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已经持续了数月。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性社会抗议，其口号与诉求也具有“全民性”。这些庞杂诉求背后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多种民主原则内部张力甚至冲突的延续。“黄马甲”运动的发展动态表明，法国的共和主义传统正在遭遇根本性危机——统一与平等这两大原则的现实基础正在趋于瓦解，令人不由疑惑“法国大革命仍在持续”。
理解法国的革命性与多变性，应当看到法国自身历史所描绘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国：一个是思想的历史，强调中央集权传统、与人民主权的绝对化相联系；另一个是社会的历史，充满了现实与原则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妥协和重组。探究不同革命目标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革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妥协等，让人不由得思考，是否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革命？
一、法国大革命：什么都没有改变？
法国是启蒙运动的核心，一度牢牢掌握着西方世界的话语权。指导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大都源自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政治文化，它们基本针对法国的旧制度而提出，反过来又与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被奉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纲领和《人权宣言》的重要思想来源。卢梭所描绘的这幅政治蓝图的前提是：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想象成为与君主相对的“单数”形式的概念。基于革命的共识或以革命为名的个人诉求的表达，人民可以共同推翻旧制度；但是，人民（people）本身是一个“复数”名词，是多数个人的集合体。法国大革命形式上打破了旧制度的等级制、结束了君权神授的国王专制统治，但并未能按照统一与平等两大原则改变千差万别的个人，更没有把他们有机组织成为整体。
所以，人民主权理想的提出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实践都未能解决如下问题：首先，如何以及由谁来将千差万别的个人结成政治共同体？这问题的实质依旧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其次，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作为整体的人民的意志？共同意志如何区别于多数人的意思表达（大众意志）——这就涉及资产阶级革命者们与生俱来的对“多数人暴政”的恐惧。再次，如果共同意志可以形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那追求平等和统一的“人民主权”原则必然与追求个人自主的自由主义诉求之间产生矛盾——这就既关乎平等与自由这两个最基本的革命追求之间的张力，又关乎统一原则与自由追求之间的矛盾，这又该如何协调？
因而，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方面是各种革命理想的不确定性、分歧和内部张力，另一方面是肩负实现革命理想的革命者们的个人追求——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突然在政治领域赢得至高无上地位的个人（主要指第三等级的个人）。于是，建立理性政府的革命理想与表达革命（或利益）诉求的个人激情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甚至暴力与血腥）与妥协等，共同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底色。
这样的底色使得法国“公民文化”和政治术语中左和右的概念几乎同时产生，使得革命政治口号中具有普遍性的公民权成为事实上的精英特权——事实上大革命的结果是资本所有者才是公民权利的真正享有者,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来源是财产权而不是口号所示的人民性。这不仅让托克维尔在1852年哀叹“（1789年大革命以来）没有什么或几乎没有什么被改变”，而且使得法国走上了不断革命的征程：法国人民要实现革命理想，但是，革命本身是旧制度社会演进的结果，又试图与旧制度决裂。
二、人民主权：未完成的民主
1789年法国大革命崇高宏大的革命理想超出了阶级和社会等级，革命理想与革命结果似乎大相径庭。但时至今日，这些革命理想、《人权宣言》的基本诉求，特别是法国人民对于人民主权的想象等，仍然是法国人民不断革命的理由——也是“黄马甲”运动的正当性依据所在。
一组双重矛盾几乎贯穿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法国历史。第一重矛盾是追求一致原则、实现共同意志的理想与法国的“分裂”现实之间的矛盾。共同意志背后是对“人民拥有最终的权力”的认可，但是，谁是人民？保皇派、共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回答。
第二组矛盾是追求平等原则、保护普遍利益的理想与社会的公平缺失现实之间的矛盾，因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与“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都是《人权宣言》的重要内容，但《人权宣言》并未能回答如何平等地实现财产拥有者与无产者之间的自由，也未能阐释资产阶级的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实现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平等”仅是从道义出发的、并非经济意义上的平等，所以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并没有因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而减少，反而在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凸显。
在这双重矛盾推动下，19世纪以来的法国经历了充满多样性的现代史，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多种乌托邦理想相继破灭、各种理想与现实冲撞之下不同群体不断较量和妥协的历程。
（一）资本主义“市场万能”乌托邦的破灭
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结构性失业和贫富悬殊等动摇了这一乌托邦的根基，大多数法国人并未因为资本主义而享受富足，相反19世纪末的法国绝大部分工人阶级处于贫困之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神话随着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再度席卷法国，法国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形稳定社会结构逐渐瓦解，法国社会贫富分化一直在加剧。2018年《法国贫困报告》显示，以家庭收入仅为国民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作为贫困家庭的标准，20世纪60年代贫困家庭数量占比为12%，而到2017年增加到30%。今天，中产阶级的阶层向下流动是促使大量中产阶级走上街头参与“黄马甲”运动的重要原因。
（二）“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政治普选权乌托邦的破灭
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使得政治平等是法国公民权斗争史的核心内容。20世纪中叶普选权获得真正推广，名义上的大众民主建立起来。但是，大众民主与精英政治、“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是天然存在冲突的。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逐渐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选举本身的作用在相对化和庸俗化，如罗桑瓦隆所说，“选举只不过是证明选定政府的方法的有效性”。“黄马甲”运动是一场“不分左右政治立场”的全民性街头抗议运动，所提出的各种“超越左右”诉求的目的就在于用“精英—大众”之间的对立或者隐喻的阶级对立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共同反对现行法国精英统治体系和政权、资本与媒体等建制性权力。
（三）福利资本主义乌托邦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开始全面建立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但碎片化地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事实上已经成为各“碎片”制度背后的社会群体实现和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经济乃至政治工具。一方面，瓦解了传统大工会的实力，降低了不同行业的工人为了共同利益形成团结机制的可能；另一方面，过度依赖通过福利制度进行财富分配，反过来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产生负激励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夸大这种负激励作用，给社会经济权利冠以“福利陷阱”或“福利奶酪”的污名。
由此，法国的精英阶层将法国目前的债务危机归咎于过重的福利社会负担，也就是对穷人补贴过重；而“黄马甲”运动参与者们和其他中低阶层的法国人，大都将债务危机归咎于金融权力的膨胀，也就是法国中央银行失去了货币发行权导致法国政府债台高筑。这种泾渭不同的理解背后是法国社会的精英与大众之间分裂的进一步加剧——究竟是新自由主义初次分配制度的错？还是福利国家制度所惹的祸？
对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正在撕裂法国社会。此时，人民主权在哪里?在街头的抗议人群中，还是在经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官员、议会代表中?或者在选举背后的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中？或许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法国不断革命所力图实现的人民主权，迄今仍是未完成的民主！
三、统一与平等：现实基础的瓦解
“黄马甲”运动中提出的许多激进口号，从不同角度形成对统一与平等两大原则的否定，也昭示着这两大原则的现实基础在松动与瓦解。
（一）法国的国家能力与金融资本跨国扩张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不公和社会分裂持续恶化
当法国公民认为政策制定是不同的人适用不同的规则时，不平等的感觉尤为强烈。这种不平等感正在将法国社会切成两个部分：认为被剥夺权利和遭遇不公的人，由于有共同的愤怒而结为一体；那些越来越富裕的精英们，则因共同的利益而结为一体。这就促使前者基于法国社会深层的反抗精神传统而走上街头，成为“黄马甲”运动的一员。“黄马甲”运动与法国现有的政党、议员、工会等都没有直接关联，反过来印证了这是一场针对后者的全民性抗议运动，正在将日益失衡的劳资关系、日益恶化的社会分裂、被长期掩盖和虚化的阶级话语等再一次提上政治舞台。
(二)法国的代议制民主政治和左右翼传统政党政治处于信任危机之中，精英政治与大众民主、政治体制与街头政治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有可能引发法国宪政危机
“黄马甲”运动对法国现政权和整个统治结构进行全面质疑，明确指出代议制民主和其他建制性权力的虚伪性。直至目前，他们所试图采用的解决问题的政治手段仍未超越代议制民主的范畴，既缺乏明确方向性，也没有通过既有或者其他革命性政治手段实现诉求的路线图。但是，该运动的持续发展有可能引发法国新一轮宪政危机，建立怎样的“法兰西第六共和国”正在成为法国社会各界的热点议题之一。
法国追求一致和平等目标的现实基础正在趋于瓦解，但1789年的革命理想仍在指引着法国人民不断革命，法国人民对人民主权的梦想仍然是未完成的民主……革命胜利的曙光似乎仍然遥不可及。
（作者：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摘自《文化纵横》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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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