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中旬的深夜，虽然深圳的气温相较于全国并不是很低，但是北方吹来的风还是让人颇有寒意。对于患一个小小感冒就会住进医院的尘肺病工人而言，更是难熬。
然而，尘肺工人谷伏祥却并没有呆在湖南桑植县的老家保养身体，而是坐在深圳某单位的保安室里，一边看着眼前的监控，一边盘算着白天和工友们去维权的办法……
70元／12小时：白天维权，夜晚值班
2003年，谷伏祥跟随哥哥谷生春加入了风钻行业，一起加入的还有弟弟谷伏军，他们看上的是这份工作的高工资。然而，他们谁都没有料到，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是他们悲剧的开始。
直到2009年，谷伏祥和工友们才得知尘肺的可怕。经过艰难的争取，他们得到了在深圳职防院体检的资格，谷伏祥没有被检查出尘肺病，他感到非常庆幸。
然而到了2017年的年底，工人们得到一次在张家界职防院体检的机会，谷伏祥则被检查出尘肺二期。而不少09年曾被鉴定为没尘肺的工友，直接被确诊为三期。
谷伏祥不知道这是因为潜伏期，还是因为09年鉴定时存在着什么问题，他非常怀疑当时的鉴定被做了手脚。他能确定的就是，他的哥哥谷生春当年被鉴定为一期，然而只过了短短六年就离开了人世。
除了被新检出尘肺病、怀疑有尘肺病的工人，还有尘肺病死者的家属，也打算到深圳去要一个说法；2009年曾经获得理赔的工人，由于病情加重并且十年一次的理赔期即将结束，也必须前往深圳。于是在一月初，谷伏祥他们又回到了自己曾献出青春的深圳市。
谷伏祥等人刚到深圳的时候，便产生了一大难题，那就是工友们的食宿问题。工友们普遍家庭困难，许多人是借了几百、一千块钱才得以成行，谷伏祥也不例外。而政府安排的救助站床位，只够满足少数工友的住宿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并没有做出轮流住救助站之类的决定，而是有一部分尘肺病工人主动把床位让给了家庭更困难、病情更严重的工友。但是，让出床位的工人们的自身情况也并没有好到哪里，谷伏祥所带的现金完全不足以支持他在深圳坚持维权。
因此，他去寻得了一份保安看门的临时工，夜晚值班十二个小时，白天维权。尽管这使得他不可能睡一个完整的好觉，但每天的70块钱工资使他得以解决吃饭的问题，还相当于剩下了40块一天的住宿费。
谷伏祥说：“用正常思维去思考的话，去赚这七十块钱肯定不划算，但是在我的角度上，我已经很划算了。有钱的人当然不愿意做这个活，但是你没钱的算这个账还是很划算的。”
然而，谷伏祥每天70块钱的“划算”工作最终还是丢了，因为政府发文通知企业不得雇佣这批维权的尘肺病人。实际上，谷伏祥在应聘时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疾病，因为“我们做人要面对现实，我们不能隐瞒”，但是，并没有法律规定剥夺尘肺病人的劳动权。
谷伏祥说：尽管当初保安队长“可怜我们”，容许他们来做这份工作，但当“上面开会的通知”下来之后，他也只能将他们解雇，因为“接到这份通知我再用你的话，那单位就会怪我失职”。
由于缺乏承受种种压力的准备，工人们不得不选择在春节前回到湖南。此前，为了说服工人回家，政府给工人委派了援助律师。
可谷伏祥并不看好，“律师也说了，我们在为政府办事，政府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估计他们就是忽悠我们，不会给我们办事。因为回来以后从来没听到他们的电话，没有吭声了。派这个律师应该只是把我们搞回来，只要我们回来了，他们的任务也完成了”。
法律途径：真的能走通吗？
尽管维权之行困难重重，但谷伏祥说，“不管路途遥远、难度多大，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这就是我们的愿望”，“因为我们确实为深圳付出过，因为我们确实是在深圳打钻，才得了这个职业病”。这种愿望，再合情合理不过了。
但是问题在于：“深圳市政府为什么要拿出种种理由阻挠我们走这个合法的维权道路”？谷伏祥说，“他们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很多东西他说的跟做的就是不一样”，比如有的尘肺病人的劳动仲裁官司，明明已经胜诉，在执行过程中却被停滞下来，“也不能说做，也不能说不做；也不能说你对，也不能说你错；你这个案件只能在原地不动，没有什么理由不理由”。
谷伏祥说，还有一个案例是：工友向政府提供的证据都是非常健全的，政府也已经受理了，“那个时候律师也说了，你这个官司是100%赢的”，但后来工友去政府拿资料时，上午还说可以给他们，到了下午就不行了；最后他的案子就压在那里，这个程序不能走了，“已经要开庭，却不开庭了”。谷伏祥心里担心的就是，“由于政府一施压，我们这场官司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谷伏祥的哥哥在2009年理赔的时候，也经历了重重阻碍，历经几年的时间才拿到赔偿。尘肺病一期的赔偿就是9万多加社保局的2万7，总共11万多块钱。
谷伏祥说：“你看病的话，根本不够一年花。我哥死的那一年，常德医院住院两次，长沙住院一次，桑植县住院一次，最后死在中医院，住院五次。你说，这个钱，你国家赔了多少？哪里够？”谷伏祥怀疑：自己的哥哥当年真的只是尘肺一期吗？
谷伏祥希望哥哥的家人能拿到工亡的补偿，因为“他是有用人单位的，有劳动仲裁，有鉴定结果的。现在打这个官司，很多人说没得打了，但我相信我们的法律，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可以走到底的呀”。然而，尽管谷伏祥哥哥的资料也比较齐全，但他们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维权了。
更大的问题是，还有“90%的病人都拿不到书面资料”，因为当年并非所有人都获得并保存了工作的证明，只能通过口头描述指认工地、同事、老板。
而谷伏祥认为，如果政府能承认这一口头证明，并顺着这些指认积极调查的话，完全是能够确认几乎所有尘肺工人的劳动关系的。关键就在于政府的态度，如果资料齐全的工人都难以走通法律途径，那缺乏资料的工人、家属又该如何是好呢？
谷伏祥说：“我能说出我做过的建筑工地，说出他的建筑结构。比如说岗厦那个商务中心，100多层的标志性建筑，我在里面做过，我知道里面的基础建设，我在里面打过孔，我也做过支撑梁。还有京基一百，还有罗湖的很多工地。我还记得老板xxx，他是广东爆破协会的会员，他老婆叫xxx。你政府去查的话，肯定可以查得到的。”
谷伏祥提到，深圳宝安区的一个局长说：我们政府是有力量查的，因为爆破公司要上缴税收，记录要保存三十年。
“所以你说你到哪里做过，他就一定能查出来，你只要提供建筑公司、老板是谁、带班是谁，就能查出爆破公司是谁。所以假如国家支持的话，我们的用人关系是可以查清楚的。”谷伏祥说，“可是他们就是不帮你查啊，09年维权的时候，好多人都提供了一些证据的，暂住证啊，工地出入证啊，都没用。”
“我不是说共产党不好，也不是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好，但是我就是觉得，真的像我们这种弱势群体，就面临很大的压力。我们觉得现在我们没有说话的地方，也没有说话的份。”
显然，没有这些工人的付出，根本不存在深圳成为繁华都市的基础，但深圳市政府又是否会打算为这些尘肺病工人付出点什么？尘肺病工人如何才能有说话的份？
只有坚持，我的家人才有希望！
单纯靠法律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谷伏祥相信，必须靠团结的力量坚持下去。“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决心，走赢维权这个艰难的路呢？因为即使我死了，我的小孩不会失学，我的老人不会没有赡养。就是这个勇气支撑着我们走赢维权这条路。至于输赢，我们心里确实现在没底，我们只是觉得，我们要这么走。”
谷伏祥的老母亲已经87岁，三个儿子都罹患尘肺病。除了谷伏祥外，大儿子谷生春已经去世了，小儿子谷伏军离婚了独自抚养孩子，虽然得了尘肺也不敢停止打工。年近九十的老人不但没法养老，还要帮谷伏军照顾小孩，操持家务，甚至还要料理田地。如何赡养好老人，是谷伏祥心中的一大难题。
谷伏祥的儿子、女儿在学校都成绩优异。儿子高一，曾在全年级七八百人中考进前三；女儿小学六年级，也在百余名同学中名列前三。但他俩的学费、生活费问题，就成了谷伏祥的心病。
儿子学费一学期3600块（成绩好的三千多，成绩不好的还有六七千的），每个月伙食费400多，再加上资料费、书本费、零花钱，要1000块钱。儿子一年要开支两万块钱左右。女儿读小学也要交学费（谷伏祥也不明白原因，按政策来说小学是不用交费的），600多块一学期，加杂七杂八的要1000。女儿生活费每个月398块，学校管吃住，上学十个月生活费三千多，学杂费两千多，还有每周15块的零花钱，包括4元来回的车费。
谷伏祥说，这么算下来，他们家每个月最起码开支不能低于2000块。“这个钱针对正常人来说的话，只要你有正常体力就不是什么事。我们这个边远的山区，就是因病致贫。如果我能做泥工，一天一百三的话，就没问题了。”
然而，谷伏祥现在的身体已经不容许他再做体力活了，也很难找到轻活来做。更何况，要是自己生病住院，子女上大学，开支就更不止这个数了。
“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能上大学。”谷伏祥说：儿子的老师说，就其目前的学习成绩，考个一本一点问题都没有。谷伏祥也想：“我小孩能上大学的话，那么最起码，我的小孩以后不会走我的老路了吧，不会去从事这种体力活吧。不管你工资高低，起码不会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因为这种体力活给我们所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我们每人拿了一张死亡判决书，差别只不过是执行时间的长短而已。”
谷伏祥说：我们现在没走到濒临死亡的地步，但是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众多的事情需要去考虑、解决。对于孩子上学的问题，谷伏祥认为：“假如你的智力差，你不能上学的话，那我不要求你上学，你去打工既养活自己也减轻我的负担。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我小孩成绩算是比较好的。哪怕我们再拼命，再努力再做，我还是希望他去上学。”
谷伏祥也想过经营一点小买卖补贴家用，然而因为毫无本钱、难以贷款，这只能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
谷伏祥的尘肺病状况已经影响到了孩子的心态。他们去深圳维权被“遣送”回来后，他的儿子就不去学校了，而当时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这次考试老师说他考得到前十名。于是老师专门来接他，而他也跟父母说：家里没钱送我上学，我去上学干什么呢，我已经为你们减轻负担了。
这当然不是谷伏祥所希望看到的，他说：“我们不需要你为我们减轻负担呀。他的想法是错的，尽管在他的角度想是正确的，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他搞到学校里去。就跟这个老牛拉车一样，还是要往前面慢慢走啊。你的想法我们不说你正确还是错误，但是起码你的做法就是不对的，因为上学对你自己才有好处，我们也不想看到因为我们生病就荒废他的一生啊。”
为了儿子不会放弃读书，谷伏祥坚持要把维权做下去，这并不是因为他把孩子当成了他的希望，而是因为——“虽然我患病了，只要你上学，不是说我就有希望了，而是说你妹妹。当我不能赡养她的时候，你就能照顾你妹妹，那我走的就比较放心了。你不去上学你拿什么照顾你妹妹呢？”
谷伏祥说到这里，儿子就哭了。
谷伏祥自己没读几年书，小学都没毕业，但是他十多岁就开始走南闯北，见识丰富，出口成章。跟他聊天，让人感受到他的知识渊博，而他的知识则是来自于“社会大学”。但是，这些知识所反映的却大多是他不幸的经历，他说：
寒风萧萧，别人过年过节，我们过关！我们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我们拿的是一张死亡判决书，不过是缓刑而已。
我维权的目的就是，老有所养，小有所依。
我们为什么要打赢这场官司？即使我死了，我的小孩不会失学，我的老人不会没有赡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决心，走赢维权这个艰难的路呢？就是这个勇气支撑着我们走赢维权这条路。
智大养千口，力大养一人。我有力气，那个时候做钻工，我就能养活我一个人，我要是有学历的话，就能养活我一家人。现在一家人我也养活了，但是这中间面临着失学啊、还债啊这些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说你心情好到哪里去。你每天想着你欠人家的帐，不可能不还。你不还，你小孩也要接着还。不可能说你死了，人家的帐就不还。所以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在死前还清别人的帐。
谷伏祥所在的村庄，远远看去非常漂亮，可是这个村却有着好几户尘肺病工友，而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是一个心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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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我只是个小号”。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