和才子离开了人世。我总觉得缪先生的英年早逝，尤其他的自暴自弃的行为，是很可惜的，但我感念从他的大量藏书中受到的益处。

这一年的7月初，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自幼爱上绘画，最初是父亲的影响。父亲生在失地农家，小时候曾跟泥水匠当学徒（未果），绘过壁画、灶像；青年时期流浪码头，曾替京戏班子摇戏船、管道具，有时还凑数临时跑龙套，虽然很快就丢了这份差使，但一度京戏看多了，又很爱好，就懂得不少戏理，当他每逢无业滞留在家，就按记忆描绘折子戏的画面来消磨时光，家中的板壁、墙面都贴得满满当当的。幼时的我，很喜欢那些红红绿绿的人物画像，也就跟着描绘。我的这个爱好一直带到了新华药房的岁月。店里订有来自上海的报纸，报纸常有逗人的漫画，如米谷、华君武、张文元等等的作品，我就利用夜深更静的时间跟着描绘，以至作品多得订成了一本小画册。我还画了一幅人物众多的揭露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头子丑态的漫画，贴在木牌上树立在当街的店门口展示，吸引了不少街上行人的回头率……老板看到一幅大尺寸的漫画放在店门口能够吸引行人的眼球，对招徕买主有益无害，而且他的学徒能有这一手也有他的体面，故而他只细看了一下，既不赞赏也不干涉。万想不到，这一着使我获得了入团的机会。这是因为团组织要办一份《青年墙报》，需要会画插图的人。有人说，新华药房沈虎根会绘画，请他帮帮忙吧。有人说：“什么帮忙不帮忙的，把他吸收入团不是更好吗？”于是由施企兴（另一行业的店员）上门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入团，我说当然愿意。于是即由张振亚、施企兴两位做介绍人入了团，在北大街墙门药房的外墙办起了第一份有我画的插图的墙报。在开团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时还有个小插曲——通过当然无问题，但在讨论候补期时，介绍人说：“沈虎根对旧社会苦大仇深，候补期免了吧。”正待举手表决通过，忽一人站出来桌子一拍大声说：“不行！沈虎根犯过大错误，必须有候补期！”全场大惊。那人揭发：有一天病人在半夜里发高烧，到新华药房敲门买“十滴水”痧药水，沈虎根睡迷糊糊起床竟把外用的“玉树油”（烫伤用）卖给了对方……这事确实有的，那年我年岁还小，每个深夜都要看书（或绘画），睡得迟睡得深，半夜里猛被敲门声惊醒，迷迷糊糊地把两种放在相近地方的药水拿错了，第二天买主发现空瓶上的装潢不对，一看却是“玉树油”，惊慌地上门来交涉，更着急的是要我说会不会吃死人的，是否需要马上抢救，我说“‘玉树油’吃不死人的”，他还是不能信，直到大师兄上前一再说明，错是错了，但“玉树油”绝对吃不死人的，补给了两瓶“十滴水”才得平息事态……最终是团支部大会决议我三个月的候补期。这使我感到在革命组织里的严肃性，是犯不得错误的。

原浙江作协副主席沈虎根首次揭秘建国初期工会的那些事-激流网在店门口展示的这幅仿画作品，创造了作者入青年团的机会。

这一年我回了趟三桥埠，是母亲寄快信说是病重而赶去的。一到家，原来是母亲因二姐婚事处于绝境催我去商量办法的。二姐的婚姻原本是草率的，是早年为了减轻依赖后父沈君的负担，匆忙嫁给一家领养的病孩，那人还是少年什么也不懂，两人从未好过，而且养父母都很凶残，经常对两人又打又骂，打起二姐来更是发狠，做木匠的公公会用手中的尺子抽打她。二姐曾被卖过一次使女（丫头），所以她哀叹：“又一次落入了火坑”。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虽还未公布，但我在临平镇已接受了一些妇女解放的新思想，知道包办婚姻，女方又受到虐待迫害就可以提出离婚，多半会得到政府支持的。于是我坚决主张离婚，而且速战速决，由我来写《申诉书》——好在我已读了不少鲁迅的杂文，虽有不少错别字竟“无师自通”地“控诉”得明白而有力，而且还写了些不伦不类的“如此而已”“这就罢了”一类句子（好在事理写明白了），就连乡里的干部问二姐：“你的状子是谁写的？”二姐紧张得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后的结局是：准予离婚，连男方要求婚事损失、女方的饭钱等项的赔偿都被一一驳回（如果要二姐退回礼金、清算饭钱，二姐就得索取工钱）。真是大获全胜。这在三桥乃是解放后第一起由人民政府处理的离婚案，在开始双方辩论时围观的人很多，大家也知道我在其中起的作用，事后夸我不愧是在外面见过世道的人。当我从第二次做学徒失败的那家店门口经过，老板娘竟从店里面赶出来向我递烟，我说我不抽烟的，她又夸我：“真有出息，烟也不抽，不像我们阿法（少东家）没出息。”这一切，使我感到，解放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办起事来有底气、能成功。

也就在这一次回家。二姐告诉我，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弱了，她在这里心里不好受，总想叶落归根。二姐悲伤地说：“你如有了正式薪水就赶快把娘领出去，要不然娘活不长的。”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呢。所以待到几个月后二姐又出了嫁，我有了正式薪水（工会出面协议每月九斗半米价），就把母亲领到临平，娘儿俩一起过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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