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林書揚
整理：何佩珊
「左翼运动」是什么？
在我们讲述台湾左翼运动的发展之前，必须先为「左翼运动」下一个清楚的定义。在一个阶级支配的社会里，对于社会上不平、不公、不正的现象及关系，自然会有被支配、被压迫的人们，起而对进行支配及压迫者加以反抗。如果这种反抗只是针对政治领域的抗争，那么这种运动的目标也只是针对政治情况做部分改善的一种改良运动。
往往，在殖民地社会，会有如地主及殖民地新起的本土工商资本家这些经济上的有产阶级所推动的政治改良运动，这就变成了殖民地运动中的右翼。他们在运动上要求往往仅限于政治关系的改良。而所谓的左翼运动，就是把这种社会中被压迫、被支配关系的根上溯至社会结构中最基础的部分，也就是阶级结构中最基本的部分，有意从此部分来加以改造。这种运动的目标及理念便是左翼的、激进的、革命性的反抗运动。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把殖民地中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列为首要的攻击目标，这就是所谓的左翼运动。
殖民地的工农阶级
落后地区的工农，乃是殖民地双重剥削关系的受害者。比起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他们除了在本身所处社会中半封建、旧式生产关系下受到地主剥削外，还加上了外来资本家的剥削。而同时，殖民地的地主也受到殖民母国的剥削，但他们可以将部分转嫁至佃农身上；如台湾的日据时代，台湾的农民一方面遭到本地地主的剥削，另一方面还要接受来自制糖会社、加藤商会（米商）等的剥削，彼时他们操控台湾的米价和糖价非常严重。这些，便是当时对台湾农民进行剥削的两大系统。而工人，在当时也差不多。也就是因为如此，当时在台湾才有可能发动这种将目标指向社会结构中最不合理部分的反抗运动。是这批人做为主力，才能有直接的动机攻向经济关系的改造，而形成了殖民地反帝斗争中的左翼部分。他们的动机比起资产阶级右翼改良运动更为迫切，因为生活上的苦不堪言乃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正兴盛资产阶级要求民主的所谓大正民主时代；在有了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也比较容易从事这种运动。
知识分子乃是启蒙角色
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上，台湾的工农大众正受到双重剥削的苦，所以运动的发展也就从此开始。首先，运动上需求的是启蒙及教育。这种启蒙及教育的角色乃是由当时的知识分子来担任。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到海外或大陆去留学，而接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左翼思想的熏陶。最早的左翼运动启蒙者就是台湾的海外留学生。例如在日本东京的台湾青年会、社会主义研究会，北京的台湾读书会等。这些开始均为青年学生组成的思想学习团体，而后逐渐与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挂勾，成为实践运动底推行者。回到台湾后，这批人开始和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合作，协助其策划文宣等，再逐渐掌握其主导权，当时如文化协会的方向转变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的运动干部如何形成
从1922、23 年在北京出现的台湾人思想启蒙运动开始，到了台湾本岛内正式左翼运动团体出现的时间为止，经历过了一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过渡期。这期间，一些运动的斗士便是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文宣部门的训练中出来的。但是，他们如何来训练运动干部呢？举例来说，那些从海外回来的青年团体的成员，参加了文化协会，担任文化协会的文宣工作，这时他们的训练费用、学费等有一部分便来自于文化协会林献堂等人的供应。而后，他们便到如彰化、台中等读书风气较盛的地方，找一些书唸得比较好，但家里不太有钱，而前途有望的青年，供给他们钱做为学费，鼓励他们到日本留学、这些接受文化协会财务支援至日本留学的青年，休假回到台湾时，林献堂等人为了证明他们供给的钱并没有浪费掉，便会考验这些青年，测试他们的程度。最常见的就是举办演讲会，听众对象大部分以台湾的农民、工人、小市民、学生为主，而主讲者就是这些留学海外的青年。通常，演讲的题目并不先告知，而是以即席演讲的方式，临时告知题目，如论台湾农村的困境、如何面对日本官方的愚民政策等。这同时是一种测验方法，再者也是一种宣传方式。
那么，这一批具左翼思想的年轻人，过渡时期就是参加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替他们策划、作文宣工作等。而逐渐的，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成熟，也就这样，在文化协会名义下所推动的读书会、思想学习运动等也发生了质变。开始的题目也许是如西洋的民主理论、资产阶级的宪法研究等，而后如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便逐渐进来。这些东西因为切合殖民地被压迫阶级的真实状况，所以推动起来也就更为强烈有力。很快的，如文化协会所推动的新青年训练团体就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或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这时，林献堂等右派人士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但问题是要撤换掉这些人也不行，因为重要部门的工作均是由他们来担任，再者又因为他们的思想也无法说服这一批年轻人，所以逐渐的，这就成为一种趋势发展下去。
文化协会、农民组合的发展
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在于连温卿（受日共山川派影响的台湾共产主义者）指导下的一批年轻人，名为无产青年会的一个团体。这个无产青年会开始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变成了日本山川派的社会主义团体。无产青年会的地区包括了台北、彰化、通霄……等，已有了一定的规模与势力。所以连温卿把这些年轻人带进了文化协会，将林献堂、蔡培火等温和的改良主义派逼出文化协会，实行了文化协会方向转变的目的，这是第一次的改变。第二次的改变在于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台湾共产党的成立也反映了当时台湾的特殊环境，开始是以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形式成立，大致由日共、韩共和中共三方面的人力协助在上海成立了台湾共产党。成立以后，当然首要目标是文化协会，于是又发生了第二次质变。由日本山川派的社会主义成了苏联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从此，文化协会完全成为台共思想团体的一部分。
然后，便是农民组合。农民组合的创始人是简吉、杨逵、庄守等人以台共党团的身分参与领导。台湾农民组合一方面和日本的劳农党下的日本农民组合结成姐妹团体，另一方面，也暗地里接受日本共产党的援助。由日本共产党外围团体所派出的训练干部都会到台湾来，参加由农民组合举办的演讲会、讲习会等，大概都只有一、两位。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再加上台湾共产党的党团成员在其中运作，所以，发展最为成功的便是农民组合。这也是台湾社会的特殊情况所致，一方面，当时台湾农村人口所占比例最大，而农村的阶级矛盾也最为严重，当时，台湾的工业化还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劳工的数目只有农民的几分之几，到台湾共产党成立时，劳工阶层只占全台湾人口总数中七十万人左右。
这时候，第一次从文化协会中退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份子中，有一位蒋渭水，他本来是地下国民党员，很尊敬重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时便和林献堂等人又合组了台湾民众党。民众党成立以后，便碰到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其时，正逢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正式提出，工农政策也提出了，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间有了政治的合作关系。（编按：此处时间顺序略有误。国共确定合作战略的时间，即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其时间为1924年，早于民众党成立的1927年。）此时蒋渭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殖民地的斗争方向，必须类如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所发布的，联合被压迫弱小民族及阶级进行反帝斗争。他将这纲领拿进民众党，获得大多数支持，因而林献堂等人再度退出民众党。陈其昌此时由大陆回来，担任了民众党的秘书长，开始导向左翼化的发展。而最大的作用还在于谢春木（民众党中常委），因其具有较激进的左倾思想。也就这样，台湾民众党开始走向了类似目前台湾新潮流的路线，虽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反抗运动，但也注重工农政策、工农运动等。所以当时台湾共产党所面对的情况也正如目前台湾劳动党面对新潮流也欲争夺工运阵地一样。而文化协会、农民组合等也很想将台湾的七十万劳工吸收入左翼运动的阵营。不过在时间上，左翼化了的台湾民众党则稍早成立了全岛性的工会组织，虽然文协、台共等人较慢，但还是在做，例如后来的苏新、王万得等人便发动成立了红色总工会（台湾赤色总工会）。到了台共、农民组合全面检举时（约于1931年），全岛的左翼运动团体有文化协会、农民组合、红色总工会、台湾工友会等，成员合起来约有五万人，其外围也约有五万人，所以全岛合起来的动员中大约有十万人次左右，这确是岛内左翼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再到九一八事件，日本在此时军国主义体制充分完成，对外发动侵略，对内则对各种社会运动加以镇压，因而殖民地的反帝斗争都遭到了全面扑杀，运动组织也趋于瓦解。从此，台湾进入了全面的战时体制。这大约是台湾左翼运动的第一周期。
左翼运动的第二周期
第二周期大约始自日本投降后。当年逃过扑杀命运的左翼份子纷纷回巢，这些人间隔了十年，均已步入中年。当时的政治情势还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日本已经投降，若要恢复运动组织，如农民组合、红色总工会等，并非不可能。但是整个第二周期的左翼运动却并未走向地上化、公开化的活动，运动组织也没有恢复，这是为什么？这大概有几个理由：第一，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还没有破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架构也还存在；这些回来的干部其实对国民党的本质也认识得很清楚，并不抱任何幻想。但他们想到：国民党正要开始推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等土地改革政策，他们预备在这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再来做组织的再建工作。另一方面，当时经过四年太平洋战争的动乱，台湾农村生产差不多都凋蔽了，而农村必须恢复生产是最为现实且急迫的一关，生活问题乃燃眉在即的问题。那些以前的农民组合成员，他们都还保持着运动理念，但是生活问题的解决却是当时的首要任务。虽然日本被国民党打倒了，他们非常高兴，但国共两党在大陆的阶级内战他们都很清楚，而国共二次合作的关系可能还会延续，这中间又有土地改革的阶段，他们认为必须赶快趁这个时机恢复生产，生活问题解决了，也才有余力从事政治活动。再另一方面，也是等待国民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正式提出，渗透入国民党土地改革运动里，利用合法的土地改革政策，重建自己的队伍，壮大自己的势力，这大概是当时左翼运动干部的想法。
但此时不幸的二二八事件发生了。
二二八事件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提高了国民党警觉性。当时参与二二八的农民队伍很少，即使有，也不是正式参与地方武力的性质。为什么呢？当时农民组合干部到那里去了呢？大概来说，便是因为他们有前述的那种想法。此时国民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还未正式提出，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一时社会上的气氛便紧张起来了。国民党开始追踪日据时代左翼运动的人和事，他们怕动乱会再度发生，国内的阶级内战会蔓延至台湾，而情治系统此时也准备要在台湾开辟另一个战场（注：指情报战场），类如大陆的地下战场。一般来说，当时的台湾农民方面，存在着观望的心态，所以在二二八事件的时候并没有参与，他们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只等待着土地改革政策的正式提出。不过已经有秘密的地下倡导活动出现，认为在土地改革之时，必然会有地主不甘心交出土地，而抗拒土地改革，抗拒政府。这时，他们预备利用合法来打击非法，例如司法斗争的预备工作，他们也已在秘密进行。但是却碰上了二二八事件，这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料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更有一件事情有直接的关联。当时二二八事件里，农民队伍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农组里有一些积极干部，以个人身分牵连到二二八的群众事件中。他们并没有发动群众去参加，只是被需要领袖的群众架着去参与。而在混乱中的群众运动领导者到那里去找呢？便是从日据时代左翼运动第一周期中的干部里去找，比如苏新等人。这些左翼运动领导人有他们自己的理念，但在这种情况下推不掉，只好出来了。这样就暴露了自己的身分，结果也惨遭了迫害。也就在还没到50年代白色恐怖大屠杀的时候，在二二八事件中，就有一批相当优秀有能力的左翼运动干部牺牲掉了。
这不是主动设计的，有计划性的运动，所以也无从应变。这时，中共对台湾以蔡孝干为首的秘密工作机构也在运作。本来这些机构运作的方针，就是不要跟第一周期已经暴露的人挂勾，他们认为必须发展出新的方向。但是因为人脉的牵连，最后还是接二连三的被检举肃清。于是二二八损失了一批人，在地下工作的机构又牵连了一批人。到1950年，蔡孝干投降之时，整个左翼运动乃遭到了全面而彻底的镇压。
（1990 年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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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書揚。来源：寻找祖国三千里。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