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是过去一两年间第二本读来令我感到精神痛苦的书，另一本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2015年，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被时任TBS（日本五大民营无线电视台之一）华盛顿分局局长山口敬之灌醉后强暴。在持续两年坚持搜集证据诉讼不成后，她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全部写下来出版，就是这本《黑箱》。“黑箱”一词来自负责伊藤案的检察官的原话：事件发生在私密空间之内，是一个“黑箱”。而伊藤在不断试图打开这口“黑箱”的过程中，却在日本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中发现了更多的黑箱。
《黑箱：日本之耻》，[日]伊藤诗织 著，匡匡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4月。
如果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给出了一个被长期操控诱奸的受害者经历文本，《黑箱》提供的则是典型的熟人强奸情景再现。2013年9月，留学纽约的伊藤在打工的酒吧偶然结识了新闻界前辈山口敬之，之后在毕业寻找实习机会时得到过后者的引荐，但至此两人从未单独见面，伊藤认为山口只是一个普通的熟人。2015年3月，由于回到日本后没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伊藤写邮件向山口询问TBS华盛顿分局是否有实习或工作机会，山口很快给予了热情回复，并建议其先到华盛顿分社实习，同时等待正式录用，并约她见面商谈签证事宜，4月初的这次见面便是性侵害发生的日子。自认酒量不错的伊藤在寿司店醉酒失去意识，醒来时强暴正在发生……
书中最令人痛苦的部分就是伊藤叙述自己被强暴后几天内思想和经历的内容。那种被有权力且力量超过自己的人操控、在封闭空间被男性暴力相向伤害身体的恐惧，事后试图与受侵害的自己精神上进行切割的痛苦，以及被迫回忆经历及与施害者接触时羞耻、愤怒和害怕混杂的脆弱精神状态……伊藤有意用直白的笔调陈述自己的经历，但任何女性和稍微富有同理性的人，都很难不在阅读那些内容时感到难过。一个令人心碎的细节是，即便是在侵害发生的过程中，伊藤表达抗议时，对山口使用的仍然是敬语，“女性面对比自己年长、位高的男性时，可以使用的平等抗议性语句，我却无法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或许日语里原本不存在这样的语句。”性侵发生在周五晚上，然而直到周一与做护士的儿时玩伴见面，对方见她神情有异一再追问的情况下，伊藤才第一次向他人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她在此之前处在“心理休克状态”，甚至没能认识到自己遭遇了强奸。当伊藤终于意识到山口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兑现为其提供工作机会的许诺，只是在玩弄她，而她所奋力追求的记者职业本应向公众传达事实真相，她才做出了报警的决定，这时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五天。
面对这些残酷的文本，要说“这是个正在变好的时代”，听起来似乎很荒谬，但这些受害者视角的文本在近年来接二连三的出现，是如此前所未有、惊世骇俗却又如此重要。因为人类是如此难以互相理解的生物，我们天然具有共情鸿沟，用来划分族我群体。如果没有共同点，或身临其境，我们很难真正理解他人的痛苦。而一个个性侵受害者勇敢暴露的伤口，为我们建立起了了解性侵伤害性的通道。她们不再是某个不知名的受侮辱的姑娘，或报纸上用黑条遮掉眼睛的照片，新闻报道里的化名……这些真实到不堪的陈述提醒我们，她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脆弱的人，当厄运降临，只能做有限的挣扎。迈出报警的一步已经是非常勇敢，起诉更是勇气惊人，走上台前的几乎所剩无几，而我们有幸在几年之内接连看见，并且因为它们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被鼓舞说出了自己的经历，形成了一场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纪录片《日本之耻》海报。
除了披露自身经历激发共情和鼓励其他受害者，《黑箱》的价值更在于伊藤出版本书的目的所在，那就是揭露在当今日本法律体系下，性侵受害者想要讨回公道会经历多少来自明处和暗处的困难，“不仅是对法律的修正，对性犯罪受害人的调查方式，乃至整个社会的接受程度与态度等，方方面面都有必要加以改善。” 这对非日本国民的读者也同样有参考性。不仅是在东亚，如今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性侵发生前的预警，发生后续保护现场、证据和提供法律支持的系统，都算不上完善。伊藤所遭遇的保存证据的困难，报警后经历的一连串二次甚至多次伤害，这些困难在性侵案越来越多地被我们了解的当下，都并不陌生。
伊藤在书中谈到，在强奸案中，主要的争议点有两个：是否存在性行为和是否为双方自愿。前者相对容易认定，在熟人强奸的案例中，后者往往是问题的关键。在伊藤的案例中，监控录像显示失去意识的她被山口拖曳着进入了酒店，但即便如此，她仍被要求证明自己并非情愿。而事实上，据斯德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的调查显示，70%的受害人遭受性侵时，会出现身体无法动弹的“假死状态”，无法表示拒绝，加害人得以藏身于“自愿的高墙”之后。伊藤本人在案发过程中出现了记忆缺失的状况，她相信是约会迷药的作用，并得到了相关研究者的支持，但却因缺乏证据无法证实，而记忆的混乱和缺失让她更加难以证明自己并非出于自愿。在案件调查进行了一年多之后，负责本案的检察官在谈话中跟伊藤说，他认为已婚身份的山口利用职务之便、抓住她的梦想作为可乘之机就足以判定他是加害方，而通过分析两人的往来邮件，检方也倾向于做出有罪推定，但证据难以支持判定，因为日本的刑法有重视嫌疑人主观动机的倾向，除非有视频、目击者等强有力证据，否则就难以定罪。最终，检方判定本案“不起诉”。
在现有制度之下，发生在性侵场景中的权力不平等也常常延伸到之后的抗争中。伊藤案的证据收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警方一度已经批捕嫌疑人，却在计划逮捕的当天被高层叫停。伊藤因此长时间无法正常工作，而加害人山口却丝毫不受影响，反而靠着安倍晋三传记作者的身份加官晋爵，受到重要人物庇护，甚至毫无廉耻地与伊藤公开叫板。伊藤面对的不仅是山口个人对她的权力压迫，而是山口的男性身份和地位与日本保守顽固的父权文化密不透风地结合起来的力量。在这类性侵害中，加害人总是和父权是一体的。他们在实施侵害后，往往依仗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荡妇羞辱为自己开脱，而在像伊藤案中双方地位悬殊的情况下，受害人更可能受到来自制度层面的全面碾压：在媒体为报道伊藤案件做调查采访时，当时的日本刑事部长中村格亲口承认了“我没让他们逮捕山口”，理由是出于他自己的判断；而山口在收到编辑部的采访请求后，不小心将原本打算转发给“北村先生”的邮件误发给了编辑部，而这位“北村”很可能是内阁情报官北村滋。也就是说，山口的高层人脉影响了司法进程。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伊藤认为要想对性暴力做出有效的应对，就必须同时改善与性暴力相关的社会和法律系统，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社会应当为受害者创造可以开放谈论自身遭遇的宽松氛围。于是，在就“不起诉”决定向检查委员会提交复议申请后，伊藤决定公开露面，召开记者会，促进整个社会关于性侵的公开讨论，这需要“从悬崖纵身跳下的勇气”。伊藤诗织是日本第一个公开自己经历、容貌和姓名的性侵受害者，但她的勇气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同情，发布会后，各种骚扰、谩骂、威胁、阴谋论蜂拥而至，“出风头、搏出位、桃色陷阱、仙人跳、有政治企图”等臆测充斥网络。甚至有人厌恶、反对她的原因是，“日本女人受到性侵不会这样公开说出来，她不是日本女人。”
唯一在事件公开后没有受到大规模羞辱的，是林奕含，可是她死了。她用死亡堵上了在她生前对她进行荡妇羞辱的悠悠众口，获得了普遍却无力回天的一些同情。伊藤诗织还活着，却要因此被不断指摘，甚至被指为“日本之耻”。还有其他无数个性侵受害者承受着相似的命运。如果人类发展到了今天，性侵受害者还是只能以死交换正义和公道，这世间未免太残酷。
这些受害者的经历提醒着我们，在制度远不完善的当下，堂而皇之地谴责受害者是不理性并且不人道的。对于这些以血肉之躯为我们揭开世间丑恶的义人，我们不应该保护她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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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柯晗。来源：澎湃思想市场。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