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役列车》剧照
2004年初,我初中毕业半年有余,整日在家游手好闲,父亲就委托村里的刘哥带我去珠海打工,那时我只有15岁。
在没进工厂之前,我感觉自己什么都经历过了:晚上翻墙到校外的游戏厅打忍者神龟;和同学一起逃学到邻市,最后被警察护送回来;在宿舍秉烛夜赌,常常一个晚上就输光了一个星期的零花钱;没钱的时候,找低年级的学生“擂肥”,为了吓唬人,我还在枕头下面藏了一把三四十公分长的砍刀……
直到出来打工,我才发现自己在学校经历的不过是生活的1.0版本,而社会早已更迭了好几代了。
被床帘隔开的想象空间
工业区一共有两栋宿舍楼,每栋8层,不分男女,提供给园区内上百家工厂的员工。电镀厂分有4间,我所在的宿舍住有两对夫妻,他们为了节省每月50块的房租,也不在意各种不方便,就住在这里。
李金凤大姐和老张就是其中一对。
我刚进厂没多久,老张就给我起了一个诨号“卷毛”,再后来全厂的工友都不叫我名字了,都跟着他叫“卷毛”,或者“小卷毛”——当时我头发微卷,而且全厂数我年龄最小。
李大姐从不到食堂吃饭,不管工作多累,她都是回宿舍淘米做饭,炒土豆丝,或是什么别的蔬菜,每星期固定只吃一次肉。
老张在厂里干了10年,是染色房的师傅。每天他的脸随产品颜色的不同而变得不一样,有时是大红,有时又是浅绿。老板曾有意让他当厂长,但无奈他树立不起威望,经常跟员工在一起开玩笑,只好一直做染色师傅。
李大姐和老张夫妻俩睡觉的时候,总是会拉起用床单做成的帘子,围成一个床铺大小的私密空间。有时候老张的床铺只要轻微颤动两下,一些单身工友就会调侃:“老张,你们又在办事吗?”惹得一群工友哈哈大笑。
老张大吼一声:“我X你先人哟,我就只翻了个身!”
工友们总觉得老张是在欲盖弥彰,但凡有一丁点响动,老张在“办事”就能做实。
那天,老张的床铺却是出奇地安静,工友们有些扫兴,只好一起谈论女人,越讲越兴奋,甚至还有人坐了起来。作为宿舍里的特殊存在,大家自然不会放过老张:“你一个月办几次?”
老张起初并不理会,最后被问烦了,骂道:“大晚上的不睡觉,你们要是想女人去找鸡啊!”
这一骂,成功让单身工友们转移了话题,大家又聊起了失足女性:哪里的便宜,哪里的年轻漂亮……还有人感慨:“要50太贵了,干3天活才能弄一次。”
直到李大姐听不下去了,大吼一声:“你们几个大晚上不睡觉,明天我就去告诉厂长!”宿舍这才回归平静。只是几张床开始颤动,有时极其隐忍,有时又有些急促,大家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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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晚上下班回到宿舍,发现老张的床上正挤着四五个工友,嘴里还不时发出“啧啧”声,我伸进头一看,一台小电视正放着黄片,我迅速退了出来。
我的反应,让工友们不住地调侃:
“哟,小卷毛还不好意思了?”
“卷毛还是处男吧?”
“他现在去找鸡,人家还要给他包红包吧?”
我脸上臊红一片,憋住没有说话。大家见我不吭声,便不再理我,继续盯着电视,讨论起片中女性的身体和动作。
这时老李走进宿舍,对老张说:“你不是有老婆吗,怎么还看这个?”说着跟着也挤了进去。
老张狠狠瞪了工友们几眼:“这帮龟儿子看我倒是紧得很。”
老李睡我下铺,60多岁。以前在江西一个国营企业上班,妻子去世得早,退休后跟随两个儿子来到珠海。由于儿子在其他厂做管理人员,无法顾他,他闲得慌,就来到我们厂上班。
每天晚上,透过身下床板的缝隙,我都会看到老李正戴着老花镜看书。偶尔我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在看。开始我以为他在看小说,直到有天下班,老李揭开帘子,我赶紧探进去,在一摞书中随便抽出一本,说:“老李,你把这书借给我看看?”
老李笑了起来:“小卷毛,你还小,这书不能给你看。”
一些工友们起哄:“把书给他,看他能不能顶住。”
我这才发现这是一本黄色书籍。它像个烫山芋,拿也不好,不拿也不好。老李看出了我的窘迫,从我手上接过书:“小孩子别看这样的书,这会害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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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我脚头的工友,却是一个另类,他从不参与讨论两性问题,也很少说话。他30岁左右,四川口音。厂里实行计件算薪资,但他似乎并不着急,干活一直是慢慢腾腾。
每天一到晚上,他就在床上打莲花坐,双手合十,嘴里念念叨叨。半个小时后,再颇有仪式感地躺下睡觉。我有些莫名其妙,就问工友们他在干什么。
“人家练功呢,想着死了要上天。”工友话音刚落,他就从床上跳了下来,两人厮打在一起。
有段时间,一位工友生病了,他一直劝工友跟他一起练功,这样就可以不吃药也不打针。工友哪敢听他的,还是跑去了医院。
后来有天上班,他莫名其妙地见谁打谁,甚至还拿起铁板凳砸人,好几个工友围起来才把他制伏。接着,工友们把他在宿舍练功的事情一并告诉厂长,当天他就被开除了。
寂寞无关年纪大小
不忙的时候,工友们喜欢相互开玩笑,不分男女。
老陈50岁左右,秃顶,就喜欢对张阿姨讲黄色笑话,张阿姨被撩拨烦了,时常拿着扫帚追打,把老陈逮着后,拿着扫帚拍打老陈的屁股,老陈就趁机用手占张阿姨的便宜。两个中年人,在厂里你追我赶,甚是好笑。
刘哥看到后,对我说:“要不到几天,这两人就要睡到一堆去。”
我没领会到刘哥的意思,顺势说:“睡一堆去就睡一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刘哥白了我一眼:“两个有家室的人最后睡到一堆去了,还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老陈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去干什么?张阿姨的老公前不久来厂里找过她,你忘了?”
我顿了一会儿,才想明白事件的严重性。
果然,有一天傍晚,我到过油房时,正好撞见老陈和张阿姨抱在一起。我愣在原处,不知道该怎么办。张阿姨看见我后,迅速推开老陈,拿着扫帚不自然地走开了。老陈则对我笑了笑:“小卷毛,今天的事你可不许告诉别人呀。”
我赶紧点头跑开。后来再在厂里撞见他们,我都是绕着道走。但他们似乎并不介意那件事,像往常一样,两人仍然当着工友们的面讲黄色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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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厂里只有一位姑娘,叫小映,是逃学来上班的中专生。她男朋友因为忍受不了厂里工作的劳累,准备重新回学校读书。小映以分手要挟,想让他留下来,但他还是离开了。
小映痛苦不已,到了吃饭的时间,也不去食堂。几个男工友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给她买了些零食和饮料。她没有接受,转身递给我:“小卷毛,你拿去吃吧。”
我不敢接,就推脱不想吃,小映只好把零食放在产品箱上,继续不停地夹珠子。我偷偷抬起头看她,她一头黑色长发,自然地垂在肩头,紧锁眉头,下面一双大大的眼睛似乎蓄满泪水。突然她抬起头,我赶紧避开她的目光,看向别处。
小映问我:“小卷毛,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打工了?”
“不会读书呗,不然能去干什么?你只比我大一岁,不也出来打工了吗?”
“我是没家可回呀,爸妈都不管我。”小映冷笑一声,“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现在都有了新家,哪有心思管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之前母亲外出打工的时候,我的生活仿佛暗无天日。而小映父母都不在身边,我实在无法体会她的痛苦,只是内心涌出一股想要去保护她的冲动,但那时的我也不过是个半大的孩子,哪有什么能力去保护她呢?
晚上,我在小卖部买了四瓶啤酒,来到宿舍的楼顶天台。她坐在楼沿上,我赶紧过去叫她起来,她笑了笑,说:“没事,我还不想死。”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楼边,递给她一瓶啤酒。她接过举起来,“来,小卷毛,咱们干了”,说完扬着脖子,“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了。我大呼一口气,也准备喝完,但喝了几口气体开始往上涌,只好作罢。泡沫弄得我满嘴都是,她笑得不行,说我,“一个男人怎么都不会喝酒”。
小映又拿过一瓶啤酒,用牙齿咬开瓶盖,喝了一口:“小卷毛,你有没有感觉生活好难?”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最后她吐着一口酒气,问我:“你说,我现在就回湖南找他可以吗?”
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可以。”
没过几天,小映就回了湖南。临走时,她给我留了个电话号码,我经常到电话亭打电话询问她的近况。回去后不久,她就和男朋友和好了。两三年后两人结婚,生了一个女儿。但女儿出生后没多久,小映的老公就因为聚众砍伤他人,被判刑七年半。她对我说这起些事时,似乎很平静,“我要照顾好女儿,等老公回家”。
再后来,电话号码就打不通了,至此再无她的消息。
老板包二奶,厂长包厂妹
接下的两三个月,工厂越来越闲,尽管我每月的工资都没有超过300块,但并不妨碍老板又换了“二奶”。我从没见过老板的老婆,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老板就换了三个“二奶”。
老板的第四位“二奶”上位后,每天她都会挽着老板的手,来到车间“视察工作”。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对着我们工人指指点点,把自己当成了工厂的女主人。
她身材高挑,脸庞精致,一头微卷的黄色长发。每次她从厂里的办公室踩着高跟鞋去洗手间的时候,厂里的男工友们总是在一旁指指点点,甚至还会起哄,装着也去洗手间,不停地制造“偶遇”。
有一天,她再次路过车间,一群男工友们准备跟着她去洗手间时,她突然转过头:“你们有病吧?不好好干活跟着我干嘛!”工友们只好一哄而散。
她从洗手间回来后,大声喊车间主管:“付成平,你给我过来!”
主管一路小跑地来到她面前,她指着那群男工友:“刚刚有几个人想跟着我上洗手间,难道他们不用上班吗?每人罚款100元!”
主管说:“现在厂里也没什么事,他们上个洗手间就罚款100不好吧?”
她没想到主管会反驳她,骂道:“付成平,你给我等着!”
她回到办公室后,不一会儿老板也跟着出来了。接着那几个工友还有主管,都被罚款100元。
自从她来后,发工资的人就从老板变成了她。后来我到办公室去领工资时,她就坐在老板椅上,熟练地点着钞票。轮到我时,她从一沓百元大钞中,抽出了两张,又拿出一张50的钞票递给我。
我怒了:“刚刚文员不是说我的工资是257块吗?你怎么就给我250?”
她一脸不耐烦:“我现在没零钱,再说那么几块你也要?你要明白,多干活才有高工资。”
一个多月后,她和老板不知道因为什么在办公室争吵起来,接着老板就开车把她送走了,没过几天,老板新的“二奶”就来到了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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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越发越少,我的消费观也在慢慢改变。以前挣400的时候,一个月能存200,现在就发200多的工资,我却完全没了存钱的观念,而是破罐子破摔,每天晚上都会买来一堆零食。很快我就入不敷出。
傍晚的时候,我和刘哥决定找厂长借100块钱零用。刘哥仗着自己与厂长是发小,就直接推开了他的房门,结果发现屋内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坐在床沿,一个靠着衣柜,而厂长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刘哥看此情况,赶紧把我拉了出来。
回来的路上,刘哥说:“这回‘二奶’找上门来了。”
“厂长也包‘二奶’?!”我吃惊地问道。
“算包吧,反正他找不到漂亮的,只能包个厂妹。”
后来我从刘哥口中得知,厂长和老婆一直在闹离婚,其实两人已经冷战了多年。厂长的“二奶”逼宫不成,只好要厂长给她2万块钱当分手费,厂长最后给了1万块才算作罢。
接着,刘哥又说,厂长的老婆其实也在外面给一些老板当二奶。两人不过是为了孩子才勉强一直维系着。
赢钱抽中华,输光抽杂烟
发工资那天晚上,宿舍里七八个工友聚在一起扎起了金花。刘哥看见我进来,示意我也加进来。我看了眼床铺上堆起的纸币,摇摇头——母亲临行前特意叮嘱我,不要赌博。
刘哥运气很好,每把必“焖”(不看牌的情况下下注)三圈。那一把,他一连起了一把金花、两把顺子,赢了小400元。他顺手递给我50,叫我帮他去买包中华烟。
买完烟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准备休息。但工友们扎金花的吵嚷声和宿舍后面溜冰场上震耳欲聋的音乐,让我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工友们居然还在赌,他们个个蓬头垢面,但精神亢奋。临近上班,他们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纸牌。
那个通宵,刘哥赢了1000多元。
上班的时候,我都夹完一车珠子了,刘哥却连半车都没有夹完——他一直坐在凳子上打瞌睡。吃完午饭,本想着他能休息一会儿,却看见他又和工友们扎起了金花——他们称之为“经济半小时”。第二天晚上,刘哥和几位工友又是通宵扎金花。
两三天后,有位湖南工友找我借钱。软磨硬泡后,我勉强借了他50元,他接过钱转身就又投入到牌局中,不到半个小时就输光了。傍晚,他老婆来到厂里找他,准备拿工资寄回家供两个孩子读书,但他的钱早已输光了,只好谎称钱丢了,但马上就被他老婆拆穿。
他老婆当着全厂工友的面,狂扇他一顿耳光,打累了又用指甲抓他的脸。他自知理亏,只是一个劲地认错,并跪下发誓:“老婆,都是我不好,我再也不赌了。”
他老婆抹着泪走后,晚上又有人叫他扎金花,起初他说不打,可后来不知他是找谁借了钱,又参与了进去。一个多小时后,他又输光了,再找工友们借钱,再没人肯借给他了。
一个星期后,宿舍里再没人扎金花了——许多工友已经输光了工资,甚至还有欠账的。最后几天,他们的赌注也是越打越小,从2块到1块,最后就只有5毛了。有位广西工友感叹,“我在这里干了好几个月了,工资从来没有在口袋里待满过一个星期”。
赢钱的人,大多是几个沉得住气的中年工友,他们不焖牌,有料就上钱,没料就扔牌。不像刘哥,总想着一把赢很多钱。
刘哥也输光了工资,包括最初赢的那1000多块。我借给他50块钱让他零用,他去小卖部买一包两块的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
我忍不住问他:“中华和两块的烟有什么区别?”
刘哥淡淡地说:“没多大区别,就是抽。之前想着反正是别人的钱,就买包中华尝尝呗。”
那之后,刘哥每天精神萎靡。我叫他加油干活,这样才能拿到高工资,但他却说:“没劲,你说我之前一晚上就能赢两三个月的工资,现在累死累活才挣这么一点钱,有什么劲?”
到了下一次发工资,刘哥嫌工资少,想扎金花赢些回来。毫无疑问,他又输光了。
社会小混混,真的会砍人
宿舍楼后面有一家溜冰场,每天都会营业至凌晨。每人3块钱,可以一直玩到关门。由于没活可做,傍晚刘哥就带我到溜冰场玩。
里面音乐震耳欲聋,镁光灯不停地转动,男男女女飞速地滑动。我扶着围栏,刘哥贴着我的耳朵喊:“你想不想去学溜冰?学会了蛮好泡姑娘。”
我不会溜,本不想去,但拗不过刘哥,只好走进溜冰场。我穿着溜冰鞋,跌跌撞撞地来到护栏处,就再也不敢挪动步子。刘哥是老手,在溜冰场滑得飞快,滑了几圈后,他来到我的身边,拉着我来到场子中心。
刘哥教我腰身要微微向前倾,双腿要分开,我慢慢掌握住技巧,在刘哥的带领下开始滑。这时,突然有人从背后撞我,一下子连同刘哥一起摔倒在地,屁股和手掌火辣辣地疼。
刘哥爬起来,骂道:“谁他妈不长眼睛?”
等我站起来时,发现周围已经有好几个人围了过来,撞我们的人从地上爬起来,操着广东腔,骂道:“丢你老母,谁他妈挡我的道?”
刘哥见来人众多,不再说话。但那人不依不饶:“现在我被你撞倒了,怎么办吧?”
我也曾经在学校里也当过“古惑仔”,脾气瞬间不好了:“是你撞的我们,应该是你给我们赔礼道歉。”
说完不知是谁在背后踹了我一脚,我回过头一看,发现周围的几个人正从腰里掏出西瓜刀。刘哥大感不妙,赶紧赔礼道歉,最后又赔了100块钱才算了事。
从溜冰场出来后,我不服气,决定报警,但最后却只来了几个治安巡逻。他们见我和刘哥并没有受伤,就说,“这我抓不了人”。
“他们撞了我们,还拿刀威胁我们要去100块钱。”
带头的治安人员说:“但你没有证据呀,要不你们再去挨打一次?”
● ● ●
后来一天晚上,我准备回宿舍时,看见一群人在园区内追逐一个人,他们手里扬着砍刀,刀片在灯光下明晃晃的。不久那人被围住,被踢倒在地。
我围上前,发现人群中有那个曾经把我撞倒在地的广东男孩,他把刀挥向了那人的后背,那人顿时瘫倒在地,不停地打滚。广东男孩光着上身,透过灯光,我看到他的手臂上纹着一个狼头。他上去又是几脚:“丢你老母,叫你还跑!”
那人虽然倒在地上,但嘴里还是大骂着,广东男孩拿着刀又往那人后背砍了两刀,那人痛得在地上滚去滚来,腿胡乱地踢着,地上流了一摊血迹。
看见有人真的砍了人,我开始为曾经的冲动感到后怕,要是当时刘哥不道歉赔钱,也许我现在也会像这个人一样。
广东男孩没有因为砍人而逃离现场,那人也没有因为被砍倒而停止叫骂。10多分钟后,两个警察带着几个治安巡逻赶来,那群“古惑仔”迅速逃开,唯独广东男孩没有离开,依然不停地用脚踢着那人。警察当场抢过他的刀,戴上手铐,叫他蹲在一边。
120救护车很快赶来,被砍伤在地的人也不再大骂,而是呻吟不断。广东男孩蹲在路边,脸上没了刚刚砍人的戾气,而是有些茫然。只是不远处的那摊血渍,在路灯下触目惊心。
没过多久,由于厂里实在没有活干,我和刘哥一起辞职回家了。在离开珠海的汽车上,我口袋里揣着300块钱,和离开家乡时父母给的路费差不多。
我打工的这8个月,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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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超。来源:人间theLivings。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