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错误扼杀工运

广东省的工人运动发动起来后，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广东得以贯彻。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各地的中共组织在工人运动中提出许多过高的要求，采取激进的冒险行动。1929年10月初，省委指出，“更加坚决的建立并发展城市的工作，特别是广州与中路城市的工作”。“在城市职工运动中，首先要注意铁路、海员、兵工厂的工作之建立，其它各地，须加重在轮船、汽车工人中的工作。”①为了健全地方党部，省委要求各地注意在斗争中教育干部，并提拔新干部到领导机关。省委还号召全体党员“坚决的在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下，完成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工作任务”。②到1930年4月，省委认为，最近革命斗争的发展，武装冲突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反帝运动的突飞猛进表明革命形势日益成熟。

省委要求，在酝酿“五一”政治罢工与组织示威的路线指引下，“我们更要抓住一切斗争的机会，针对当前发生的事变，宣传群众、鼓动群众行动起来，为要保障‘五一’示威的实现，以推动革命形势的更加向前发展，争取一省政权首先胜利的前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省委规定了相关具体方法：“一切行动要坚决的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反对一切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观念。要即刻鼓动群众举行飞行集会、群众示威等援助‘四八’惨案，发动群众罢工、罢课，以实际行动援助上海群众。”③这些飞行集会和示威被要求必须采取公开方式，以期有力地威吓当局。

1930年8月，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占据了中共中央，中共广东省委奉命将各级党团组织和工会改组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令各地经常性地组织在纪念日举行罢工或游行示威，积极策划总同盟罢工和暴动。9月，李立三的错误路线被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终止，广东省委即取消“行动委员会”和相关计划。可惜，从1931年1月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占据了中共中央，中共广东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展工运，拒绝利用一切合法方式，罔论条件，只是以“发动斗争”为目的，强令各地在名目繁多的纪念日都要举行罢工、飞行集会或游行示威。这样，中共组织过分暴露，常常招致灭顶之灾。1931年1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等机关被破获；1931年4月底5月初和12月，两广省委两次被破坏，蔡和森、章汉夫两任省委书记均被捕。章汉夫被捕后，陆更夫任两广省委代理书记、省委书记。1932年3月16日，中共两广省委因省委常委廖亦通（廖多汶）被捕叛变而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团两广省委和中共香港市委也被破获。到1932年5月，在广州，唯一硕果仅存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支部，只有5个党员；在香港，香港市委因为只有40余名党员而被取消，改设香港区委和九龙区委。在1932年9月27日，省委常委潘洪波奉命正式组建两广工作委员会并任书记。④1932年12月13日，潘洪波被捕叛变，这使中共党团两广工委和香港区委因大部分干部被捕而覆灭。此后，形势日益严峻，设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频频被破坏。1934年3月，中共两广临时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改组为香港工作委员会，由林德隆任书记；1934年8月，郑怀昌接任香港工委书记。到1934年9月17日，香港工委的秘密据点智仁勇学校被警探包围，广东省的中共首脑机关被彻底破坏。从此，广东省委在香港和国统区的各级机关都遭到严重破坏，革命活动几乎被迫完全停止。

“左”倾错误路线衍生的过高斗争要求窒息了工人运动的生命，国统区的工人运动最终遭到惨败。那个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罔顾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种种“左”倾指示“不大思索地照着说了好几年”，⑤一味机械地坚决执行，完全否认国统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事实；不愿用合法方式进行斗争，以便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没有搞统一战线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以争取暂时的同盟者去反对主要敌人。结果，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到1935年下半年，中共在广东和港澳的组织被彻底破坏，赤色工会也荡然无存，工人运动偃旗息鼓了。

注释：

①《中共广东省委通告（第七十七号）——关于两广军阀战争中党的工作任务》（1929年10月5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6，第5页。

②《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6，第7页。

③《中共广东省委通知（第四号）——援助上海“四八”惨案》（1930年4月9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7，第231页。

④《中共两广工委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9月2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353—355页。

⑤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六大以来》（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6页。

来源：《革命的地方性——广东土地革命研究 1927~1934》刘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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