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正午刊登了《东莞工厂里的心理咨询》,讲述了驻厂心理咨询师李晴的故事。从2006年起,李晴在东莞的工厂做了13年的驻厂心理咨询师,接待了数千例个案,见证了从八零后开始的三代工人的变迁。
这8年来,她发现珠三角工厂的男工越来越难娶到老婆,陷于严重的婚恋焦虑和性焦虑。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导致性别严重失衡,总量上男多女少;在某一个地区,出来打工的男女工人,往往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需求,很难匹配。于是,李晴想为工人专门打造一个全国性的公益婚恋平台,打破熟人介绍的壁垒,全国的打工者下载一个APP,就能在网络上自由地参加婚恋社群。
李晴说,正午的访谈让她重新开始思考工人的具体境况,而且,有了“打了鸡血般的热情”。她决定把这个狂想付诸行动。
时隔3个多月,正午想看看李晴的新计划进展如何。以下是她的口述:
李晴在抑郁症平台“渡过”的线下活动中做团体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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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5日,在去工厂上班的路上,读到了正午写我的文章《东莞工厂里的心理咨询》。停不下来,连续看了五六遍,看得掉眼泪。后来,有其他记者陆续要采访我,可是老生常谈,我不想再说了。正午故事的访谈,已经帮我打开了内心里更多的想法。
报道不知道对别人有什么帮助,反正让我有了动力,像打了鸡血一样,好像还可以干很多事情。我很想实现多年来的一个梦想——为中国的新生代工人成立一个婚恋社交平台。正午的文章点燃了我,觉得还是要为工人做点事情,“百想不如一做”。
对于来到异地打工的男性和女性,他们面对的人生阶段和问题不相同,在婚恋问题上遭遇的困难也不一样,需要分别对待。
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和养儿防老的习俗影响,中国的性别严重失衡,总量上是男多女少,男工很难找到老婆。一般而言,男的会往下找,女的是往上找。而在打工城市当地,虽然在写字楼的单身女性很多,工厂里的单身男性很多,但这两个群体的女性和男性几乎没有生活交集。
在婚恋中,房子、车子和彩礼是压在男性身上的三座大山。农村的风俗,一天不改,数量巨大的农村男性就会一直娶不到老婆。可是,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个群体和这些陋习。
有一个男工因为老婆三次出轨,走进了工厂的心理咨询室。每次出轨,他都用暴力来教训老婆。他自身的成长就伴随着父亲的家暴。女方第一次出轨的对象是一个未婚的男子,对方要她离婚,重组家庭,没离成。后来,女方又有了两次出轨。第三次时,这个男工坚持离婚了,瞒着双方父母,夫妻在不同的城市打工,俩孩子留在老家。他还有一个未婚的弟弟,需要家庭准备彩礼,如果他再婚,又需要彩礼。女方舍不得两个孩子,常常说要复婚,他很生气,气得长期睡不着,跑过来对我说,“如果有钱,娶得起老婆,绝对不会和她在一起。”
男工很难找老婆,除了整个社会的性别失衡、经济压力,还有各种原因,例如形象和性格。有些男工一进厂,就到处加女孩子的微信,相对机会就多些;可也有不少人天性比较沉默和内向。
我见过很极端的,一个来咨询的男工,他以前在别的城市上班,是设计公司的技术员,设计公司女同事太少,为了找女朋友,几年前他辞职了,来到东莞的工厂。尽管他并不需要省钱,仍然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就为了能多接触女性。可是,他性格内向,一见到女性就紧张,一直也没找到女朋友。他自己也很矛盾,对未来感到一片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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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女工比男工多,但是很多女工都早婚早育。女工结婚了,也不意味着她们比男工更幸运。在我的驻厂心理咨询室,我看过很多痛苦的已婚女工,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婆媳关系影响了夫妻感情。
我晚上才刚接待了一个个案,一个29岁的男工找我咨询了两个小时,我晚饭都没吃上。他和一个19岁的女工同居,生了一个孩子。女孩太年轻,没到法定年龄,结婚证都不能领。他和父母都在东莞打工,一起住在东莞的出租屋,共同生活了十年,小有积蓄。女孩是他的老乡,父母都在农村,家境很差。
女孩不能适应公婆的生活习性和脾气,就出去学美容,住宿舍,晚上不回家。婆婆在家里照料孩子,公公也还出去打工。男工觉得女孩不挣钱,不顾家。他辛苦挣钱,目标是回老家买房子。家里的内战让他焦头烂额,疲惫不堪。我劝他,两代人要分开住。但这是他不可能接受的方案,在他和家人的眼里,一个女人永远要去适应婆家的一切。
他对我抱怨,那个女孩不管孩子。我告诉他,“现在你妈妈才是你孩子的亲妈。”在他的家里,任何事情,包括养儿育女,老婆都没有话语权。在他们的眼里,孩子永远都是男方家庭的,老婆往往被边缘化。一个年轻的女孩,离开了原生的家庭,突然要和几个陌生的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他和父母已经磨合了几十年,有相似的习惯,可这个女孩是空降兵,没有心理支持,只是被要求适应。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外来打工者的情感问题,实际上是社区的问题。
我觉得女性的悲催,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和风俗。女性出嫁,就不再被认为是娘家人了。事实上,她们又很难真正地成为婆家人。在风俗特别有生命力的农村,女性何以为家?
今年的个案,情况特别严重,好多已婚女工在咨询时,都说不想活了。
有一个女工的爸爸曾是服刑人员,在她8岁时从监狱出来,她很害怕爸爸,又害怕妈妈把她卖掉,14岁时就辍学了,要留在妈妈身边生活。后来,她很年轻时就嫁到了农村,生了女儿。她和公婆的关系不好,感觉不被尊重,根本不像那个家里的人。于是,独自来东莞打工,逃离婚姻的束缚。 有一天,她老公来了东莞,说要带女儿去吃个饭,结果瞒着她把孩子带回了老家。3年过去了,她一直不能回去看女儿。
还有一个在各地工厂不停换工作的已婚女工,离开了老家,在上海、浙江打过工,然后,来了东莞。她和老公的感情一直不好,婆媳关系也不好。后来,碰到一个喜欢的男人,就出轨了。老公发现后,把她的所有衣服都烧了,但就是不同意离婚。
娘家觉得是丑事,父亲放话说,“少你一顿打!”她父亲一直是家暴施害者,至今仍然打她50多岁的母亲,她也被家暴。她和弟弟、妹妹的感情都很淡,整个家庭几乎没有情感支持。
她出轨的对象表态,她自己做决定,是否在他身边,都没关系。可是,她回不去了,又不知道去哪里好。她有两个孩子,但一直见不上。她很痛苦,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总觉得死了才能解脱。进厂没多久,她就来找我咨询。这两天,她又走了。
以前,出轨的女工是不敢来咨询的。现在,能来谈的,都是已经痛苦到无法忍受了,同时又觉得丢脸,对不起别人,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也会因此遭遇家庭暴力。工人群体出轨,和其他人群的出轨是一样的,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因为生活在底层,改变境况的可能性更小。
尽管如此,农村女性一直都是早婚早育。20多岁的女性,身边围满了人;过了30岁,就很难嫁得出去了。婚姻,对于很多男性而言,是基于明确的生育需要,有工具意义;而女性往往是想找一个真正的生活伴侣。
大部分的女工都是读了初中,进城打工几年。春节回家,父母安排和老乡相亲,春节前几天见面,觉得差不多,春节后就订婚,五一就回来结婚。我看到的,很多都是这样的节奏。这样的婚姻,往往欠缺感情基础,迫于家庭压力,为了婚姻而婚姻。生了孩子,女性就算完成了人生大事,就重新出来打工了。
这些年,很多工人是和父母共同在城里打工生活。他们是已经成长起来的流动儿童。他们把老家的各种亲戚都介绍过来打工,一个家族都依靠工厂生活,东莞工厂的氛围就像各地的大农村,等到春节,再浩浩荡荡回去。已婚的女工,就和这样一个流动的大家族一起生活。
有一个1996年出生的女工,已经生了三个孩子。我问她,“累不累?”“不累,我不用带。”那个表情很轻松。我感觉,女工早婚早育的命运,和留守儿童的问题,仍然在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工人这个群体,如果不读书改变命运,肯定是世世代代都在这个群体里打转。我们不能把这个群体都定位为“工人”,可能明天他们就去卖保险、做美容、卖楼盘、去做桑拿各种服务业……虽然不能统称体力劳动,但都还是低等技术的工作。
你看,来找我咨询的,都是悲伤的女人和伤心的男人。可能,也有不少婚姻幸福的工人,只是我没接触到。我个人觉得,工人的婚恋问题, 主要是因为圈子太窄了。人已经到了东莞,内心里仍然是村民。在工厂听到都是乡音,湖南人在一起,河南人在一起,都喜欢找老乡。他们也在一些婚恋网上征婚,有个男工在珍爱网上找到了一个自称是老乡的女性,结果被骗了7万块钱,是多年打工的积蓄。
因为这些,我觉得,太有必要为新生代工人专门搭建一个婚恋社交平台,提供婚恋的心理支持,帮助他们学会沟通,适应社会,打破老乡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婚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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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恋花俱乐部,这是我想做的新平台的名称。很多朋友说,名字太老土,像五、六十年代的夕阳红。我就是想让全国的工人都汇集在这里,特别是大龄的和离异的。
我自己给蝶恋花俱乐部写了宣传语:他们缺少正式、信任的⼼灵交流平台,缺乏深⼊关怀的社会⽀持系统,像⼀个个被抛⼊茫茫人海的浮萍,面临着婚恋、交友、人际、成长、发展等一系列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 我们是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也是热⼼的牵线⼈,婚恋帮手!
我下了决心要干这个事情,想在工厂里面先做实验。我给工厂发邮件,工厂的一名负责人把邮件转给了工会,叫我去和工会谈。工会一年会举办一次联谊活动,包一个咖啡厅,大概50多个工人报名参加。我想请工会把想找对象的工人的信息收集起来,安排一个月一次的活动,可工会说,很忙,晚一点再联系。我觉得,他们并不重视工人的婚恋焦虑,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就不再找他们了。
我找了一个“问卷星”,是一个线上的调查问卷,然后发在工人的微信群里。工人有入职培训,其中一门课就是我来主讲的心理健康。我给他们讲基础的心理健康知识,并且告诉他们,我是驻厂的心理咨询师,如果有心理问题可以找我。每讲一节课,我就会让新学员们组建一个群。我一般只组小群,几百个人的大群,无法有效交流。同一天入职的工人,毕竟见过面,有真实的感觉。
从3月14日到29号,半个月,就有50个工人提交了问卷。才4个女性报名,太少了,很是郁闷。比例就在这里,就算再收集资料,花更多的精力去宣传,也很难收集到合适的资料。
看调查问卷的姓名,有好多是曾经来找我咨询的男工,属于腼腆内向的类型;也有一些是其他城市的工人,IP地址显示,有山东济南、四川成都、湖南长沙、广东深圳、福建厦门、湖南怀化、重庆等地的。可能是工人们转发给自己的老乡了。
登记找对象的男工有20多岁的小伙子,也有30多岁的离异人士;4个女工都是30岁以上的,其中有两个是离异的。
关于择偶要求,很多男工把“孝顺父母、孝敬长辈”列在首位,也要求“善良、勤劳,会过日子”;而女工是要求“成熟、稳重、有责任心,不赌钱,不嫖”。至于不能接受的品质,男工列举了“不孝顺父母、离过婚的,出过轨的,欺骗和背叛、人品差,好吃懒做”;女工则填了“邋遢”和“花心”。
很多男工留言,催促我尽快安排相亲活动,提供跟异性见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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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我请了很多工人吃饭,希望组成相对稳定的圈子。可是,当我刚想进一步推进,很多人就离开工厂,没了踪影。有一个女工,在饭局上自发建了一个群,我以为她会长呆。前几天,我在深圳办事情,她给我打电话,我没顾上接。第三天,她说已经离开了。
工人的流动性实在太大了。有各种原因:相熟的老乡要走了;车间的噪音、气味无法忍受;害怕学不会,不能完成任务;和主管的关系紧张;工厂订单少了,薪酬太低或者其他的个人原因。有个兰州的女工,她的女儿是由姥姥在老家帮忙带。孩子特别爱发脾气,给她打电话说,“你再不回来,就过去杀了你。”她放心不下孩子,就回老家了。还有一个女工是因为出轨,被老公打,不得不回了老家。
每次新人入职,一个培训班就建一个微信群。50多个人,过几天就剩下30多个人了,再过一段时间,就没几个了。过完年,我在3月份培训了1300个工人,4月份培训了800个人,一年下来,大概有两万人,大部分人在一个地方只呆两三个月,最长的半年。到了年底,会走掉大部分。
留不住工人,让我很沮丧,很难通过持久的努力去完成一个事情。我的热情燃烧了一个月,一切又回归原样。每天,仍然是愁眉苦脸的工人来找我咨询。多数人咨询了一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在工厂呆得越久,内心就越不平静。女人在婚姻里面的痛苦,男人结不了婚的痛苦,作为工厂的心理咨询师,我现在每天倾听得最多的,还是这两个事情。
这么多年了,工人的境况没什么大的改变。我想离开一下工厂,希望驻厂的心理咨询室能有一个助理,每周助理呆两天,我呆三天。其余时间,我可以经营自己的工作室“幸福人生公益服务中心”,对外提供心理健康的咨询服务。
这个工作室几年前就成立了,可是一直都没认真经营起来。以前,我把咨询室设在我家里的书房。现在,我和一个身体理疗师合作,共同租了一个安静的空间,共两个房间。一个房间用来做身体理疗康复,针灸、艾灸等。另一房间就是我的心理治疗。房间摆了一张粉红色的理疗床,可以做催眠治疗;茶几和椅子是用于心理咨询。我设想的目标是“身心一体,幸福人生”。我想用自己13年的驻厂经验,为更多的企业、员工和社会人提供心理援助、心理健康知识、危机干预等专业的服务。
不过,我不会脱离工人。工厂的心理咨询师,仍然是我的常规工作,也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我还在为工人服务,“蝶恋花”项目也仍然是开放的,源源不断的工人在扫二维码进来。但一个网络平台,所有的事情都要归结为“功能”,每个功能的开发,都需要人力和财力。没有钱,也没有支持者,我一个人折腾不起来。很多男工留言,“什么时候给我介绍女朋友?”在我的内心里,这个项目很可能是“不了了之”。
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想改变工人的生活和想法,可是工人没有条件学习,或者不爱学习,自我设限,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后代也会是这样。谁都希望得到尊重,希望坐在办公室,可是大多数人,最后还是和自己的命运妥协了。
李晴的“幸福人生公益服务中心”工作室
在“幸福人生工作室”里的咨询空间
在“幸福人生工作室”里,摆了一张用来催眠的理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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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洁琪。来源:正午故事。责任编辑:黄芩)