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骑士和勇士的激战引起了双方球迷对骂，于是“对骂群”火了，打着“不走程序，直接开骂”的Slogen瞬间刷爆了朋友圈，各种大尺度的对喷惊现。原因有很多，却都让人哭笑不得，比如因为你吃韭菜，我不吃；因为你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又或者因为你炒币，我不炒……很多人无辜被拉进群，无辜躺枪。而与对骂群满满的戾气相比，时下我们最需要的“争论”应该是理性发声，不让自己被情绪裹挟着，最终沦为一群乌合之众。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网络生态中，吵架、骂战、互撕已经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常态现象，甚至对于某些人而言，争吵谩骂几乎成为一项必要的网络“生存技能”。

最近，热点事件、争议问题频出，“网络语言竞赛”随之加剧。有虎扑JRs对战吴亦凡的“梅格妮”以少胜多；有疫苗事件的相互指责；有Metoo 运动的公知对论……

在这一场场精彩的“对战”中，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过往低水准的无端谩骂、秽语抨击，以及冲动、煽情的单一情绪性表达，终于有更多相对理性的辩论声音出现。

公共说理和公民理性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是可喜可贺的。但相较于真正意义上的“说理”（论证和说服），显然目前的多数公众对峙还停留在“吵架”的阶段。

所谓“吵架”，就是在最大程度上用语言暴力给对方造成伤害。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话语习惯，通常而言，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

有很多人认为，这些霸气、反逻辑、含混、缺乏理性的语言，全是在于我们缺乏“逻辑”教育，但就像徐贲在他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中所指出，实际上逻辑，尤其是形式逻辑，只是公共说理最浅显表层部分。

说理、逻辑只占一部分，应当还包括信誉和情绪两部分，说理本身也离不开社会和政治的整体说理环境。

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就是关于说理的问题与认知。看完今天的内容，希望能帮助你在今后的公共问题辩论甚至“吵架”中更胜一筹。

当然，这里的“一筹”指的是理性，而不是气势。毕竟，“始终要在言语上胜过别人，是低情商的表现”。

说理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

文 | 徐 贲

来源 | 《明亮的对话》

“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

1. 我们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

理性话语的价值观是与他人平等、尊重、以说理相待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骗他人、不歧视他人、不伤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对待他人。这也是正派社会的价值观。

网络群众的主体是“哄客”，“哄客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一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

哄客群众游走于网下假面社会和网上虚拟社会之间。他们在网下可以是温顺服从的假面臣民，在网上则可以是尖刻暴力的蒙面叛逆。

网上哄客身披隐身“马甲”（网络化名），以蒙面代替假面，在虚拟社会中复制现实社会中的自我隐藏和变形策略。

“互联网的匿名注册制度，捍卫了思想和言论自由，庇护了必要的正义批评和真相陈述，同时也为网络暴力话语的发育提供摇篮。匿名效应制造了大量的‘无名氏’，他们可以放肆地宣泄个人焦虑，而无须为此承担任何角色责任。”

非理性的群众极具排他性、压制性和暴力倾向。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

现实生活中的渺小个体，在群情激奋的人群中感到自己人多势众的力量，因此，在坚持自己的理想和看法时，他们总是倾向于表现得十分专横。

这种群众性的民意宣泄既是偏执的，又是高尚的；既是专横的，又是理想的。它兼有崇高和暴力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它的崇高境界，成功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高尚感情，使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到自己的幸福。

它的暴力倾向以“道德净化”为理由，排斥一切异端和不同意见，理直气壮地展示和夸耀自己的不宽容和狂热。

一个国家中公共话语的匮乏和病态，是在逐渐的过程中发生的。

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语言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

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中国今天的公共语言变质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这样的临界点。还有人在用这样的公共语言写作，许多写作是用粗暴、扭曲、隐讳甚至逢迎的方式进行的，它的公共价值大大降低了。

2. 用攻击性的争论看待说理，是中国权力话语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

说理是与人类的和平需要结合在一起的。

说理是通过说明和协商，而不是暴力或战争来解决人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并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讲理”的文明秩序。

所有的战争和混乱都是在没有协商，无理可讲的情况下发生的。

说理需要运用的是语言，讲理和协商都离不开语言，由于语言使得人类能够用摊开的手掌，而不是攥紧的拳头来相互交往，人类才得以进人文明社会。

然而，并不是有语言的地方就自动会有说理的，有语言的地方必须有自由才能有说理。

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说理，是没有意义的，这时候的说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的、自我封闭的、得不到运用、也毫无生机的美德”。

他问道：“如果没有自由而公开的论辩，又哪里会有真实呢？”

“在所有的自由中，我最需要的是知情、说话、凭自己的良知说话的那种自由。”

长期以来，说理在中国被当作是攥紧拳头，而非推开手掌的话语行为。

这样的“说理”便成为“占领话语阵地”、“口诛笔伐”“论战”和向对方报以“投枪”和“匕首”。这样的“说理”观念令无数人深受其害而浑然不知。

例如，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他被判死刑之后，人们对死刑存废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

在一篇主张废除死刑的文章下，一位网友留言道：“像你这样的作家，我只能称你为垃圾，你已经在违背你的道德，真不知道你学的是什么，假如有人杀了你妻子，你还会主张废除死刑么？你的文字再好，相信有很多的读者，已经认清了你。”

另一位网友反驳这则留言道：“某位（读者）看来智力与情感有双重问题，根本不懂得如何辨论，只会情感宣泄式地喊口号，动不动就是如果他们杀了你的孩子后，你会怎么样之类”的无理假设，这种网络愤青只能显示自己的无知——但愿不死的药家鑫下次撞死的是你这个精神病。”

这两位网友看起来在说同一件事，但其实是在各说各的。

第一位网友用骂（“垃圾”）来发表意见，第二位网友说，“你说得不对”，但并没有解释或说明为什么不对。

他只是用与第一位网友相同的方式来发表了反对这位网友的意见，骂她是“精神病”，诅咒她也被汽车“撞死”。

像这样攥紧拳头地发表意见，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

这样的言语不是说理，而是争吵、口角、对立、谩骂，目的是占对方上风、得口舌便宜。

对许多长期接受“革命”和“战斗”文化影响和思维定型的人们来说，说理就是“论战”，就是“战斗”，必须压倒对方，迫使对方哑口无言，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用攻击性的争论来看待说理，这是中国权力话语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形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话语习惯。

在它那里，发表言论是出击”，是“痛打落水狗”，凡是不同意见者都是敌对一方，自己说的都是真理，敌对一方的则全是谬论。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作“无跟贴，不新闻”，跟贴和微博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并发表自己看法的重要渠道。

然而，发表看法并不等于就是说理，由于跟贴字数的限制和别的原因，照贴更容易成为一种“不说理”的言论形式，好一点的是只有看法而没有理由的断言，差一点的便是骂甚或谩骂。

断言和骂都是发表意见的方式，但不是说理的方式。

不同的传媒方式对于公共说理的作用是不同的，说微博不适用于说理不是要贬低微博，这就像说水壶不适用于煮饭不是要贬低水壶一样。

微博所起的毕竟只是引介与索引的作用，它本身并不是在说理。

整体被拆散时，很容易犯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的一种逻辑错误：“5是2和3，因此5既是奇数，又是偶数。”

微博只是许多媒介的一种，不能因为它与别的媒介可以结合使用，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什么都是的媒介。说理是发表意见，但发表意见并不就是说理。

有两种不同的发表意见，一种是“我要说话”或“我有话要说”。任何一种表达看法的陈述，包括骂和漫骂，都可以说是这个意义上的“发表意见”，但这并不是说理。

说理的发表意见需要有两个条件因素，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结论”（也称主张或看法），另一个是“理由”，结论是由理由来支持的。

公共说理的“理”指的是一个由“理由”来充分支持的“结论”。

3. 说理要晓之以理，也要动之以情

单就作为修辞术的说理，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亚里土多德在《修辞学》中所说的“逻辑”（logos），“信誉”（ethos）和“情绪”（ pathos）。

逻辑是说理中最重要的说服手段，有逻辑的说理就说得通，而没有逻辑或是逻辑混乱的说理则说不通。

说理并不需要老是与他人针锋相对，也并不需要以自己压倒对方为目的。说理常常是与他人“一起”讨论，“共同”辨明事理，虽有不同看法，但能相互了解，这样才有可能与他人形成共识或者作进一步讨论。

说理的第二个起作用的部分是“信誉”， ethos这个词往往译成“气质”或“性格”，亚里土多徳称其为“存在于说话者品格中的东西”。

在说理中，信誉与伦理（ ethics）相关，有好品质的人才会有信誉，才会让别人觉得可靠。这样的人说话，才会对别人有说服力。

一个人、一份报纸、一个组织个政府，如果有说谎的历史，目然也就被人们视为不可靠、不可信，即便在某个具体间题上说的是真话，也还是会被人怀疑，难以取得说服他人的效果。

人们觉得谁可靠或可信往往是出于习惯的力量，与说话人的职业、知识、地位等因素有关。

在一个信任普遍匮乏的社会环境里，当人们普遍觉得难以信任他们本该信任的那些有地位、身份或权威者时（如官员、教授、医生、专家、神职人员），说理也就成为一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

说理的第三个因素是“情绪”， 亚里土多徳称“情绪”是“存在于听众那里的东西”。

说理不只是晓之以理，而且还需要动之以情。人们常常凭感情接受说服，并不需要先弄清道理，也不在乎说话者可靠或不可靠。

逻辑说理是理性论证的主要力量，但是单单依靠这种力量往往并不能起到预想的说服效果。有的哲学家甚至认为，单纯逻辑的说理是枯燥无味的，很难引起人们愿意被说服的意愿，逻辑对于没有兴趣被说服的人是无能为力的。哲学家罗蒂（ Richard Rorty）就曾因此提出“背弃理论，转向叙述”的说理主张。

所谓叙述，就是要让听众运用他们的想象，这是一种诉诸于pathos的说理方式，它基至似乎不是在说理，而是在说故事。

说故事引导对方想象一种具有普性的、你我他都能认同或感同身受的境遇，由此形成的共识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推理出来的。

说理的三个因素都是美国大学的“论证与说服”课的内容。在“论证”与“说服”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那就是，论证着重于逻辑，而说服则加入了伦理与感染力的因素。

说服更加重视说理者应该如何建立信誉，应该如何运用正当的手段去影响听众的情绪，而不是在接受心理上操纵和控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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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