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21世纪与共产主义》[1]这篇文章中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后发展的两段，这两段触及到有关经济发展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使我感到特别是到了今天，再次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重要。本文提出我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策略的认识。希望对这议题的讨论能引起回应，经由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继续讨论。下面就先从远航一号文章中讲到的革命后的经济发展谈起。
在打倒了旧的统治阶级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将经济剩余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提高或者巩固了各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狭隘地强调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现代经济成长，这点从上面这一段充份的表现出来。不错，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取得政治后，在经济上有了自主权，国家的剩余不再被帝国主义国家抽走，因此可以充份的利用自己的剩余来进行工业化，发展现代化的经济，但是这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一部份。革命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建设之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是因为革命后的建设是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因此虽然都是经济建设，但是却与资本主义经济建设截然不同。中国的经济建设不但与资本主义建设的目的不同，如何积累建设需要的资金也不同，对国家生产的产品的分配也不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不但受中国人民支持，也受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支持。从中国的近邻，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到离中国遥远的拉丁美洲和非洲，落后国家的广大人民对中国这样崭新的发展都非常仰慕和想要效仿。新中国社会和经济建设，以及新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吸引着北美、西欧、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许多进步人士和贫苦大众。
中国革命后的经济建设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初步消灭了私有制下的剥削，遏止了两极分化。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经济发展的目的从为资本积累转换成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并不是要“提高或者巩固各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而是为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和受剥削、奴役的人民提出了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
但是，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
这一段又进一步说明本篇作者把经济发展片面地看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主要决定因素。不仅如此，作者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存在着非常大的迷思。如果现代的科学技术真是一定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而这些发展高科技的必要条件又被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控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在后，因此在现代科学技术上肯定是落后，作者已经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这场技术上的竞赛，那麽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在哪里呢？这不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断定了社会主义会失败吗？果真如此，那麽当初为什麽还要革命呢？如果个别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相比都要失败，那麽要消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又如何可能呢？这不是等于说即使一个落后国家能够革命成功，最后还是要败于资本主义吗？更有甚之，既然我们无法跟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在科技上竞争，是不是我们就只能向它们靠拢，希望从它们那边挖一点技术和挖一点资金？这不就证实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吗？不也就否定了落后国家可以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发展的可能吗？
不错，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和改革前的中国）因为发展在后，所以在技术上与已经发展了两三百年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相比较一定是落后的，但是在修正主义之前的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技术发展是突飞猛进的，并不慢于资本主义同一发展阶段的技术进步的速度，甚至于要快了许多。另外，更重要的是技术发展的目的是什麽？只是为同先进国家竞争？还是为了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满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并且利用技术的改进来提高劳动效率和减低劳动人民的劳动强度？后进要赶先进没有错，但是发展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是为了劳动人民付出较少的劳动量却能获得同样的成果。像“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的说法是一种迷信，就是因为这种迷信的宣传才使得落后国家深信除非有西方的资金和高科技的人才，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因此就认定了要发展经济则必须要进口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接受外来投资或外来贷款，这就是邓小平资本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所依靠的基本根据。
更早的时候，当1911年革命成功后，多少爱国青年希望中国能赶快强大起来，不再受列强的欺辱，他们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民主”和“科学“，就是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中国在半封建和半殖民的生产关系下，民主和科学就硬是发展不起来。因此我们不能只单面强调技术，好像技术可以决定一切，认为最终决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败完全取决于技术的高低，这就犯了唯生产力论的错误。
60年代时，一些认真研究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家曾经进行过一场有关经济发展的讨论，其中特别谈到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该使用什麽技术，这样的讨论导致一些有关“适当技术”议题的论文。这些学者中间一些有见识的人认为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并不需要最尖端的技术，如果落后国家从外国输入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在它们国家里没有相适应的配套，结果是用去许多外汇，却对经济发展产生不了什麽效果。为什麽呢？他们说如果落后国家在城市里用进口设备建起了最现代化的工厂，这些工厂就会像是大海中的孤岛，因为这些先进的工厂与经济中其它部份不能产生任何有机的联系，少数城市里的几个高技术的工厂和广大的落后的农村各自孤立着，这些先进的工厂并不能带动技术进一步发展，也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什麽作用。战后初期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盲目的相信西方的高科技是发展经济的唯一要素，导致它们经济发展的失败，因此60年代和70年代时，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过去20年所提倡的有了科技就有发展这样的思路作出了反省，对过去片面相信高科技会促进发展的想法进行了批判。（Singer, 189-95, 203-6。）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成功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展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策略。毛主义的发展理论既深刻又极为浅显易懂，他所指出的发展方向永远是明确的，他所提出的发展策略是根据当时中国革命后社会的具体情况，从毛主席的发展理论和策略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要依靠哪个阶级，也可以了解毛主席把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看成不可分割的一体。
工农联盟下的发展策略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提出了工农联盟的策略，在革命之后，工农联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国的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与广大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来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外来的帝国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而取得胜利。革命时期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工人领导革命取得政权，为农民向地主争取土地所有权，结束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封建制度。革命成功后完成了土地改革，毛主席说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更要求提高生产，以便能有更多的生活资料，因此工农联盟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
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就决定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要如何累积。在工业化尚未起步的落后国家里，发展所需要資金就只能来自农业，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要如何从农业抽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是毛主席工农联盟策略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国的农村在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耕作，1949-1952年间，粮食与棉花的产量快速增加，然而到了1953年，粮食生产不再增加，棉花产量还减少了，到了1954年粮食和棉花的生产处于停滞状态。苏星对这样的发展说：“造成农业生产停滞，有许多原因，例如，一九五三年农田受灾八千到九千万亩，一九五四年农田受灾一亿六千万亩。但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农民个体经济的潜力发挥完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这种生产关系的束缚，已经不能持续地实现扩大再生产“（苏星，24页）。土地改革时贫农和下中农分到的土地面积很小，他们又没有什麽生产工具，因此只靠农民的积极性是不能增产的。而且一旦家里有人生个病或家里的劳动力遭到什麽意外，就得借债，借债还不了就只能卖地。苏星文章中说到了1953年时，农村中卖地的农户和出去当雇工的人数增加。苏星对热中于小农经济的主张提出这样的批评，他说：”有些人，看到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民个体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就幻想依靠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来发展农业生产。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版的‘小农经济稳固论’，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同上，20）
苏星根据当时很多的调查资料，把小农经济的样的局限性分析得很清楚，这就是说明了为什麽下一步的发展必须是进行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这一段的发展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多说。农业集体化不仅是为了发展农业的生产力，而且只有在集体化之后才能够实现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农村的两极分化会继续下去，那麽工人阶级要跟谁结成联盟？贫农？还是富农？这就说明改革后人民公社解体的政策彻底地破坏了工农联盟。不仅如此，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也就不可能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在两极分化下，没有「统购统销」的政策，只有富农可以掌握着农村中的余粮，这样不但国家无法控制粮食的供给，富农与城市中的米商也会形成他们自己的阶级联盟。
中国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是在工农联盟的策略下，工业全民所有和农业集体所有的两种所有制并存下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发展在20多年中巩固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基础，大幅提高了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首先讲一下社会主义时期农业的发展，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国，但是并不拥有丰盛的农业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中国的人口约占全世界22％以上，但是只有占世界9％的可耕地。在长期的封建土地制下，地主只管收地租（抽走了农民生产的剩余）但是不养地，因此在解放时除了江南一带和一些其他少数农村有较肥沃的土地外，大部份农村的土地都非常贫瘠。再加上中国国土上百年战乱，曾经有过的農田水利建设也都荒废凋零。因此，中国极为有限的水资源（占全世界6％）不能善加利用，在解放前每几年就一次的水灾和旱灾毁坏了大规模的农田，饿死了许多农民和都市贫民。（在解放后农田水利建设之前，中国还是深受自然灾害带来的苦难。）解放前中国的农民在一小块贫瘠的土地上，用着最原始的农具，勤奋的耕作，收成后被地主拿走一大半，平时保持温饱都困难，再遇上自然灾害，农民更无法活命。农民营养不足、身体虚弱、没有任何医疗设施来对付各种传染病，难怪上世纪30年代时中国人的预期生命只有35岁，中国婴儿死亡率每1000婴儿中有156死亡（农村更高到200），活下来的，有三分之一的孩儿在5岁之前夭折（Perkins and Yusuf, 133-134)。
1956年毛主席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论十大关系》。在十大关系中，毛主席把经济发展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放在第一条。他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68页）。毛主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关系，放在十大关系中的第一条是因为他看到虽然重工业是发展的基础，但是不能忽略了与人民生活资料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他见到苏联的经济发展过度重视重工业，而不够重视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和这样发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
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制作生产资料的基础，其中包括生产农业机器所需的钢铁、机械和能源生产的机器设备，也包括人民穿衣所必须的纺织业的纺织机，和吃饭所必需的食品加工以及一般生活用品的制造的机器等，更包括所有运输所需的器材，像铁路运输的铁轨、卡車、货车和客车的车厢等等。中国在百业待兴的困难情况下，一步步建设起社会主义的经济。苏联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上，从兄弟国的立场给予中国工业发展的援助，在资源和技术上对中国有不小的帮助。但是当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之后，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反修正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完全理解如果苏联与中国已经不再走在同样一条路上，接受苏联的经济援助必须要付上沉重的代价。之后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在工农联盟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事后想起来，当时中国一穷二白，在发展上多么需要援助，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决定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
土地改革后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在此后的20年中，中国的农业得到快速的、永续的发展。50年代时，中国的工业只限于少数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所以发展所需的资金只能来自农业的剩余。国家用农业税和工业产品与农产品交换的差价从农村抽走剩余，但是与其他落后国家发展不同的地方是中國在工业开始发展后，不但从农业抽取的剩余相对的降低，而且工业发展的成果又回馈给农业。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以重工业为基础，兼顾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政策的具体实现就是逐步减少从农村抽走的发展所需资金，把工业发展的成果用供给农村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来回馈给农村，并且由国家逐步增加对农村的投资，这就是为什麽到了60年代后农村可以能进行现代化的原因之一。[2]在工农联盟的具体政策实现下，中国的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从1952到1978年间，中国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为3.4％，工业为9.4％，交通与建筑为10.7％。
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全部靠自己积累，不像其他落后国家不是靠外来投资，就是靠外来贷款。接受外来投资就得受外资的控制，向外国借款就像穷人用信用卡买东西一样，还起债来不但要本上加利，更要利上加利。根据一项报导：1982 年到1990 年间，落后国家因为之前所借的贷款而支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和利息总共1兆3千4百50亿美元（这个数目还不包括从落后国家流到先进国家的利润、股票分红、专利权使用费等项），从这1兆多美元的资本流出减去9千2百70亿的资本流入（包括外来投资、援助、新的贷款等），在这8年中，从落后国家流向先进国家的净额是4千1百80亿美元。以1948年币值来计算相等于六个当年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到了1990 年，落后国家欠先进国家的外债比起1982年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61% （George, xv-xvi)。这就是远航一号文章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发展先进国家从落后国家抽走的剩余中的一部份。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
上面提过毛主席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和策略上有很大的贡献，除了在经济发展策略上必须坚持工农联盟，和在发展的比例上必须以重工业为基础，兼顾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之外，在50年代中期后毛主席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定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不仅如此，毛主席又指出中国在资源极为缺乏和技术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发展经济的具体办法，那就是他提出的中国要用「两条腿走路」来发展经济。在「两条腿走路」上，毛主席提出「土洋并举」 和 「大、中、小并举」。
中国发展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之后，要赶上西方国家当然要向它们学习，发展在后的国家如果能够善于利用它们的优势，可以吸取到先进国家发展的经验，并学习它们的技术。到了二次大战后，大部份西方国家的工业技术都已经不再是秘密，而是公开予世的技术，只是一些尖端的技术是秘密的。因此，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虽然有困难，但又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学习是一回事，依靠却是另一回事。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技术进步是靠从最基础开始学习，一步步累积而来。像中国的基础科学和工程学的教科书都是靠自己一本本写出来的，不像台湾从50年代开始大学和专科学院所用的科学和工程学所用的教科书都是将美国英文教科书翻印过来用。事实上发展落后国家要独立自主的发展技术在开始时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困难的是如何能学习却又不依靠。上面提到的一些60年代有关落后国家技术发展的讨论中就提到了这点，他们指出落后国家每年都有大量的脑力外流，也就是落后国家训练出来的科技人员，大批地被先进国家吸引走。先进国家用奖学金很容易地就把落后国家优秀的大学科技学科的高才生吸引过去，到了那边只要上几年研究院，就常常给这些先进国家服务一辈子。更有甚之，他们指出落后国家的脑力外流还不止如此，在依靠外来技术的落后国家中，它们的理工学院所研究的课题也都是以西方当时的尖端科技的课题为主，而不是以它们自己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科技为主。举例来说，如果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不走独立发展技术的路，那麽就不会有大批由中国训练出来的科技人员从事农村土壤的改良，稻米、小麦和其它农作物优化品种一类的研究。原因是这一类的研究所作出的论文不会被注意，不能在世界有名刊物上登载，更不能冀望得到诺贝尔奖。当一个落后贫穷国家花了大笔的资源训练出来的科技人员眼里只能看到先进国家的优良研究环境，像具有超前设备的实验室和充裕的研究经费，如果他们的梦想只限于自己在研究上的成果和荣誉，那麽训练这些人才的资源对本国本土上的科技发展就不会有什麽贡献，这是脑力流失中的更重要的一部份。（Singer, 189-95, 203-6。）
这里有点扯远了，主要要说的是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不是不能吸取西方先进的科技，但却不能依靠西方的科技，而放弃了自己独立的科技发展。许多落后国家，包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因为想走捷径就想从西方国家买点什麽技术，或者用市场交换点什麽技术，结果就是依靠西方的技术。而中国的发展就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定地相信只要我们尽力地一点一点的去挖，总有一天会把堵在我们前面的大山挖平。如果我们像远航一号那样迷信着现代科技，认为除非有大量的资金和高科技的投入就不可能发展，而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这样的条件，那麽我们还有什麽可能勤勤恳恳地从作小学生开始，认真地从头学习科学技术？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基础科技，即使要吸取外国科技也很困难，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技术并非闭门造车，一位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经济有很深研究的学者说过，中国在70年代曾经从日本、西欧国家、甚至美国进口整个工厂，其中包括化肥厂、石化厂、钢铁厂、发电厂、和商业航空飞机制造厂。他并说，中国进口了这些先进的工厂设备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自己就模仿造出同样的工厂来(Eckstein, 1978, 107) 。这是因为到了70年代中国自己的技术发展已经奠定了基础。
从外国进口技术就是毛主席的「土洋并举」中，把洋举起来的部份，也就是「大、中、小并举」中，把大的举起来的部份。因为资源有限，所以不可能只建大型的、最先进技术的工厂。解放后中国在都市里除了新建起来的工厂之外，还有不少在1956年国有化时从私人收买过来之后扩建的工厂，这些工厂在扩建中改良技术，发展成一些大型的和中型的工厂。后来也发展了都市街道集体制的较小型的工厂，这些工厂使用的技术往往是比较传统的技术，也就是毛主席所指的“中和小”，以及“土”的部份。在大跃进之后，中国在农村建造起来许许多多的中、小型工业。大跃进在农村鼓起了农民的极大热情，他们要将自己的家乡工业化。但是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大部份在大跃进中设起来的工厂都不能持续而下马。一直到了6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恢复后，这些中小型工业又开始生产了。这里指的是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五小工业，即农机（农机修理和农具）、化肥、水泥、钢铁、小型水利发电，之后更发展到纺织、机械、农产品加工、陶瓷、电灯泡和其他手工业等。农村五小工业建立的原旨是就地取材来生产农业和农民所需要的工业产品。农业机械化开始后，农村必须要有能够维护和修理农机的设备，化肥、钢铁、和发电，這些都是为了农业现代化的需要，而水泥则是为了农村修建公路和农田基本建设中修建灌溉所需。这样在当地取材，建設为当地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小型工业省去了运输要花费的资源。
1972年中国和美国签订了《上海公报》，公报中鼓励中美双方建立科学与文化的交流。美国的学术交流委员会选出了一个「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到中国来参观农村的小型工业的发展。这个代表团有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和农机、化肥、水泥业的工程师。这个由哈佛大学教授伯金斯（Dwight Perkins) 所带领的代表團于1975年6月中至7月中来到中国访问和参观，中国方面是由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的李成瑞前辈从始到终负责领队。这个代表团在1977年时出版了一本他们访问的纪录和他们的观感和评论，书中有很多珍贵的材料和图片。这本书说当时中国的农业机械制造工业很有活力，这个产业的产品与制程都不断地改进和升级。国家把较简单的机械，转移到公社和生产队所拥有和经营的工厂进行生产。据这个代表团观察，这些公社和大队的工厂：“日益进步，能够克服更多生产上的问题。“（Perkins ed.，1977：119）代表团也肯定乡村工业化的其它重要成果，像降低了都市化进行的速度，克制了对外国科技的依赖，缩小了城乡之间、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在社会与经济地位上的差距等等。而且，代表团还肯定这样的发展有助于将技术能力扩散到整个乡村人口中（Perkins ed.，1977：116）。从这个代表团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大跃进给了农民农村工业化的挑战，农民不仅迎接了此一挑战，而且在成果上还大大超越了这个挑战。
社会主义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
社会主义时期在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了靠两条腿走路外，在技术的传播上更有它独特的地方。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与传播靠竞争，新的技术出笼取代了旧的技术，在新的取代旧的的过程中得到技术创新。有名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把这样的过程叫作「毁灭性的创新」，也就是把旧的技术毁掉了创出了新的技术。大的企业有很多资金可以用在科研发展上，新的技术出来就把无法技术更新的小的企业打垮，或者收买。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就是在这样不断地毁灭中前进，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达成垄断。中国在资本主义改革之后，意识形态的宣传不断地强调只有竞争才能有进步。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得到的经验正好相反，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科技的进步靠的是合作。在全民所有制下，每个企业都是国家所有，因此算的是一笔账，而不是每个企业各自有一笔帐。50年代和60年代时，为了在全国发展钢铁业，最大的钢铁企业，像鞍山钢铁厂，就在技术上援助全国各地新建起来的钢铁工厂。鞍山钢铁厂派人去各厂在技术上作指导，去帮忙解决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新建的工厂也派人到鞍山钢铁厂去学习。他们还为这种技术的傳播想出个有意思的名字，叫作母鸡下蛋。把鞍山钢铁比喻成一只母鸡，到全国各处下蛋。我们看到中国钢铁业发展得如此快，就是因为下了的蛋不久就孵出小鸡来，小鸡长成了大鸡，又继续下蛋。
在全民所有制下所有的工厂的生产都不是为了盈利，每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都是国家订的，所以结算下来有利润或是亏损都不是因为这个企业经营的好还是不好。企业结算下来的利润上缴国家，亏损的企业由国家补贴。生产农机的企业因为农机的价格订得低，所以会亏损，但是并不代表这一类工厂经营得不好。农机的价格订得低，人民公社和大队才买得起农机。另外像生产手表的企业因为手表的价格订得高，大幅超过生产的成本，所以结算下来有很高的利润。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下，农机企业不会因亏损而倒闭，亏损部份由国家补贴，手表企业的利润也不留企业，要上缴国家。一年要生产多少台农机和多少支手决定于计划，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资本积累，赚钱的企业就有更多的资本投资扩建，赔钱的企业就减产或倒闭。就是因为在全民所有制下算的是一笔账，一个企业给其他企业的技术和其它的各种支援，也不由这个企业负担，而是由国家负担。还值得一提的是每个企业要付给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也是由国家直接拨发，所以社会主义的企业不会也不能像资本主义的企业一样，因为生意作不好赚不到钱就解雇工人。工人的终身工作是由国家保障的，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像住房、水电、医疗、托儿所、食堂、退休金等）也都是由国家直接拨发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一开始就把每个个别企业变成自负盈亏，这样就把企业生产的目的改变成为本企业牟利。生产的目的改变了，所有的一切也都跟着改变了，此后企业发给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要来自企业的收入，因此，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就成了这个企业生产的成本。在以牟利为目的的生产下，企业一定要尽可能缩减成本，因此必须要降低工资和削减福利，并且要增加工作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用最少数的工人完成生产，其他的工人对企业来说都成了多余，而被企业解雇让他们下岗。另外，不赚钱的企业就让它们破产，或将它们拍卖。这些企业原来生产的产品是否还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当企业变成了自负盈亏的个体，生产的目的成为牟利后，即使仍由国家所有（尚未被私有化）也不再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了。
社会主义下的两条腿走路和在合作下广为传播技术的发展，在资本主义之下是不可能实行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下，技术高的和资金雄厚的大企业一定把技术低的小企业从市场中驱除出去，这样的技术发展浪费掉大量的资源。在社会主义下，全民所有制大型工厂在技术更新时，就把旧的机器让给集体企业继续用来生产，这样大小企业的合作节省了很多物资，免除了浪费，而且加速了技术扩散的速度。社会主义的这种做法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当时物资缺乏，要尽量节省物资，但是还不只是为了节省物资。因为旧的机器当初都是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就是马克思说的物化了的劳动（或称死劳动）。把旧的但是还可以使用的机器轻易的废除掉，就是不珍惜劳动，也不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我们不是都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改革中关闭掉了大批工厂，工厂里的机器被拖去当废铁卖掉？工厂的工个人看到他们劳动生产出来的这些机器和厂房这样被丢弃掉是如何的不舍？我们读到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中的工人主角对那部多年陪伴着他生产的机器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在改革开放后当生产的目的从为满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改变成卖到世界市场中换取外汇，许多城市中的纺织工厂都关了门，或者是全部用外国的技术标准更换了厂中的机器，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这就是当纺织的目的从满足人民穿衣的需要，转换成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商品所带来的基本的改变。
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三百年中，在技术发展上对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资本主义在谋求利润的动力下，不断地用新的技术取代旧的技术，使得技术日新月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方式的技术革新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市场已经饱和，各个企业都有剩余产能，市场的竞争更加剧烈。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竞争的胜败就决定一个企业的存亡，在新兴的电子业中更是如此。一位颇有名气的英特尔公司总裁曾为他们公司必须不断快速地技术更新而感叹。1993年英特尔在新墨西哥州的里欧兰桥城（Rio Rancho) 的奔腾5芯片厂开工时，它的总裁安迪·高伏 (Andy Grove)说，“我们自己在吃自己的孩子，而且一定要越吃越快，这才能使我们取得竞争的优势。” 他的意思是说奔腾5芯片出来，就把奔腾4芯片吃掉了。而奔腾5芯片刚开始生产，奔腾6，7，8芯片已经在准备陆续出炉了。像这样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赚钱的大老板也不得不为曾经是公司里最为亮丽的奔腾4芯片的丧命而惋惜。英特尔的新厂接受了新墨西哥州政府的优厚补贴，虽然受当地居民强烈的抗议，还是照样开工了。这个厂用去大量的水资源，造成大量的污染，而英特尔因新的芯片不断出笼而扩大了市场，取得更高的利润。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存所依靠的地球已经无法继续承受这样的科技更新了。像这样每时每刻不断地把有限的资源变成含有毒素的垃圾的科技进步是没有前途的。
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技术发展是建立在不断地推广和普及基础上。我们看到在从美国来的「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的评语中，说到农村小型工业的发展有助于将技术扩散到整个乡村人口中。有了人民公社之后，中国农业技术上的发展也是非常惊人的，发展的成果引起了国外农业专家的注意。有一位对中国农业有研究的专家托马斯·维恩斯（Thomas B. Wiens）曾经对中国在稻米品种改良完成的速度感到吃惊。他说传统育种通常需要经过六到七代的杂交与选挑的过程，才能使杂交种籽的特性稳定下来，然后在试种中进行评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传与说服农民采用新的种子，所以前后需要8年到10年的时间。中国在杂交稻米的品种改良以异常快速地从育种进入大规模生产，比其它国家快上好几年。维恩斯说中国透过在人民公社时期设立起来的「四级研究网」（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组成了一个选种体系，这个体系是通过在不同气候的地区设立的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之间的合作，所以一年中就可以生殖三代，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同步稳定、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种籽、加以鉴定，并进行大量繁殖（Wiens，1978：680）。
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技术发展不是靠庞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员，中国的发展靠的是工农联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中国的技术发展靠的是在社会主义培养和教育下的普通工人和农民，以及进步的知识份子。
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
本文一开始就说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是落后国家人民希望能够效仿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是毛主席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仅在短短的20多年间，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透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用两条腿走路，发动工人和农民达成了大规模的现代化。
在农业方面，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与大队的干部发动和组织农民，每年投入了难以置信的大量劳动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民勤奋地将心血和劳力投注于他们的未来与中国农业的未来。公社、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将农业的剩余储存为公积金，然后以公积金向工业部门购买农机和其它现代的农业投入品。国家推行了工农联盟的发展策略，发展所需的资金开始时取自农业的剩余，但是工业开始发展之后，国家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降低从农业部门移走的剩余，并且尽可能地提供农业生产与现代化所需的工业产品，重新补充农业部门。小型的农田基本建设由公社和大队用大量的劳动力和自筹资金来修建，大型的（像造红旗渠和疏导黄河一类的）水利设施则由国家出资金，公社和大队出人力来修建。国家除了在农业的水利投资外，也为农村的教育和保健提供所需要的资源。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20年里，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加。粮食生产从1952年的1亿8千1百万公吨，增加到1977年的2亿8千5百万公吨。除了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之外，粮食生产以每年超过3%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此一时期的粮食增长率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增产的纪录，也打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的纪录（Groen and Kilpatrick，1978：619）。到1970年代末，中国的粮食和食品供给已经达成自给自足。下面用两小段来说明中国农村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
农田基本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大量宣传文革十年把中国的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世界银行出经费请一位研究中国经济专家托马斯·若斯基（Thomas G. Rawski)调查中国用劳动密集发展模式的经验，调查的结果在1979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成长与就业》这本书。书中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证实了十年文革不但没有造成经济上的损害，反而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肯定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与其它落后国家不同的是1970年代中期，中国的乡村地区很少有失业或就业不足的迹象。若斯基说中国农民在农闲季节花极大的劳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民一年中的工作日，平均从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250天，增加了一倍以上（Rawski，1979：7-8）。难道这些农民就是改革派说的大锅饭下养的懒汉吗？
前面提过的另一位中国经济专家亚力山大·阿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 对中国人民公社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的成就特别佩服。阿克斯坦说到中国农民进行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中国整个农村的地理景象，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平整土地（挖掉小土山和填满没有用的小溪）、造梯田，也包括用箩筐挑土来兴建灌溉水霸、蓄水池，运河、灌溉渠道和地下排水道、水利灌溉占和挖井。他并说农业生产在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应用适合的人力、农机、肥料、改良的种子的组合建起了高产和稳产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领导看到了在长远的未来，这样建设起来的农业才能使中国人民丰衣足食。不幸的是到了70年代底，虽然经过农民如此的努力和苦干，中国的高产稳产田在整个农村还只能完成一半，改革开放后将人民公社解体，终结了中国农业长远的发展计划。
美国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发现，中国农民并不害怕农业机械化可能会造成失业，相反地，他们发现：“中国人将机械化视为一个有效的工具，可以增进劳动生产力并将劳动力释放到更有生产性的工作中。”（Perkins ed.，1977：118）事实上，到了1970年代中期，许多乡村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工厂在播种和收成的农忙季节必须停工，让工人可以到田里协助播种和收割。
农业现代化
中国的农业在工农联盟的策略下，靠着农民的努力在农村大规模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大幅地改变了刚解放时中国农民用最原始的农具生产，完全无力抵抗自然灾害，只能靠天吃饭的悲惨情况。下面表一显示出社会主义时期农业机器的马力和农业灌溉所用的电力都是成数倍、数十倍、数百和数千倍的增长，更有些是从无到有的成绩。
社会主义期间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在毛主席的理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出来的奇蹟。
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生活的改进
人民公社时期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让乡村居民都能得到医疗照顾。在革命前，中国农民不仅缺乏足够的营养，也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健。在1930年代，中国人的自然死亡率是千分之27，全国婴儿的死亡率是千分之156，而在农村则可能高达千分之200，更有近三分之一的儿童在五岁之前夭折，人民的预期寿命才35岁（Perkins and Yusuf，1984：133-134）。这些可怕的数字并不奇怪，因为1949年中国每24201个乡村居民才有医院里的一张病床（见表二）而且完全谈不上什么预防保健。中国人的健康情况十分可悲，被称为「东亚病夫」，当然也是东亚病妇、东亚病童。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并没有确切的识字率数据，不过估计大约为20%-40%，而且绝大多数识字人口住在都市。
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新政府发动了许多卫生保健的群众运动，透过教育与动员群众来消除传染病。到了1950年代后期，重大的传染病如疟疾、肠道寄生虫、血吸虫病、呼吸道疾病、梅毒、伤寒与肺结核等，不是被消灭就是全面受到控制。流动诊所在农村给幼儿和成人接种疫苗，并给农民提供预防疾病与计划生育的信息。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之后，建立了合作医疗体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合作医疗体系提供的医疗服务有了很大的扩展与改进，国家给予了更多的财政支持，城市来的医疗人员协助训练了乡村地区的医生与其它医疗工作者，包括赤脚医生。从表二中可以看到中国全国医院数目1978年是1949的50倍，病床是23倍，每张病床与人口的比例从6667人一张病床下降到515人。农村医疗资源方面的进步更为显著。
中国改善乡村地区的医疗与教育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到了1970年代末，尽管中国仍然是个贫穷的国家，它的医疗与教育指标已经是较接近已发展国家，而远远超过开发中国家。死亡率从1930年代的千分之27减少到1979年的千分之6，同时期的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156减少到千分之56。预期寿命增加到1979年的64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便增加了一倍。（Sidel and Sidel，1983：92-93）。解放以后，在全国的乡村和都市里都积极地展开了识字运动。1980年公布的资料显示到了1976年全国93%的学龄儿童，即1亿5千万人进了92万4千所小学（Perkins and Yusuf，1984：177）。乡村地区小学入学率得以普及的原因是，每个公社平均都建立了15所小学。全国有半数中学学龄儿童即6千万人上了中学，在乡村地区入学率稍低于50%（国家统计局，1981：451）。
我们在分析社会主义优越性之后，不能逃脱解释社会主义为什麽不能继续的责任。《21世纪与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为什麽不能持续下去，作了几点解释。我对这几点解释并不同意，主要是我不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不能持续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夺走了无产阶级政权，但是这还是没有回答为什麽资产阶级有能力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但是这篇文章已经太长，无法再讨论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只好在另一篇文章中再作分析。
注释：
[1] 见红色中国网《国内周刊》第9期。2014年3月23日。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7299
[2] 农业税在国家收入的比例降低，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交换的价格，逐渐偏向有利于农产品。
参考资料
中文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67 － 288）1977年出版
苏星，“土地改革后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经济研究，1965年第七期。
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摘要， 1983
中国经济年鉴， 第六卷， 1981
英文
Eckstein, Alexander,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1.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80-114
George, Susan, The Debt Boomerang, Pluto Press, 1992
Groen, Henry J., and James A. Kilpatrick,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1: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606-651
Perkins, Dwight and Shahid Yusu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 World Bank
Publicati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Sidel，Ruth and Victory W. Sidel, The Health of China, Beacon Press, 1982
Singer, Hans W. The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cmillan, 1975
Wiens, Thomas B.,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and Capabiliti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1: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671- 703
因为我本人长期在国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除了在1979年第一次到中国参观过的农村和工厂外，没有自己的研究调查。另外，能够找到的中文参考资料也非常有限，所以借用了很多英文的资料。有不少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人（也有欧洲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了解有相当的深度，这里就借用了他们提供的资料。近年来不少中国曾经直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辈也出版了他们的论述，希望能有人将他们这些极为珍贵的经验和重要的论述聚集编成系列丛书，供我们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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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宝瑜。本文为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