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刊发了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是“鲁迅”这个署名第一次在文学史上出现。后来，鲁迅在写给友人许寿裳的信中谈到创作因由：“……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矣。”
今天推送的内容节选自《钱理群中学谈鲁迅》（三联书店 2017-11），钱理群教授在这一讲中主要讨论鲁迅提出的一个人生选择的命题：“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鲁迅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人”的地位、“人”的资格，始终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中国的历史，不过是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间循环。而现在，鲁迅又要把问题的讨论再深入一步：当人处在被奴役状态时，面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奴隶制度，形象点说，就是面对窒息人的“铁屋子”，应该作怎样的选择? 现在鲁迅告诉我们：人可以有三种态度，三种选择。
首先是奴才的选择。鲁迅告诉我们，奴才他并非没有怨言，但只限于诉苦，没有任何反抗的意识，他甚至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现状，他只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所以只要聪明人一表现同情，他马上就满足了，舒坦了，感到安慰了。事实上他不仅习惯于被奴役，甚至于离不开被奴役的状态，他能够在被奴役状态中寻找出美来。鲁迅说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就在这里：奴隶受到压迫，他要反抗，即使失败了他仍然是奴隶，但他绝不会安于其位；而奴才，恰恰是安心做奴隶的，他从被奴役中寻出美来，并且竭力从中获取利益。 在某种意义上，奴才和主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都离不开奴隶制度。
聪明人其实也是奴才，但他有特殊的地方—— 鲁迅说他是“ 特殊知识阶级”。他处在主人、傻子和奴才三者之间，从表面上看，他谁也不得罪：他对奴才表示同情，奴才自然感激他；对傻子他也不正面攻击，赶傻子时他并不在场；对主人他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巴结，但他骨子里是和主人紧密相连，有着共同的利益，都离不开奴隶制度。他的特殊作用，是抚慰奴隶的不平，让他们都成为安于其位的奴才，反抗的火种熄灭了，天下就太平了。聪明人从根本上是维护铁屋子的统治秩序的，但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露痕迹，他是不动声色地维护奴隶制度。
只有傻子不同于奴才，也不同于聪明人，他是奴隶制度的天敌，他是要彻底捣毁铁屋子，创造“第三个时代”，彻底改变中国人的被奴役状态的。傻子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不仅叫，而且动手砸，不仅说，而且要行。这就是鲁迅所赞扬的“中国的精神界的战士”的特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这是行动的、反抗的知识分子，是鲁迅所寄以希望的“中国的脊梁”。但鲁迅把他们命名为“傻子”，则是深刻地揭示了这些中国的脊梁在中国真实的处境：他们是被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视为“傻子”的。其实他们还有一个称呼，叫“疯子”，《狂人日记》的主人公，《药》里的夏瑜不是都被人们看作是疯子吗? 而动手赶走傻子、疯子的，不是主人，不是聪明人，而恰恰是奴才，这个事实是最让鲁迅感到痛心的。
《狂人日记》插图
这是鲁迅和我们都必须面对的：中国的傻子很少，命运也不济；而奴才和聪明人却所在多有，并有繁衍的趋势。由此发现的，是在长期的专制体制的奴役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中的奴性。于是鲁迅把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奴性的各种形态的揭示和分析，以及造成这样的奴性的原因的追问。这构成了鲁迅思想的重要方面，或许也是最能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的部分。面对鲁迅犀利的剖析，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自我反省的。
聪明人的特殊功能
我们在前面说过，聪明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奴才，不过他有知识，比没有文化的愚民高一层，就是鲁迅所说的“特殊知识阶级” 鲁迅要讨论的是，这样的特殊知识阶级，在中国的奴隶体制中，起到什么作用?
鲁迅有两个很形象的概括。一个是在《春末闲谈》里提出的。鲁迅说，在春末的晚上，经常看到一种叫细腰蜂的虫子，它抓住小青虫，却不立刻吃，因为小青虫要反抗挣扎，吃起来就很不舒服。怎么办呢? 细腰蜂用根毒针，猛蜇一口，小青虫就麻木不动了，但是还活着，处在不死不活的状态。细腰蜂就可以不慌不忙地一口一口地把它吃了。既能吃掉小青虫，又不会遭到反抗，而且还是活的，这有多好! 这里的奥妙，就在于细腰蜂的毒针里，含有麻醉药。
鲁迅就由此联想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说，这些细腰蜂式的知识分子，解决了历来统治者的一个矛盾。统治者都要别人做他的奴隶，为他效劳。但是奴才一做事情，他就有思想，有思想就会反抗。所以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最好有这样一群奴才，既能干活，又没有思想，或者说这些人有运动神经，而没有感觉神经，这是最理想的奴才。统治者最苦恼的就是找不到这样理想的奴才，但有些知识分子就可以做到，他们能对人进行精神的麻醉。他们的最大功能，就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说明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合道德性。听了他们的说教，奴隶就能从专制体制中看出美来，变成奴才，既忠心耿耿地为专制体制服务，又毫无怨言。这样，鲁迅说的“吃人肉的筵宴”就可以永远排列下去，这些自称“聪明人”的特殊知识阶级自然也可以从中分得一杯肉羹。而专制体制也绝不能离开他们：他们的“麻醉剂”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还有一篇《一点比喻》，是从北京的“老街景”说起的。鲁迅那个时代，经常可以看到一群羊在街上走，现在见不到了。羊有两种，一种是山羊，是所谓带头羊，昂首阔步走在前面，背后一大队低眉顺眼的跟着走的胡羊。鲁迅注意到带头羊有一个特点，它的脖子上挂一个小铃铛。看着看着，鲁迅就产生了一个幻觉：山羊的小铃铛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徽章。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他们是中国专制体制的“带头羊”。
他们要把中国的胡羊们带到哪里去? 带到主人要求他们去的地方，最后就是屠宰场。主人用不着出场，只要和特殊知识阶级的带头羊达成默契就行了。这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又一个非常深刻的概括。实际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悲喜剧带头的无不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统治者每要做一件大事，必要由一部分知识分子出来造舆论，起带头作用，然后就会有许多受其蛊惑、愚弄的民众跟着走。因此鲁迅认为，要批判国民性，首先要反省知识分子；要批判奴才，首先要反省聪明人。所以鲁迅在审视中国人的奴性的时候，首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知识分子，指向聪明人。
鲁迅认为，知识分子的奴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帮闲”，二是“ 帮忙”，三是“ 帮凶”。这是因为中国的统治者，内心里是瞧不起这些聪明人的，他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想到知识分子。一就是刚掌权的时候，或者是处在所谓“太平盛世”的时候，就需要知识分子为他歌功颂德，歌唱太平盛世，圣君圣朝；有时候正因为矛盾重重，也需要知识分子唱赞歌，粉饰太平。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就起到“帮闲”的作用。也真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在“莺歌燕舞”，他们是永远的“帮闲”，现在也到处可见。
统治者在另一种情况下，也会想到聪明人。就是遇到危机了，统治者也没有办法了，于是就礼贤下士，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了。而中国的诸葛亮们就得意忘形了，皇帝看中了，赶紧献策，殊不知自己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帮忙”而已。
也还有一些聪明人，他们的作用是把专制体制下的吃人的宴席的血迹涂抹干净，或篡改历史，或参与“强迫遗忘”，那就成了“帮凶”了。
帮闲，帮忙，帮凶，要害就在“帮”上，完全处在依附的地位，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和人格。这就是“奴性”。
鲁迅在审视中国人的奴性的时候，首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知识分子。
而且，这样的奴性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如果说传统的帮闲、帮忙、帮凶，主要是帮官，依附于官僚体制；但随着传统专制体制和现代资本的结合，形成现代专制体制，这些与时俱进的聪明人，特殊知识阶级，也摩登化了：继续充当官的帮闲、帮忙、帮凶外，还自觉地充当商的帮闲、帮忙、帮凶，大众的帮闲、帮忙和帮凶。这就出现了一批时尚知识分子，一切赶时髦，赶商业的时髦，大众趣味的时髦，流行什么，就做什么。这些年连续出现的暴力文学、隐私文学，以及各式各样的黄色文学，就是为了满足市场上或所谓大众心理上的窥视、意淫需要所产生的。看起来，这些时尚文人占据了文学市场以至新闻媒体的主导地位，煞是风光，但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骨子里还是依附人格，或依附于官，或依附于商，或依附于大众，恰恰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不过是奴才。
应该说，在迎合市场和大众上，聪明人是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的。他们极其敏感，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适应各种需要，不断变换自己的形象，而且做得非常漂亮，在这方面聪明人确实有才能。于是鲁迅有了一个新概括，叫作“才子加流氓”。“才子”好理解，为什么又是“流氓”呢?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这些现代聪明人就是这样，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信仰，没有内心深处始终坚守如一的信念的，他们从不执著一样东西，没有原则，因此就可以根据需要，变换着用“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只要他的主人(官，商，大众，等等) 的意志变了，他也变了，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前后矛盾，自打嘴巴，连脸都不会红，这不是流氓又是什么? 不过是文化流氓，有知识，有才气的流氓——如果没有才华，谁也瞧不起，也发挥不了他的特殊作用。要为官、商、大众所看重，就必须要有才华，所以鲁迅说才子加流氓，这是聪明人的一个本质的特征。
当然，没有才气，单凭勇气( 即不要脸面) 为主子卖力的“勇敢分子”也是有的；鲁迅说，那就不是帮闲，帮忙，帮凶，而是“扯淡”了。这大概就是聪明人这样的特殊奴才及其主子的末路了。
追问奴性形成的原因
鲁迅的思想是彻底的，他还要进一步追问：奴才的奴性是怎么造成的，知识分子的奴性又是怎么造成的? 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经济上的原因。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有三句话，把问题说透了。一句话是：钱是要紧的，就是不能没有钱，因为鲁迅说过，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前提是必须要有钱。没有钱，生存、温饱、发展都谈不上。第二句话是：自由不是钱所能买到的。就是说钱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有了钱，就有了自由。第三句话是：自由又是可以为钱所卖掉的。这里所讨论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问题。这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的现实。
那么，现在，知识分子不缺钱了——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一些知识分子又成了自由职业者，也就有了比过去多的自由。但依然还是有人放弃自由，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还是因为“钱”。现在，不用“不给饭吃”的方法控制你了，但仍然可以用钱来收买，或者叫收编，在经济上给你优待，“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你听话，就要钱给钱，要地位给地位，一路开绿灯；越听话，给你的待遇，经济的待遇、政治的待遇越高。不听话，就没有这样的待遇。逼着知识分子作出选择：或者做聪明人，或者继续当傻子，人常常有“趋利避害”的倾向，因此，聪明人多，傻子少，也是不难理解的。
《论照相之类》插图，图片( 照片)里画( 照) 的是同一个“ 我”，不过分裂成“ 二我”：一个傲然坐着的主人，一个卑劣可怜地跪着，“ 既为主，又为奴”。
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经济、政治的作用，变成经济、政治决定论。因为还有另一方面的事实：无论是在经济、政治的压力，还是在经济、政治的诱惑下，总有一些知识分子甘当傻子。可见，“聪明人多，傻子少”，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于是，我们就注意到鲁迅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以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一个独到的观察与分析。他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中华民族总体来说，生存条件比较恶劣，生存比较艰难，这就形成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思维“重实际，轻玄想”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一个弱点。因为在中国生存太困难，第一大问题，就是讲生存哲学。用周作人的话来说，人怎么“得体的活着”，就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儒家就是充满人生智慧的学说，就是教你怎么活着，所以孔子不讲鬼神，轻玄想，缺少形而上学的思考。庄子的哲学本来是一种最具有玄想的哲学，但是他的哲学还有另一面，就是他的养生哲学，也是讲在险恶的环境中怎么活下去的问题。而值得深思的是，对以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不是庄子的玄想哲学，而是他的养生哲学。这样就形成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信仰的不足。和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它的弱点，就是彼岸的、形而上的关怀相对不足( 不是没有) ，这是造成许多中国人信仰缺失更内在的文化上的原因。所以鲁迅说，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没有的，俄国有很多的殉道者，为他的信仰而牺牲，在中国就很少有殉道者，连殉情者也很少，即使有了，就像我们在第八讲里所说的那样，最容易被抹杀和遗忘。中国知识分子重实际，轻玄想，因此容易妥协，处处讲谋略，容易放弃自己的信念。骨头要硬必须有脊髓，就是信仰，信仰不坚定，脊梁怎么挺得起来，骨头怎么会硬? 没有信仰的支撑，人的行为的驱动力就只剩下利益，单纯为利益，就什么都可以改变，以至出卖，是不会有任何坚守的，这才是在中国，聪明人多而傻子少的更内在的原因。
在我看来，这就是当下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核心，从信仰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加深对鲁迅的思想——他对奴才和聪明人的批判，他对傻子的赞扬和期待的理解。
奴才和聪明人，最根本、最致命的问题，就是没有信仰；而傻子正是有信仰，能够坚守理想的知识分子：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也是最本质的区别。后来，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在我看来，这是鲁迅关于“傻子”的思想的一个继续和发展。真的知识阶级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有信仰，有理想，有坚守；而绝不是鲁迅所说的“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因此，他是“不顾利害”的，“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他们所要坚守的理想，就是鲁迅一再强调的，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彻底走出“奴隶时代”。由此而决定了真的知识阶级的两个特点，一是永远“为平民说话”，“倾向民众”，始终站在被侮辱被奴役的弱者一边。其二是“对社会永不会满意”，因为他坚持彼岸的信仰，对此岸的现实世界，“所看到的就永远是缺点”，永远不满足现状，就持永远的批判态度，于是“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但也因此获得了永远的独立和自由、自主。这也是鲁迅眼里傻子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关于“聪明人和奴才和傻子”的话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剩下的是每一个人的选择问题：你愿意做聪明人、奴才，还是傻子? 由各人去思考，去回答吧。
文章节选自《钱理群中学讲鲁迅》（钱理群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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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理群。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微信ID:sanlianshutong。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