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锁住我们，但我们还活着，铁枷压弯我们的肩膀，那鲜血，珍贵的宝藏，却在血管里留着。”
——保罗·威尔伦《战败者》
01
1871年5月28日清晨，朝阳的微光照射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墓碑上，映出一片片殷红的血迹，二百余名公社战士静静地躺在地上，虽然身体已没有了温度，但那凝重的神情、紧握的双拳似乎在告诉人们，他们依然要同凶残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秩序继续战斗。
在刚刚过去的一星期内，巴黎上演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成千上万枚炮弹几乎将蒙马特尔高地夷为平地，市政厅外的广场尸体横陈，公墓的一声声枪响宣告着革命的悲壮落幕。梯也尔政府的高层昂着骄傲的头颅，回到不久前仓皇逃离的城市，一面高喊着“巴黎自由了”的神圣口号、允诺着“秩序、工作和安全将被重建”，一面举起屠刀展开疯狂的报复，被俘的公社战士被杀戮殆尽，他们的同情者也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清算：临时军事法庭将数千人送上了断头台，卢森堡花园的大理石砖染满了鲜血，男人、女人和小孩在军警的押送下长途跋涉几天几夜前往凡尔赛，被关进暗无天日的临时监狱。
恐怖气氛笼罩下的巴黎、血腥气息四处弥漫的巴黎，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当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试图冲破旧有秩序时，资产阶级的国家会如何抛掉“法兰西共同体”的虚伪假面，如何抛掉“自由民主”这装点门面的饰品，会用多么凶残的手段保护自己的钱袋和皇冠。
“五月流血周”的惨烈、公社战士的抵抗、梯也尔政府的镇压，构成了一百多年后绝大多数人有关巴黎公社的记忆；对乌托邦理想的失败的实践、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革命悲剧，则构成了同情者对公社的想象。但如果我们真正走入历史，便会发现，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实践，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
02
1852年路易·波拿巴称帝后的法国，是表面的繁荣与潜在的更为深刻的危机的混合体。工业革命在二十年间完成，肥了资产阶级的腰包，却也在悄无声息地培养着他们的掘墓人——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的队伍，窘迫的生存状况、加剧的贫富分化、帝国政府的搜刮在他们心中燃起熊熊怒火。如果说工业革命带来的繁荣，是"资产阶级用经济上的胜利来弥补自己政治上的失败"[1]的结果，那么历史终将证明，这短暂的胜利只是更为彻底的失败的先声。
资产阶级内部也同样离心离德、矛盾重重。路易·波拿巴为充实国库，没收了奥尔良王朝遗老的全部财产，激起了以金融大资产阶级为主的奥尔良派的极大不满。
为了压制一切反对力量，波拿巴解散了工会以防无产者形成自己的组织，封杀进步报刊以使民主派与共和主义者无法发声，将教育置于天主教会的控制下以愚弄民众的头脑，令农村教士成为密探以提防资本的冲击下生活日益困苦的小农，操纵选举活动以使自己的党羽把持高位。但即便如此，各派、各阶级间的角斗戏仍在激烈上演，对波拿巴的刺杀活动几乎年年发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敌视、无产阶级的愤恨、农民的怨言、大资产阶级的不满，意味着第二帝国的统治根基已经松动。
于是波拿巴只好使出他力图复辟时就惯用的伎俩，请出他叔父的神像，用作自己的招牌，不仅在国内极力赞美这一偶像，还企图在国际舞台上重现拿破仑的雄风。他迫切地需要一场战争，借着战火点燃的民族主义情绪遮蔽国内的重重危机。他将目光对准了宿敌普鲁士。
而此时的普鲁士，已成为欧陆冉冉升起的新星，经济军事力量发展迅猛，各种势力虽然同样斗争不断，但在强权下仍保持着平衡与稳定。衰老多病的法兰西与年富力强的普鲁士间的战争，结局显而易见。法军节节溃败，效仿拿破仑亲征却玩火自焚的波拿巴在色当被俘；一个政治小丑走下舞台，另一个政治小丑又粉墨登场，梯也尔就任国防政府首脑，并以割地赔款的代价与普鲁士议和。这位野心家曾作为波拿巴的反对派在议会发表要求“五个自由”的演说，并即将向我们展示他会怎样用枪炮捍卫“人民的自由”。
波拿巴或许从没有认识到，战争可以成为泄压阀，却也可以成为引发剂。加剧了的贫困、饥饿，法军的失利和普鲁士的入侵，促使巴黎的无产者揭竿而起，成立“国民自卫军”保卫巴黎。梯也尔敏锐地意识到，一个工人阶级的武装，对自己和自己所依附的阶级来说将意味着什么。他采取了资产阶级政府一贯的做法，在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尖锐冲突的时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试图解除仍在抵御外敌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并与普军协议联手扑灭革命的火焰。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的那样，两国政府的联合，无可争辩地说明了：“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
但梯也尔政府的第一轮进攻还是被英勇的战士们挫败了，他们不得不狼狈地逃窜到凡尔赛。巴黎自由了。
03
我们对公社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它如何试图摧毁一个旧世界，却较少了解它怎样去建立一个新世界。
它废除了寄生的常备军，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装；旧的官僚机构被砸碎，社会管理职责不再交给剥削阶级豢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职官吏，而是人民的负责任的勤务员，他们的工资绝不会超过普通工人的水平；普选权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人民可以选举并随时撤换自己的代表；妇女也不再被排斥到政治生活之外，而是享有与男性同样的政治权利，而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女性第一次获得选举权是在1893年的新西兰。
公社平等、自由、民主的光辉，不仅使巴黎的无产者紧紧凝聚在一起，也使众多进步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美好的世界。大文豪茹尔·瓦莱斯在参加庆祝公社诞生的集会时，曾对身旁的一个穷孩子说道：“孩子，三月十八日救了你。你原也会像我们经历的那样，长于弥漫的雾霾，在泥泞中蹒跚，在血泊里翻滚，饥肠辘辘，受尽凌辱，饱经卑贱者难言的痛苦。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吾辈曾为你流血落泪，来继承我们的事业吧，绝望者的儿子，你将是一个自由的人！”
然而，作为一个新近登上历史舞台的年轻的阶级，巴黎的无产者在认识与斗争策略上表现出的稚嫩导致了公社的令人惋惜的失败。当国防政府狼狈地逃往凡尔赛时，公社没有抓住有利时机扩大战果，而是留在巴黎举行选举，给了梯也尔政府喘息的机会；它以过于温和的态度对待想要将革命者撕得粉碎的阶级敌人，没有查封没收法兰西银行，使它居然还能够为凡尔赛政府提供资金；它在最后的决战中组织过于松散，纵然战士们拼死抗争，但力量的分散使他们无力抵挡大规模进攻；武装活动自始至终都仅仅局限于巴黎地区，外省的工人及小农依然做着自己的清梦，这座社会主义的孤岛，最终被四面袭来的汹涌浪潮淹没。
市政厅上空象征着劳动共和国的红旗落下了，但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起点已经形成。曾让马克思百思不得其解的“无产阶级该用什么代替旧的国家机器”在公社的实践中找到了答案，巴黎的无产者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自己那让旧世界战栗不已的强大力量。
04
公社的诞生与失败犹如一面镜子，映出了资产阶级的腐朽与残暴。他们每次回想起这段历史，要么咬牙切齿地咒骂，要么像被人扯下了遮羞布一样倍感窘迫。他们力图抹去民众关于巴黎公社的记忆，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法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找不到公社的一点点踪迹。
直到2016年，国民议会才通过为公社“平反”的决议。然而，在他们的宣传中，公社的精神与实践被庸俗化为“普世价值”的注脚；讴歌公社，仅仅是因为他们为“法国民众不懈追求的自由”献出了生命，因为他们在与普鲁士的厮杀中展现出了“爱国者”的情怀，因为他们英勇的战斗蕴含着“法兰西共和国的价值观”。最具战斗性、革命性、批判性的公社精神，就这样被它的敌人的话语体系同构。名义上是在呼唤公社的精神、希望它可以复活，实质上却只是为它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灵魂已被吸干，只剩躯壳。
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睡在高床暖枕上的人，哪里知道冰冷地板的滋味”；高居庙堂之上的官吏与吸食人民血汗的寄生虫，又怎么会理解劳动者的深重苦难和对新世界至死不渝的向往？
真正的巴黎公社的精神，绝不存在于官方空洞虚假的宣传中，而是蕴含在激战后的鲍狄埃用健全的那只手含泪谱写的《国际歌》中，“五月风暴”期间游行的工人学生觉醒的反抗意识中，法国铁路工人在识破了马克龙政府伪善面目后毅然发动的大罢工中。
我相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深切地体悟这句话的含义：“在劳动中生活，或在战斗中牺牲。”[2]
公社死了，但革命仍活着。
注：
[1]马克思语，“政治上的失败”指第二帝国的复辟.
[2]出自阿西特·勒洛亚《路易治•米雪尔与黑旗》，《巴黎公社诗选》；最早喊出这一口号的，是一八三一年起义的里昂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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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红雨青山”。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