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时的父亲。
我的父亲一个月前因病去世，享年85岁。
父亲退休时职称是高级工程师（其实他25岁时就成为一个县团级单位技术负责人，享受总工程师待遇，但之后因调职而未予落实），应该算是个知识分子。
如果把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从思想上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类是没有改造好或拒绝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那我父亲就属于前者。
回顾我父亲的一生，勤俭节约、安贫乐道、克己奉公、重奉献轻索取、重大局轻名利，对得起家庭，无愧于社会，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为何说父亲是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面对大是大非时，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看问题，不因私废公，比较客观。也就是跳出了家庭出身的框框，站到了“人民立场”上。
而我对于父亲的“人民立场”的认识，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最终明确并真正理解。
竟然不是右派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很多“右派”纷纷获得平反的年月，而且伴随着平反的，还有恢复原职，以及补发工资。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其时代的骄子，那个时代的骄子显然是“右派”，是他们名利双丰收的辉煌日子。
对比官方媒体的宣传，小说电影的描述，我心里把父亲也划入“右派之列”：出身不好、非党员也从未主动要求加入组织、对当局从不歌功颂德、关心政治但家里订阅的是《参考消息》而非《人民日报》、有独立思考习惯从不人云亦云、不追逐政治潮流、与官员关系疏离。
这些特点不就是当时众多被平反的“右派分子”的标配吗？
然而，回到家里一问，才知道，父亲竟然不是右派？！而且从未受到过任何政治运动的冲击！就算冲着他的出身，怎么可能？！
奔波颠沛的一生
年轻时的父亲。
父亲1933年出生，小时候家境还算优裕，曾上过几年私塾，会背诵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很多唐诗。即便到了晚年，出现痴呆症状的时候，偶尔甚至忘记我是谁，但唐诗都没有忘记。
爷爷是地主，父亲大概7、8岁的时候，还曾被山匪绑架到山上过了十五天。
到了解放后，家中生计出现困难。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父亲选择报考免费供应食宿的地质学院。由于学院在距离家乡150多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他是靠步行走了一天一夜才抵达。
大概从那时起，父亲的人生就开启了奔波劳累模式，直至走完他的一生。
年轻的时候，他在云南与地质队同事翻山越岭找矿藏，母亲说那时的父亲工作起来很拼命，瘦的很，一度要入住疗养院。
中年时，父亲回到家乡安徽，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工作繁重，家务琐碎，可我记忆中的父亲总是和蔼的、微笑的，没有迁怒，也不会将单位的负面情绪带回家。
因母亲是医生，无论白天黑夜，经常有街坊来敲门叫她去医院出急诊。父亲从未有怨言，常常是默默将家务承担下来，支持母亲的工作。
他的时间从来不属于自己。不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家庭，忙忙碌碌，永不停歇。为了家庭，父亲还放弃在省研究所的工作，回到基层陪伴母亲和子女。
父亲最后病逝在深圳。他去世前在深圳住了十多年，为怕给子女添麻烦，从未提叶落归根之事，但从他糊涂之后常常提及家乡街区的名字，我猜想他内心深处是很思念家乡的。
真的不是右派
父亲出身地主家庭，爷爷被新政权拘押过，也有长辈亲戚甚至被新政权镇压枪毙。
在我有了一定阅历之后，曾询问过父亲对于革命的真实看法，是否怨恨新社会新政权。
父亲是这样回答我的：
中国大多数人之所以能过上现在这样相对平等的好日子，得归功于那场革命。至于在这场革命与革命后的政权更迭中，亲人受到伤害，他认为这是家庭的悲剧，不是社会的悲剧。只能说是“革命”的连带伤害，因为革命不可能是和风细雨，很可惜，那时亲人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担负着错误的社会角色。
他进一步告诫我说，看问题不能只看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要看到其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作用。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听到这番话的震惊和肃然起敬感。
父亲写给子女的信。
因为父母的忙碌，成长年代我们与父母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更别说谈论政治了。实际上我的青年时代一直对政治颇为冷感。
直到跨入媒体这一行之后，才渐渐发觉，政治是躲不掉的存在。也直到那时，才开始与父亲就政治问题进行交流。
对于“右派”的看法，我曾问父亲，为何他不是“右派”。
父亲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他说，他不知道全国的情况，也许文人扎堆的地方，有“右派”是冤枉的，是遭到怀有私怨的人打击报复。
但他自己的单位，被划为“右派”的人，的确是自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问题的。比如私德有污点的，比如平日里经常给人“穿小鞋”的，比如高高在上，群众关系不好的，等等。
至于是否应该将这些人划为另类加以打压，是可以探讨的，但他们并非后来所说的那样品德高洁、受到的指责纯属冤枉。
他进一步说，要相信群众。我想，这大概就是出身不好、工作起来会乱发脾气的父亲，竟然没有被人打成“右派”的原因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也曾问及父亲对文化革命的看法，以及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父亲说自己是逍遥派，但内心是反感保皇派，而倾向造反派的。
对这一回答，我同样意外。因为，在我成长的岁月，“造反派”被描绘为大反派，只会乱打乱杀搞破坏。
父亲告诉我，那时的确有官员欺压群众，搞一言堂，造反派就是反抗这样的官员，勇敢指出他们的错误。而且他见到的造反派只是言辞激烈，以理服人，并没有打人、侮辱人之举。
而保皇派多是拥护官员而反对群众的，是希望在人与人之间搞等级的。
父亲的名利观
父亲去世后，我在收拾遗物时才发现，原来他年纪轻轻便在国家的地质事业中贡献良多，获得了诸多荣誉。
在煤矿工作的父亲。
21岁开始工作，24岁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工作者（也就是后来的劳动模范），25岁就担任地质队技术负责人，享受总工程师待遇。
他曾因发现了锰、镍、煤等矿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40多岁时回到安徽，又继续钻研煤矿开采技术，突破了河床下试采的技术障碍。
父亲23岁与同事在云南开远小龙潭进行地质调查时，还曾在煤层发现五枚古猿牙化石，并上交给国家。
因为这五枚深埋在晚中新世地层中的古猿牙化石，代表的正是举世闻名的开远拉玛古猿，而开远拉玛古猿极有可能是人类的直系祖先，它们生存于距今1500万年前。这一化石的出土，为“人类起源于亚洲说”提供了重要佐证。
可是父亲很少提及这些往事。晚年他经常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担忧，尤其是对几千万人下岗一事耿耿于怀。
退休前夕，小煤窑大兴，曾有人游说他去帮人找煤，他拒绝了，认为这是在挖国家墙角。任凭同行们赚得荷包满满，他依然安贫乐道。
听母亲说，当年每到评选加工资的时候，父亲就会跟她说：虽然我们工资不高，但还有更多的家庭困难的人工资不如我们，能让就让吧。
结果，父母在退休时都成了低薪一族，直到父亲去世时，他的退休工资也只有三千多元。
刚开始流行发奖金的时候，父亲一开始拒绝收取，后来好心的同事曾提醒他，这样会被排斥到“核心层”之外的。果不其然，他后来距离核心层越来越远，越来越边缘化。
我知道父亲不介意是否在“核心层”之内，但他介意的是不能继续担任“核心技术工作”，他一辈子就是热爱技术，钻研技术，希望能将技术应用于生产，造福社会。
在他去世前不久，时而糊涂时而清醒的父亲还念念不忘他的专业。有一天母亲听见他在喃喃自语，说起云南小龙潭的某个奇异的煤层项目，不研究就太可惜了。
写下此文，一是为纪念父亲，一是向无数像他一样的中国知识分子致敬！
（附文）
周恩来1951年谈知识分子改造的发言摘录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不经过很冷静地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危险性。假使从民族立场发展到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侵略别的国家，对内压迫小的民族，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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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峰锐观察。责任编辑：培天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