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翻译︱马中道
校对︱菜菜、小麦、子牛
“资本主义不起作用了。”照片来源：Jonny White/Creative
进入二十一世纪不到二十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显然已经失败。世界陷入经济停滞，金融化和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不平等，伴随着大规模失业、就业不足与就业不稳定，贫困、饥饿、浪费的产出和生命，此时只能称之为行星生态的“死亡螺旋。”[１]数字革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技术进步，它迅速从自由交流和解放生产力的承诺转变为对劳动力人口新的监视，控制和替代的手段。当自由民主制度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后卫法西斯主义伴随着父权制，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又重新抬头。
当然，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失败的体系并不是说它的崩溃和解体迫在眉睫。[２]然而，这确实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在本世纪已经从一个最初具有历史必要性和开创性的体系，成为丧失其历史必要性乃至具有破坏性的体系了。今天，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面临“整个社会的革命性重建和竞争阶级共同毁灭”之间的划时代选择。[３]
资本主义失败的迹象无处不在。金融扩张的泡沫打破了投资的停滞不前，然后泡沫不可避免地爆发，正是现在所谓的自由市场的特征。[４]在大多数人口的物质环境下降的情况下，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现象飙升。尽管生产力稳步提高，但美国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在四十年内几乎没有变化。[５]工作强度增加，而工作中的工作和安全保护被系统地放弃。 失业数据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在零工经济中以合同劳动的形式出现了新的制度化就业不足问题。[６]由于资本主义主张对工作场所进行极权主义控制，工会已被简化为他们昔日荣耀的阴影。随着苏联式社会的消亡，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气氛中消失了。[７]
全球最贫困地区的过度开发人口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经由跨国公司制定的全球劳动力套利，正在导致世界经济中心史无前例地积聚了金融财富和周边地区的相对贫困。[８]目前，约有21万亿美元的离岸资金存在加勒比海小岛上的避税港，构成“大金融的坚固避难所”。[９]
全球通信革命导致的技术垄断，随着以华尔街为基础的金融资本对投机资产创造的支配地位的上升，进一步促成了今天“1％”的财富。现在有42位亿万富翁占有世界总人口一半的财富，而美国最富有的三个人杰夫贝索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拥有的财富超过一半以上美国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总数。[１０]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１１]几个世纪以来，最富裕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和财富差距一直是主导趋势，现在又一次迅速扩大。[１２]全世界60％以上的就业人口，约20亿人，在贫困的非正规部门工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无产阶级。全球后备劳动力大军比正式就业工人的在职劳动力多70％左右。[１３]
即使在北美和欧洲的富裕国家，大部分人口仍然无法获得充足的医疗保健、住房、教育、清洁的水和空气，并且，由于不合理地高度依赖汽车和取消了公共交通投资，在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运输正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城市成为富人的玩物，而边缘化人口则被排挤，城市结构越来越具有中产阶级化和种族隔离的特征、原子化。在美国，每个晚上都有大约有五十万人无家可归，其中大部分是儿童。[１４]由于气候变暖，纽约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鼠害，这反映了世界各地的趋势。[１５]
随着维多利亚时代与贫困和剥削有关的疾病显著复苏，在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人们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 在英国，痛风、猩红热、百日咳甚至坏血病，都随着结核病一起复苏了。由于工作健康和安全法规执行不力，在美国的煤田里，黑肺病又卷土重来。[１６]抗生素的过度使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农业企业里，导致了抗生素耐药性危机，超级细菌的危险增长导致死亡人数增加，到本世纪中叶可能超过每年的癌症死亡率，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卫生紧急情况”。[１７]这些由制度运作所产生的恶劣条件，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所说的“社会谋杀”是一致的。[１８]
在大公司、慈善基金会和新自由主义政府的鼓动下，公共教育已经围绕企业设计的考试进行了重组，这些考试基于机器人通用核心标准的实施。 这正在为学生群体创建大量数据库，其中大部分现在正在秘密销售。[１９]教育的公司化和私有化正在推动儿童需求逐步从属于商品市场的现金关系。 因此，我们看到托马斯·格拉德格林德和麦却孔掐孩先生在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期》中戏剧化的功利主义哲学的戏剧性回归：“事实在生活中是独一无二的”和“你永远不会幻想。”[２０]在沦为智力地下城之后，美国许多最贫穷、种族隔离最多的学校仅仅是监狱或军队的管道。[２１]
美国有超过两百万人被监禁，监禁率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了新的吉姆克劳法案。 监狱总人口几乎等于美国第四大城市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人口数。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人占被监禁者的56％，而他们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为32％。近50％的美国成年人，而这一数字在非洲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中的比例则高得多，他们的直系亲属曾经或现在正在监狱里度过时光。在美国，比起白人来，黑人男性和美洲原住民男性几乎是以三倍在可能性，西班牙裔男性几乎是以两倍的可能性，更容易死于警察枪击事件。[２２]种族的分裂现在正在整个地球上扩大。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对其无偿劳动的剥夺，以及对其有偿劳动的更高程度的剥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组织方式的组成部分，而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寻求分化而非统一人口。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身体/性暴力。特别是妇女的身体，作为垄断资本主义营销的正常运作的一部分，被客体化、具体化和商品化。[２３]
大众媒体宣传系统，作为大型企业矩阵的一部分，现在正在融入一种基于社交媒体的宣传系统，这种宣传系统更加多孔，看似无政府主义，但更为普遍，更有利于金钱和权力。利用现代营销和监控技术，现在主导所有数字互动，既得利益者能够为个人及其社交网络量身定制他们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制约的，从而引起各方对“假新闻”的担忧。[２４]许多商业实体承诺在世界各国对选民进行技术操纵，现已浮出水面，向最高出价者拍卖他们的服务。[２５]在美国消除网络中立意味着垄断服务提供商进一步集中，集中和控制整个互联网。
选举越来越多地成为企业和亿万富翁阶层的金库中不受管制的“黑钱”的侵蚀。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民主国家，正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1966年在《垄断资本》中所说的那样，“在形式上是民主的，在内容上是富有民主的。[２６]在特朗普政府中，按照一贯的传统，72％的内阁成员来自较高的公司梯队，而其他人则来自军方。[２７]
由美国和其他处于体系顶点的大国策划的战争，在中东等战略石油地区已成为永久性的战争，并有升级为全球热核交流的危险。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索马里和巴基斯坦的7个不同国家发起了战争/爆炸。[２８]华盛顿已经将酷刑和暗杀作为可接受的战争手段，对付无数被冠以恐怖分子身份的个人、集团网络和整个社会。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正在进行新的冷战和核军备竞赛，而华盛顿正试图为中国的持续崛起设置障碍。特朗普政府创建了一支新的太空部队，作为军队的一个独立分支，试图确保美国在太空军事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杰出的原子科学家公报》敲响了关于核战争和气候不稳定日益增加的危险警报，将2018年的世界末日时钟移到了午夜两分钟，这是自1953年以来最接近的一次，当时它标志着热核武器的出现。[２９]
美国对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等国家实施了越来越严厉的经济制裁，尽管它们已经进行过民主选举或者说美国正是针对它们这些国家（不确定意思）。核心国家正在积极推动贸易和货币战争，而欧洲和美国继续建立种族主义的移民壁垒，大约有6 000万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逃离遭到破坏的环境。全世界的移民人口已增加到2.5亿，其中居住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这些国家人口的14％以上，而2000年这一比例不到10％。与此同时，统治界和富裕国家寻求将权力和特权的岛屿与人群隔离开来，这样他们的人生只能交由命运来主宰。[３０]
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以上）长期营养不良。[３１]美国的食品压力持续攀升，导致廉价的美元商店销售劣质和有毒食品的快速增长。大约四千万美国人，也就是每八户家庭中有一户，包括近1300万儿童，缺乏粮食保障。[３２]自给自足的农民正被农业综合企业、私人资本和主权财富基金推离土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３３]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城市过度拥挤和贫困现象非常严重，人们现在可以合理地称之为“贫民窟星球”。[３４]与此同时，估计世界住房市场价值高达163万亿美元（与历史上开采的黄金价值相比，估计为7.5万亿美元）。[３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在迅速发展，人类世时代在行星界上产生国巨大的裂痕，从气候变化到海洋酸化，到第六次灭绝，到全球氮磷循环的中断，再到淡水的流失、森林的消失，导致了广泛的有毒化学和放射性污染。[３６]据估计，自1970年以来，世界上60％的野生脊椎动物种群（包括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鸟类和鱼类）已经灭绝，而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无脊椎动物的数量减少了45％。[３７]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所说的“物种灭绝”是由加速气候变化和快速变化的气候带造成的，这只会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般过程。生物学家预计到本世纪末，所有物种中有一半将面临灭绝。[３８]
如果目前的气候变化趋势继续下去，与全球平均温度上升2°C相关的“全球碳预算”将在十六年内被打破（而全球平均温度将在十年内上升1.5°C——保持在这一水平之下是气候长期稳定的关键。 地球系统科学家警告说，地球现在十分危险，接近于温室地球，其中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将被锁定并且不可逆转。[３９]在近几十年来，人类每年持续增加2.0％的碳排放量（2018年美国上升至2.7％-3.4％），未能满足目前为避免地球能源平衡的灾难性不稳定而需要的最低3.0%的年减排量，人类对生态、社会与经济的消耗简直是无法估量的。[４０]
然而，主要的能源公司在其内部文件中承认真相的同时，仍继续在气候变化，促进和资助气候拒绝主义方面撒谎。这些公司正致力于加速化石燃料的开采和生产，包括最脏，最能产生温室气体的品种，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全球变暖导致的北极冰层融化被资本视为新的黄金国，在不考虑气候后果的情况下，开辟了大量额外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在回应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报告时，埃克森美孚宣布它打算提取并出售其可支配的所有化石燃料储备。[４１]能源公司继续干预气候谈判，以确保任何限制碳排放的协议都被废除。相比于抵御气候的不稳定来说，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把少数几个国家的财富累积利益看得更加重要，这正威胁着人类的未来。
资本主义一般被理解为一种竞争性的生产和交换模式，通过剥削工人的劳动力和私人占有剩余价值（超出工人自身再生产成本所产生的价值）来积累资本。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会计模式指的是一种产生价值的商品或服务，即任何通过市场并因此产生收入的商品。 由此可见，市场以外生产的社会和环境成本的大部分被排除在这种估价形式之外，被视为仅仅是负面的“外部性”，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无关，无论是在人类生命的缩短和退化，还是自然环境的破坏方面。 正如环境经济学家K·威廉·卡普所说，“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不付成本的经济。”[４２]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拐点，在这个点上，这种非理性体系的外部性，如战争的代价，自然资源的枯竭，人类的生命浪费，以及对地球环境的破坏，现在都已经远远超越了资本主义为整个社会带来的任何未来经济利益。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多地以牺牲地球上人类生活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为代价，造成了不可逆转的裂痕。[４３]
有人会争辩说，中国是上述大部分内容的例外，其特点是看似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带有深刻的社会和生态矛盾）。然而，中国的发展源于1949年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中国革命，它从帝国主义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使得它在计划经济下发展了几十年，基本上没有外部力量的限制，建立起了强大的农业和工业经济基础。接着，在世界市场全球化的条件下，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时期转向了国家计划更为有限的混合体系，同时更加依赖市场关系（以及债务和投机的大规模扩张），世界市场的全球化对于中国的迎头追赶显得尤为偶然。通过贸易战和其他旨在破坏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稳定地位的压力，美国已经在寻求挑战中国在世界贸易增长的基础。因此，中国不仅取决于后期资本主义的成功，而取决于其固有的局限性。此外，当前的中国模式在其中承载着资本积累系统的许多破坏性趋势。最终，中国的未来也取决于其人民推动下的回归革命转型的过程。[４４]
全球资本主义的这些灾难性条件是如何形成的？从二十世纪开始，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失败，需要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进行历史考察，并研究这是如何只增加对制度的破坏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未来问题。
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失败
上述资本主义崩溃的许多症状都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一般观点都会认为失败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新自由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其中一种模式，可以被另一种更好的资本主义模式所取代。对于许多偏左的人来说，解决新自由主义或灾难的资本主义的方法是回到福利国家自由主义，利用市场监管或有限的社会民主主义，从而回归更加理性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并不是问题，失败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传统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固有产物，与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有关。因此，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历史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以及为何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专制政体的任何变种都已经行不通了。
新自由主义的叫法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马克思主义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民族，国家和经济》（1919）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学分析》（1922）的批判中首次出现。作为极其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这两本小册子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奠基之作。[４５]在这些作品中，当时受维也纳商会聘用的米塞斯坚持认为，“旧自由主义”必须被“重新定位”以打败社会主义。他把社会主义等同于“破坏主义”，坚持认为垄断才最适合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捍卫极其不平等的制度，并认为民众只有通过消费才能贯彻民主，相当于投票一样。他极其反对劳动立法、强制性社会保险、工会、失业保险、社会化（或国有化）、税收和通货膨胀，这些都是他新型自由主义的敌人。[４６]米塞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如此偏激，他说的话就像狄更斯《艰难时世》里愚钝而功利的教育家麦却孔掐孩教训挑衅的年轻女主角茜茜·朱佩一样，米塞斯称，狄更斯“教唆了数百万的人去憎恶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４７]
1921年，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阿德勒创造了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指出米塞斯试图通过拜市场教的新意识形态来重新诠释衰落中的自由主义秩序。而后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海伦·鲍尔在1923年对米塞斯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尖锐批判。1924年，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弗雷德·梅塞尔对米塞斯进行了长篇批判，题为《新自由主义》（“Der Neu-Liberalismus”），由鲁道夫·希尔芬编辑，登载在德国社会主义理论期刊《Die Gesellschaft》上。[４８]
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阿德勒，鲍尔和梅塞尔攻击了米塞斯的主张，即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是唯一的理性经济体系以及社会主义等同于毁灭主义。他们强烈抨击他逆历史潮流的对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自由交换和自由贸易的和谐资本主义的刻画。他们认为，米塞斯分析中的一个严重的逻辑缺陷是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存在的系统性分歧，即工会被视为对贸易的限制，而雇主协会和垄断公司则最适合自由竞争。同样，有人指出，米塞斯支持强国用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来压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哪怕国家站在工人这边也是反自由市场的，是一种阶级恐怖主义。梅塞尔认为米塞斯是“资本家的忠实奴仆”，或者称他为国际金融之都。后来在1926年，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奥斯玛·斯潘反对回到更为极端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他的《经济理论类型》一书中，将其称为“新自由主义趋势”。[４９]1927年，米塞斯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对比了“旧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前者更注重平等，而后者则不然（除了所谓的机会平等）。[５０]
20世纪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甚至包括一些右派）认为，米塞斯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在合理化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已经远远偏离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它旨在为资本主义阶级斗争提供理论基础，不仅反对社会主义，还反对社会监管和社会民主：简言之，对工人阶级猛烈开火。
米塞斯和他的门徒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之所以攻击社会主义，部分原因是在受了阿德勒、奥托鲍尔和卡尔伦纳等人的影响后，对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红色维也纳感到深深的失望。[５１]截然相反的是，相同的政治环境（也就是主导了1919至1932年奥地利政治的红色维也纳）和相同的人物影响反而激励了波兰尼，他猛烈抨击坚信市场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新自由主义，由此形成了《大变革》一书的基础（1946）。[５２]
在大萧条和二战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日渐式微。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也就是暴风雨前夜的欧洲，米塞斯在纳粹接管奥地利之前曾担任过奥地利法西斯总理兼独裁者恩格尔伯特·多尔福斯的经济顾问。[５３]他随后移居瑞士，而后移民到美国，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然后在纽约大学任教。与此同时，在早期新自由主义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鼓励下，哈耶克被伦敦经济学院录取。
西方把二战后时期称为凯恩斯时代。由于受到国家支出迅速增长的刺激（特别是冷战时期的军事支出），再加上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重建，销售的不断扩张，席卷欧美的自动化浪潮，和亚洲的两大区域性战争——资本主义经济体在前25年得以迅速增长。[５４]与此同时，面临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以及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工会日益壮大，西方进入了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的时期。
然而，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的趋势仍是资本主义系统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只是暂时被所谓的“黄金时代”的快速增长和二战后工人工资的增加所掩盖。无论从绝对或是相对的角度来说，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公司都在占有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而这些剩余价值则集中在越来越少的富人手里，导致资本积累过度，制造业产能过剩，结果销售规模不得不扩大，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抬头，然而刺激经济发展却越来越难。
美帝国主义和美元在海外的扩张引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种体系在二战后的早期阶段曾稳定了世界贸易，也使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结束了美元黄金本位制。随着越南战争接近尾声，美国经济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放缓，导致20世纪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长期的衰退。由于二战后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减弱，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陷入了低迷。[５５]
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危机，凯恩斯主义利用刺激需求来扩大国家支出。因此，在尼克松总统的任职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中美国民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占比最大。[５６]再加上工会在危机中一直争取增加实际工资，而垄断企业又极力抬高价格以增加他们的利润空间，结果引发了一段时间的滞胀（经济停滞加上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能让积累的货币资产贬值，这对资产阶级的威胁比经济停滞更大更直接，但对于工人阶级则截然相反。结果资产阶级中出现了反凯恩斯主义的运动，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将硬核的新自由主义左派划为社会主义或极权主义，并竭力收回数十年来工人阶级得来的微薄利益。[５７]以往的经济紧缩和结构调整出现了急剧转变，最初利用货币主义和供给侧经济学作幌子，而后又偏向了自由市场。还运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共同摧毁工会，消灭了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美国资本主义》中提到的与资产阶级“抗衡的劳工势力”。[５８]
二战后新自由主义的再次得势可归因于朝圣山学社的建立，以米塞斯、哈耶克、罗宾斯、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雷蒙德·阿隆等人于1947年会面的瑞士温泉命名。朝圣山学社旨在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思想，成员一般称自己为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由于对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毁灭性打击仍记忆犹新，他们避开了新自由主义的叫法（也就是米塞斯在1927年采用的称呼，之后米塞斯和哈耶克参加了1938年巴黎的瓦尔特·李普曼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提出了这一叫法）。[５９]朝圣山学社的成员称，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延伸，是由人性的固有特点导致的。米歇尔·福柯说，如此一来，它就变成了一种生命政治。[６０]
然而，一边放弃了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另一边朝圣山学社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很快又成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堡垒——这恰恰发生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时期，尽管有私人基金会的大量赞助，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詹姆斯·布坎南这样的人物仍处于边缘地位。[６１]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的到来，垄断资本的积累达到顶点，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积极召回，以便为重组资本主义经济的公司运动提供思想基础，此次运动有意针对劳工，各个国家和南方的欠发达国家经济体。
从一开始，新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保护垄断企业资本，捍卫统治阶级的王朝，代表了自由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家精神。[６２]新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致命之处在于它要让社会生活完全被市场私有化。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统治的伦敦和罗纳德·里根统治的华盛顿，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人物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象征，偶尔也被称为哈耶克时代。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者说为了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由瑞典银行于1969年成立的经济科学奖，起初就是由极端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控制的。1974年至1992年期间，朝圣山学社的七名成员（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布坎南）就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即便是比较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却都被排除在外。[６３]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对日常的经济政策制定基本上毫无用处，因为它无法促进增长，而且像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它极力否认（或合理化）由大企业和集权主导的经济。[６４]然而，在垄断金融资本想要控制社会所有货币流动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就会成为对大企业和新兴亿万富翁阶层有利的政治经济战略。[６５]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停滞不前，增长率逐年减少，但企业大亨手中的剩余资本不但增加了，而且由于金融化，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革命，还创造了新的财富积累形式。[６６]金融化——即经济从生产活动转变为金融活动——为投机活动和财富的形成开辟了广阔的新途径，进一步导致资本放弃投资新的生产领域（即实体经济的资本积累）。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新的市场，更重要的是——通过从全球的劳动力身上套利——剥削边缘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获取更巨额的利润，使其最终流向跨国公司的金库和发达国家富翁的腰包。[６７]对于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工人来说，帝国主义曾经施舍的那点蝇头小利现在也没有了，比如生产全球化导致的就业和收入的增长，现在则顶多是跨国公司的劳务外包更加便宜而已，沃尔玛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数字技术的出现为资本主义覆盖全球的监控打开了大门，最初虽是为了拉动消费（sales effort）而贩卖个人信息，现在也慢慢形成了庞大的信息技术垄断。[６８]
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和滚雪球般的财富增长反而被认为是有利于创新，积累的财富总是归功于少数人的努力而不是作为社会的集体成果。在资本征用的时代，一切都被打上市场的烙印：教育，卫生系统，交通，住房，土地，城市，监狱，保险，养老金，食品，娱乐产业。社会上的所有交换都要完全商品化、公司化、金融化，资金流入金融中心，并通过债务杠杆进行投机活动，积累资本。人类的沟通本身也变成了商品。一切都被赋予了自由市场的名义。
对于当权者而言，这一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资本主义与其说是有关国家的财富，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财富（亚当·斯密除外，他著有《国富论》）。金融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延缓经济停滞的趋势，但也会导致正常的商业运转中出现金融危机。然而，上层的财富加速累积之后，金融危机又会使金融资本更加集中。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只会更多地征用金融资本，增加积累。
整个国家也因受制于金融化政策，转而去保护货币价值。[６９]2007—09年的金融危机后，大银行和公司几乎都已脱离了险境，而更广大的群众却仍身陷囹圄。对于新自由主义而言，金融危机并非真正的危机，反倒成了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动力，说明新自由主义政治已然成为一种全面的金融征用制度的意识形态表达。[７０]
金融化积累新时代的一个特点在于逐步从生产和使用价值中脱离出来，从而在整个生产和积累的过程中，加剧了交换价值（价值形式）和使用价值（自然形式）之间的冲突[７１]——结果导向了“社会和生态的危机”[７２]——自然环境被迅速破坏就是最为显著的例子。化石燃料只是埋在地底的能源储备，却变成了公司的金融资产。如此一来，它们便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累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万亿美元的华尔街资产与化石资本捆绑在一起，[７３]要想让可持续的新能源（例如太阳能和风能）代替化石燃料的提取和使用，简直是难上加难。因为没人能独占太阳光和风，受益于这些能源开采的既得利益者便也不多。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主导了一切（包括现在的和待挖掘的），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肆无忌惮地牺牲着人类和地球的利益。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无助”地看着气候被破坏，物种数量在锐减，而这些都是看似强大的市场力量所造成的。
新自由主义一直反对严格的自由放任政策，它始终强调强大的干涉型和建构型的国家关系，直接服务于私人资本和市场威权主义。詹姆斯·加尔布雷思称之为“掠夺型国家”。[７４]在新自由主义观点中，资本主义的专制政体不是一种自发的产物——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国家的作用不仅仅如史密斯所说是为了保护财产，而是像福柯在他的《生物政治的诞生》中所阐述的那样，积极地构建市场在生活各方面的主导地位，[７５]这意味着在公司和市场的模型上重新塑造国家和社会。
福柯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市场经济的原则照搬到政治权力的整体运用中去。”国家不能“纠正市场对社会的破坏性影响”，而是利用这些破坏性影响，采取进一步措施，扩大市场的渗透范围[７６]（布坎南就大力宣传过，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跨过国家的存在，而是将其束缚于垄断竞争的资本之中）。[７７]垄断金融资本之所以要挣脱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控制，是为了不让货币的价值受到任何负面影响。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越来越不受政府管束——因为侵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央银行已经成为国家的自治机构，实际上受其他银行的控制，财政部门则受到债务上限的束缚。监管机构被垄断金融资本占据，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不受政府控制的公司的直接利益。[７８]
波兰尼有力地证明了，若想建立一个所谓能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实际上需要一个代表资本立场的、能持续干预的掠夺型国家——就会破坏社会的基础和生活本身。[７９]但是就今天的资本主义而言，已经不存在回头路了。发展停滞、金融化、私有化、全球化、国家市场化，以及把人贬低为“人力资本”、自然贬低为“自然资本”的现象，使得新自由主义成为垄断金融资本的不可逆转的特征，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能将其取代。
因此，在全球化的金融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已与资本主义制度融为了一体。这种结构性危机蔓延到了整个社会，变得非常普遍，且无法克服。因此，要想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就要更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市场原则这么吸引人，因为总有观点认为只有市场才能解决它自己创造的问题——而每次失败只会让一小部分人开辟新的盈利空间。这种不合理的逻辑不仅仅导致经济和生态上的危机，还有自由民主国家本身的逐渐消亡。因此，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导向市场专制主义甚至新法西斯主义。这样一来，川普的上台就并非偶然。[８０]
米塞斯于1927年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公开宣称：“不能否认，法西斯主义和右翼的类似运动（旨在建立独裁统治）的意图是极好的，他们的干预拯救了欧洲文明。法西斯主义的美名将永存于历史之中。”[８１]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和布坎南等其他新自由主义者一起，积极支持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于1973年在智利发动的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产生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并将一套经济冲击的学说（economic shock doctrine）强加在民众身上。在这种背景下，哈耶克在1978年访问智利的一次旅行中亲自警告皮诺切特，要反对“无限制的民主”的复活。在1981年的第二次访问期间，他说“独裁政权......的政策可能比民主集会还要自由。”[８２]他在1949年写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中提到，“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保护个人自由与完全满足我们对分配正义的看法是不相容的。”[８３]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不是随随便便说没就没的，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垄断金融阶段的一种绝对的趋势。福柯指出，“资本主义要想存活”，就必须将其经济逻辑单一地应用于所有的社会存在，[８４]也就是简化为纯粹的迈达斯原则（单纯为了赚钱），那么它就会摧毁一切与他产生联系的事物。但如果资本主义现在失败了，问题就变成了：下一步是什么？
未来会怎样？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他的《权威极端时代：世界历史1914—1991》一书中指出，有理由认为新世纪对人类的威胁可能比之前的“极端主义时代”更大。上个世纪，世界大战、帝国冲突和经济危机是时代的注脚，也是在上个世纪，人类第一次面临物种毁灭的可能性。然而，站在世纪之交向未来望去，他总结道，新的世纪（以及新的千年）蕴含着更大的危险。
霍布斯鲍姆在1994年观察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彻底改变了旧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我们明白（或者至少可以合理地假设）资本主义不可能无限延续。未来不会像过去一样，而且，已经有外部和内部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到达了历史的转折点。现在，科技和经济催生的强大力量已足以破坏我们生活的环境，即人类生命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本身的结构，甚至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社会基础，正处在被我们从人类过去继承的腐朽事物所摧毁的边缘。我们的世界既有爆炸的危险，也有内爆的危险。它亟需改变。
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往哪里。我们只知道历史已经把我们带到了这一节点上，而且如果本书的读者朋友认同书中的观点的话，我们也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但是，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人类将要迈进的清晰的未来，不可能是过去或是现在的单调延展。如果我们尝试着在现有基础上建设第三个千年，我们一定会失败。而失败的代价，也就是维持社会一成不变的后果，是黑暗的深渊。[８５]
霍布斯鲍姆非常确信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这样的经济秩序的“神学信仰”：“在竞争不受限制的条件下，经济体内部资源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支配，而市场完全不受任何拘束。”力量更加集聚的大公司极力传播着这种信仰。这种经济体系的主要危险是“这个星球的自然环境，包括人类种群，将面临不可逆转甚至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８６]
霍布斯鲍姆的立场在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即使是许多左翼人士也认为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判断过于“悲观”。[８７]然而，在25年后的今天，很显然他的“预言”都实现了，因为他当时所担忧的状况在今天变得更加严峻。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富裕国家中能够正视资本主义失败之现状的左派知识分子仍然罕见，即使他们亲身经历了经济停滞、金融化、不平等加剧和环境恶化，以及新自由主义年复一年的攻击。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波兰尼的“双重运动”概念，指的是一个循环往复的神话：由市场规律来进行自我调节的社会一定会引发保护社会和环境的防御运动。[８８]这样一来，人们总是寄希望于钟摆的下次摆动，最终强化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这使人们相信，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尽管会失败，但仍然可以通过回归到受管制的资本主义来应对——这是一个新的凯恩斯主义时代，历史好像已经停滞不前。
然而，这种将希望寄托于双重运动的理论否定了四种物质现实。首先，社会民主主义只有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威胁下和工会力量持续存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和持续，并随着两者的消亡而立即消亡。其次，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根植于资本主义本身，而资本主义现处于垄断金融资本的阶段。凯恩斯经济学所植根的工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早期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第三，社会民主主义实际上依赖于反对绝大多数人类利益的帝国主义制度。第四，存在自由民主国家和一个声称开明的、愿意与劳工达成社会协议的、占统治地位的工业资本家阶级，但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的遗留物，其结构基础几乎消失了。
即使以上条件都满足了，社会民主党最终得以上台，并承诺在原有体制内创造更友好和更温和的资本主义，他们也总是成为这一阶段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牺牲品。迈克尔·耶茨在资本主义失败的背景下写道：“今天，我们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经济项目会得以兑现，哪怕这个项目非常温和以至于得到过工会和政党的承认并帮助实现。”[８９]
在所谓的自由主义左派中，一些人采取了广泛的技术现代化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关系。在这种隐含的技术决定论中，数字技术、社会工程和明智的自由管理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诚然，这样的思想家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绝对主义——确实指向了无休止的灾难。但资本主义可以调整（大概是从上面来改变）以适应任何紧急情况，甚至可以忽略利润和积累以满足当前的技术要求。在这个理论中，这个经济体系只剩下抽象的公司和市场的概念，而且这些公司和市场仅仅是追求效率的引擎，其驱动力中不含任何阶级和贪婪的因素。
《增长的极限》原作者之一的乔尔根·兰德斯在2012年预测四十年之后（2052年）的世界社会时宣称：本世纪中叶会出现“改良资本主义”，这将是一个“把集体福祉置于个人回报之上的体系”。改良后的资本主义由技术官僚指导下的“明智的政府”所管理，同时具有“民主少、市场自由少”的特点。尽管兰德斯预测了主要经济大国四十年的经济停滞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持续贫困，他仍然没有直面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认为这些问题与他对2052年的世界展望无关。他预言道，未来的社会将是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更加有效和可持续的（如果受到更多约束的话）版本。[９０]
然而，在他的书完成后的短短七年里，很明显兰德斯在各个方面的预言都是错误的。当今世界的形势比2012年严峻得多。当时渐进式技术官僚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似乎被许多人认为是可行的，即使在左派眼里和自由民主国家看来完全稳定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今天，在气候变化加速，经济持续停滞，政治动荡和地缘政治不稳定的背景下，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显然比像兰德斯这样的渐进式生态现代化者所预想的更具灾难性和划时代性。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要困难得多。
事实上，历史对所有这些想要详细预测未来的尝试都是无情的，尤其是如果它们只是简单地扩展了当前的趋势，而对人类的大多数和他们的斗争视而不见。正因为如此，辩证的观点才如此重要。历史的实际进程是无法预测的。关于历史变迁唯一确定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斗争永远存在，并塑造着每个历史阶段的特征。内爆和外爆都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现实，使新世界从旧世界的母体中诞生。历史上，许多社会制度会达到其适应社会关系（也就是能够合理和可持续地发展生产力）的能力极限。因此，人类历史上很多倒退的时期会被紧接着的革命加速席卷。正如保守派历史学家雅各布·伯克哈特在19世纪所宣称的那样，“当一场危机触及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涉及整个时代同一文明中的所有或大多数人，那么这场危机将触发历史危机……历史进程突然以可怕的方式加速。原本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发展似乎像幽灵一样在几个月或几个星期内迅猛而至，并得以实现。”他把这成为“历史进程的加速”。[９１]
伯克哈特主要考查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社会革命。现代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列斐伏尔解释道，历史的加速开始时是一系列扩大的革命，它以惊人的速度变异，从贵族革命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大众革命，然后是农民革命，最终呈现出历史“集团，单一的事物”的特征，它以不可征服的伟力重塑了大部分的世界历史。[９２]
这种革命性的历史加速能否在二十一世纪重演（尽管如今的世界范围更加广阔）？世界帝国主义制度的霸权国家的大多数建制派学者会根据自己狭隘的经验和有限的历史观来否认这一可能。然而，革命持续在世界体系的边缘爆发，甚至到现在也只是被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干预所压制。此外，当今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败威胁着地球上所有的我们知道的文明。如果不发生剧烈的变革，本世纪全球气温将比工业化前的时间提高4℃甚至6℃，严重损害全体人类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今天的极端资本主义试图剥夺和封闭物质存在的所有基础，吸走几乎全部的社会净盈余，为极少数人的直接利益而掠夺自然环境。
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直接后果是，人类现在面临的物质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这意味着随着资本的积累，灾难也在积累。[９３]在这种情况下，数亿人已经陷入与该体系的斗争中，这为全球社会主义新运动奠定了基础。耶茨在《工人阶级可以改变世界吗？》一书中这样回答：是的，它可以。但是，只有通过工人和人民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统一斗争，才能做到这一点。[９４]
可能有人发出反对声音：社会主义已经尝试过并且已经失败，因此不会再存在。然而，就像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城邦中最早的资本主义尝试一样，这些城市的力量不足以让他们在包围他们的封建社会中存活下来，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实验的失败预示着它会从失败中检验和学习，最终会以一种新的、更具革命性、更普遍的形式重生。[９５]即使在失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也有优于资本主义的优势：它的动机是对“一般自由”的需求，这种需求植根于实质性平等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它集中反映着这些集体社会关系，承载着历史的必然性和无休止的人类自由斗争，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生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９６]
伟大的保守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作为奥地利红色维也纳财政部长，曾与社会主义政府结盟并发现自己受到各方的攻击，他曾写道：资本主义不会因为“经济失败的重担”而灭亡，但是当它在追求其狭隘的经济目的方面“异常成功”，并破坏了自身存在的社会学基础，这才会使他走向灭亡。熊彼特惊呼，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创造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下使它无法生存，并强烈地将社会主义视为它的继承者。[９７]事实证明，在许多方面他都是正确的，尽管不是按照他预期的方式出现。
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化的全球发展以反革命的新自由主义为先导，这种反革命的新自由主义最初是在战前几年针对红色维也纳而产生的，当时熊彼特本人是主要的行动者。现在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化破坏的不只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物质基础，而是全世界以及整个行星生态的物质基础。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对当时社会秩序的“几乎普遍敌对的气氛”，尽管在目前混乱的背景下，这种气氛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敌意，不如说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敌意。[９８]
资本主义对人类生存基础的破坏最终迫使世界工人和人民寻求新的道路。本世纪一场普惠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为全新的发展方式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以垄断竞争、极端不平等和制度化贪婪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所不能提供的。[９９]这种可能性包括社会主义技术的发展，这种发展所使用的技术形式和它们的目的都被引向社会福利方向，而不是个人和阶级利益。[１００]它展现了社会各阶层长期民主计划的前景，允许在利益逻辑之外做出决策和进行分配。[１０１]社会主义以最激进的形式来实现实质性平等、社区团结和生态可持续性；它的目标是劳动的统一而不是分化。
一旦以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来定义历史进步，也就是说，不再根据交换价值，而是根据使用价值和真正的人类需求来定义历史进步，那么现在看起来已经关闭的未来将以无数种方式重新开放，那将是全新的、高质量的和集体化的发展形式。[１０２]这体现在可以采取的各种必要的实际措施中，但是在目前的生产方式下这些实际措施完全无法得以实施。现在使我们不能民主控制投资的、使我们所有人的基本需求（指清洁的空气和水，食物，衣服，住房，教育，医疗，交通和就业）无法得到满足的，不是物质条件不足或者经济不够富裕——大部分财富被极大地浪费了。现在使我们无法通过必要的生态转化来获取可持续能源的，不是技术诀窍或物质手段的短缺。[１０３]现在阻碍我们建立工人和人民的新国际来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的，不是人类固有的分裂。[１０４]所有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但需要追求一个与资本主义背道而驰的逻辑。
卡尔·马克思写道，“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１０５]今天的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浪费和过剩，同时新的通讯手段使得人类的协调、规划和民主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这些表明只要世界从资本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我们将有无数条道路通往实质性平等和生态可持续的世界。[１０６]
解决我们眼前危机的方法既是社会的，也是生态的。这就要求在相关人类的控制下，根据整个人类世代的需要，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进行合理的调节——维持健康、局部、区域和全球生态系统（以及物种栖息地）的流动、循环和其他重要过程。历史上人类行动的出发点在于以斗争来争取自由和掌握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前者最终要求平等和社群，后者要求人类的发展和可持续性。如果人类要有一个未来，我们最终必须依靠这些为集体进步而进行的斗争。
原文链接：https://monthlyreview.org/2019/02/01/capitalism-has-failed-what-next/
注释：
[１] 参见乔治·蒙比奥特，“地球处于死亡螺旋中，只有激进行动能拯救我们”，《卫报》，2018年11月14日；列昂尼德· 博史斯基，“就业不足等于新的失业”，2018年9月26日。
[２] 对于文明崩溃和解体的一般问题进行的深刻的历史分析参见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历史研究》，由萨默维尔（D.C. Somerveil）删减（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244-428页。
[３] 卡尔·马克思和弗雷德里克·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4年），2页。
[４] 关于滞胀和金融化的分析，参见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和保罗·M·斯威齐（Paul M. Sweezy）的《滞胀与金融爆炸》（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6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的《大金融危机（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09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的《无休止的危机》（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2年）；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Costas Lapavitsas）的《没有生产的利润：金融如何剥削我们所有人》（伦敦：Verso，2013年）。
[５] 德鲁·德斯尔福（Drew Desilver），“对于大多数美国工人来说，几十年来真实工资已经大幅度下降，”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8月7日。
[６] 野口由吉（Yuki Noguchi），“零工经济重启就合同工是否真的是员工的辩论”，国内公用无线电台，2018年3月7日。
[７] 自由资本主义的概念取自亨利克·斯拉伊弗（Henryk Szlajfer）接受格泽戈尔茨·科纳特（Grzegorz Konat）采访，“自由资本主义”，即将出版的月刊。
[８] 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6年）。
[９] 希瑟·斯图尔特（Heather Stewart），“全球精英隐藏的13万亿英镑税款”，《卫报》，2012年7月21日；山姆·罗（Sam Ro），“超级富豪在离岸避税天堂持有至少21万亿美元”，《商业内幕》，2012年7月22日；尼古拉斯·沙克森（Nicholas Shaxson），《珍宝群岛》（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2011年）
[１０] 拉里·艾略特（ Larry Elliott），“不平等现象加剧：42人拥有相同的财富相当于37亿最贫困者的财富总和”，《卫报》，2018年1月21日；鲁伯特·内特（Rupert Neate），“比尔·盖茨，杰夫·贝索斯和沃伦·巴菲特比美国最贫穷的一半更富有”，《卫报》，2017年11月8日。
[１１] “2018年世界不平等报告”（世界不平等实验室，2018年）
[１２] 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分歧，大时代”，《经济展望杂志》第11期，第3版（1997年）：3-17页；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全球不平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卫报》，2016年4月8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新帝国主义”，《月度评论》第67期，第3版（2015年7月至8月）：11-12页。
[１３] “世界上60％以上的就业人口处于非正规经济”，国际劳工组织，2018年4月30日；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无休止的危机》，144-51页。
[１４] “流浪国家”，结束无家可归者全国联盟，于2019年1月9日访问http://endhomelessness.org
[１５] 奥利弗·米尔曼（Oliver Milman），“我们在战争中'：纽约的大鼠危机因气候变化而变得更糟”，《卫报》，2018年12月21日。
[１６] 丽莎·拉帕波特（Lisa Rapaport），“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路透社》，2018年8月22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连续两年下降”，《经济学人》，2018年1月4日；丽贝卡·沃克尔（Rebecca Voelker），“黑肺复苏为煤炭国家医生带来新的挑战”，JAMA Network，2018年12月12日；西娅·约丹（Thea Jourdan），“维多利亚时代的疾病回归：猩红热，结核病，咳嗽，甚至坏血病”，《每日邮报》，2016年4月4日。
[１７] 克拉斯·基尔切尔（Claas Kirchelle），“药物动物：食品生产中抗生素的全球历史（1935-2017）”，帕尔格雷夫通讯公司，编号96（2018）；阿曼达·霍普奇（Amanda Holpuch ），“联合国会议处理抗生素抗性超级细菌的基本威胁”，《卫报》，2016年9月21日；“抗生素耐药性的全球卫生突发事件”，《联合国新闻》，2018年11月12日。罗伯·华莱士（Rob Wallace），“大农场引起大流感”（纽约：月评出版社，2016年）。
[１８] 弗雷德里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伦敦：企鹅，1987年），127-28页。
[１９] 斯蒂芬妮·西蒙（Stephanie Simon），“K-12学生数据库初创公司，吓坏家长”，《路透社》，2013年3月3日；莎朗·鲁里（Sharon Lurye），“为什么你的学生的个人资料可以自由买卖”，赫辛格报告，2018年6月14日；杰拉尔德·科尔斯（Gerald Coles），《对全球经济的错误教育》（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8年）；霍华德·瑞恩（Howard Ryan），教育正义（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7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教育与资本的结构性危机”，《每月评论》63期，3版，2011年7月至8月：6-37页。
[２０] 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伦敦：企鹅，1995年），10-15页。
[２１] 艾丽卡·R·梅纳（Erica R. Meiners）和特雷斯·奎因（Therese Quinn），“军国主义和师范教育”，每月评论63页，编号 3（2011年7月至8月）：77-86页。
[２２] “一半美国人有被监禁的家庭成员”，平等司法研究所，2018年12月11日；迈克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The New Jim Crow（纽约：新闻出版社，2012年）；德鲁·堪（Drew Kann），“美国高监禁率背后的五个事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8年7月10日；《刑事司法情况说明书》，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于2019年1月12日访问（关于从2015年起监禁的数据）；杰奎琳·霍华德（Jacqueline Howard），“黑人男子近3倍可能性因警察使用武力而死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6年12月20日。 山田克彦（Keeanga-Yamahtta），从“黑人的命也是命”到“黑人解放”（芝加哥：Haymarket，2016年）。
[２３] “事实和数字：结束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联合国妇女署，最新更新于2018年11月；L. A.夏普，“身体及其各部分的商品化”，人类学年度回顾29（2000）：287-328页； 罗宾·麦基（Robin McKie），“生物学家认为50％的物种将在世纪末面临灭绝”，《卫报》，2017年2月25日。
[２４]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监视资本主义”，《每月评论》66期，编号 3（2014年7月至8月）：1-31页。
[２５] “谁在为你的选票服务”，战术技术集体，2018年11月29日。
[２６] 保罗·A·巴兰（PaulA. Baran）和保罗·M·斯威齐，《垄断资本》（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6），155页；道格·亨伍德（Doug Henwood），“特朗普和新亿万富翁阶级”，社会主义登记册2019年，里奥·帕尼齐（Leo Panitch）和格雷戈·阿尔博（Greg Albo）主编，（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8年），100-25页；简·梅耶（Jane Mayer），黑暗货币（纽约：兰登书屋，2017年）。
[２７] 蒂莫西·M·吉尔（Timothy M. Gill），“为什么权力精英继续支配美国政治”，《华盛顿邮报》，2018年12月24日。
[２８] 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新冷战和迫在眉睫的威胁”，《前线》，2018年12月21日；克里斯蒂·帕森斯（Christi Parsons）和W. J. 亨尼根（ W. J. Hennigan），“奥巴马总统希望能够播下和平，而不是在战争中领导国家”，《洛杉矶时报》，2017年1月13日。
[２９] 约翰·梅克林（ John Mecklin），“离午夜还有两分钟”，《原子科学家简报》，于2018年12月19日访问。
[３０] 扎克·波尚（Zack Beauchamp），“解释全球难民危机的9幅图表”，《沃克斯》，2017年6月30日；“2017年国际移民报告摘要”，联合国，2017年12月18日；菲利普·雷卡切维奇（Philippe Rekacewicz），“欧洲移民战争地图”，《外交世界》，2013年10月16日；约瑟夫·奈（Joseph S. Nye），“2050：我们如何避免封闭的世界”，《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1月19日；詹姆斯·冉德森（James Randerson），“专家警告气候变化将导致倒挂”，《卫报》，2008年5月15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特朗普在白宫》（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7年），104页。
[３１] “2018年世界饥饿与贫困事实”，饥饿注释网，2018年12月19日访问，http：//worldhunger.org；弗雷德·马格多夫，“二十一世纪的土地掠夺：农业废弃物的积累”，《每月评论》第65期，卷6（2013年11月）：1-18页。
[３２] 戴维·鲁乔（David Ruccio），“美国的美元化”，偶尔的链接和评论博客，2018年12月10日，http：//anticap.wordpress.com；“美国有4100万人面临饥饿”，《喂养美国》，2017年9月6日。
[３３] 法沙德·阿拉吉（Farshad Araghi），“我们时代的伟大的全球封闭”，《利润饥渴》，弗雷德·马格多夫，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弗雷德里克·巴特尔编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00年），145-60页。
[３４]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贫民窟星球（伦敦：Verso，2006年）。
[３５] 维贾·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像人类一样生活”，《三角洲》，2018年12月14日，http：//thetricontinental.org；“可耻：什么在推动全球住房危机？”，半岛电视台，2018年11月3日。
[３６] 威尔·史蒂芬（Will Steffen）等，“行星边界”，《科学》 347期，编号6223（2015年）；伊恩·安格斯（Ian Angus），《直面人间世》（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6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布雷特·克拉克和理查德·约克，《生态裂谷》（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0年）。
[３７] 达米安·卡林顿（Damian Carrington），“报告发现自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动物种群”，《卫报》，2018年10月29日；格罗滕（M. Grooten）和奥蒙德（R. E. A. Almond）编辑，“2018行星报告：追求更高”（瑞士：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2018年）；本·瓜里诺，“超大规模研究显示大规模昆虫损失”，《华盛顿邮报》，2018年10月15日；鲁道夫·迪尔佐（Rodolfo Dirzo），希拉里·杨（Hilary S. Young），莫罗·加莱蒂（Mauro Galetti），热拉尔多·塞瓦约斯（Geraldo Ceballos），尼克·艾萨克（Nick J. B. Isaac）和本·科伦（Ben Collen），“人类世界的堕落”，《科学》35期，编号6195（2014年）：401-406页。
[３８] 詹姆斯·汉森，“果壳中的气候变化：聚集风暴”，2018年12月18日，25页。
[３９] 威尔·史蒂芬等人，“人类世地球系统的轨迹”，《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第115期， 33（2018年）。对于自工业化开始以来化石燃料使用，水泥生产和土地利用变化的估计累积排放，请参见trillionthtonne.org。
[４０] 汉森，“果壳中的气候变化”，42-47页；肯德拉·皮埃尔·路易斯（Kendra Pierre-Louis），“温室气体排放在2018年像超速货运列车一样加速”，《纽约时报》，2018年12月5日；布拉德·普莱默（Brad Plumer），“美国即使在煤电厂关闭的情况下，2018年的碳排放也在激增”，《纽约时报》，2019年1月8日。
[４１] 马塞洛·格莱泽（Marcelo Gleiser），“埃克森美孚与世界”，国内公用无线电台，2016年11月30日；安迪·罗威尔，“埃克森美孚公司25年“坠落”抵抗运动”，国际石油交换公司，2014年4月14日。
[４２] 威廉·坎普（K. William Kapp），《私营企业的社会成本》（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年），231页。
[４３] 赫尔曼·达雷（Herman Daly），《从经济增长到稳态经济》（布鲁克菲尔德，佛蒙特州：爱德华·埃尔加，2016年），131-144页。
[４４]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中国2013”，《每月评论》第64期，卷10（2013年3月）：14-33页。
[４５]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民族，国家和经济》（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1983年）; 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学分析》（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1981年）。
[４６] 米塞斯（Mises），《社会主义》，323-54，399-406，413-62，488-92；《民族，国家和经济》，36-37，143，163-65。
[４７] 米塞斯，《社会主义》，421-22。
[４８] 菲利普·W·麦格尼斯（Philip W. Magness），“‘新自由主义’术语的贬义起源”，美国经济研究所，2018年12月10日；阿尔弗雷德·穆塞尔（Alfred Meusel），“对当下民间社会的批判：新自由主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公司：国际评论社会主义政治1号，4号（1924年），372-83。 （文章“新自由主义”是两部中的第一部；第二篇文章接着批判奥斯马·斯潘。）彼得·高乐（Peter Goller），“对阿尔弗雷德·穆塞尔，米塞斯和奥斯马·斯潘的批评：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新浪漫主义’（1924），艾尔弗雷德·克拉汉弗公司 2（2003）；彼得·高乐“海伦·鲍尔（Hellen Bauer）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1923年），艾尔弗雷德·克拉汉弗公司 4（2005年），http://klahrgesellschaft.at—包括海伦·鲍尔的“‘普通人’和绅士”一文。米塞斯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与传统的普鲁士国家的威权主义密切相关，因为新自由主义以外的一切思想都大同小异，甚至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如果它不接受自由主义，也是专制的。阿德勒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无政府主义的出版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统一的意识形态”，编辑马克·布鲁姆和威廉·史密登（波士顿：布里尔，2016），207。
[４９] 麦格尼斯，“‘新自由主义’术语的贬义起源”；梅塞尔，“新自由主义”，383；鲍尔，“'普通人'和绅士”;奥斯马·斯潘（Othmar Spann），《经济理论的类型》（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1930年），278-79（参考在1926年版第一次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潮流”）。在他1925年的书《经济思想的发展趋势》，瑞士经济学家汉斯·霍尼格（Hans Honegger）写了一篇“新自由主义理论”。但是，不同于穆塞尔的提法，他讲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而不是像米塞斯等人所探讨的新自由主义。参见迪特·普乐威（Dieter Plehwe），对《从山朝圣而来的路》的介绍，主编菲利普·莫洛夫斯基和普乐威（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10。移动资本这一术语一般与马克斯·韦伯有关，他死后的遗作《经济史大纲》（1923）中简单提到过，但实际上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在先前对国际金融（和商业）资本的分析中就将这一术语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参见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1），342，325-30；马克斯·韦伯，《经济史大纲》（纽约：克里尔出版社，1961），242。
[５０]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自由主义》（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会，2005年），9页。
[５１] 卡里·波兰尼·莱维特（Kari Polanyi-Levitt）和玛格丽特·门德尔（Marguerite Mendell），“市场拜物教的起源”，《每月评论》第41期，卷2（1989年6月）：11-32页；约翰内斯·马尔克（John Maerk），“计划还是市场：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维也纳之间的思想之战”（讲座，西门菲莎大学学院人文学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本拿比，2016年9月13日）。可从http://youtube.com获取。
[５２] 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伟大的变革》（波士顿：灯塔，1944年）；费利克斯·谢弗（Felix Schaffer），“Vorgartenstrasse 203：回忆录节选”，选自《卡尔·波拉尼在维也纳》，主编肯尼斯·麦克罗比和卡里·波兰尼·莱维特，（蒙特利尔：黑玫瑰，2006年），328-346页。 卡里·波兰尼·莱维特，“追寻波兰尼的制度政治经济及其中欧渊源”， 选自《卡尔·波拉尼在维也纳》，378-391页；爱德华·马斯（Eduard Márz），《约瑟夫·熊彼特：学者，教师和政治家》（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101页。
[５３] 加里斯·戴尔（Gareth Dale），《卡尔·波拉尼：左翼生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6年），102-3页。
[５４] 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国际经济危机与第三世界”，《每月评论》33期，卷11（1982年4月）：3-5页。
[５５] 这些关于经济发展的详细评论，收录在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撰写的下列书籍中：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美国资本主义动力学》（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2年）；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繁荣的终结》（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3年）；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滞胀与金融爆炸》（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7年）；和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不可逆转的危机》（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8年）。
[５６] 汉娜·霍利曼（Hannah Holleman），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贾米尔·琼纳（R. Jamil Jonna），“危机时代的刑事国家”，《每月评论》61期，卷2（2009年6月）：2页。
[５７]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伦敦：劳特利奇，1944年）。保罗·斯威齐针对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评论道，“选择自由主义——在个人主义和竞争意义上——作为判断的标准，偏离它就视为错误，导致了人们把所有的反个人主义的思想和政策混在一起，统统视作极权主义。”保罗·斯威齐，《作为历史的现在》（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3年），285页。
[５８]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美国资本主义：反补贴的概念》（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57年）。
[５９] 菲利浦·米洛斯基（Philip Mirowski），《决不能荒废严重的危机》（伦敦：Verso，2013年），24页，37-50页；大卫·斯泰德曼·琼斯（David Stedman Jones），《宇宙大师》（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米洛斯基和琼斯尽管提供了关于二战后新自由主义形成的详细描述，但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也没有意识到红色维也纳的背景。
[６０] 米歇尔·福柯，《生物政治的诞生》（纽约：Palgrave McMillan，2008年），317页。这种归化的一个极端例子是企业使用生态系统术语来指代商品供应链，例如苹果公司的生态系统——一种掩盖全球劳动力套利中的剥削制度的方法。参见约翰·帕特里克·李里，《关键词：资本主义的新语言》（芝加哥：Haymarket，2018），72-76。
[６１] 弗里德曼作为新自由主义发言人的角色众所周知。关于杰姆斯·布坎南的角色，请看南西·麦克林恩（Nancy McLean），《朝政民主》（纽约：Viking，2017）。
[６２] 福柯，《生物政治的诞生》，133-138页；米洛斯基，《决不能荒废严重的危机》，64页；米塞斯，《社会主义》，344-351页。斯蒂格勒在回忆录中强调，芝加哥经济学院和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目标是破坏垄断力量的概念，以对抗“社会主义对强调垄断的资本主义的日益激烈的批判”，“‘垄断资本主义’几乎是那篇文献中的一个词。”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一个不受管制的经济学家的回忆录》（纽约：基础，1988年），92页，162-163页。
[６３] 阿夫纳·奥佛（Avner Offer）和加布里埃尔·索德伯格（Gabriel Söderberg），诺贝尔因子（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101页，130-131页。
[６４] 参见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的《市场如何失败》（纽约：Farrar，Straus和Giroux，2009），3-110页；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无休止的危机》，1-28页。
[６５] 关于金融化时代新自由主义对积累过程的新阐发，见吉拉德·杜曼尼尔（Gérard Duménil）和多米尼克·利维（Dominique Levy）的《资本复兴：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根源》（哈佛：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119-120页， 156-167页；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无休止的危机》，44-45页。
[６６] 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无休止的危机》，4页，18页。关于财富的集中，参见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336-376页。
[６７] 史密斯，《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欧内斯托·斯克里帕蒂（Ernesto Screpanti），《全球帝国主义和大危机》（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4年）。
[６８] 福斯特和麦克切斯尼，《监视资本主义》。
[６９] 普拉巴塔·帕特尼克（Prabhat Patnaik），《物有所值》（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9年）。
[７０] 米洛斯基，《决不能荒废严重的危机》，1-6页。
[７１] 卡尔·马克思，“价值形式”，“资本与阶级”卷 4（1978年）：134页。
[７２] 弗雷德·马格多夫和克里斯·威廉姆斯，《创建生态社会》（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7年），25-47页。
[７３] 安德雷斯·毛姆（Andreas Malm），化石资本（伦敦：Verso，2016）。
[７４] 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 James K. Galbraith），《掠夺型国家》（纽约：自由出版社，2008年）；福柯，《生物政治的诞生》，133页。
[７５] 米洛斯基，《决不能荒废严重的危机》，56-57页；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131页。
[７６] 福柯，《生物政治的诞生》，131页，145页。
[７７] 米洛斯基，《决不能荒废严重的危机》，57页；麦克莱恩，《锁链中的民主》。
[７８] 马可·波夫（Marco Boffo），阿尔弗雷德·萨德·费尔霍（Alfredo Saad Filho）和本·法恩（Ben Fine），“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威权转向”，社会主义登记册2019年，256页。
[７９] 波兰尼的《伟大变革》批判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这些人在红色维也纳的背景下主张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并设计了现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然而，波兰尼强有力的批评致力于以“伟大变革”的形式击败新自由主义倾向，迎来胜利时刻。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拉尼的书出版一年后，朝圣山学社便成立了。正因为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崛起，才出现了当前对波兰尼的迷恋。
[８０] 参见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特朗普在白宫》的前言，7-13页。
[８１] 米塞斯，《自由主义》，30页。另见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否定》（波士顿：灯塔，1968年），10页。
[８２] 引自哈耶克的《克里斯蒂，施密特和威权主义自由主义》（加蒂夫：威尔士大学出版社，1998年），168页。
[８３]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伦敦，1949年），22页；保罗·A·巴兰，“论资本主义和自由”，《每月评论》42期，6卷（1990年11月）：36页。
[８４]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164页。
[８５]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极端时代》（纽约：陈酒，1994），584-585页。
[８６] 霍布斯鲍姆，《极端时代》，563页，569页。
[８７] 参见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反传统”，《伦敦书评》17期，5卷（1995年）：22-23页；贾斯汀·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霍布斯鲍姆的世纪”，《每月评论》47期，3卷（1995年7月至8月）：139-56页；尤金·基诺维斯（Eugene Genovese），“《极端时代》评论”，新共和国，1995年4月17日。
[８８] 波兰尼，《伟大的变革》，76页。
[８９] 迈克尔·D·耶茨（Michael D. Yates），《工人阶级可以改变世界吗？》 （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8年），134页。
[９０] 乔尔根·兰德斯（Jørgen Randers），《2052年：为罗马俱乐部纪念<增长极限>四十周年的报告》（佛蒙特州怀特河交汇处：切尔西格林，2012年），14-15页，19-2页，210-217页，248-249页，296-297页。
[９１] 雅可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历史的反思》（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1979年），213页，224页。
[９２] 乔治·列斐伏尔（Georges Lefebvre），《法国大革命的来临》（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7年），212页。
[９３]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和灾难的累积”，《每月评论》63期，编号7（2011年12月）：1-17页。
[９４] 耶茨，《工人阶级可以改变世界吗？》，184-85页。
[９５] 保罗·M·斯威齐，“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每月评论》41期，编号4（1989年9月）：5。
[９６] 马恩全集第一卷。（纽约：国际，1975年），157页。
[９７]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纽约：哈珀和罗德，1942），61页。熊彼特是纯正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但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独立的思想家。他是第一个对米塞斯关于在社会主义下不能发展理性价格体系的观点提出强烈批评的人。他的独立性体现在他愿意担任社会主义政府的财政部长。见马斯（Márz），《约瑟夫·熊彼特》，99-113页，147-63页。
[９８]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43页。
[９９] 正如安东尼奥·内格里所强调的那样，一个普惠的，以阶级为基础的运动始于一个与经济建构脱节的“社会概念”——阶级。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问题不能与妇女的家务劳动、生态环境、种族形成等问题分开。安东尼奥·内格里，“从马克思重新开始”，《激进哲学》203（2018）。
[１００] 关于社会主义技术不可或缺的讨论参见维克多·瓦利斯（Victor Wallis），《红绿革命：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技术》（芝加哥：政治动物，2018年），54-92页。
[１０１] 正如斯威齐所说，“资本主义制度中没有任何可以适用于或者与实施有效生态计划绝对必要的长期规划相容的成分”，更别提它确保在社会上公平分享进步成果。与此相反的是，社会主义可以在民主的基础上对这种发展进行矫正，因为社会主义意味着抛弃这种以资本积累、利润和商品生产为社会的最高目的的发展。斯威齐，“社会主义与生态学”，7-8页。我们可以在今天委内瑞拉的公社和社区委员会、古巴取得的巨大的社会和生态成功上看到计划发展的优势——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以及来自美国的军事威胁。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查韦斯和公共州”，《每月评论》66期，编号11（2015年4月）：1-17期。
[１０２] 关于可持续人类发展，请参阅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马克思关于可持续人类发展的愿景”，每月评论57期，编号5（2005年10月）：34-62页。
[１０３] 瓦利斯（Wallis）在《红绿革命》中系统地阐明了生态转换问题。另见马格多夫（Magdoff）和威廉姆斯（Williams）的《创建生态社会》，283-329页；安格斯（Angus），《直面人间世》，189-208页；弗雷德·马格多夫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每个环保主义者都需要了解资本主义》（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1年），121-44页。关于美国激进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战略，请参阅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和约翰·尼克尔斯，《人民准备好了》（纽约：国家，2016年），245-76页。
[１０４] 在《新国际》上，参见István Mészáros，“社会控制的必要性”（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2015年），199-217页；萨米尔·阿明，“重建工人和人民国际组织势在必行”，《观点》，2018年7月3日。
[１０５]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莫斯科：进步，1970年），21页。
[１０６] 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态学”，《每月评论》63期，编号4（2011年9月）：5-14页；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通讯革命》（纽约：新闻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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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翻译：马中道。校对：菜菜、水田月、牛腩宁。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