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否定之否定规律。杜林将“否定之否定”视为“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统一的概念”。对于马克思所讲的消灭资本主义、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黑格尔再一次犯了上面理解资本预付界限时的错误，他认为马克思是将否定之否定作为一个前提而推论出资本主义必然被“否定”的结论，因此“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事实上，马克思仅仅是借用了否定之否定的表达方式，原话如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1]可见，资本主义是资本剥夺小生产，而共产主义是剥夺剥夺者，建立“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2]这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社会所有是指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是指生活资料，也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自由人联合体。事实上，马克思是在证明这一历史必然性之后，说这也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恩格斯解释的很清楚：“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一点在杜林那里无法理解，只能是“混沌世界”。
在客观世界中，“否定之否定”表现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运动本身就是对原有状态的否定，后一阶段的运动进一步对前一阶段进行否定，也就是前一阶段原有状态的否定之否定。这样的事例很多，反杜林论中举了几个例子，如植物，从种子到植物是否定，从植物到结实、形成新的更多的种子，是否定之否定；蝴蝶，从卵变为虫，是否定，从虫到成熟、到交尾死亡，是否定之否定；地质变化，旧岩层经过海洋侵蚀、风蚀等变化而破碎，是否定，由于地质运动破碎的岩土成为新底层的材料，是否定之否定；等等。恩格斯还指出，社会历史领域的论述，也都是以否定之否定形式出现的。例如卢梭的平等说，认为人类开始是野蛮状态，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是野蛮的平等；随后出现了文明，金属加工和农业革命增加财产，也引发了奴役，建立君主制，是没落中的文明；最后要向着人人平等前进，推翻君主制。可见，卢梭的理论形式也是“否定的否定”。甚至杜林自己的论述，也是同样的。杜林关于“两个男人”的著名理论，原始状态是两个男人的平等，随后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这是第一个否定，最后进步到杜林发明的经济公社，这是否定的否定，更高阶段的平等。所以恩格斯调侃杜林“亲身犯下否定的否定的滔天罪行”。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发现，否定之否定是需要条件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转化、运动就表现为否定之否定。从哲学上讲，创造这种条件即限定或规定，任何限定或规定同时也就是否定。黑格尔讲：“人们总以为肯定与否定具有绝对的区别，其实二者是相同的。我们甚至可以称肯定为否定；反之，也同样可以称否定为肯定。同样，譬如说，财产与债务并不是特殊的独立自存的两种财产。只不过是在负债者为否定的财产，在债权者即为肯定的财产。同样的关系，又如一条往东的路同时即是同一条往西的路。因此，肯定的东西与否定的东西本质上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并且只是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中。”[3]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肯定某一事物，也即否定这一事物的对立面，所以黑格尔讲肯定即否定。因此，否定之否定事实上是不成为规律的，只是事物运动过程的表现和表达，毛主席讲：“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最后，我们学习辩证法，是为了掌握客观世界发展规律，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鲜明的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即折衷主义和诡辩论。从表面上看，折衷主义和诡辩论好像也很面面俱到，什么问题都注意，但实际上却把矛盾双方等同起来，在原则问题上模棱两可，甚至将次要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折衷主义和诡辩论是伴生物，两者都是辩证法的死敌。考茨基对一战的性质分析，就是将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处理，借口塞尔维亚有民族解放性质，而得出结论说一战具有民族性质，各国工人为保卫祖国而战是正确的，列宁批判道：“只有诡辩家才会以一种战争可能转化为另一种战争为理由，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4]。还有对合作化的分析，根据韩丁提供的资料，70年代末期，中央农业政策调研组的多方面研究，总结道：30%的大队搞得好，40%虽然面临严重问题，但仍可维持，还有30%搞得很差，不能轻易地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不分析小农的两重性、不分析社会主义对小农进行改造的必要性、不分析各大队面临的具体问题的性质，仅从数据上看，既可以将搞的好的30％和可以维持的40％加在一起，说至少70％的大队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集体化道路是成功的；也可以将搞的很差的30％和存在一定问题的40％加在一起，说至少70％的大队是存在严重问题的，集体化道路是失败的。这就是诡辩论，既然事物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那么，对立事物之间就没什么差别。
诡辩论抓住事物的差别和对立的相对性，把它夸大、绝对化，进而取消事物的客观性质，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灵活性”。这就是诡辩论的特点。列宁提出，在承认概念的灵活性问题上，是否坚守客观性原则是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折衷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概念的灵活性正是客观事物辩证运动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因为客观事物都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是活生生的。所以，阐明了概念的转化要达到对立面的统一，才算是真正概念的灵活性，才算真正的辩证法。如果对概念的灵活性加以主观的运用，就会陷入诡辩论或折衷主义。所以列宁说：“客观地应用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5]
[1] 资本论1卷，第24章 所谓原始积累，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2] 资本论1卷，第1章 商品，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3] 黑格尔，《小逻辑》之《本质论》
[4] 列选2卷，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
[5] 列宁，哲学笔记，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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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猪头大师。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