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一个青年的节日。
九十九年前的今天，在北京，慷慨激昂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抗压巴黎和会，抗议二十一条，他们呼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这场由学生而起的运动很快引起全国各界的响应，这场浩浩荡荡的大运动最终使得我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九十九年，对一个人而言，实在是一段不短的岁月呀，足够让一个慷慨激昂的梦想黯淡成庸碌的苟且，足够让一个崇高的信念变质成无耻的欺世盗名，足够让一个青年变成中年人又变成了老年人，最后在岁月中归化于安详的尘泥。
每一个中老年人都是曾经的青年，每一个婴孩都是未来的青年。生理学意义上的青年，是指生理正好完全发育成熟，体力精神处于人生阶段中的最巅峰时期，在生理学层面上青年已经是完全的成人了。但是青年们涉世未深，尚未完全在社会中寻得自己的分工位置，在社会空间中的活动轨迹尚未稳定，于社会的现实规则以及运行规律知之不多。
青年人便像是天生的激进派，青年因为崭新而无所畏惧，勇敢甚至是莽撞地去冲击着社会意义上的成年人所把持着的社会关系而组成的社会结构。同时，青年们也以其强健的体力与创造力，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建设。于是，如何去适应、如何去改造这个世界是青年的永恒宿命与使命。
我常常听闻年长的老师或者长辈们感慨，世风日下，现在的年轻人精神空虚。记得很清楚，高中的时候，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余寿文老学长回母校演讲，他说起他们当年在篝火前朗诵诗词唱歌，他们为了建设祖国的理想而慷慨激昂。而他对现在的青年人则是痛心疾首：对于芙蓉姐姐的关注度反而比对学术大家还高，现在的年轻人学术上弄虚作假、工作上应付做作，生活上没有情怀、精神上空洞虚无，当时听得我是痛定思痛呀，立志改造自己，但是现在想来，老先生恐怕只道出现象却未及本质。诚然，老先生说的现象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是相当普遍的，毫无疑问本人就是应付做作、精神空洞虚无的咸鱼。
作为一个安于咸鱼而又不甘于咸鱼的咸鱼，我也曾到处寻医问药，遍访各思想流派，拜读各名师大家，但是横看竖看，他们开的好像都是同一剂药方——年轻人要讲情怀呀！只不过药引不同罢了。在此稍微分一下类，宗教型：佛家的普度众生，基督教对原罪的救赎；心理信念型：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弗洛伊德的超我管制，阳明先生的致良知；政治正确型：为建设国家、为世界和平、为了正义；现实型：买得起房子、娶得起老婆、同学聚会可以装逼（这三条刀刀扎心，同样也比前面几种类型有说服力有威力得多）。但当我含蓄地提出，这些或多或少都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呀，先生们却纷纷正色道：“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能去人的病根。就算那些大本事的人，过了十多年也依然用得到。你要是不用就放起来，不要做坏我的方法！”随即打出扁鹊三连，关门谢客。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讲情怀了吗？那首先我们需要厘清的便是：情怀二字是为何物。从字面的能指意义上拆析，情是情感、情愫，亦即是人的认知中最直接、最实在的感性体验；怀则是胸怀、感怀，就是人所深信不疑的某种信念，或可转述为某种被人所一直秉持内化的某种认知模式。二者，加起来就是：可以触动、引发人的最直接情感体验的某种对客观实在世界的认知模式。我们常常互相劝勉，要理性对待一切事物，但是我们是否真正思考过理性的内涵？对于一个人而言，理性是对给定的条件的限制下对目标的最大完成实现。诸如，饿了想吃佳肴，但是只有馒头与包子二选一，选择有馅的包子。如果没有最直接的感性认知模式（诸如食色本性）为理性提供价值取向，那么失去根基的理性根本无从谈起。事实上，每个人都讲情怀，每个人都不得不讲情怀，因为人活着，委曲求全地活着、勉力辛勤地活着，不就是图那丁点为人的快意？儿女酣畅的饱食之态，恋人甜美的安睡之容，或是民族翻身站起来的豪迈之情，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也可以是心爱歌手的演唱会，所热爱的动漫的漫展。所以，不存在讲不讲情怀的问题，问题在于该讲什么样的情怀，什么样的情怀才讲得通？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讲情怀了，只是不上以情怀为借口的当了。情怀能不能当饭吃这个命题十分值得我们考量。在大家一样吃不饱饭，向着共同吃饱饭的目标前行时，情怀是可以当饭吃的，是可以让一个人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仍然奋力拼搏，因为那是一个民族的艰苦奋斗与自力更生。而当有些人在饕餮之后打着饱嗝却仍独占着满桌未尽的佳肴，还打着情怀牌去哄骗饿着肚子的劳力：“努力干吧，前途是光明的，等你们混成我酱紫，你们也系阔以这么舒胡的！”这种情况下，情怀是不能当饭吃的，还相信这种情怀的人就是傻子了。
望向我们的侪辈，再审视我们自己，较之九十九年前的前辈们，似乎是缺乏了些许慷慨激昂，似乎是有点万马齐喑的意味。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这种对宏大叙事的，对情怀的抵触心理是一种吃一堑长一智，是青年人对当前世界的理智适应。
为何当代青年人更愿意去以一种审丑的方式去对待更不幸者以获取一种幻药式的快意，而非去团结一致，去共同与不平与邪恶斗争，去共同建设被世世代代人们记于书典上的真善美？
敢问庙堂讲台上的尊长们，你们心里真的就没有点B数吗？
难道真的是因为我们这届青年不行？
我想，这种“丧文化”并不是对青年人的朝气蓬勃的一种否定，恰恰相反那是一种被压抑着的力量，以及即将喷薄而出的愤怒。这种“丧文化”是对铺天盖地的“心灵鸡汤”、到处宣传的“正能量”式的愚民术的一种反思以及自发抵抗。诚然，这种抵抗是一种消极的抵抗，但是相对于盲从的奴隶道德，这种消极抵抗已然是极具进步意义——青年们的主体意识已然觉醒，已经从一种对旧社会旧道德的从属及依附转化为了一种自在的存在。
以前一直觉得同龄人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欢呼鼓舞看起来多么幼稚，比如幼儿园的一朵小红花，小学老师的一个夸奖。现在想来，当时自诩早熟的自己，想法竟几乎就是一个老而沮丧的旧人。人最应该珍贵的大概就是那种易燃易爆炸的慷慨激昂，那种尼采自诩太阳一般略显自大的热泪盈眶，方是真正流淌着的生命力。
因为理性对未来的洞穿而导致的“丧”，是一种理性的悖论，是一种俄狄浦斯式的悲剧，一个你想逃避的预言，反而最终影响、决定了你的命运的。这种工具理性于现代人而言便是《俄狄浦斯王》中怪物斯芬克斯，性命攸关之谜题的答案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人的本身！当人，选择去酣畅淋漓地直面人的命运，去义无反顾地向宿命挑战，斯芬克斯们反而从无比强大变得不堪一击，反而选择从悬崖上跳下而自我灭亡。没有什么比恐惧本身更强大的，同样，没有什么比恐惧本身更羸弱不堪的。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们不必向尼采的酒神去祈求一种醉汉式的无畏，因为我们所歌颂的我们自身便具有无比的力量！青年，终将无可阻挡地从自在走向自为，转变为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去建设去变革这个世界！而那些企图以面包与马戏来将青年们当做提线木偶的跳梁小丑们，将在觉醒之雄狮的怒吼咆哮中仓皇失措地逃离历史舞台！
对理性的反思以及对理性的重构将是吾辈之职责，囚徒困境在西方经济学下是一个无解之难题，这只是因为他们尚未邂逅一群共产党人。唯物之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之必然也是由人书写的，面对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既不应口称，“世人皆浊吾独清”去做哀伤怆然的忧天者，亦不应狂道，“今朝有酒今朝醉”去做自我麻醉的享乐者。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不急，历史会给我们留足思考的时间，也会给我们留足成长的时间。无论如何，对于这个世界，我们都是无可推脱的主人公，书写历史的巨橼已然在吾辈手中执着，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吧，去书写一个新的时代吧，青年们，奋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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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冰虫夏草。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