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拼命鼓吹“社会改良”，赞美“社会和平”的时候，1905年在俄国爆发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沉重地打击了欧亚反动堡垒的沙皇专制制度，震撼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进了欧洲工人运动的高涨和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觉醒，结束了巴黎公社以来的“和平”发展时期，掀起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风暴。
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孟什维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率领无产阶级英勇奋战，创造了总政治罢工，建立苏维埃等新经验。在革命失败后，列宁又及时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坚决反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并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人民坚持斗争，提供了把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紧密结合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
革命的爆发和俄国党内两条对立的路线
俄国1905年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首先爆发在政治、经济较为落后的俄国，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首先起来打响向帝国主义冲杀的第一枪。
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焦点。1901—190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俄国，三千多家工厂倒闭，十多万名工人被解雇，占全国百分之六十的农民破产，从而使俄国国内外各种矛盾急剧地激化起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01—1904年间，俄国爆发了一千多次工人罢工斗争，同时在各地爆发多次农民大起义，斗争锋芒直指沙皇专制制度，使俄国革命走在当时世界革命运动的前列。
危机重重的沙皇政府为了扑灭革命的烈火，乞灵于对外战争冒险。1904年4月，沙俄和日本为争夺东北亚的霸权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却走向沙皇政府愿望的反面。军事上的惨败，经济上的破产，进一步加深了俄国国内的矛盾，革命条件日益成熟。1904年年底，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巴库等地工人举行罢工示威。革命暴风雨即将来临。
1905年俄历1月9日[ 俄历在二十世纪比通用公历晚十三天。以下俄国发生的事件均为俄历。]，彼得堡发生的流血事件，成了这次革命风暴的开始。
1905年1月3日，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因厂方无理开除四名工人而开始罢工，其他工厂的工人也积极响应，到1月8日发展到全城总罢工。沙皇政府为了破坏这次罢工，策划了一个反革命阴谋。它指使警察局的奸细加邦牧师诱骗工人举行和平游行，向沙皇请愿，以便乘机把工人淹没在血泊中。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彻底揭露加邦牧师的欺骗性，使革命顺利进行，便深入工厂，散发传单，进行宣传，劝阻工人不要进行无益的请愿。指出“用一纸请愿书是买不到自由的，自由是要用血来换取的，自由是要在残酷的战斗中拿起武器来争得的”，并揭露沙皇政府可能制造流血挑衅事件。但当时仍有一大部分工人受了加邦的蒙蔽，对沙皇抱有幻想。1月9日(星期日)，工人们扶老携幼，组成约十四万人的一支和平请愿队伍，举着教堂旗帜和沙皇画像，唱着圣歌，拿着陈述本身疾苦并要求沙皇赐予“恩惠”的请愿书，往冬宫求见沙皇。但是，沙皇并没有对工人讲“仁慈”，而是按照预定计划，用血腥屠杀来回答他们的和平请愿。当手无寸铁的工人游行队伍向市中心集中时，沙皇政府就以“工人想摧毁冬宫，杀害沙皇”为借口，下令开枪射击。接着派骑兵冲击，用马刀砍杀，结果，有一千多人被打死，二千多人受伤。工人的鲜血染遍了彼得堡街头。这一天在历史上称为“流血星期日”。这是自巴黎公社“流血周”以后最严重的反革命屠杀事件。
布尔什维克虽然不赞成这次请愿，但当工人群众自发地行动起来的时候，为了领导、教育和启发他们，仍决定参加工人游行队伍。因此，布尔什维克的许多党员也惨遭枪杀和逮捕。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员站在洒满工人群众鲜血的大街上向工人群众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本质。血的教训使广大群众迅速觉醒，开始认清了沙皇政府的反革命本质，丢掉了对沙皇的幻想。当天下午，工人占领兵工厂、武器库，夺取武器，筑起街垒，奋起反击。工人们说：“沙皇痛打了我们，我们也只好把他痛打一顿。“流血星期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俄国，激起了各地群众的极大愤慨，卷起了罢工的浪潮。“打倒专制制度”、“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震撼着俄罗斯大地。仅一月份内，罢工人数达四十四万人，趙过以往十年的罢工总人数。革命风暴席卷俄国各地，猛烈地冲击着反动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
俄国革命开始了。
革命的迅猛发展，把社会上各阶级、各政党都发动起来了。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沙皇政府深感单靠暴力无法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也不能制止革命。因此，它除了残酷镇压之外，又答应召开咨议性的“国家杜马”(即议会)，作为缓兵之计，伺机扑灭革命。
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立宪民主党，为了窃取政权，采取狡猾的两面手法：一方面拿革命来恐吓沙皇，以取得某些改良，捞取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又非常害怕革命，害怕无产阶级“把枪支从右肩移到左肩”，因而极力与沙皇妥协，企图实现君主立宪，使革命半途而废。
敌人已经行动起来了，自由资产阶级也有了自己的策略，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也必须及时制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明确规定在这次革命的对象、动力，同盟军以及如何对待这些敌人和同盟军的总的方针和政策，以便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达到真正的彻底胜利。但是，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存在着两派，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派。它们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机关报。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向孟什维克提出了立刻召开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以便制定统一而周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孟什维克蛮横拒绝。于是，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亲自领导下，毅然在1905年4月间在英国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出单独召开了他们的分裂主义的代表会议。
两个大会，讨论的是同一个问题，但却通过了完全不同的、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
伦敦代表大会，在列宁亲自主持下，科学地分析了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这条路线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孤立资产阶级，必须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然后再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条发展革命、敢于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日内瓦代表会议却制定了一条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这条路线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能作为资产阶级的尾巴。通过议会斗争，用和平方式改良沙皇制度。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革命应该停顿下来，让资产阶级长期统治下去。这是一条害怕革命、叛卖革命的投降主义路线，是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变种。
大会以后，孟什维克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互相勾结，恶毒攻击列宁领导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掀起了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逆流。
当时，一贯“向修正主义者让步”的普列汉诺夫也跳出来竭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他以“中立者”自居，攻击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合法性，拒绝服从这次大会的决议，却又硬要布尔什维克同意他继续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第二国际执行局的代表，以便利用他在第二国际的地位和影响来干反布尔什维克的勾当。他向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发出信件，企图诱使各国社会民主党支持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孤立布尔什维克。
在俄国党内斗争的问题上，一贯偏袒孟什维克的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这时又起劲地支持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考茨基公开发表文章，诽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恶意歪曲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原则分歧，胡说什么“在这种时候争吵是犯罪”。他们又以“调解”为名，对布尔什维克施加压力，并妄图利用国际仲裁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原则立场，屈从于孟什维克。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使革命胜利发展，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不断写信给党中央和第二国际执行局，揭穿普列汉诺夫“中立”的假面具，要求撤消他原任驻国际执行局代表的资格，派遣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接替。列宁还写了《给莱比锡人民报编辑部的公开信》，揭露考茨基对孟什维克的庇护，抗议他对布尔什维克的无耻诽谤。列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立场，对于国际仲裁的强制性决定严加拒绝，粉碎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俄国党内斗争的干预。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发表
革命的发展，路线斗争的深入，迫切需要布尔什维克从理论上来全面阐明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是把革命引向胜利的必要条件。为此，1905年7月，列宁写了著名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在这本书中，列宁系统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深刻地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学说，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学说，武装斗争的学说，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学说以及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该书的主要论述是：
一、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孟什维克抄袭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观点，竭力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因而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充当这个革命的领导者，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应当力争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认为这样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规模缩小”。
列宁批判了这种机会主义谬论，全面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
1905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西欧十七、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它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革命。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而1905年俄国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阶段发生的。认清时代的基本特征，无产阶级在制定自己正确路线和策略时就有了根据。当资产阶级还是一个上升的进步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因此资产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他们利用工农群众的力量，进行了反封建的斗争。但是，即使在当时，他们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也往往是不坚定的，不彻底的，甚至出卖革命。
在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资产阶级已经从原先的革命阶级向反面转化，成为反动阶级，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而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起着历史上的主导作用，成为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
1905年革命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是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同封建、军事专制的沙皇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的反革命性更为突出。在革命中，它表面上偶尔也表示同情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为的是迫使沙皇让它参与政权；实际上它始终支持沙皇，共同扼杀革命。俄国资产阶级这种阶级存性决定了它根本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而深受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俄国无产阶级，最富有革命性，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按其地位来说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以它负有在俄国的一般民主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愿意民主革命获得彻底胜利。因为民主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543页。]
无产阶级要实现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把农民当作自己可靠的同盟军，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对农民进行领导的问题，离开了对农民的领导，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权，也谈不上什么民主革命的胜利。同时，只有彻底实行民主革命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因此，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同盟军。无产阶级为了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就必须提出和实行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土地纲领。第二，必须把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自由资产阶级驱逐出领导舞台，并使其孤立。资产阶级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可能领导革命，但它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要采用一切手段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因此，不坚决地排除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不把它彻底孤立起来，就不能把农民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者。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和孤立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实现对革命领导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孤立资产阶级，而只有孤立资产阶级，才能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
这样，列宁不仅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必要性、可能性，并且指出了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途径，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权的一般原则发展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完整的革命路线。
二、人民武装起义是夺取政权的根本道路。
孟什维克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一样，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否认武装起义的必要性，鼓吹可以通过“国家杜马”夺取政权的修正主义谬论。
列宁严厉地驳斥了这种反对武装起义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认为，人民武装起义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手段。“一切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政府就这样作过，而且从1月9日起就在全国各地一贯而顽固地继续这样作。”[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620页。]因此，无产阶级应该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这是保证人民对沙皇制度取得完全胜利、保证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 同上书，第610页。]。
为了引导群众去举行起义，列宁提出了一系列革命口号。例如，举行群众政治罢工，立刻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用革命手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一切民主改革，一直到没收地主土地等等。这些革命口号的精神在于放手发动群众，使群众毫无顾虑地采取各种手段去瓦解沙皇专制制度，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在号召群众举行武装起义的同时，列宁揭穿了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提出的立宪幻想。指出，政权还在沙皇手中的时候，立宪会议的任何决定都是可怜的空话；当国内战争已经开始，武装起义已经刻不容缓的时候，重复议会斗争的说教，就是出卖革命，背叛革命。
列宁又指出，武装起义的胜利不是革命的结束。起义胜利后，必须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临时政府，用革命武装巩固革命成果，镇压反革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总之，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才能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
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孟什维克搬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万里长城论”，胡说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将要出现一个漫长的停顿阶段，即资产阶级专政时期，这个时期要让资本主义“和平地”发展。无产阶级在此阶段主要是“积聚力量”，农民因受剥削而分化、破产，参加工人队伍，直到工人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时，社会主义革命才会到来。这样，他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割裂开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资产阶级，使革命半途而废。
列宁指出，俄国革命的两个阶段是必须加以区别的，但又是互相交错的，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列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作第一步，把社会主义革命比作第二步。他说：“我们必须尽快地走过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击溃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531-532页。]又说：“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34页。]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的，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托洛茨基说什么在帝国主义时代，农民作为私有者已是“落后的一帮”，没有多大的革命作用，无产阶级不能同农民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只能依靠“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取得政权。他主张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一次革命”，以建立不要农民的“工人政府”。这种谬论，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否定农民的革命作用，反对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列宁在批判这种反动谬论时明确指出：“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效劳于反动势力。”[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577页。]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了起来。一方面，要严格区分不同的革命阶段，首先必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绝不可跳过尚未完成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又要不断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的成果，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准备条件，以保证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及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集中地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无产阶级只有牢牢地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才能领导农民，武装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实现革命的转变。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列宁的这一著作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争取解放的指南。
革命的高潮和对待武装起义的两种不同态度
第三次党代会以后，在列宁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俄国革命迅猛发展，汹涌澎湃。1905年“五一”节期间，全俄二百多个城市二十二万工人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举行了政治罢工。5月12日，伊万诺沃·沃涅先斯克的七万工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工人政治罢工的巨大浪潮给农村以深刻的影响。1905年秋，许多地方爆发了农业工人大罢工。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影响了沙皇的军队。军队中不断发生革命的骚动和武装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起义。6月14日，起义水兵处决了反动军官，升起了红旗，并选出了三十人组成的军舰委员会来领导起义。第二天，“波将金号”开往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由于孟什维克的破坏，水兵们未能上岸同工人一起战斗，丧失了夺取政权的良好时机。沙皇政府对“波将金号”起义惊恐万状，立即调集全部黑海舰队前去镇压，起义士兵英勇斗争，奋战一周，最后因煤尽粮绝而失败。“波将金号”起义标志着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第一次有沙皇制度的一支巨大军事力量——一艘装甲舰——公开转向革命”[ 《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八卷，第527页。]。这表明革命洪流已经冲到沙皇专制制度最后的反动支柱——军队中去了。
沙皇政府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在运用暴力镇压的同时，又玩开立宪骗局，企图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8月6日，沙皇政府颁布了关于召开国家杜马的法令。列宁认为，在当时革命高涨的形势下，参加杜马，只会在群众中制造混乱，帮助沙皇政府欺骗人民，使人民离开革命斗争的道路。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抵制杜马的策略。由于实行这一正确的策略，沙皇政府的骗局破产了。
1905年秋，俄国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0月上旬，在莫斯科首先爆发了政治总罢工，铁路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几天内，全国四万公里的十四条铁路线上七十五万职工宣布总罢工，接着彼得堡工人也宣布政治总罢工。政治总罢工的浪潮迅速地扩展到全国所有的工业中心和城市，甚至发展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明斯克到海参崴，从伏尔加河流域到西伯利亚地区，一个一个工厂相继卷入了罢工，总计共有二千五百多个大工厂，二百多万人。十月全俄政治总罢工就这样开始了。在十月政治总罢工的日子里，无产阶级发挥了非凡的首创精神，创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士兵苏维埃和工农代表苏维埃。工人代表苏维埃是由各工厂代表组成的无产阶级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它不仅是罢工的领导机关，而且发挥了临时革命政权的作用。它冲破沙皇政府的“法治”，自行颁布法令，推行革命措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公开出版革命报纸，积极武装群众，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苏维埃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罢工运动，而全俄政治总罢工就成为武装起义的前奏。
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魂不附体的沙皇，大耍反革命两手：一方面下令军队“决不要放空枪，也不要吝惜子弹”，进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又制造新的政治骗局。10月17日，沙皇颁布了一个“宣言”，假惺惺地宣布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等自由，答应扩大选举权，成立具有立法权的杜马，妄图转移人民视线，阻止起义爆发。
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认为沙皇的“宣言”已实现了让他们参加政权的愿望，于是同沙皇政府一唱一和，大肆叫嚷革命已经结束。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组成了“十月十七日同盟”，称为十月党人。一部分自由派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建立了“立宪民主党”。他们鼓吹同沙皇合作，妄图用君主立宪的形式，捞取一官半职，保存沙皇专制制度，制止革命。
孟什维克跟在资产阶级屁股后面，为沙皇“宣言”大唱赞歌。他们胡说什么专制制度的旧枷锁已一去不复返，革命已经胜利，从此可以用立法、杜马和平地实现人民的要求。完全是一副“议会迷”的丑态。
布尔什维克及时发表了告人民书，彻底揭露沙皇政府的阴谋和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的谎言。告人民书指出沙皇颁布“宣言”是无产阶级进行英勇斗争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但是专制制度远没有崩溃，沙皇还掌握着政权。沙皇政府的“宣言”只不过是“假让步”，是丑恶的“滑稽剧”，它企图用一纸空文来麻痹工农的革命意志，以便赢得时间，聚集力量，伺机反扑。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发动群众，进入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
列宁为了发展革命形势，直接领导武装起义，于是在1905年11月从日内瓦秘密回国。列宁一回到彼得堡，就立即亲自领导党中央委员会工作，出席党的各种会议，写了十几篇关于武装起义的文章，要求全党认真研究军事，号召无产阶级积极投入战斗。在起义前，列宁派了布尔什维克小组到莫斯科去领导起义。莫斯科苏维埃遵照列宁的指示，进行了争取士兵、武装工人、捐款购置武器、制定作战计划和加强对战斗队的领导和训练等项工作。12月，莫斯科工人首先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工人迅速筑起街垒，同反动军队进行英勇搏斗。广大劳动妇女同男子并肩战斗。哪里街垒遭到破坏，哪里就建立起新的街垒，哪里有战士阵亡，哪里就有成批的新战士投入战斗，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但是，在起义的紧要关头，由于叛徒的出卖，党的莫斯科委员会被破坏，大多数成员被捕，使起义失去了领导核心；同时由于彼得堡苏维埃己被孟什维克所把持，他们反对武装起义，使莫斯科起义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在孟什维克的控制下照常工作，就使沙皇政府有可能把大批大批的军队调到莫斯科来镇压起义。这样，莫斯科起义工人经过九天殊死奋战，最后终于失败了。
除莫斯科外，其他各地区也相继爆发武装起义，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到处开展武装斗争。但所有这些起义都先后被沙皇军队所镇压。
对于十二月武装起义，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孟什维克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以老爷式的态度指责布尔什维克和群众，埋怨政治罢工“不合时宜”，又胡说什么起义的失败是不难预料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等等。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巴黎工人起义。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66页。]列宁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在1870年9月即巴黎公社成立半年以前，曾经警告过法国工人，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是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当群众已经起义了的时候，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训诫他们，向他们打官腔。”[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90页。]马克思对待决心冲天的无产阶级，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仍然热情洋溢地歌颂公社的业绩。而普列汉诺夫之流在俄国工人十二月武装起义以前，并没有发出过任何警告，当起义失败时，却又嘀咕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指责革命群众。列宁说，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怎么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相比呢？真是有天渊之别!
为了回击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对武装起义的污蔑攻击，列宁还指出：“为了使动摇不定和意志消沉的人取得教训，为了使背叛和脱离社会主义的人感到耻辱，我们要公开声明：工人政党认为，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1905年十月斗争和十二月斗争是巴黎公社以后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发展这种形式的斗争，才能保证未来革命取得胜利”[ 《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43页。]。
1905年俄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在俄国国内，它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锻炼和教育了革命人民，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无产阶级也在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如列宁所说的：“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84页。]在国外，“它唤起了整个亚洲的运动”，并“间接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58页。]。在这次革命的影响下，伊朗、土耳其、中国等都先后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1905年俄国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新时期的到来。
革命低潮时期列宁对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茨基的斗争
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由高潮逐步进入了退却时期。工人们且战且退，并多次从掩护战转入新的进攻。沙皇政府为了缓和尚在继续战斗的工人反抗，于1905年12月颁布了关于召开第一届国家杜马的法令，并于1906年4月正式开幕。杜马中讨论的主要是土地问题。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议案，要求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沙皇感到这届杜马很不驯服，强行把它解散，同时改组政府，任命斯托雷平为总理大臣。
沙皇政府虽然解散了第一届杜马，但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在1907年1月又召开了第二届杜马。布尔什维克抵制了第一届杜马，但参加了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列宁教导布尔什维克要善于根据客观形势来规定自己的策略。当革命处在高潮时，要善于进攻，当革命处在低潮时，要善于退却。由于当时革命已明显走向低潮，不存在抵制杜马的客观条件，所以，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参加杜马选举，以便利用杜马这个讲坛，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争取广大群众。在杜马中，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根据列宁的指示，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彻底改革的土地纲领，捍卫农民群众的利益。
由于布尔什维克参加了第二届杜马，使左派力量不断壮大。沙皇政府看到第二届杜马比第一届更不驯服，便捏造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策划“叛国政变”的罪名，非法逮捕了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六十五人，并在6月3日宣布解散第二届杜马。同时，它颁布了更加反动的选举法，以保证在第三届杜马中大量增加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这在历史上称为“六三政变”，标志着俄国1905—1907年革命已告结束。
“六三政变”后，俄国历史进入了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沙皇政府同所有反动党派结成了反革命的神圣同盟，疯狂对革命势力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用绞架、监狱、流放所，残酷镇压革命党和革命势力，实行白色恐怖。在经济上，资产阶级采用同盟歇业，集体解雇，降低工资，延长工时等方法肆无忌惮地剥削和奴役工人。在农村，他们培植富农经济，迫使广大农民破产和流浪。在思想上，疯狂地“围剿”马克思主义，咒骂革命，赞美叛变行为。总之，反动派运用各种手段，妄图扑灭革命运动。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在反革命势力猖狂进攻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大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或被枪杀，许多党的组织被破坏，党员人数急速下降。在革命高潮时期混进党内的“同路人”，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表现消沉、颓废、动摇，有的脱党，有的当了叛徒、特务。
在革命转折关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充满信心，毫不动摇地坚持革命斗争。列宁深刻地总结了1905年革命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俄国革命形势，确定了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的路线和策略。列宁认为，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新的革命高潮必将还会到来，因为引起1905年革命的那些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因素还在继续发生作用。所以，党必须坚持第三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但处于革命低潮时期，党必须采取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斗争策略。这就是说，必须从进攻转为防守，实行正确的退却，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为新的革命聚集力量。同时党又要善于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通过一切合法组织中的公开工作，来揭穿沙皇政府的实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为武装起义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因此，只要还有可能，社会民主党就要争取参加国家杜马，参加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这个反动议会，更不是幻想通过议会来取得政权，而是为了利用杜马讲坛来揭穿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揭穿自由资产阶级同沙皇的勾结，争取必动农民的支持。当然，在反动统治加强的情况下，秘密斗争是基本的，醉心于合法斗争是错误的。这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策略。
革命失败后，孟什维克被反革命暴力所吓倒。他们根本不相信革命会重新高涨起来，他们要求取消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取消革命。他们一心想要建立沙皇政府允许的、公开的、合法的“工人党”，并提出建立“公开的工人党”和“为公开党而斗争”等口号，主张只搞合法斗争，甚至不惜牺牲党的纲领、策略去换取合法地位，实行投降主义。这些人被称为取消派，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马尔托夫、唐恩等人。
列宁深刻地揭露了取消派背弃党的机会主义行径。列宁指出，取消派提出的口号，“按其阶级根源说来，是反革命的自由派的口号，这里面除了改良主义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70页。]。因此，党如果“不坚决反对那些要取消它，消灭它，否认它，背弃它的人，那它就会不能生存”[ 同上书，第459页。]。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波格丹诺夫之流的召回派。他们否认革命已经转入低潮的事实，反对党利用一切合法组织进行斗争，主张召回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召回在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工作的党员，所以被称为“召回派”。
列宁把召回派称为来自左的方面的取消主义，是变相的取消派。因为召回派不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他们反对利用一切合法组织、合法机会进行革命活动，就会使党脫离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实际上是取消党领导和教育人民群众的任务，因而就是取消革命，取消党。
当时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小撮所谓非派别分子，则伪装“超党派”，贩卖同机会主义和平相处的谬论，来为取消派、召回派效劳。1912年，托洛茨基拼凑了“八月联盟”，纠合取消派、召回派和其他反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和派別，疯狂地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
列宁无情地揭露了托洛茨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丑恶历史，指出他一贯在各派之间任意飞来飞去。忽而是激烈的孟什维克，忽而是个“左”的“不断革命”论者，昨天同经济派合作，今天又同取消派结成联盟。托洛茨基自命超出一切党派之上，其实比公开的取消派更卑劣，是一个“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86页。]。列宁把他比作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轻蔑地称他为“厚颇无耻的犹大什克·托洛茨基”[ 《厚颜无耻的犹大什克·托洛茨基》，《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20页]。
为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和策略，列宁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写了《几个争论问题》、《取消取消主义》等一系列著作，揭露和批判了这些机会主义的反动实质。
政治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总是和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密切相联的。取消派和召回派要取消党，背叛革命，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必然要把唯心主义作为掩盖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思想武器，必然要从根本上否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此，当时俄国的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大、巴札罗夫、尤什凯维奇等人联合起来，结成一条哲学上的反动的“联合阵线”，同国际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哲学家一起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波格丹诺夫等人于1908年连续地抛出了一系列的反动哲学著作，集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企图以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哲学来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为他们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马赫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俄国修正主义者之所以用马赫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是因为马赫主义有两块骗人的招牌。一块叫“科学的哲学”，就是披着科学的外衣，用一些空洞、含糊不清的名词术语把它的唯心主义实质掩盖起来，侈谈自己的哲学是最新自然科学的哲学。第二块叫“超党派”，标榜他们的哲学既反对唯物论，又反对唯心论，是超出两者之间没有党性的“中派”性质。马赫主义的这些特点，正适合俄国修正主义波格丹诺大之流“跪着造反”的需要。这些家伙要背叛马克思主义，但又不敢直截了当地讲出自己的观点；他们进行反党活动，又要装出一副“公正”面孔。所以他们用马赫主义为自己的叛党行为辩护，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修正主义者在思想战线上的猖狂进攻，使得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成为党的迫切的首要任务。为了彻底批判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反动哲学基础，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俄国的党和无产阶级，列宁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1908年列宁发表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哲学名著。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了从恩格斯逝世以来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经验和科学发展成果，深刻地剖析了马赫主义的反动哲学体系，给当时流行的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哲学思潮以毁灭性的打击，粉碎了修正主义的猖狂进攻。列宁在清算马赫、波格丹诺夫等反动哲学的同时，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马赫主义认为，世界是“感觉的复合”，人们不能知道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的存在。列宁尖锐地指出，这种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是主观唯心主义。它必然导致荒谬的唯我论。列宁明确地提出了两条对立的哲学路线。他说：“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6页]并且得出结论说：“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②这就告诉我们，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首先要承认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认识必须从客观存在出发，这是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础。
马赫主义认为，客观规律是主观自生的，是不可知的。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时指出：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的。在物质的现象和本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不承认这个重要结论，不弄清这个重要结论，把现象和本质割裂开来或等同起来，看不到物质运动的规律就会陷入唯心论的不可知论。“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 同上书，第100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142页。]
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的反动谬论时，科学地阐明了认识论中的辩证法。它告诉我们，物质是运动的，人的认识也要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把事物看成是静止的，把认识看成是一成不变的，那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
列宁还揭穿了马赫主义“无党性”的画皮，明确指出，哲学上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 同上书，第365页。]。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它用共产主义世界观进一步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党，使无产阶级坚定必胜信念，战胜各种困难，把革命进行到底。
列宁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不仅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且从组织上把他们清除出去。1909年6月，布尔什维克把召回派开除出党。1912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上，又通过了将取消派孟什维克开除出党的决议。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随后，托洛茨基的“八月联盟”也很快瓦解了。
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尖锐、复杂、艰苦的斗争，终于经受了反动时期的严峻考验，锻炼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了，领导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去迎接新的革命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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