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毕业生自述：背负10万美元助学贷款，我的人生举步维艰

如今，我已经年满30岁，经受被债务所困的日子长达10年之久。

编者按：教育是否是跨越阶层的捷径？《卫报》作者在“The inescapable weight of my $100,000 student debt”一文中讨论了美国的高额学贷对毕业生带来的压抑困境。我们翻译此文，是想试讨论在国内大学升学率缓慢提升的将来，在国家财政力不从心之处，“贷款”是否也会成为阻碍阶层跨越的又一道天堑。

2008年万圣节，也即雷曼兄弟倒闭后的第六周，我的母亲从密歇根打来电话，告诉我说父亲丢了他在福特汽车公司的零部件供应商伟世通（Visteon）销售部门的工作。两个月后，我的母亲也丢了她在特洛伊城的工作，这份工作位于距离底特律大约半小时车程的郊区。从那时开始，我们的生活就过得有些焦头烂额，众多麻烦事撞在一起简直失了控。到了来年6月份，我的父母仍旧找不到工作，就计划搬到纽约，因为我和姐姐都在那里求学。一个月后，我小时住的房子已经不能再做抵押贷款所用。

在历经数月的失业之后，我的母亲在纽约找到一份为儿童合唱团筹款的工作。2010年夏天，我完成了纽约大学的学业，得到了英国文学学士与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也背负着10万美元的贷款，父亲是我的担保人。那时，我的父亲仍旧处于失业状态，而母亲被诊断患上一种恶性乳腺癌。虽然母亲一直坚持工作，但是雇主对于她必须在每周五接受化疗的事情表示出强烈不满。为了补上所缺工时，母亲每每在周一时候乘坐从布朗克斯出发的早班巴士——经过数月的动荡生活，我的父母在布朗克斯安定了下来——她想要在一大早就到达办公室。

2011年1月，大通银行全资拥有了我们在密歇根的房子。我们与这栋房子的最后一丝联系终结于一封来自房地产经纪人的邮件，经纪人曾经尝试卖掉这处房产却最终没有如愿，他在邮件中告知了父亲这一情况。当年5月，我与一家报社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自由合同（freelance contract），我拥有了一份全职工作，税后薪水约为每两周900美元。2011年9月，我的父母被认定为破产，10月份，由于文书工作的错误，他们的车在半夜被债权人收回。与此同时，我每月需要还大约1100美元的债务，我的债主是数家联邦和私人银行的借款，其中花旗银行为债主之首。

如今，我已经年满30岁，经受被债务所困的日子长达10年之久。我和我的家人为了实现财产的微妙平衡而精打细算每一笔钱，这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组织原则。而我只是美国所有学生借贷人中的一员，这4400万学生共欠了1.4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这一数据已经高的令人不可思议，却仍在持续增长，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而国会关于帮助经济困难家庭的立法尝试也失败了。于2017年5月提出的法案——其目的是撤销21世纪初破产法案中对于学生贷款部分的修改内容——依然在议会中停滞不前。尽管有相关证据表明学生贷款是一场波及全国的危机，但是唯一有能力解决此问题的美国政府却拒绝承认其严重性。

可以说，我的债务由一连串不走运和一个从设计之初就失败的系统造成。我的父母从来没有享受过有滋有味的生活。在他们结婚的头几年里，父亲谋得一份出租车的差事。当他们有了孩子，我的父亲也开启了自己在汽车行业的职业生涯，我们的生活大为改善，却也从来没有什么额外计划，甚至连每年一次到默特尔海滩或是迈阿密这样的休假也想都不敢想。即使这样，家里的钱也刚刚够支付汽车贷款、房屋贷款和日常杂货等支出。我的姐姐和我都上着公立学校。任何花销都逃不过成本议题。我在高一的时候弄丢了自己的年鉴，结果又多花40美元买了新的：为此，我的母亲几近落泪。而那笔每年约为5万美元的大学学费支出，似乎是唯一一笔并不迫在眉睫的事情。“我们会想办法还上这笔钱。”我的父母反复说道，如果我们无法立即偿还债务，也总有一家银行愿意办给我们贷款。即使是我的父母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也会如此。与其他一些被表面善意实则是错误信息所误导的婴儿潮一代一样，我的父母虽然没有受过精英教育，却依旧相信上一所昂贵的学校并不是在浪费金钱，而是为孩子创造更好生活的关键。即使是经历过困苦的金融危机之后，他们也继续相信这则谎言，所以我们继续花着银行不间断贷给我们的钱。

在过去十年间，我将大量时间花在偿还贷款上面。这是谁的过错？鼓励我去一所他们负担不起的学校的忠诚父母？那些本不应该借钱的银行，他们不停利用着像我这样的家庭的希望，而这种希望消失之后他们就会迅速转而剥削我们？或是错在我身上，因为我没有远见地意识到花20万美元上一所学校就是一个错误，在学校里我为了获得学位，还写了一本关于阅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日记？我想，弄清这个问题比单单指责更为重要。发生在美国整整一代人身上的基础神话是对于教育是无价的错误承诺——它的价值高于或是远远超过其成本。大学不是一种权利或者特权，而是一条避无可避的通向充满意义的成年道路。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在17岁上大学期间所做的决定就远离了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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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危机尘埃落定之后，我的家人发现自己陷入一种不可能的境地之中：我们理应支付的贷款已经多于我们能够支付的额度。因此，我们写信投给花旗银行位于南达科他州苏瀑市的信箱寻求帮助，不过一切消息仿若石沉大海，令人怀疑这封信一直待在无人问津的角落。我们逐渐将花旗银行视为面目可憎却又令我们又敬又怕的摩洛神。这些信件逐渐汇在一起成为父亲的日记，进而成为一种将个人痛苦存封起来的形式。父亲在其中一封名为“亲爱的花旗”的信中提出一种更为长期的执行计划，我们每月只需支付较低贷款。他交代了花在我母亲身上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以及大通银行赎回房子迫使家庭破产的境况，而这些事情的发生实在令我们无法确保能够按时偿还学生贷款。在这封信的最后，父亲写道，我们并不是在请求救济或宽恕，而只是想向其偿还这个家庭刚好能够负担的数目。“这是保障我们按时还贷的一次请求，”他写道，却不知该希翼谁能读到。

无奈之下，2012年初，我的父亲开始写信给国会议员约瑟夫·克罗利，他是我父母所搬迁至布朗克斯区的代表。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写道自己看了一部于几个月前上映的电影《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其是一部由HBO制作的有关金融危机的电影。（我的父母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所有资产，但是他们仍然在订阅HBO。对他们而言，HBO不仅代表着看电视电影，而且是某种已经丧失的地位的象征。）

无论如何，经济危机已经过去，那些没有受其烦扰的人已经从这些历史记忆中获利。那些有关经济危机的电影情节经常发生在光鲜亮丽的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办公室里，名人们则会对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进行同情地描述。举例来说，扎克瑞·昆图在2011年上映的《商海通牒》电影中扮演一名富有正义感的风险分析师，他发现自己的雇主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些电影所描绘的那些光鲜亮丽的人通常需要对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担负责任，然而实际上却几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们滥用了像我父母这般需要偿还超出自己负担的还贷之人的不幸，但是这些不幸之人的身影却极少在这类电影中出现。

父亲在写给克罗利的信中将他和母亲描述为“整个金融事件中的典型人物”，即指那些在报纸的描述中过得很好但在实际中却无法避免自身没落的美国人。在向克罗利写信期间，父亲终于又得到了一份工作，此时距离其失业已经有两年之久，且新工作得到的薪酬更少。在亲身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他比任何人都怀疑一切是否会得到好转。“我们已经60多岁了，我想等我们都70多岁时生活估计又会再次陷入窘境。”父亲写道。

克罗利的办公室给了答复。这大概是两年来第一次有人对我们的写信做出了鼓励式的回复。克罗利在华盛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其安排了一次电话会议，与花旗集团的政府联络部门取得联络，讨论不同支付计划方案的可行性。按照原定方案，我们每月需要向花旗银行偿还800多美元的贷款，而我们则想延长偿还贷款的期限，以每月400美元的还贷计划进行。这些要求言辞没有任何过分之处，但是我们得到的回复却像是来自于自动程序一般：“我们没有管理权限，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每一位公司代表都重复这句话。而令这些回环往复更加荒谬的是花旗银行正在退出学生贷款市场，其将债务过渡到发现金融服务公司（Discover Financial）那里，而新公司也给了我同样的回复。我们对这些公司一无所知，除了拿到他们的相关数据。但是他们却完全掌控了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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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想过，这些贷款机构工作人员是否拥有自己的家庭，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破产了，是否也会为接下来的生计而饱受煎熬。我更是想过，如果他们的孩子需要通过贷款支付大学学费，他们该怎么办呢？在与我的学生贷款相处了10年之后，我逐渐将自己的债务视为一位酗酒的亲戚，我想与他疏远，但是他却来破坏我的快乐时光。而在刚刚踏出校门之初，我却十分震惊于自己所欠下的数额，我将还贷视为一件持续且明确的当务之急，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学英语是因为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我从来没有想过变得富有。我也从来不关心钱。我的文学学位使我那理智的好奇心最终将我带到报纸那里，我甚至不后悔自己具备将《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从古英语翻译成现代方言这样的技能，虽然这一技能看起来没有多受欢迎的市场价值或是实用价值。现如今，我懂得了自己是人类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轻人之一。而在读完文学学位之后，我在纽约的库珀联合大学注册了一个夜校课程，因为这能够推迟我开始偿还债务的时间，且新课的费用比我每月需要支付的还款要便宜。一旦这件事拖得不能再拖，我就要开始还贷，这个问题时时在我的脑海中回响，也常常令我于夜里醒来。我会查看自己的薪水，再减去我的房租、一盒鸡蛋和一罐豆子的价格（这是开始还贷的第一年中我的日常食物）和贷款的数额。当时我需要直面的问题是：如果我不再有工资，该怎么办呢？

我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甚至思考过死亡的可能，这不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是因为死亡之后我将不再执着于寻找到某个答案。在我看来，我的人生被赋予了一种货币价值——我知道自己值多少钱，也知道自己负担不起，所以还是早早套现为好。债务是一种精神控制——我需要思考如何在能够还贷的基础上计划日常开支或是交上房租，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持续禁锢，我早就放弃了拥有一个有余额的信用卡或是拥有可支配收入的希望，甚至不再汲汲于只拥有某些东西——但也带着令人头脑麻痹的陈腐气息。我花了大量时间填了一封又一封文件，或是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最终和一个机器人一般最终会拒绝我的请求的声音说话。无论我向谁发出求助，无论我发出怎样的求助，最终得到的都只是拒绝。

所以一想到此，死亡就不是一件令人可怕的事情，它好似是一次时间过于长点的令人不需要再思考的休憩。2010年11月，我的这些念头越演越烈。某天下午，我与父亲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小餐馆会面以取回更多的文件。在与父亲见面之前，我对于死亡宽容般的希望最终导致我生病了10天之久，并且诱发了链球菌性喉炎。我拒绝看医生，并且希望我的病情能够恶化成更严重的感染，这样即使它不会杀死我，也可能会最终迫使某人带着怜悯之心给予我最大的慷慨。当我与父亲走进餐厅之时，我不甚在意地咳出了一份淡黄色液体。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接着我皱着眉头看着父亲递给我的表格。我开始说道，“理论上来讲，如果我自杀了，那么债务有什么变化吗？”

“那就需要我一个人承担。”我的父亲告诉说，用一种他在几分钟后点单时惯用语气说道。“听着，这只是债务。”他这样说，“没有人会因此而死。”

在过去两年里，我的父亲受了不少罪。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失去了他成年后努力得到的一切——先是他的事业，然后是他的房子，之后是他的尊严。这个年过60的男人非常不情愿地将自己留了40年的胡子剃掉，只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年轻，因为在那么多次工作面试中他常常被“有太多经验”的理由所拒绝。父亲最终被迫离开了自己所熟知、却又拖累他的那种生活——简直就如同21世界的约德爸（美国著名纪实文学《愤怒的葡萄》一文的主人公）——不过在我母亲的坚持下，没有被丢掉我童年时期用来放动作人物的大塑料盆。

在这段痛苦的日子里，我的父亲过得是斯多葛主义式的，我也是突然意识到此，在之前我常常以为我的父亲是冷漠的。这种误解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我的母亲（父亲很幸运没有失去母亲），但是她遭受的痛苦应该是最严重的。生活并非一场比赛，但是假如是的话，我想她会在赢得比赛时获得些许满足。

失去房屋和失去经济来源至少是令癌症不可小觑的对手，但是我的父亲告诉我，这些都不意味着世界末日。我甚是赞同他的坚强。我也羞愧于自己的自私。我感觉与喉咙感染相比，我的泪腺感染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好的。”我对他说。到家之后，我预约了一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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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带给我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归因于我对于数字的抽象式理解。我们需要偿还38840美元的利息，当时的利率是2.25%。到了2016年5月，利率会增加到2.5%。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偿还了25000美元的贷款。。贷款比我刚开始还贷的时候又增多了。我经常清楚记得有关我的债务的重要细节，但是结果证明这种行为毫无意义：来自Perkins的低息贷款由一家名为ACS的公司提供，该公司现已更名为Conduent Education，并给我发送了带有公司新标示的通知，附带写着“即将更名为Conduent”的信息。花旗银行，全称为“Citibank, N.A. (Citibank)”，将我的贷款业务移交至Firstmark，因此我必须在这家新公司开一个新户。学生贷款公司Sallie Mae的贷款业务与一家名为Navient的独立公司产生交集。在2017年，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起诉了Navient，声称该公司 “的每一个还款阶段都系统性的、非法性对（失败）借贷人产生影响。”

Navient为了回应这一诉讼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称：“不要期望服务人员会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我于2017年2月收到Navient的通知，其声称我的月还款额度会增加，我对此不甚其解，在邮件中还附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我们在这里为你提供帮助：如果你在偿还贷款时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十分乐意帮助你明白所有的选择、为你提供资源、并且回答你的任何问题。”相比而言，该公司的座右铭则引人发笑：“为你的成功服务。”

这些表示自己是“重要信息”的公告塞满了我的收件箱，但是没有一封能够改变我的命运。有时每月的支出会增加，有时我的工资有所上涨，有时我需要从别的公司里开支票。唯一一成不变的事情是我欠下的钱，它好像从来没有减少过。而更为重要的是，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测，我的生活可能因此再次落回低点。

我甚是扭曲的希望着它会发生。母亲的癌症症状有所好转，我的父母都在他们60多岁的时候在纽约找到了新工作。而我在完成学业之后就在新闻行业里站稳了脚跟。2016年，我被聘用为《纽约时报》的编辑。幸运之神是不是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曾经，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最落魄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却是好奇这种生活是否已经来了又走了。

2017年夏天，已经近70岁的父亲失去了他的又一份工作，所以我不再使他作为我的担保人，然后将我的贷款再贷款给SoFi，其是少数几家提供此类服务的公司之一。我的妻子，她去年秋天同意与我结婚，表示自己可以在力所能及之时帮我还这笔钱。将我的还贷压力分担至妻子而不是父母身上算是一个小小的、令人沮丧的胜利，一个我们这一代人的里程碑，它甚至能与我的父母购买房屋并获得抵押贷款有着同等意义。

SoFi的出现并没有使我的生活过的更稳当一些。它的存在所带来的变动在于，我现在只需要写一张支票而不是几个，我有一个有盼头的日子，包括利息在内，我需要一共偿还182000美元：这一时间截止于2032年，那时我44岁。说起来，这一结果比我17岁时认为自己需要还贷款至30岁稍微令人好受一点。而一成不变的是，我每个月需要偿还的钱远远高于我能够负担的数目，这使我永远无法脱离幼稚的状态。我依赖于我所爱之人的帮助，我依赖于自己的每一份薪水。如果我无法赚钱，则依然会对那些将会发生的坏事感到焦虑。

但是，我所收到的“重要信息”的内容已经变了。SoFi是一家硅谷创业公司，其标榜自己是“一种新型金融公司”，公司名字为Social Finance, Inc的缩写。除了提供贷款服务，其还提供包括金融扫盲研讨会和免费晚餐等形式的会员服务。SoFi的目标是“赋权我们的会员”——一项由于其首席执行官麦克·卡格尼的辞职也饱受质疑的目标。2017年9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卡格尼涉嫌参与了一系列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根据《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指控内容包括卡格尼与员工的露骨短信、吹嘘自己的生殖器大小、以及该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会为减肥成功的女性发放奖金。今年1月，SoFi聘请了之前就职于Twitter的安东尼·诺托担任新一任首席执行官。

SoFi也因其精英主义、因其只向富有的、高收入借款人借钱而遭受批评。卡格尼的事情发生在我开始向这家公司偿还贷款不久，按照公司的说法，我成为了一名SoFi人。大约在同一时间，我收到了两封来自SoFi的奇怪邮件：“你受邀出席：纽约单身活动”和“来和我们一起庆祝吧”邮件。

“亲爱的纽约SoFi人，”其中一封这样写道，“请携带一位单身朋友，与我们一起在莫里山的Rare View Rooftop Bar和Lounge in Murray Hill度过一个有趣的夜晚吧！你将与那些对公司感兴趣的成员进行交流。”邀请函中还引用了一项统计数据，该数据表示“在SoFi所举办的单身活动中，有86%的会员认为自己遇到了再次想要遇到的人。”

而我需要重申的是，我是一位30岁的已婚男人，身负10万美元的债务，且年收入少于自己需要偿还的债务。买一条裤子对我来说都是一次重大的财政决定。我认为自己不符合那封邀请函的请求，也不认为我的负债情况能够为我带来一次有趣对话。

尽管如此，即便我依旧觉得自己的债务在这10年里一点都没有减少，但是世界却发生了变化，至少人们对于这一议题的态度发生变化。这个21世纪的枯萎病，这个对我的家庭来说是巨大的毁灭和悲伤之源的东西，现在已经变得习以为常，越来越多人离不开它以至于它已经被硅谷的健康产业所收为己用。我的债务已经成为一种与人见面的合适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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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我拥有病态的好奇心吧。情人节后的第二天，我到金融区一家墨西哥餐厅参加一场SoFi晚宴——这不是一次单身活动，而只是一次免费宴请。就在前一周，我的公寓附近就举办了这样一次晚宴，而令我惊讶的是，它的申请名单很快就满了。餐厅了挤满了刚下班的穿着商务套装的人，而SoFi则把后面的房间空出来，那里几十个人聚集在一起，穿着名牌，讨论财务问题。一名在皇后区工作的软件开发人员Sid，其在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借贷，告诉我说，债务是举办这些聚会的凝聚力。“当谈话偶然中断，就有人会说，‘那么，债务这件事真是？’然后对话就又继续下去。”他告诉我说，“如果我们走出这个房间，”他继续指着酒吧里穿西装的人说，“那么就会在外面遇到更多背负有债务的人。只是我们对这个问题谈的更多。”

虽然晚宴有着这样的标签，但是它更像是一个AA级会议，一场认真的集体治疗会议。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与他们的学生贷款所引起，其中穿插着面临的困难以及采取了哪些努力，没有人能够例外，包括我自己。当天晚上，就职于谷歌的伊恩，其于近期成功还清了一个哥伦比亚的MBA项目的债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话题的发起者。他说起自己那些靠方便面为生的日子实在是太枯燥无味了。我告诉他我还需要贷款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还清。“至少你有做些什么，”他真挚地回复我。

我们坐下来用餐。我的对面是来自布鲁克林的辩护律师米拉，其曾经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她每月的薪水有2300美元，是我的两倍多。当我问她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活动时，她瞥了我一眼仿佛在说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她每月需要还贷2300美元。包括我在内，这张桌子的人都带着一种莫名的崇敬之情看着她。她穿着西装，头发经过重新拉直，但是我将她看作那种智慧之人，谈论着接受那些自己不能改变的事情的话题。

用完餐后，有服务员拿来一堆打包盒，它们在桌子角被冷落了一会，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盯着它。起初，没有人愿意做出头鸟。而伊恩说“这只鸡不错”，说着将它装在一个盒子里。米拉拿着叉子耸耸肩，说：“虽然这样做有些缺乏教养，但是我讨厌浪费食物。”然后将余下的东西都打包了。也许下一代会做的比我们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已是破产和破旧不堪的了。在学业上取得的成功不会成为使我们聚在一起的理由。不过，就目前而言，我们至少知道自己的下顿饭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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